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上过了十二点，我开始变得精神，像唤醒了身体里备份的工作狂，做什么都觉得有劲儿。习惯了在这时候处理最棘手的事儿，写稿子，小声放着歌，抱一个西瓜吃。我和屋里的人、猫互不打扰，享受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光。睡觉，可真是一种浪费。
　　第二天早上怎么都得在八点起床，九点出门，经常忘记喝杯水再走，也忘记喷香水，忘记把鞋子擦干净。出了小区，坐蹦蹦，为了躲避城管，在离地铁站还有一百米的地方就把我扔下，迎着修补路面的尘土狂奔。那时的地铁，已经不算挤，每个门六七个人排队，我认准车厢中部的23号门，顶多等一辆就能上去。不算挤的意思是，人和人之间紧紧贴着，鞋和包被挤得面目全非，但都没到需要呲牙咧嘴尖叫的程度。
　　上班像打仗，每一天都要面对突发状况，开始觉得“这怎么可能”，后来变成“喔”。学会接受现实可能比勤奋、才华都要重要得多。无论遇到什么状况，只有这个本领能让你拿得起好，也放得下坏。
　　我认识的许多女孩，过分坚韧，只在工作中暴露脆弱，因为一团糟的众筹大哭，连续干活直到低血糖晕倒，跟人争吵到面红耳赤，那些十八岁没来得及挥霍的戏剧性、不屑于使用的斤斤计较，在二十多岁的工作里终于被消耗殆尽。
　　当初小心翼翼珍惜的，如今都要拿出来风吹日晒，为了其实与己无关的事。长大成人，可能就是环环相扣的妥协吧。
　　妥协的内容，也包括对日常生活的破坏。连吃饭也被划分为不合理需求。
　　我是个相当热爱吃饭的人，曾把這件事当成忙碌一天的奖励。厨房让人安心，烟火气证明你货真价实地活着。但一个人吃饭也要两菜一汤的日子，竟然已经过去了那么久。
　　现在，我很少、几乎没有在七点准时下过班，没怎么感受过傍晚熙熙攘攘涌向地铁的人流，按时吃饭一般是九点、十点。不按时的情况，就是一个人从早已空荡荡的公司出来，一边走一边感觉到饥饿感的叠加，却连公司门口的烧烤摊都歇业了。站在路边等滴滴司机的时候，恨不得在地上躺平，随便被谁拖走都行。
　　家里的炉灶停用了很久，换来的是对家附近外卖了如指掌的本领和找到二十四小时营业餐厅的敏锐嗅觉。在排除小龙虾、烧烤、火锅之后，这样的本领和嗅觉，变得尤为珍贵。晚上十二点冲进餐厅的人，不一定非得撸串涮锅，醉生梦死，他们很可能第二天还要精神百倍地上班，需要速战速决地吃顿饭，别在衣服上留下太重的味道，且足够清静，足够喘气。
　　曾经有一天，我和同事们谈论朴素的生活理想。
　　一般来说，大家不外乎想开间书店、咖啡厅、花店、餐厅，甚至百货商店。反正就是当个无所事事的小老板，地盘不用大，长着喜欢的样子就好，每天按部就班，少动脑子，摇着穿拖鞋的脚，在躺椅上眯着眼度日，严格跟外面世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铁律划清界限。
　　那是个工作日的中午，在公司园区里的餐厅，大家紧追慢赶在两点前吃完饭，回到公司，继续开会、做表、写文案、回微信，日复一日。刚聊过的天，转眼烟消云散。
　　有些话，一出口即知仅此而已。理想、志向，在生存面前本来就不算什么，况且我们谈论的这些，在疯狂膨胀的物质世界里真是一文不值。它们虚弱地存在于向往者脑海中最容易被遗忘的角落，在最失落的时候站出来落井下石，也在最风光的时候担任煞风景的角色。无论你多努力去跨过每一道艰难的坎儿，在早于三十岁的某一年就完成了大多数人眼里的人生KPI，可理想生活啊，早就离你远去了。
　　来北京的第一年，我没什么钱。刚进入夏天的时候，去北海公园划船，停在湖中央，静静坐着、说话，然后去爬山，傍晚在什刹海打转。夏末初秋的周末，跟朋友们去看展、轧马路，去不太贵的餐厅吃饭，在咖啡馆待一下午。台基厂大街、东交民巷、东直门外大街、杨梅竹斜街、钱粮胡同，这些地方都藏着一部分最好的北京，只给那些一心去拜访的人看。
　　天气变冷了，就在家里开饭局，做八九个菜，在厨房里兢兢业业站一天，吃的过程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群人嘻嘻哈哈地喝酒，话总是说不完，直到深夜为止。
　　也花很多时间陪家里的猫，洗澡、梳毛都比现在勤。在我们变成共处一室的陌生人之前，我们确实要好过。如今只能感谢陪伴，食不限量。
　　吃过晚饭，通常会跟男朋友坐着聊天，聊着聊着就吵起来，暴风雨似的一场。以前担心，频繁争吵会导致这段关系变得摇摇欲坠。后来，我们都变得更忙，被工作缠身，少了寻找闹别扭理由的精力，也不再有时间用来吵架。此时我才发现，认真吵架也是对两个人好好恋爱的一种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