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副总统亲自敲定高规格礼遇细节、纽约时报广场巨型屏幕播放欢迎宣传片、昔日老友迫不及待与之重逢……2012年2月，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访美，在美国上下掀起阵阵热潮。但回想当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还下令，美国代表团内任何人，都不得与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
　　生动对比，浓缩了一个时代的变化。这个变化，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整个世界。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曾断言承认“红色中国”将是美国“自由事业的灾难”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访问结束时，经历多个不眠之夜磨合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简称“上海公报”）问世，成为此后中美关系发展的首个指导性文件。在解释这一行动背后的战略思路时，尼克松说，“因为我们的利益要求如此……因为世界局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全球政治版图上，中、美、苏三国以原子武器支撑着冷战中的“恐怖平衡”。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被国内外压力弄得焦头烂额。中国领导人所必须面临的挑战，则是北部边境苏联的百万陈兵，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形势比人强”。中美两国领导人基于共同战略、安全利益的需要，打破20余年相互隔绝的坚冰，用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开启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新篇章。在曾为这一进程做出过历史性贡献的基辛格看来，“中美关系的建立，始于一个冷战策略，却最终发展成全球新秩序演变进程的重心。中国重回全球外交舞台、美国战略选择增多，都为国际体系带来新的生命力与灵活性……”
　　在“上海公报”之后，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82年8月17日，两国政府又就美售台武器问题发表“八·一七”公报。这三份中美联合公报成为日后中美关系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和制度保障。中美战略对话及由此演变而来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为20世纪后期的中美关系搭建了更为完善的沟通平台，“积极”、“合作”、“全面”成为中美关系的关键词。
　　数十个春秋过去，在这个被互联网包裹得越来越紧的地球村中，中美两国的关系从未如此重要，两国人民的交往和利益也从未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从东海岸的华盛顿到西海岸的洛杉矶，美国几乎所有热门景点中人数最多的游客群体都来自中国，每位中国游客的美国之行平均消费6000美元；在全美绝大多数大学中，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最多；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视汉语为最重要的必学外语，其中就有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女儿和副总统拜登的侄女、孙女；从美国港口庞大的起重机械到偏远乡村小店柜台内的针头线脑，“中国制造”俯拾皆是，一家美国公司曾发誓全用“美国制造”材料建房，却发现如此一来房子根本盖不下去……
　　利益矛盾也复杂地与之伴生。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经济发展阶段、地缘国际关系、价值理念……诸多差异，注定了中美两国间结构性矛盾的长期存在。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的迅猛发展成为让美国不知如何应对的难题。在它面前，美国国内顽固的冷战思维、不容他人挑战霸主地位的本能、自认为站在道德制高点的自负、国内党派政治争斗的伎俩等多种因素间歇性混合发作，在关乎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屡屡发难，使得两国关系屡经风雨。虽然美国从不承认“遏制”中国，但其种种动作又都表明，它确实已将不断壮大的中国视为“假想敌”。在今年年初发表国情咨文时，奥巴马总统就5次提及中国。除大选之年的国内政治盘算外，美国视中国为最大对手之虑溢于言表。
　　“风物长宜放眼量。”40年的风风雨雨早就告诉我们，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玩不得零和游戏，中美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除了努力寻求合作共赢，别无光明前途。中美两国都面临着一道极需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的世纪性难题：怎样才能走出一条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因为中国好，世界才好；中美关系好，世界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