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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腐败，违法犯罪，然后一逃了之，以为自此可以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事实上，那些贪官们出逃在外的生活并不如想象中美好，甚至他们中的很多人凄凄惨惨，惶惶不可终日。
不少人对今年的反腐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中的“丁义珍”印象深刻，曾经“风光无限”的副市长，逃亡国外却沦落到餐厅洗碗，甚至失去了生命安全与人身自由。其实“丁义珍”正是大部分潜逃官员的真实写照。他们曾经过着“锦衣玉食、前呼后拥”的日子，外逃后却隐姓埋名、过着“囚徒”般的生活。悔恨、焦虑、煎熬、孤独、绝望……这是潜逃官员被抓后说得最多的词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追逃追赃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胜利。截至2017年7月31日，我国通过“天网”行动已先后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3246人，其中原国家工作人员597人，追回赃款93.5亿元人民币。
为躲避追捕，他们居无定所，辗转各地
2015年4月，原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上海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戴学民被缉捕归案。14年前，戴学民因涉嫌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巨额资金潜逃出境。
戴学民先逃到了香港地区，短暂停留后经由韩国抵达美国，并希望移民美国，给外逃争取更多庇护。但移民官对其真实意图存在疑问，移民申请未能成功。
2001年8月，戴学民又逃往伯利兹，同年10月底，抵达英国，妻儿随后也持伯利兹护照到了英国。在英国期间，戴学民先后在证券公司和图书馆从事分析和整理资料的工作，交完房租，只能勉强度日。
在潜逃14年之久后，戴学民在安徽合肥被缉拿归案，成为“百名红通人员”公布后的首个落网人员。他说，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早已心中有数，“我也有回国过完下半生的梦想，所以决心回来，不管结果怎样，我也必须回来”。
2016年7月12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戴学民有期徒刑6年。
同样费尽心机外逃的还有沿海铁路浙江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总经理兼上海铁路局宁波枢纽指挥部指挥长陈金城。2010年4月，陈金城因涉嫌受贿罪被江西省检察院南昌铁路分院立案侦查。同年4月20日，陈金城外逃。
潜逃过程中，具有一定反侦查能力的陈金城扔掉了手机，中断了与家人的一切联系。一路上，他只坐汽车，不用身份证。由于长期与施工企业打交道，知道施工工地是监管薄弱环节，所以，每到一个地方，陈金城都是挑工地上的散活干，待一段时间就换个地方，非常谨慎。
这个曾经的副厅级干部辗转于我国十多个城市间，做过编织工、搬运工、搅拌工，扎过钢筋、挑过水泥、挖过地基，一天赚几十元到百余元不等，住的是工棚，吃的是盒饭，穿的是别人不要的旧衣物，“最惨的时候还住过桥洞，工作没做好，免不了挨骂，被人呼来喝去”。
2015年，东躲西藏5年后，陈金城坐大巴从湖北荆门来到武汉，住进了侄子家。他每天有个固定的任务，就是前往小区附近的幼儿园，去接侄孙女回家。9月2日，当他像往常一样打开房门，看到的却是蹲守在门口的办案民警。
被抓的那一刻，陈金城并没有特别的惊慌。他表示：感觉踏实了，终于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潜逃中，他们或死或伤
2015年，中央开展“天网”行动，曝光“百名红通”人员。辽宁省本溪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監察支队案件审理科原科长付耀波就是被通缉的一员。
2014年9月，付耀波因涉嫌共同贪污公款1930万元逃亡国外。他在出逃之前患有高血压、胃溃疡和胆结石。出逃圣格期间，付耀波结肠部位经常剧痛难忍，也不敢去医院。他13天辗转了5个国家，途中居住在一个极其破旧的旅店，门窗都没有玻璃，屋内温度在35℃以上，只靠一个小换气扇通风，连续几天高烧不退。到达目的地后，吃的第一餐是一根水煮胡萝卜。租的房子没有纱窗，开窗就要忍受大量的蚊虫叮咬，34℃至35℃的情况下也只能穿着长袖衣裤。饱受病痛折磨的他经常暗自流泪。
2016年2月，警方在加勒比海岛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首都金斯敦郊区的大山里将这名“百名红通”第39号嫌犯抓获。当警察来敲门时，付耀波表示：“外逃的16个月里，我每天都在恐惧、病痛、想家的日子里煎熬着，自己也时常想这样的日子还不如回国坐牢，我当即表示愿意回国接受调查。”
饱受折磨的付耀波等来了回国坐牢。这对于逃亡海外的贪腐人员却是最好的结局，因为有些人只能落得客死他乡的下场。
曾任上海海事局吴泾海事处出纳的顾震芳，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92万余元，于2000年10月逃亡泰国，被司法机关追逃多年。侦查人员通过“天网”行动了解到，顾震芳逃入泰国曼谷后，嫁给了一名右眼失明身患残疾的泰国人。2006年，面对积蓄花光、丈夫失业的窘境，顾震芳决定自己出来打工挣钱。没想到上班第一天，在企业宿舍打扫卫生时，意外触电身亡。
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振忠因收受贿赂等问题于2002年5月出逃美国。以前在福州被王振忠敲诈过的黑道人物，纷纷委托美国黑道向他追讨被敲诈的钱，并威胁说不还钱就砍掉他的脚。2005年下半年，惶惶不可终日的王振忠被查出罹患肝癌两年后在纽约因癌症死亡，临终前留下了一句话：“一切都是报应……”躲不过内心的煎熬，他们选择投案自首
2016年，四川省广安市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广安市交通运输局局长易图科投案自首。2002年4月，因涉嫌受贿，易图科在被审查期间选择潜逃。在潜逃的14年间，他先后辗转北京、上海、山东、云南、贵州、广东、重庆等地，每个地方都不敢停留太长时间。为了不被发现，易图科和家人朋友断了联系，他在藏身的城市打零工、卖报纸、捡破烂，靠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没有家人、朋友、没有固定住所，每天忍受着孤独带来的煎熬，甚至连母亲去世都不知道。“心里很难受，觉得亏欠太多”。审讯室里的易图科难掩心中的悔恨。“这么多年，最后悔就是当初选择潜逃”。当年意气风发的国家干部变成萎靡不振的颓废老人，投案自首对他和他的家人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忍受不了内心的煎熬，选择投案自首的还有湖南省安乡县财政局工资发放中心原主任兼社控办主任徐丽。2011年，徐丽因涉嫌贪污携款潜逃。逃到泰国后，徐丽白天不敢出门，夜晚噩梦缠身，要么梦见被抓，要么梦见女儿哭喊着“妈妈回来”，每次都是哭着醒来。“割舍亲情的剧痛和形单影只的凄冷如恶魔般折磨着我，逃到泰国的两个月时间里，我脸色苍白、头发脱落，整个人瘦了20多斤”。艰难地熬了3年，2014年7月，徐丽从泰国回国投案自首。
孤独的生活、内心的恐惧、精神的焦虑以及对家人的思念，使这些外逃贪官纷纷踏上归途。2012年4月，辽宁省凤城市原市委书记王国强擅自与妻子从沈阳机场出境去美国，出境后与国内失去联系。2012年6月，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王国强立案侦查。2014年12月22日，王国强回国投案自首。
在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表的《外逃腐败分子忏悔录》一文中，王国强这样描述自己的海外潜逃生活：“好多成语在这两年零八个月当中让我真正理解了内涵，比如说浪迹天涯、亡命天涯、生不如死、苟延残喘、过街老鼠等等，这些词我都是用身心来感受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潜逃生活对他来说就像过了28年一样，不敢与任何人联系，甚至连同在美国的女儿也不敢告知。
在美国期间，王国强与妻子住在不足十平方米的路边小旅舍中，整日不敢出屋，傍晚才敢步行到超市买点吃的。吃的都拣最便宜的买，时常以面包果腹，从未添置过衣服。旅舍中什么人都有，惊恐不安的他总是设想和准备着发生不测。心脏病发作时，他只能挣扎着在路边的小椅子上半坐半躺，连呼喊求助的力气都没有。
经历了这“漫长”的两年多时间以后，王国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奉劝那些出逃在外的人，钱不是万能的，内心世界才是最重要的。外逃是死路一条！
習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五年、十年、二十年都要追，要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自2014年6月成立中央追逃办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各部门的密切配合下，“打虎”“拍蝇”“猎狐”的纪录一再被刷新，天网撒向90多个国家和地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是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遏制腐败滋生蔓延的重要一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外逃贪官能把身体藏起来，却躲不过内心的煎熬。人总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与其东躲西藏，不如知错就改，早日踏上归程。（资料来源：央视网、人民网）
不少人对今年的反腐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中的“丁义珍”印象深刻，曾经“风光无限”的副市长，逃亡国外却沦落到餐厅洗碗，甚至失去了生命安全与人身自由。其实“丁义珍”正是大部分潜逃官员的真实写照。他们曾经过着“锦衣玉食、前呼后拥”的日子，外逃后却隐姓埋名、过着“囚徒”般的生活。悔恨、焦虑、煎熬、孤独、绝望……这是潜逃官员被抓后说得最多的词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追逃追赃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胜利。截至2017年7月31日，我国通过“天网”行动已先后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3246人，其中原国家工作人员597人，追回赃款93.5亿元人民币。
为躲避追捕，他们居无定所，辗转各地
2015年4月，原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上海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戴学民被缉捕归案。14年前，戴学民因涉嫌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巨额资金潜逃出境。
戴学民先逃到了香港地区，短暂停留后经由韩国抵达美国，并希望移民美国，给外逃争取更多庇护。但移民官对其真实意图存在疑问，移民申请未能成功。
2001年8月，戴学民又逃往伯利兹，同年10月底，抵达英国，妻儿随后也持伯利兹护照到了英国。在英国期间，戴学民先后在证券公司和图书馆从事分析和整理资料的工作，交完房租，只能勉强度日。
在潜逃14年之久后，戴学民在安徽合肥被缉拿归案，成为“百名红通人员”公布后的首个落网人员。他说，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早已心中有数，“我也有回国过完下半生的梦想，所以决心回来，不管结果怎样，我也必须回来”。
2016年7月12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戴学民有期徒刑6年。
同样费尽心机外逃的还有沿海铁路浙江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总经理兼上海铁路局宁波枢纽指挥部指挥长陈金城。2010年4月，陈金城因涉嫌受贿罪被江西省检察院南昌铁路分院立案侦查。同年4月20日，陈金城外逃。
潜逃过程中，具有一定反侦查能力的陈金城扔掉了手机，中断了与家人的一切联系。一路上，他只坐汽车，不用身份证。由于长期与施工企业打交道，知道施工工地是监管薄弱环节，所以，每到一个地方，陈金城都是挑工地上的散活干，待一段时间就换个地方，非常谨慎。
这个曾经的副厅级干部辗转于我国十多个城市间，做过编织工、搬运工、搅拌工，扎过钢筋、挑过水泥、挖过地基，一天赚几十元到百余元不等，住的是工棚，吃的是盒饭，穿的是别人不要的旧衣物，“最惨的时候还住过桥洞，工作没做好，免不了挨骂，被人呼来喝去”。
2015年，东躲西藏5年后，陈金城坐大巴从湖北荆门来到武汉，住进了侄子家。他每天有个固定的任务，就是前往小区附近的幼儿园，去接侄孙女回家。9月2日，当他像往常一样打开房门，看到的却是蹲守在门口的办案民警。
被抓的那一刻，陈金城并没有特别的惊慌。他表示：感觉踏实了，终于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潜逃中，他们或死或伤
2015年，中央开展“天网”行动，曝光“百名红通”人员。辽宁省本溪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監察支队案件审理科原科长付耀波就是被通缉的一员。
2014年9月，付耀波因涉嫌共同贪污公款1930万元逃亡国外。他在出逃之前患有高血压、胃溃疡和胆结石。出逃圣格期间，付耀波结肠部位经常剧痛难忍，也不敢去医院。他13天辗转了5个国家，途中居住在一个极其破旧的旅店，门窗都没有玻璃，屋内温度在35℃以上，只靠一个小换气扇通风，连续几天高烧不退。到达目的地后，吃的第一餐是一根水煮胡萝卜。租的房子没有纱窗，开窗就要忍受大量的蚊虫叮咬，34℃至35℃的情况下也只能穿着长袖衣裤。饱受病痛折磨的他经常暗自流泪。
2016年2月，警方在加勒比海岛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首都金斯敦郊区的大山里将这名“百名红通”第39号嫌犯抓获。当警察来敲门时，付耀波表示：“外逃的16个月里，我每天都在恐惧、病痛、想家的日子里煎熬着，自己也时常想这样的日子还不如回国坐牢，我当即表示愿意回国接受调查。”
饱受折磨的付耀波等来了回国坐牢。这对于逃亡海外的贪腐人员却是最好的结局，因为有些人只能落得客死他乡的下场。
曾任上海海事局吴泾海事处出纳的顾震芳，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92万余元，于2000年10月逃亡泰国，被司法机关追逃多年。侦查人员通过“天网”行动了解到，顾震芳逃入泰国曼谷后，嫁给了一名右眼失明身患残疾的泰国人。2006年，面对积蓄花光、丈夫失业的窘境，顾震芳决定自己出来打工挣钱。没想到上班第一天，在企业宿舍打扫卫生时，意外触电身亡。
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振忠因收受贿赂等问题于2002年5月出逃美国。以前在福州被王振忠敲诈过的黑道人物，纷纷委托美国黑道向他追讨被敲诈的钱，并威胁说不还钱就砍掉他的脚。2005年下半年，惶惶不可终日的王振忠被查出罹患肝癌两年后在纽约因癌症死亡，临终前留下了一句话：“一切都是报应……”躲不过内心的煎熬，他们选择投案自首
2016年，四川省广安市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广安市交通运输局局长易图科投案自首。2002年4月，因涉嫌受贿，易图科在被审查期间选择潜逃。在潜逃的14年间，他先后辗转北京、上海、山东、云南、贵州、广东、重庆等地，每个地方都不敢停留太长时间。为了不被发现，易图科和家人朋友断了联系，他在藏身的城市打零工、卖报纸、捡破烂，靠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没有家人、朋友、没有固定住所，每天忍受着孤独带来的煎熬，甚至连母亲去世都不知道。“心里很难受，觉得亏欠太多”。审讯室里的易图科难掩心中的悔恨。“这么多年，最后悔就是当初选择潜逃”。当年意气风发的国家干部变成萎靡不振的颓废老人，投案自首对他和他的家人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忍受不了内心的煎熬，选择投案自首的还有湖南省安乡县财政局工资发放中心原主任兼社控办主任徐丽。2011年，徐丽因涉嫌贪污携款潜逃。逃到泰国后，徐丽白天不敢出门，夜晚噩梦缠身，要么梦见被抓，要么梦见女儿哭喊着“妈妈回来”，每次都是哭着醒来。“割舍亲情的剧痛和形单影只的凄冷如恶魔般折磨着我，逃到泰国的两个月时间里，我脸色苍白、头发脱落，整个人瘦了20多斤”。艰难地熬了3年，2014年7月，徐丽从泰国回国投案自首。
孤独的生活、内心的恐惧、精神的焦虑以及对家人的思念，使这些外逃贪官纷纷踏上归途。2012年4月，辽宁省凤城市原市委书记王国强擅自与妻子从沈阳机场出境去美国，出境后与国内失去联系。2012年6月，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王国强立案侦查。2014年12月22日，王国强回国投案自首。
在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表的《外逃腐败分子忏悔录》一文中，王国强这样描述自己的海外潜逃生活：“好多成语在这两年零八个月当中让我真正理解了内涵，比如说浪迹天涯、亡命天涯、生不如死、苟延残喘、过街老鼠等等，这些词我都是用身心来感受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潜逃生活对他来说就像过了28年一样，不敢与任何人联系，甚至连同在美国的女儿也不敢告知。
在美国期间，王国强与妻子住在不足十平方米的路边小旅舍中，整日不敢出屋，傍晚才敢步行到超市买点吃的。吃的都拣最便宜的买，时常以面包果腹，从未添置过衣服。旅舍中什么人都有，惊恐不安的他总是设想和准备着发生不测。心脏病发作时，他只能挣扎着在路边的小椅子上半坐半躺，连呼喊求助的力气都没有。
经历了这“漫长”的两年多时间以后，王国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奉劝那些出逃在外的人，钱不是万能的，内心世界才是最重要的。外逃是死路一条！
習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五年、十年、二十年都要追，要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自2014年6月成立中央追逃办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各部门的密切配合下，“打虎”“拍蝇”“猎狐”的纪录一再被刷新，天网撒向90多个国家和地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是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遏制腐败滋生蔓延的重要一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外逃贪官能把身体藏起来，却躲不过内心的煎熬。人总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与其东躲西藏，不如知错就改，早日踏上归程。（资料来源：央视网、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