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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焉不察、见惯不怪的惯性生活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它可以摧毁人对事物的惊奇与新鲜感，也可以摧毁人对事物的激动、痛苦、快乐，使人变得迟钝、冷漠、麻木。我对陈忠实就是这样的，因为长期交往、共事，因为在我们之间除了文学这根筋之外，还有那么多同事与同事、朋友与朋友、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经常会有的那么凡庸的事、琐碎的事、世俗的事，我也对他失去了面对一个陌生人那样的新鲜感和敏锐。正是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应一杂志之约，二十年前我写了一篇《重构一个陈忠实》一文，企图从文学和人格境界上还原一个陈忠实。在忠实离我们而去的今天，又有人约我写一下陈忠实，因为不愿与前文重复，我只好从我与他之间的关系写起。其实我也很想有这个机会，面对他的高贵的在天灵魂倾诉可能至今还被外界一些人误会，并也曾经一度被忠实兄误解，却在知天命之年之后又惺惺相惜的相识与交往。
一、初识与初交
因为多年在文学刊物编辑部评论组当编辑，日常如收稿、看稿、发稿工作量并不大，就开始对报刊杂志阅读的小说由口头评价到写成文字。投稿、退稿、发表，从未想到要、或者值得出一本书。到了九十年代初，文化、批评界的朋友们也兴起了出书风，哪怕花钱也得出一本书。出书花钱，花钱出书，而老家有父母、西安家中有三个正上学的孩子的我却是不愿，也拿不出几千乃至上万块钱。直到九O年间我听说陕西教育出版社因经营很好，有一个资助文学创作、理论批评作者的“又一村”丛书出版计划，我才编了一个约有20万字的论文集，忐忑不安地找到提出这计划的总编陈绪万先生，出了一本十五、六万字的论文集，不仅免费，因为营销成功，还发了五、六千元的稿费。以后又在其他出版社出了两本书，因为赔钱，稿费折成了近百本书，书也印得十分简陋，就有了能出一本在人前拿得出手的书的渴望，但也只是在心里。直到齐雅莉任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时，我虽已退休，但经常被招去参加部里一些文学会议，对我十分客气、亲和。在一次会议间隙，她很真诚地对我说：“李老师，你要有什么事要办，就直说，我会尽力去办。”看她真诚，我就有了勇气，说了我的渴望，想不到她慨然应诺：“省上有一笔出版基金，我给出版局吴局长说，实在不行我另想办法。”并说你现在就可以编了，编好有个预算告诉我，我很快就编了四卷本的文集，考虑到早在九一年我出第二本集子时，朋友晓雷就主动代我让路遥写了一篇序（我当时确实没有想到）；2004年贾平凹在出《朋友》一书时，发现他写“朋友”的文章里竟没有我，就匆忙写了一篇《李星》。大家就是大家，路遥写的《懂生活的评论家》，直击我批评的基本特征，贾平凹的文章只有七、八百字，却似乎发现了一个我自己也不知道的我，生动形象，直入神魂。陕西文学三大家，两家都有了文章，缺了陈忠实似乎不合适，就平生第一次主动打电话，以商量的口气，问他能不能写一篇序。不是为了拉大旗作虎皮，而完全是情感的需要。
这里要补叙的是，我此时与陈忠实一个时期以来，自感微妙的朋友关系。从1973年忠实在《陕西文艺》发表《接班以后》，和1974年的《高家兄弟》以后，我们就因互有好感有了一些交谈，但因我在编辑部评论组，不管小说，并没有更多的接触。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春的一天，担任了灞桥区文化局副局长兼文化馆长的他，突然通过公用电话说请我去给他们馆的文学爱好者讲一下文学和小说，除了會议即兴发言，这是平生第一次有人请我去讲文学。我自然客套一番，最后还是答应了。因为路不熟，交通又不顺，我换了一次车，上午九、十点在灞桥西下了车，忠实已在桥头等我，我说敢叫老兄接这么远，他说讲座的地方在街上一户人家的空屋子，你找不见。面对十几个基层文学爱好者，我讲了一个多小时，又同大家讨论了一些创作问题，已经过了十二点。忠实又领我去了他租住的一间土墙小屋，一床一桌一椅，自然十分简陋。当时他一月工资只有30多元，我最多50多元，他捅开冬天生火的炉子，给我和他每人下了一碗事先备好的手工面，吃的是他什么时候炒的葱和青菜，都很年轻，又都是农家子弟，他和我都感到十分自然。要知道，当时粮食定量，粗细粮有比例，还多亏了他在村子有地，能吃一碗白面捞面条，已很难得了。记得饭后，我们挤在他的比单人床稍宽的床上，先是聊天，后来就都睡着了。等醒来时喝了杯热茶，竟然到了四、五点钟。他还是坚持要送我到桥西的车站，在从灞桥东头到西头的过程中，陈忠实第一次说了对我讲座的看法：“今天你讲的其他，我都知道，就是你说的对人物进行心理分析、心理描写，要从平时把握自己心理，分析自己心理开始练习，对我很有启发。”听到他这句话，我忐忑的心才放下来，自己究竟说了一个让老陈记住的话。这时残冬犹在，西斜的太阳已经距桥对面远处西安市区的建筑和树木很近了，红中带黄。不知为什么，这红中带黄的苍白的太阳，同忠实在桥上平静的对话和漫谈，却深印在我记忆的深处。可能是因为一个已经写出了很好的小说，平时谨言慎行的兄长，那么郑重地肯定了我的原因吧。
此次灞桥之行的第二年三四月，陈忠实又捎话给我，约请路遥、邹志安、郭京夫和我等七八人周末去灞桥观赏“霸柳风雪”。由于“文革”影响，只有灞桥东侧通街巷的路边有数棵新栽不几年的单薄的柳树，时令似乎已过，并无所谓柳絮飞雪，只看见带叶的新枝在微风中摇曳。活动的主要项目是在他租住的农家喝啤酒，吃酱猪头肉。肉盛在大如缸盆的老瓷碗中，喝酒的碗小一些，用的是农村人过事盛菜的粗浅的装碗。一群青春正旺的文学青年，坐在房东家的长板凳上，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大声嚷嚷，已经记不得当天谈话的内容了。我因不善饮酒，在旁边孤独地看着贴在一面土墙中间16开白纸上，陈忠实用毛笔书写的“乡风”两个大字，才知道那个时候，他已经练字了。主食吃的是陈忠实从外边买的大白馒头，好像没有准备菜，直接用馒头夹猪头肉。
一九八二年，经多方努力，忠实的工作关系调进了作协，八四年还在前楼分了一套两室无厅的房子，里面只支了一架从单位领来的旧单人床，后来还配了桌椅。忠实进城开会回不去时，晚上就住在那里，吃的是自带干粮。如果只开上午半天会，他就来老婆孩子已进西安的我后院五楼的家中蹭一顿午饭，有啥吃啥，西红柿鸡蛋面、糊涂面、烩面片，匆忙填饱肚子就赶车回西蒋村，或出去办家人安顿给他的事。有一次听说他也爱吃包谷面搅团，而我家中却没有农村人送的新玉米面，他说，只要是搅团，粮站买的面也行。因为粮站的面太陈了，而且带着苦味，汤也只是葱花青菜汤，见他进来，我忙道歉。他却说：“就这，咋也比面好吃。”当我把浇了菜汤的一碗“水围城”端给他时，他也不说话，呼噜噜几口就喝光了，还让再盛一碗。连我这个爱吃搅团的人也吃惊不小。他曾经对我说：“咱两个人的老婆都曾是农民，对咱们是粗放饲养，人家畅广元、王仲生的老婆是知识分子，是粗细饲养。” 二、因《白鹿原》而深交
他和我关系的深入是九三年的夏天，《白鹿原》一鸣惊人以后的一天中午，我俩从办公院穿过张学良公馆北侧的建国三巷，走回家属院，准备各自回住在同楼不同单元的家，在过他住的单元时，他突然说，你不回去了，到我家凑合一顿。因见他诚恳，又好像有话要说的样子，我就答应了。到了他家，除了儿子上学未归，妻王翠英和两个女儿黎力、勉力都在，吃的大概是面条，只是菜比我家切的细致，他好像还开了瓶啤酒，给不能喝的我的一只杯中也倒了一点。他举起杯子正要喝下去时，他却突然停下来说：“今天是阴历六月×日，实际上是我的生日，正式庆祝是阳历日子，不算庆祝，叫李星过来是心里高兴。”说完这句，他突然面向两个女儿，郑重地说：“以后你李叔就是我的朋友，也是你们的长辈，咱家的朋友，你们也要尊重他。”
其实他的两个女儿因为与我的两个女儿年龄相近，已是朋友了，可能还因为我和自己父亲的关系及对《白鹿原》的喜爱，以她们的年龄也感觉到了，对我早已十分亲近。并对我女儿说：“我爸平时对我们很严厉，不像你爸对你们那么随和，我们都喜欢李叔。”大概过了几年，勉力因一桩事故意外受伤，在作协北边的商业职工医院手术，忠实痛不欲生，茶饭不思，心脏竟出了问题，被医生留住输液医治。他托大女儿黎力将我叫到医院，一边输液，一边痛苦地自责，担心是因为自己工作得罪了人才连累了女儿。那天我同其妻王翠英、黎力在忠实病床边坐了一个上午，亲如家人，说了许多家常话。
我同忠实之间一度出现的隔阂和误解是在忠实当了主席，成为作协事实上的一把手之后。我一向认为，作协机关是个文学闹市，许多人看起来忙忙碌碌，实际上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并不关系国计民生，以陈忠实的影响完全没有必要介入到这些具体事物中去，只要把握住方向和在重要事情上指导一下就行了。我多次劝他：“人心不足蛇吞象，你办了十件好事，一件事不遂人愿，就把人得罪了。作为一个大作家，何必把自己的人缘、好心贴赔进去。”他开始还能一言不发，到后来就渐渐疏远了我。虽然如此，1995年10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全国中年作家座谈会，一个省只能有两个作家名额，忠实却派了并不创作的我和高建群，我因之成为出席这次会议的唯一一位有评论家身份的代表。也正是这段时间，我九十多岁的父亲在兴平老家去世，我向办公室请假回家葬父亲，并没有告诉忠实，想不到第三天他却同李国平驱车数百里到我家吊唁、慰问，车顶上路过咸阳买的大花圈，已被风吹得几乎剩下了竹架子。我知道虽然说不到一起了，但他在内心却从未忘记我这个朋友。2005年我儿子结婚，我并未惊动太多的朋友，他本来可以大小送一份礼就足够了，却亲临婚宴，并一坐到底。
三、生死见真情
在1995年大连会议过后的十一月份，我应中国作协之邀首次参加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初评工作，由从北京市作协调来不久的陈建功主持。第一次参加如此重要的评奖，我特别认真负责，每日上下午和看完“新闻联播”后的晚上都读书、开会。大概厨师是南方人，又已入冬天，当时鲜菜很少，每天几顿饭都是浇了黄糊糊甜汁的炸冻鱼、冻鸡，面食很少，我吃不惯。到十几天会议结束，我已累得头晕腰弯。回到西安没过几天，就有了病的迹象，白天精力涣散，晚上整夜睡不着觉，吃了许多镇静的药不仅毫无效果，而且越来越严重，走在街上看周围人都变了形，晚上一躺下就噩梦连连，汗水湿被，起来一看表才过了几分钟，坐起来，一会儿又困得不行，才躺下又被恶梦惊起。如此过了几十天，已到1996年了，春节临近，我依然度日如年，生不如死，痛苦不堪，就有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听专家说精心筹划自己自杀是此病的主要特征）。在一个周日的早晨，我溜出家属院大门，进了有一张小床的办公室，用电热杯烧好开水，写完叮嘱忠实等朋友关照家人的遗嘱，放在案上显眼的地方，然后吞食了前些日子开的一整瓶安定自杀。因为一个冬天我未在这张床上睡过，这里无被子，只有一件单位发的偶尔值班的棉大衣，身上就盖着它，半截腿和脚仍露在外边。这时刚过了七点。满以为从此就长睡不醒告别人生苦难了，并毫无留恋。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感到尿憋脚冻，就想坐起来小便，想不到脚刚伸下床，我就昏倒了，并砸倒了放在床边的藤椅。朦胧中听到对门的陕北诗人远村跑出来，推门不开，就透过窗子惊呼。等再一次醒来，我已知道自己坐在一辆小车后排，身子靠的是陈忠实。据远村后来讲，他从窗户上看到躺在地上的我，先去家属楼上告诉了礼拜天正好在家的陈忠实，忠实马上让他去通知我家，因我儿子上班已走了，就喊上住在他楼下的《延河》杂志主编徐岳，三个人一起抱着我坐上出租车，就近去了几家医院，人家都不收，最后才送到部队办的西京医院。等我又一次醒来时，已经到了这天的子夜，忠实、徐岳累了一天都走了，搀扶我上厕所的是徐岳的大儿子小卫和我儿子。后来才听李国平讲，因为此前已有医院诊断我是抑郁症，忠实将他和作协年轻的副秘书长徐晔叫去叮咛：“你们俩以后啥都甭干，就领着李星治病。哪里能治就去哪里，他要找地方疗养，想去啥地方就去啥地方。单位没钱，我上省委要。”更令我刻骨铭心的是他当众说的一段话：“作家常常是自己冒出来的，而评论家却是长期积累，熬出来的威信，文坛才承认的。不是你读过些文学书，能写文章就是评论家。”在我治病期间，已回乡下的他特意委托妻子王翠英送来了他新出的散文集，并在扉页上写着：“衷心祝愿你能像以往那样神采飞扬！”
那个时候，社会上还有许多人对忧郁症没有科学认识，认为是想不开所致。单位也有人议论，李星是嫌忠实没有提拔他；更有人甚至认为我是藉此向老陈“撂挑子”。但以上的言行都无可辩驳的证明，忠实的心到底有多大，站得有多么高！对我寄托了多大的希望和期待。正如他在给我的文集序言中所说的：“自从李星电话告知要出文集并约我写文章的那一刻起，短暂的兴奋之后便陷入犹豫不定的矛盾心理，是侧重于李星文学评论的贡献和评价，还是偏重于几十年来我所看见的评论家李星，包括个人的友谊和情感竟一时难以决断难以下笔。后来促使我作出倾向性偏转，既有理性的判断，也受情感的驱使，理性地估价和评论李星对新时期文学，特别是陕西作家创作发展的强力促进，早已形成超出文学圈的普遍性社会影响，早有公论；李星对我创作的真诚关注和以文学为纽带的友誼，却只有我直接的感知，我不逮住这个机会表达出来，就可能留下遗憾……我回想从认识到相处30多年的人生历程，共同经历多少事，说过多少话，写一本不厚的书也足够了，于是便筛选，似乎没有多少工夫……”这里传达出的关爱和深情厚谊，与2000年前后他当面对我说的：“回想几十年与你我之间的点点滴滴，我记住的都是温暖的。”源自同一种对我们之间由文学事业所结成的从未间断的友谊，它们是否还包涵着他对当初误解的化解和补偿。对于陈忠实这样耿介刚强，谨言慎行的关中汉子来说，能如此对一个他曾经一度恨铁不能成钢小几岁的朋友来说，是多么难得啊！被他的深情所融化的我也终于理解了当时他是怀着多么大的决心，要重建省作协威信和作用的努力，兑现他在荣任省作协主席以后所许诺的：要让陕西作家有一个好的写作环境，有白馍有肉吃，努力实现有大关怀、大气魄、大作品的目标啊！而正在他以理想主义者的精神为此而竭尽全力时，我却以私谊而慑于世故，劝他明哲保身，当个“德高望重”的和事佬，怎能不让他伤心、烦恼，甚至产生误解？ 我想到了人与人之间什么样的关系才能叫朋友关系？政治上的联合结盟叫朋党，利益上的结盟叫互相利用，丧失自己人格的投靠叫攀附，为这一个朋友出卖另一个朋友是背叛，无原则的吹捧叫媚友。只有葆有自己人格的独立性，勇于向对方敞开心扉，并能批评对方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和而不同”，“朋而不党”正是为古圣贤称道的最高朋友境界。忠实和我的关系，起先是生长环境、性格习惯大致相同的亲近，后来发展为事业理想的相互理解、相互激励。虽然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曾经产生过误会，一度有所疏远，但可贵的是，初衷始终未改，困难时能够从对方身上找到温暖、安静，在关键时刻伸手相助。
四、告别老友
其实，在此前三、四年身体就向忠实发出了几次严重的警告，但他却总是头痛医头，治治标而已。不愿彻底住院检查。2015年3月我电话请他参加教育家丁祖怡逝世三周年纪念会，他说老丁是个好人，当年就写过他的文章，现在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了。我说，这几年你老说自己有病，很少出来活动，我看你好好的，这样不病也闹出病来。他无奈地说：“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过了一个多月，我就听到了他患癌住院的消息，我当即赶到医院，看到他像1993年夏在半间屋的凉草席床上午睡的样子，情绪尚好。就找了一些有关他的孙子与我的外孙已很亲密，他们之间以幼稚的口气怎么互相吹嘘自己的爷爷，他孙子怎么聪明，怎么已经表现出领导力，将来也是个领导的趣事，以及同我住一个楼的他的儿子、儿媳、孙子已视我为亲人的话逗他开心，他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其实，我最担心是他因想不开而影响情绪加重病情，就提到了他在路遥追悼会上智慧的讲话，说现在命运的石头砸中了咱自己，你我都七十多岁了，比路遥多活了二十多年，现代科学发达，坚持一下，就八十了，也没有多少遗憾了。他应该是听进去了，一脸的释然。送我出来的时候，陈勉力对我说：“李叔你放心，我爸是个作家，他不会想不开的。”
中间我几次打电话问他的病情，想去看他，遇见他情况好时，就说几句鼓励的话，遇到他情况不好时，我自己先忍不住，泣不成声，他反倒安慰起我。得到他逝世的消息，我给勉力打电话说：“不要太难过，你爸解脱了，再不受苦了，照顾好你妈。”追思会上，我开始尚能强忍住，但当走到他视我如亲人的两个女儿、儿子、儿媳、孙子面前时，黎力一声略带哭腔的“李叔”，却突然令我痛声大哭，难以自抑。
诗人薛葆勤在《您走的时候……》诗中写道：“白鹿走的时候，留下了一片原/你走的时候，留下了一座山/你在的时候我们读书/读你的沧桑，读你的厚重/讀一个民族的苦难/挥挥洒洒溢光流澜/你走的时候我们读人/读你的刚正读你的坦诚/读一座山的伟岸/星星点点风光无限”……站立时是一颗大树，躺下时是一座大山。作为一个你生前常常自谦自嘲的“高中生”，你发奋图强，自强不息，历尽种种挫折和磨难，终于攀登上文学的高峰，留下了一部不朽的《白鹿原》和永远光辉灿烂的人格品德。敬爱的忠实兄，安息吧！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一、初识与初交
因为多年在文学刊物编辑部评论组当编辑，日常如收稿、看稿、发稿工作量并不大，就开始对报刊杂志阅读的小说由口头评价到写成文字。投稿、退稿、发表，从未想到要、或者值得出一本书。到了九十年代初，文化、批评界的朋友们也兴起了出书风，哪怕花钱也得出一本书。出书花钱，花钱出书，而老家有父母、西安家中有三个正上学的孩子的我却是不愿，也拿不出几千乃至上万块钱。直到九O年间我听说陕西教育出版社因经营很好，有一个资助文学创作、理论批评作者的“又一村”丛书出版计划，我才编了一个约有20万字的论文集，忐忑不安地找到提出这计划的总编陈绪万先生，出了一本十五、六万字的论文集，不仅免费，因为营销成功，还发了五、六千元的稿费。以后又在其他出版社出了两本书，因为赔钱，稿费折成了近百本书，书也印得十分简陋，就有了能出一本在人前拿得出手的书的渴望，但也只是在心里。直到齐雅莉任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时，我虽已退休，但经常被招去参加部里一些文学会议，对我十分客气、亲和。在一次会议间隙，她很真诚地对我说：“李老师，你要有什么事要办，就直说，我会尽力去办。”看她真诚，我就有了勇气，说了我的渴望，想不到她慨然应诺：“省上有一笔出版基金，我给出版局吴局长说，实在不行我另想办法。”并说你现在就可以编了，编好有个预算告诉我，我很快就编了四卷本的文集，考虑到早在九一年我出第二本集子时，朋友晓雷就主动代我让路遥写了一篇序（我当时确实没有想到）；2004年贾平凹在出《朋友》一书时，发现他写“朋友”的文章里竟没有我，就匆忙写了一篇《李星》。大家就是大家，路遥写的《懂生活的评论家》，直击我批评的基本特征，贾平凹的文章只有七、八百字，却似乎发现了一个我自己也不知道的我，生动形象，直入神魂。陕西文学三大家，两家都有了文章，缺了陈忠实似乎不合适，就平生第一次主动打电话，以商量的口气，问他能不能写一篇序。不是为了拉大旗作虎皮，而完全是情感的需要。
这里要补叙的是，我此时与陈忠实一个时期以来，自感微妙的朋友关系。从1973年忠实在《陕西文艺》发表《接班以后》，和1974年的《高家兄弟》以后，我们就因互有好感有了一些交谈，但因我在编辑部评论组，不管小说，并没有更多的接触。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春的一天，担任了灞桥区文化局副局长兼文化馆长的他，突然通过公用电话说请我去给他们馆的文学爱好者讲一下文学和小说，除了會议即兴发言，这是平生第一次有人请我去讲文学。我自然客套一番，最后还是答应了。因为路不熟，交通又不顺，我换了一次车，上午九、十点在灞桥西下了车，忠实已在桥头等我，我说敢叫老兄接这么远，他说讲座的地方在街上一户人家的空屋子，你找不见。面对十几个基层文学爱好者，我讲了一个多小时，又同大家讨论了一些创作问题，已经过了十二点。忠实又领我去了他租住的一间土墙小屋，一床一桌一椅，自然十分简陋。当时他一月工资只有30多元，我最多50多元，他捅开冬天生火的炉子，给我和他每人下了一碗事先备好的手工面，吃的是他什么时候炒的葱和青菜，都很年轻，又都是农家子弟，他和我都感到十分自然。要知道，当时粮食定量，粗细粮有比例，还多亏了他在村子有地，能吃一碗白面捞面条，已很难得了。记得饭后，我们挤在他的比单人床稍宽的床上，先是聊天，后来就都睡着了。等醒来时喝了杯热茶，竟然到了四、五点钟。他还是坚持要送我到桥西的车站，在从灞桥东头到西头的过程中，陈忠实第一次说了对我讲座的看法：“今天你讲的其他，我都知道，就是你说的对人物进行心理分析、心理描写，要从平时把握自己心理，分析自己心理开始练习，对我很有启发。”听到他这句话，我忐忑的心才放下来，自己究竟说了一个让老陈记住的话。这时残冬犹在，西斜的太阳已经距桥对面远处西安市区的建筑和树木很近了，红中带黄。不知为什么，这红中带黄的苍白的太阳，同忠实在桥上平静的对话和漫谈，却深印在我记忆的深处。可能是因为一个已经写出了很好的小说，平时谨言慎行的兄长，那么郑重地肯定了我的原因吧。
此次灞桥之行的第二年三四月，陈忠实又捎话给我，约请路遥、邹志安、郭京夫和我等七八人周末去灞桥观赏“霸柳风雪”。由于“文革”影响，只有灞桥东侧通街巷的路边有数棵新栽不几年的单薄的柳树，时令似乎已过，并无所谓柳絮飞雪，只看见带叶的新枝在微风中摇曳。活动的主要项目是在他租住的农家喝啤酒，吃酱猪头肉。肉盛在大如缸盆的老瓷碗中，喝酒的碗小一些，用的是农村人过事盛菜的粗浅的装碗。一群青春正旺的文学青年，坐在房东家的长板凳上，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大声嚷嚷，已经记不得当天谈话的内容了。我因不善饮酒，在旁边孤独地看着贴在一面土墙中间16开白纸上，陈忠实用毛笔书写的“乡风”两个大字，才知道那个时候，他已经练字了。主食吃的是陈忠实从外边买的大白馒头，好像没有准备菜，直接用馒头夹猪头肉。
一九八二年，经多方努力，忠实的工作关系调进了作协，八四年还在前楼分了一套两室无厅的房子，里面只支了一架从单位领来的旧单人床，后来还配了桌椅。忠实进城开会回不去时，晚上就住在那里，吃的是自带干粮。如果只开上午半天会，他就来老婆孩子已进西安的我后院五楼的家中蹭一顿午饭，有啥吃啥，西红柿鸡蛋面、糊涂面、烩面片，匆忙填饱肚子就赶车回西蒋村，或出去办家人安顿给他的事。有一次听说他也爱吃包谷面搅团，而我家中却没有农村人送的新玉米面，他说，只要是搅团，粮站买的面也行。因为粮站的面太陈了，而且带着苦味，汤也只是葱花青菜汤，见他进来，我忙道歉。他却说：“就这，咋也比面好吃。”当我把浇了菜汤的一碗“水围城”端给他时，他也不说话，呼噜噜几口就喝光了，还让再盛一碗。连我这个爱吃搅团的人也吃惊不小。他曾经对我说：“咱两个人的老婆都曾是农民，对咱们是粗放饲养，人家畅广元、王仲生的老婆是知识分子，是粗细饲养。” 二、因《白鹿原》而深交
他和我关系的深入是九三年的夏天，《白鹿原》一鸣惊人以后的一天中午，我俩从办公院穿过张学良公馆北侧的建国三巷，走回家属院，准备各自回住在同楼不同单元的家，在过他住的单元时，他突然说，你不回去了，到我家凑合一顿。因见他诚恳，又好像有话要说的样子，我就答应了。到了他家，除了儿子上学未归，妻王翠英和两个女儿黎力、勉力都在，吃的大概是面条，只是菜比我家切的细致，他好像还开了瓶啤酒，给不能喝的我的一只杯中也倒了一点。他举起杯子正要喝下去时，他却突然停下来说：“今天是阴历六月×日，实际上是我的生日，正式庆祝是阳历日子，不算庆祝，叫李星过来是心里高兴。”说完这句，他突然面向两个女儿，郑重地说：“以后你李叔就是我的朋友，也是你们的长辈，咱家的朋友，你们也要尊重他。”
其实他的两个女儿因为与我的两个女儿年龄相近，已是朋友了，可能还因为我和自己父亲的关系及对《白鹿原》的喜爱，以她们的年龄也感觉到了，对我早已十分亲近。并对我女儿说：“我爸平时对我们很严厉，不像你爸对你们那么随和，我们都喜欢李叔。”大概过了几年，勉力因一桩事故意外受伤，在作协北边的商业职工医院手术，忠实痛不欲生，茶饭不思，心脏竟出了问题，被医生留住输液医治。他托大女儿黎力将我叫到医院，一边输液，一边痛苦地自责，担心是因为自己工作得罪了人才连累了女儿。那天我同其妻王翠英、黎力在忠实病床边坐了一个上午，亲如家人，说了许多家常话。
我同忠实之间一度出现的隔阂和误解是在忠实当了主席，成为作协事实上的一把手之后。我一向认为，作协机关是个文学闹市，许多人看起来忙忙碌碌，实际上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并不关系国计民生，以陈忠实的影响完全没有必要介入到这些具体事物中去，只要把握住方向和在重要事情上指导一下就行了。我多次劝他：“人心不足蛇吞象，你办了十件好事，一件事不遂人愿，就把人得罪了。作为一个大作家，何必把自己的人缘、好心贴赔进去。”他开始还能一言不发，到后来就渐渐疏远了我。虽然如此，1995年10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全国中年作家座谈会，一个省只能有两个作家名额，忠实却派了并不创作的我和高建群，我因之成为出席这次会议的唯一一位有评论家身份的代表。也正是这段时间，我九十多岁的父亲在兴平老家去世，我向办公室请假回家葬父亲，并没有告诉忠实，想不到第三天他却同李国平驱车数百里到我家吊唁、慰问，车顶上路过咸阳买的大花圈，已被风吹得几乎剩下了竹架子。我知道虽然说不到一起了，但他在内心却从未忘记我这个朋友。2005年我儿子结婚，我并未惊动太多的朋友，他本来可以大小送一份礼就足够了，却亲临婚宴，并一坐到底。
三、生死见真情
在1995年大连会议过后的十一月份，我应中国作协之邀首次参加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初评工作，由从北京市作协调来不久的陈建功主持。第一次参加如此重要的评奖，我特别认真负责，每日上下午和看完“新闻联播”后的晚上都读书、开会。大概厨师是南方人，又已入冬天，当时鲜菜很少，每天几顿饭都是浇了黄糊糊甜汁的炸冻鱼、冻鸡，面食很少，我吃不惯。到十几天会议结束，我已累得头晕腰弯。回到西安没过几天，就有了病的迹象，白天精力涣散，晚上整夜睡不着觉，吃了许多镇静的药不仅毫无效果，而且越来越严重，走在街上看周围人都变了形，晚上一躺下就噩梦连连，汗水湿被，起来一看表才过了几分钟，坐起来，一会儿又困得不行，才躺下又被恶梦惊起。如此过了几十天，已到1996年了，春节临近，我依然度日如年，生不如死，痛苦不堪，就有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听专家说精心筹划自己自杀是此病的主要特征）。在一个周日的早晨，我溜出家属院大门，进了有一张小床的办公室，用电热杯烧好开水，写完叮嘱忠实等朋友关照家人的遗嘱，放在案上显眼的地方，然后吞食了前些日子开的一整瓶安定自杀。因为一个冬天我未在这张床上睡过，这里无被子，只有一件单位发的偶尔值班的棉大衣，身上就盖着它，半截腿和脚仍露在外边。这时刚过了七点。满以为从此就长睡不醒告别人生苦难了，并毫无留恋。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感到尿憋脚冻，就想坐起来小便，想不到脚刚伸下床，我就昏倒了，并砸倒了放在床边的藤椅。朦胧中听到对门的陕北诗人远村跑出来，推门不开，就透过窗子惊呼。等再一次醒来，我已知道自己坐在一辆小车后排，身子靠的是陈忠实。据远村后来讲，他从窗户上看到躺在地上的我，先去家属楼上告诉了礼拜天正好在家的陈忠实，忠实马上让他去通知我家，因我儿子上班已走了，就喊上住在他楼下的《延河》杂志主编徐岳，三个人一起抱着我坐上出租车，就近去了几家医院，人家都不收，最后才送到部队办的西京医院。等我又一次醒来时，已经到了这天的子夜，忠实、徐岳累了一天都走了，搀扶我上厕所的是徐岳的大儿子小卫和我儿子。后来才听李国平讲，因为此前已有医院诊断我是抑郁症，忠实将他和作协年轻的副秘书长徐晔叫去叮咛：“你们俩以后啥都甭干，就领着李星治病。哪里能治就去哪里，他要找地方疗养，想去啥地方就去啥地方。单位没钱，我上省委要。”更令我刻骨铭心的是他当众说的一段话：“作家常常是自己冒出来的，而评论家却是长期积累，熬出来的威信，文坛才承认的。不是你读过些文学书，能写文章就是评论家。”在我治病期间，已回乡下的他特意委托妻子王翠英送来了他新出的散文集，并在扉页上写着：“衷心祝愿你能像以往那样神采飞扬！”
那个时候，社会上还有许多人对忧郁症没有科学认识，认为是想不开所致。单位也有人议论，李星是嫌忠实没有提拔他；更有人甚至认为我是藉此向老陈“撂挑子”。但以上的言行都无可辩驳的证明，忠实的心到底有多大，站得有多么高！对我寄托了多大的希望和期待。正如他在给我的文集序言中所说的：“自从李星电话告知要出文集并约我写文章的那一刻起，短暂的兴奋之后便陷入犹豫不定的矛盾心理，是侧重于李星文学评论的贡献和评价，还是偏重于几十年来我所看见的评论家李星，包括个人的友谊和情感竟一时难以决断难以下笔。后来促使我作出倾向性偏转，既有理性的判断，也受情感的驱使，理性地估价和评论李星对新时期文学，特别是陕西作家创作发展的强力促进，早已形成超出文学圈的普遍性社会影响，早有公论；李星对我创作的真诚关注和以文学为纽带的友誼，却只有我直接的感知，我不逮住这个机会表达出来，就可能留下遗憾……我回想从认识到相处30多年的人生历程，共同经历多少事，说过多少话，写一本不厚的书也足够了，于是便筛选，似乎没有多少工夫……”这里传达出的关爱和深情厚谊，与2000年前后他当面对我说的：“回想几十年与你我之间的点点滴滴，我记住的都是温暖的。”源自同一种对我们之间由文学事业所结成的从未间断的友谊，它们是否还包涵着他对当初误解的化解和补偿。对于陈忠实这样耿介刚强，谨言慎行的关中汉子来说，能如此对一个他曾经一度恨铁不能成钢小几岁的朋友来说，是多么难得啊！被他的深情所融化的我也终于理解了当时他是怀着多么大的决心，要重建省作协威信和作用的努力，兑现他在荣任省作协主席以后所许诺的：要让陕西作家有一个好的写作环境，有白馍有肉吃，努力实现有大关怀、大气魄、大作品的目标啊！而正在他以理想主义者的精神为此而竭尽全力时，我却以私谊而慑于世故，劝他明哲保身，当个“德高望重”的和事佬，怎能不让他伤心、烦恼，甚至产生误解？ 我想到了人与人之间什么样的关系才能叫朋友关系？政治上的联合结盟叫朋党，利益上的结盟叫互相利用，丧失自己人格的投靠叫攀附，为这一个朋友出卖另一个朋友是背叛，无原则的吹捧叫媚友。只有葆有自己人格的独立性，勇于向对方敞开心扉，并能批评对方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和而不同”，“朋而不党”正是为古圣贤称道的最高朋友境界。忠实和我的关系，起先是生长环境、性格习惯大致相同的亲近，后来发展为事业理想的相互理解、相互激励。虽然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曾经产生过误会，一度有所疏远，但可贵的是，初衷始终未改，困难时能够从对方身上找到温暖、安静，在关键时刻伸手相助。
四、告别老友
其实，在此前三、四年身体就向忠实发出了几次严重的警告，但他却总是头痛医头，治治标而已。不愿彻底住院检查。2015年3月我电话请他参加教育家丁祖怡逝世三周年纪念会，他说老丁是个好人，当年就写过他的文章，现在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了。我说，这几年你老说自己有病，很少出来活动，我看你好好的，这样不病也闹出病来。他无奈地说：“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过了一个多月，我就听到了他患癌住院的消息，我当即赶到医院，看到他像1993年夏在半间屋的凉草席床上午睡的样子，情绪尚好。就找了一些有关他的孙子与我的外孙已很亲密，他们之间以幼稚的口气怎么互相吹嘘自己的爷爷，他孙子怎么聪明，怎么已经表现出领导力，将来也是个领导的趣事，以及同我住一个楼的他的儿子、儿媳、孙子已视我为亲人的话逗他开心，他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其实，我最担心是他因想不开而影响情绪加重病情，就提到了他在路遥追悼会上智慧的讲话，说现在命运的石头砸中了咱自己，你我都七十多岁了，比路遥多活了二十多年，现代科学发达，坚持一下，就八十了，也没有多少遗憾了。他应该是听进去了，一脸的释然。送我出来的时候，陈勉力对我说：“李叔你放心，我爸是个作家，他不会想不开的。”
中间我几次打电话问他的病情，想去看他，遇见他情况好时，就说几句鼓励的话，遇到他情况不好时，我自己先忍不住，泣不成声，他反倒安慰起我。得到他逝世的消息，我给勉力打电话说：“不要太难过，你爸解脱了，再不受苦了，照顾好你妈。”追思会上，我开始尚能强忍住，但当走到他视我如亲人的两个女儿、儿子、儿媳、孙子面前时，黎力一声略带哭腔的“李叔”，却突然令我痛声大哭，难以自抑。
诗人薛葆勤在《您走的时候……》诗中写道：“白鹿走的时候，留下了一片原/你走的时候，留下了一座山/你在的时候我们读书/读你的沧桑，读你的厚重/讀一个民族的苦难/挥挥洒洒溢光流澜/你走的时候我们读人/读你的刚正读你的坦诚/读一座山的伟岸/星星点点风光无限”……站立时是一颗大树，躺下时是一座大山。作为一个你生前常常自谦自嘲的“高中生”，你发奋图强，自强不息，历尽种种挫折和磨难，终于攀登上文学的高峰，留下了一部不朽的《白鹿原》和永远光辉灿烂的人格品德。敬爱的忠实兄，安息吧！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