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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我日语还一窍不通时，偶入图书馆外文书层，便被里面的日文书所吸引。纸张厚实，装帧素雅，坚硬如铠甲的函套紧紧包裹住封皮，将书抽出时，会发出低沉的摩擦声。几本精装书的背部，都刻着相同的椭圆浮雕：在刚犁完的田亩上，一个戴草帽的农夫正在播种，他的身体微微前倾，右手却向后舒展，一粒粒种子从指缝间流出，掉入田垄，身前背着的囊袋鼓鼓的，看上去还有不少工作要做。再翻到书的扉页，便看到一枚“岩波书店寄赠”的方形朱文印章。
从一九四七年开始，岩波书店定期向北京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五校赠书。新中国成立后，应中方要求，又向北京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追加赠送，一直未中断。但当我后来找到东京神田区靖国大道旁的岩波书店总部时，不禁感叹其质朴无华。书店仅有一层门面，面积不超过两百平方米，与不远处三省堂总部完全不能相提并论。走进门，就看到几本素白封底、镶嵌桃红边纹的“岩波新书”，陈列在最显眼的位置。
一
开本小巧、价格低廉、言之有物的文库本，最早起源自德国的《雷克拉姆文库》，在日本被发扬光大，到今天已经是该国销量最大的出版物类型。其中“岩波文库”、“中公新书”、讲谈社“现代新书”三种，更是被称为文库本中的“教养新书御三家”。我从仙台走到广岛，沿途路过的大小书店，基本都能看到几架。坐地铁时，亦常常看到身穿黑白正装的上班族，通勤途中手捧一本，正看得入迷。这种便于携带的书籍形式，虽然是在岩波那里达到极致，但最早将它引进日本的，却是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
据山本自述，在大正十二年（1923）惨烈的關东大地震结束后，他看到“东京的很多书籍都被烧毁，收集旧书变得十分困难。好书一般都被有钱人收去了，一般老百姓根本看不到”，所以决定出版一日元书，打破这种书籍垄断，这就是《现代日本文学全集》。没想到丛书问世后，大受读者欢迎，“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之举，整个出版界都为之震惊”。
于是山本实彦趁热打铁，大正末年接着推出“改造文库”，分社会、经济、政治、哲学、思想、历史、文学、艺术、美术九大类，统一采用四十开灰色布面精装，排版细密，通过这种方式，显著降低印刷成本。在山本成功后，各路书商随之一拥而上，粗制滥造的一元本迅速充斥大街小巷。
几年之后，这种乱象有人看不下去了。报人宫武外骨刊印名为《一元本流行之危害及其内幕》的小册子，猛批文库本泛滥的出版界。这本五十八页的小书封皮上的介绍语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几乎没人能够一口气读下来：“著作界的名家、奇人怪人中的伪恶人、杂学大博士外骨先生著，近年来少有的简洁犀利之力作，情感炽热，议论痛快，讽刺老辣，好谑善骂，愉绝壮绝，读后令人拍案叫好，直叹大快人心，一册定价十钱。”自序则写道：
本书作者虽然事务繁忙，但对于当下一日元书的流行，绝不能坐视不理。必须就其危害广而告之，以期读书界之进步、出版界之改弦易辙。作者这么做，今后不免受到一日元书出版社的怨恨和憎恶，甚至还可能遭到打击报复。须知凡人为了生存，皆多少有趋利避害之天性，更何况作者尚身负国家事务耶。故此书之评论，多少有不深刻、不彻底之嫌，不得不避开细节描述，更多地采用抽象、暗示之笔法。此举虽不免懦弱，但鉴于那些因刊载一日元书大幅广告而获利的各家报纸，平时卖文为生、遇事则虚与委蛇的小作家们，以及有各种理由的杂志社及评论家中，没有一位志士愿意针砭时弊，那么奋而发声的作者，光凭其勇气，就应受到世人之认可。
宫武外骨出生于四国岛香川县，原名龟四郎，十七岁时给自己改名“外骨”，取乌龟“外骨内肉”之意，自号“半狂堂主人”，以言论火爆而名扬新闻界。一八八九年，他因在自办的《顿智协会杂志》中讽刺《大日本帝国宪法》而被收监，判三年徒刑。出狱之后，狷狂之性有增无减，继续在《滑稽新闻》上针砭时弊。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他正被东京帝国大学“明治文库”聘为事务主任，负责收集明治时代全国各地的新闻杂志，故文中有“作者尚身负国家事务”之语。
虽然一元本受到了如此犀利的批判，但作为改造社的主要竞争对手，岩波茂雄（1881-1946）还是不甘示弱，于一九二七年七月推出“岩波文库”与之抗衡。半年下来，已经出版三十多种，包括《万叶集》《古事记》《战争与和平》《科学与方法》《实践理性批判》等。在发刊词《致读书人》里，岩波雄心勃勃地写道，“真理自身愿意被千万人所追求，艺术自身被千万人所爱戴”，但过去总有人为了愚民，将两者禁锢于牢笼中，故这套丛书的期望，就是脱离学究的立场，摆脱古典的限制，将“独具生命的不朽之书从少数人的书斋和研究室中解放出来，与街头大众相伴……以此为社会提供人人皆需的生命提升之资料、生活评判之原理”。
在岩波看来，学术和古典“与街头大众相伴”的程度，是一个国家文化水平的终极指标。发刊词令人想起黑格尔一百多年前在柏林大学的著名演讲：“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那隐藏着的宇宙本质自身，并没有力量足以抗拒求知的勇气。对于勇毅的求知者，它只能揭开它的秘密，将财富与奥妙公开给他，让他享受。”—若考虑到岩波茂雄大学时所读之专业，化用的痕迹就更明显了。正是这种德国式的“教化”理念，让“岩波文库”在当时“春阳堂文库”“新潮社文库”“角川文库”“现代教养文库”等的大混战中脱颖而出。
日本的这股风潮，也影响到了当时的中国。在一九三五年八月的上海《申报》上，王慈撰文《日本出版界的文库化》介绍“改造文库”和“岩波文库”：“希望国内出版家对于日本出版界的趋向文库化，有所借镜。”当时中国出版界已有上海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出版的“万有文库”，也主打便携与廉价，“以人生必要的学识，灌输于一般读书界”，自一九二九年问世起，总共出版了不下四千多种。但浏览“万有文库”目录，便可知它还是以传统四部要籍的排印本居多，新瓶装旧酒，且校勘质量也不如人意。
“岩波文库”则主打新知，如京都学派田边元的哲学著作、河上肇与宫川实翻译的《资本论》等，大部分撰稿人要么是当时东大、京大的一流学者，要么是各领域的学术新锐。所以岩波茂雄虽然没有发明“文库本”，却重新定义了它：不止是小开本和廉价，其精髓毋宁说在于启蒙，在于打破专业学术界与普罗大众之间的隔阂。直到今天，日本出版界还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大众文化找讲谈社，高级文化找岩波。” 二
岩波茂雄与鲁迅同年，一八八一年出生于长野县诹访的一户殷实农家。长野县位处本州岛中部，远离海岸线，高山连绵，其中包括著名的日本阿尔卑斯山系。这里农业发达，民风淳朴，但环境却相对闭塞。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导演今村昌平曾以古信州，即岩波的老家为背景，拍摄了电影《楢山节考》。片中的“前村”风光秀美，无奈山多田少，天地不仁，春天蛇吞鼠，冬天鼠吃蛇。粮食实在太匮乏，为控制人口，常有新生儿被溺死在稻田里，一户人家中只有老大有资格娶妻，其他男丁只能終身打光棍。家中老人若过了七十岁还活着，就要在生日那天由长子背着上楢山，将其弃置在山顶遍布骷髅的万人坑中，直至死亡降临……
电影色调灰暗，几乎令人毛骨悚然，其中虽然不免虚构和夸张，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岩波出生时，明治维新的风潮还未能触及这一内陆地区。十六岁时，岩波离开家乡，去京都、九州等地旅行，二十多天后回来时，村民见了他全都大吃一惊。“据说，在当时的诹访，几乎没人去过鹿儿岛。如果岩波再去琉球，那就可能不仅仅是吃惊了”，同学安倍能成后来在《岩波茂雄传》中这样写道。
在看过外面的大千世界后，岩波再也不愿在家乡待下去了。一八九八年，初生牛犊的他莽撞地提笔给当时担任日本中学校长的杉浦重刚写信，希望校长能收下他作为“学仆”。杉浦是著名的国粹主义者，曾与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创办《日本人》杂志，主张保存和式传统，反对一味崇洋媚外，是当时文化界的名人。出人意料的是，这封信居然得到了杉浦的回复，少年岩波就这样踏上了进京之路。
从日本中学毕业后，岩波参加了两次第一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一九○一年九月终于得以入学。一高校址在今天的东京驹场附近，即现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所在地，它当年是东京帝国大学的预备校，考进这所“重点高中”，就等于半只脚踏进了帝大。由于地位特殊，一高在当时网罗了日本各地最优秀的学生，还有不少中国留学生。
一高校规严格，所有学生无论贵贱，都必须住在学校宿舍里，实行俗称“笼城主义”的全寮制。与世隔绝的青年学子们相互激励，形成了一种国家主义、精英主义至上但也有几分排他自大的校风，其“寮歌”唱道：“浮华小巷，看起来多么渺小……在浑浊的海洋中漂泊的国民啊，由我们来拯救。”另外，据曾就读于一高预科的浙江籍学生罗宗洛回忆：“一高学生的作风，以朴素豪迈著名。学生都是衣冠不整，在大街昂首阔步，高声唱歌，旁若无人。晚间半夜三更，假装酒醉，以所穿木屐殴打警察。”
岩波高中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一九○三年五月二十二日，一高同学藤村操跳日光华严瀑布自杀。此事件当时在日本引发热议，不但媒体大量报道，还有不少苦闷的年轻人来到事发现场，有人凭吊，有人则效仿—四年内在此地试图自杀的青年人，达一百八十五人之多。藤村操出身高贵，是北海道屯田银行总裁之子、东洋史学家那珂通世的外甥，故其轻生动机尤其耐人寻味。跳崖前，他削平瀑布旁边的一棵大楢树，在上面写下了著名的“岩头之感”：
悠悠哉天壤，辽辽哉古今，欲以五尺微躯谋求偌大之物，赫雷修（按，即哈姆雷特的友人）的哲学竟值何权威？万物之真相，唯一言以蔽之，曰“不可解”。我怀此恨，烦闷终至决死。立于此岩头，心中并无些许不安，始知大悲与大乐一致矣。
这位十八岁弱冠少年形而上的“不可解”之死，后来被称为“哲学之自杀”。据同学回忆，当时的岩波“受到藤村自杀的刺激，在东片町的寓所读《岩头之感》，与林、渡边一起恸哭”。后来他还与同伴一起去藤村自杀之地，“一会儿从瀑布底向上看，一会儿又从瀑口向下看，不肯离去。他还对宫坂说，死在瀑布也在所不惜……只是想到家乡的母亲，便无法赴死”。
受藤村自杀的影响，岩波变成了明治末年一个典型的“烦闷青年”。这类人大多受过良好教育，自我期许甚高，但眼睁睁看着国家右转、社会腐坏却无能为力，最后只能诉诸个人叛逆。他们每天以怀疑甚至冷漠的眼光审视自己以及周遭的一切。在一高的最后时光里，岩波已经无法继续学业，他一天到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反复阅读《圣经》，上课次数则越来越少。
岩波离开一高，更确切地说，是两次考试不通过被除名后，考入东京大学哲学系专科（当时学制把专科生称为“选修生”，与正式录取的“正科生”有所不同）。一九○九年三月毕业后，岩波赴神田高等女校任教，在女校任教的四年里兢兢业业，以至于他去世多年后，每逢忌日做法事时，还有当年教过、已经白发苍苍的女学生出席。辞职的原因，据他自己所说，除了不满意学校的办学方针外，还有“我这个连信仰也没有的人，应离开除误人子弟之外别无他能的教育界”。
这种说法或许是谦辞，因为在女校为他举办的惜别仪式结束后，岩波立即拉着板车，干劲十足地去旧书市场进货了。三十二岁那年，在困兽般地与“藤村操之问”搏斗多年后，他终于想明白了自己以后究竟要干什么。教师经历虽然时间不长，但却从根本上影响了岩波的出版理念，其精髓一言以蔽之，曰“教养至上”。员工小林勇回忆，当时书店店员一般都管店主叫“主人”，唯独他们管岩波茂雄叫“先生”，要知道在日本，通常只有教师、律师和议员这三类人才可以被这么尊称：“这是因为岩波在经营旧书店前在女子学校当过老师，大家自然而然地就那么叫了。”
时来天地皆同力。一九一三即岩波书店筹备开业那年，发生了神田大火。被烧毁的古书店尚文堂，重建时多盖了一家店用来出租，地址在神保町十六番地，靠近十字路口，位置极佳。依靠同乡关系，岩波幸运地拿下了这家店面。八月五日，书店正式开张，在亲自执笔的致辞中，岩波写道：“生活要朴素，情操要高尚。头顶浩瀚星空，道德律在我心中。”
秉持着这种康德式的理念，岩波书店开业后，率先实行旧书定价制，谢绝任何讨价还价，这一行动在当时不仅是对整个东京，也是对整个日本古书界传统的彻底颠覆。但在岩波看来，这仅仅是践行康德哲学，诚实经商的第一步：“旧书按标价出售基于一种信念，即对于人来说，无伪的生活或许是不可能的，可对无伪、真实生活的欲求，是潜存于我们意识里的真实，是盘桓在我们心中至深至高的诉求。” 由于信用度高，岩波书店在开业第二年，就获得了大量的图书采购权，后来又为日比谷图书馆提供新刊书籍，生意顺风顺水。同一年，岩波茂雄出版了夏目漱石的小说《心》，在出版界一战成名。两年后夏目去世，他又承担了《漱石全集》的出版工作，由于编辑质量高，最后全集前两版的预订数，就已经达到一万多部。
三
一九二○年，农家子弟小林勇去岩波书店应聘时，对老板的初印象着实一般。那年岩波已经是一个微胖的四十岁中年人，急性子，事业有成，刚风尘仆仆地从外地出差回来，但一坐下，问题就连珠炮似的一个接着一个。在夸完小林成绩不错后，他忽然说，如果想赚钱的话，来这里算是错了，应该去附近的三省堂或者东京堂碰碰运气。只有十七岁，同是信州人的小林听了这番话后，有些生气地顶了回去：
“谁说我想赚钱的？”
老板的回答也很痛快：“不好意思，失礼了！明天你就来上班吧！”
在创业初期，岩波喜欢从小学毕业生中直接录用员工，只有个别文字要求高的校对工作，才雇用成年人。这些稚气未脱的员工和老板同吃同住，犹如一个大家庭。小林回忆：“刚进店的时候，我的月薪是二点五日元，第二年涨到了三点五日元。除此之外，衣食住的费用、夜校的学费、洗浴费、理发费等都由店里承担……工作很是繁忙，我们从早干到晚，有时甚至还要加夜班，即使如此，大家也毫无怨言。”
但随着店员人数的逐渐增多、平均年龄的增长，这种田园牧歌似的平等氛围悄然改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日本经济很不景气，左派工人运动日趋活跃。成年员工对薪资、待遇的不满开始积淀，岩波书店的雇佣关系就像不断增加电流的保险丝，渐趋熔断的边缘。
一九二八年三月初，神保町旧书街爆发集体罢工。十二日，八十名岩波书店在职员工召开从业员大会，经过讨论后通过《吾人的要求》这一文件，提出涨薪三成以上、支付加班费、干部公选在内的十项要求。此事件乃日本全国左翼运动的一部分，并最终引发了日本政府的强硬干涉，连番铁腕打击之下，岩波书店的罢工也不得不草草收场。
罢工结束后，岩波茂雄向店员让步，彻底废除了学徒工制度、实物报酬制度，改善宿舍，并增加员工薪水。但受运动影响，书店当年的书籍严重滞销，首次出现了五万多日元的赤字。另外，在风波中受到同事排挤的小林勇也心灰意冷，不愿再在店里待下去，提出了辞呈。
虽然不愿看到得力助手的离开，岩波茂雄还是给了他两千五百日元的丰厚退职金，小林则决定“用五百元来维持生计，剩下来的两千元用来开办事业”。一九二九年，铁塔书院正式成立，其名称得来于天竺人龙树菩萨从铁塔中取出《法华经》的典故，与岩波书店的播种者，可谓遥相呼应。
与岩波书店相比，铁塔书院的政治主张明显“左倾”得多。但日本的出版物审查制度也在日益收紧，不论任何书籍或刊物，出版前两天，都必须将样书给内务省警保局的图书课备案、审查。小林勇沮丧地发现，在铁塔书院每年三十多种出版物中，被当局盯上的逐渐增多。他左思右想，悟出唯有启蒙性读物能在兼顾市场的同时，通过官方审查。就这样，在出版《铁塔科学丛书》的过程中，小林发现自己在负气出走，绕了一个大圈后，又回到岩波书店“文库本”的套路中去了。
“卖不完被退货的部分逐渐增多，家里摆满了退回的书籍，到月底有时连支付成本的钱都交不出”，单打独斗多年后，小林勇终于体会到：“对于出版社来说，完善的经营是何等重要”，很多问题不是光凭一腔热血就能解决的。一九三四年，“放荡的儿子回家了”，在阔别六年后，他以迎娶岩波茂雄次女小百合为契机，回歸了岩波书店，后来一直待到六十九岁退休。
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此时已经完全走到了其反面，日本全国卷入战争机器中。一九四○年，岩波茂雄自己差点遭到牢狱之灾：由于东京大学法学部讲师津田左右吉的《〈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中国思想与日本》《神代史的研究》《日本上代史研究》四本书籍遭人举报宣传“虚无主义”，挑战了日本天皇的合法性，著作者津田与出版者岩波三月八日一同遭到东京地方检视局“思想部长”平野的起诉。
“津田事件”挑动的，是日本知识界对于言论自由的敏感神经，他们毅然发起联署，声援津田，以及遭到“连坐”的岩波。迫于纷纷扰扰的舆论压力，经过公审后，东京地方刑事裁判所决定只判津田监禁三个月，岩波监禁两个月。不服判决的两人继续上诉，津田还就判决书的措辞问题、行文态度不正、冒犯皇室尊严、多次重印这四项“主要罪名”逐一反驳，引经据典、洋洋洒洒地写了近十万字的控诉状，最后两人又获得缓刑。
岩波虽然幸免于圜扉之厄，但小林勇就没那么幸运了。其实还在铁塔书院时期，他就出版了大量左派书刊，以及杂志《在新科学的旗帜下》等。为此当年介绍他进岩波书店的长兄，甚至与之断然绝交。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小林忽然遭到秋后算账，他被警署逮捕入狱后，“从第二天开始，每天都用刑，刑警有两人，他们好像在互相比试着，看谁来得更狠”。严刑拷打一直持续了三个多月，直到日本战败，盟军登陆后，遍体鳞伤的他才重获自由。
小林还是幸运的，因为很多人没能熬过战争最后一年。先是岩波茂雄长子、毕业于东大物理系的雄一郎死于肺结核，接着三木清亦瘐死狱中。岩波茂雄自己，也因为丧子之痛和过度劳累而脑溢血发作，在惜栎庄静养了大半年后，终于在一九四六年四月撒手西去，葬在北镰仓东庆寺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旁边。次子岩波雄二郎接任店长后，为了避免日后因男丁不继而出现继承危机，一九四九年毅然决定将书店由家族企业改为株式会社。
四
神保町一带聚集了明治大学、中央大学、法政大学等高校，自创业以来，岩波书店就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光顾，虽然他们带来了销售业绩，但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对中国始终带有贬抑色彩。但岩波茂雄却始终认为：“日本从中国那里，得到不少恩惠。离开了中国文化，日本文化根本就无从谈起。我们从中国学来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举例来说，正仓院里一半的宝物，大部分都不是我们日本的。”
虽然最初岩波茂雄明确反对日本侵华，但随着战事的顺利进行，他也发表过支持天皇的声明，而且还意外发了战争财。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日战争爆发半年多后，岩波书店经过小林勇、三木清等人的策划，推出了新的文库本系列“岩波新书”，发刊词仍然由岩波亲自撰写，他在文中痛批日本当下“严重缺乏批判精神与良心行动，谄媚权势、阿谀奉承之风盛行。以褊狭之思想，排挤进步忠诚之士；以国策之名义，钳制言论自由，使民意不得畅达。此番情景，让我等愿对文化昂扬尽微力之人，感到忧心忡忡”。
郭沫若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把心肠硬下了”，未告知妻儿便回国参加抗战，岩波茂雄得到田中庆太郎转告的消息，立即赶到郭沫若的市川家里，许诺负责郭妻安娜和五个孩子的起居，后来郭和夫、郭博等郭家孩子大学毕业前的全部费用，全部由他一人承担。一九五五年，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回到日本时，茂雄已经去世，郭氏赠其子岩波雄二郎诗一首：
生前未遂识荆愿，逝后空余挂剑情。
为祈和平三脱帽，望将冥福裕后昆。
郭沫若在日本期间，虽然曾光顾神田的岩波书店，但由诗句可推知，他与一代店主应该并无私交，那如何解释岩波茂雄的慷慨解囊呢？
小林勇认为，岩波茂雄资助郭沫若一家，除了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的居间斡旋以外，还因为岩波之前就读过郭氏发表在日本学术刊物上的文章，非常钦佩其学问。另外一个可能性则是，岩波茂雄早已看出中日两国作为近邻，不可能始终处于战争状态。这位粗中有细的商人是在以自己的方式，为战后两国的和解铺路。
一九四七年五月，岩波茂雄去世一年后，在从日本开往上海的“飞星号”上，搭载了岩波书店赠给中国各学校的一万多册书籍，这是战争结束后，首批运往中国的日本图书。次年，第二批赠书又寄出，其中国立武汉大学分得的有津田左右吉《儒教的实践道德》、寺田寅彦《地球物理学》、斋藤秀三《英和仲辞典》等近一百种。
从一九四七年开始，岩波书店定期向北京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五校赠书。新中国成立后，应中方要求，又向北京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追加赠送，一直未中断。但当我后来找到东京神田区靖国大道旁的岩波书店总部时，不禁感叹其质朴无华。书店仅有一层门面，面积不超过两百平方米，与不远处三省堂总部完全不能相提并论。走进门，就看到几本素白封底、镶嵌桃红边纹的“岩波新书”，陈列在最显眼的位置。
一
开本小巧、价格低廉、言之有物的文库本，最早起源自德国的《雷克拉姆文库》，在日本被发扬光大，到今天已经是该国销量最大的出版物类型。其中“岩波文库”、“中公新书”、讲谈社“现代新书”三种，更是被称为文库本中的“教养新书御三家”。我从仙台走到广岛，沿途路过的大小书店，基本都能看到几架。坐地铁时，亦常常看到身穿黑白正装的上班族，通勤途中手捧一本，正看得入迷。这种便于携带的书籍形式，虽然是在岩波那里达到极致，但最早将它引进日本的，却是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
据山本自述，在大正十二年（1923）惨烈的關东大地震结束后，他看到“东京的很多书籍都被烧毁，收集旧书变得十分困难。好书一般都被有钱人收去了，一般老百姓根本看不到”，所以决定出版一日元书，打破这种书籍垄断，这就是《现代日本文学全集》。没想到丛书问世后，大受读者欢迎，“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之举，整个出版界都为之震惊”。
于是山本实彦趁热打铁，大正末年接着推出“改造文库”，分社会、经济、政治、哲学、思想、历史、文学、艺术、美术九大类，统一采用四十开灰色布面精装，排版细密，通过这种方式，显著降低印刷成本。在山本成功后，各路书商随之一拥而上，粗制滥造的一元本迅速充斥大街小巷。
几年之后，这种乱象有人看不下去了。报人宫武外骨刊印名为《一元本流行之危害及其内幕》的小册子，猛批文库本泛滥的出版界。这本五十八页的小书封皮上的介绍语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几乎没人能够一口气读下来：“著作界的名家、奇人怪人中的伪恶人、杂学大博士外骨先生著，近年来少有的简洁犀利之力作，情感炽热，议论痛快，讽刺老辣，好谑善骂，愉绝壮绝，读后令人拍案叫好，直叹大快人心，一册定价十钱。”自序则写道：
本书作者虽然事务繁忙，但对于当下一日元书的流行，绝不能坐视不理。必须就其危害广而告之，以期读书界之进步、出版界之改弦易辙。作者这么做，今后不免受到一日元书出版社的怨恨和憎恶，甚至还可能遭到打击报复。须知凡人为了生存，皆多少有趋利避害之天性，更何况作者尚身负国家事务耶。故此书之评论，多少有不深刻、不彻底之嫌，不得不避开细节描述，更多地采用抽象、暗示之笔法。此举虽不免懦弱，但鉴于那些因刊载一日元书大幅广告而获利的各家报纸，平时卖文为生、遇事则虚与委蛇的小作家们，以及有各种理由的杂志社及评论家中，没有一位志士愿意针砭时弊，那么奋而发声的作者，光凭其勇气，就应受到世人之认可。
宫武外骨出生于四国岛香川县，原名龟四郎，十七岁时给自己改名“外骨”，取乌龟“外骨内肉”之意，自号“半狂堂主人”，以言论火爆而名扬新闻界。一八八九年，他因在自办的《顿智协会杂志》中讽刺《大日本帝国宪法》而被收监，判三年徒刑。出狱之后，狷狂之性有增无减，继续在《滑稽新闻》上针砭时弊。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他正被东京帝国大学“明治文库”聘为事务主任，负责收集明治时代全国各地的新闻杂志，故文中有“作者尚身负国家事务”之语。
虽然一元本受到了如此犀利的批判，但作为改造社的主要竞争对手，岩波茂雄（1881-1946）还是不甘示弱，于一九二七年七月推出“岩波文库”与之抗衡。半年下来，已经出版三十多种，包括《万叶集》《古事记》《战争与和平》《科学与方法》《实践理性批判》等。在发刊词《致读书人》里，岩波雄心勃勃地写道，“真理自身愿意被千万人所追求，艺术自身被千万人所爱戴”，但过去总有人为了愚民，将两者禁锢于牢笼中，故这套丛书的期望，就是脱离学究的立场，摆脱古典的限制，将“独具生命的不朽之书从少数人的书斋和研究室中解放出来，与街头大众相伴……以此为社会提供人人皆需的生命提升之资料、生活评判之原理”。
在岩波看来，学术和古典“与街头大众相伴”的程度，是一个国家文化水平的终极指标。发刊词令人想起黑格尔一百多年前在柏林大学的著名演讲：“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那隐藏着的宇宙本质自身，并没有力量足以抗拒求知的勇气。对于勇毅的求知者，它只能揭开它的秘密，将财富与奥妙公开给他，让他享受。”—若考虑到岩波茂雄大学时所读之专业，化用的痕迹就更明显了。正是这种德国式的“教化”理念，让“岩波文库”在当时“春阳堂文库”“新潮社文库”“角川文库”“现代教养文库”等的大混战中脱颖而出。
日本的这股风潮，也影响到了当时的中国。在一九三五年八月的上海《申报》上，王慈撰文《日本出版界的文库化》介绍“改造文库”和“岩波文库”：“希望国内出版家对于日本出版界的趋向文库化，有所借镜。”当时中国出版界已有上海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出版的“万有文库”，也主打便携与廉价，“以人生必要的学识，灌输于一般读书界”，自一九二九年问世起，总共出版了不下四千多种。但浏览“万有文库”目录，便可知它还是以传统四部要籍的排印本居多，新瓶装旧酒，且校勘质量也不如人意。
“岩波文库”则主打新知，如京都学派田边元的哲学著作、河上肇与宫川实翻译的《资本论》等，大部分撰稿人要么是当时东大、京大的一流学者，要么是各领域的学术新锐。所以岩波茂雄虽然没有发明“文库本”，却重新定义了它：不止是小开本和廉价，其精髓毋宁说在于启蒙，在于打破专业学术界与普罗大众之间的隔阂。直到今天，日本出版界还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大众文化找讲谈社，高级文化找岩波。” 二
岩波茂雄与鲁迅同年，一八八一年出生于长野县诹访的一户殷实农家。长野县位处本州岛中部，远离海岸线，高山连绵，其中包括著名的日本阿尔卑斯山系。这里农业发达，民风淳朴，但环境却相对闭塞。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导演今村昌平曾以古信州，即岩波的老家为背景，拍摄了电影《楢山节考》。片中的“前村”风光秀美，无奈山多田少，天地不仁，春天蛇吞鼠，冬天鼠吃蛇。粮食实在太匮乏，为控制人口，常有新生儿被溺死在稻田里，一户人家中只有老大有资格娶妻，其他男丁只能終身打光棍。家中老人若过了七十岁还活着，就要在生日那天由长子背着上楢山，将其弃置在山顶遍布骷髅的万人坑中，直至死亡降临……
电影色调灰暗，几乎令人毛骨悚然，其中虽然不免虚构和夸张，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岩波出生时，明治维新的风潮还未能触及这一内陆地区。十六岁时，岩波离开家乡，去京都、九州等地旅行，二十多天后回来时，村民见了他全都大吃一惊。“据说，在当时的诹访，几乎没人去过鹿儿岛。如果岩波再去琉球，那就可能不仅仅是吃惊了”，同学安倍能成后来在《岩波茂雄传》中这样写道。
在看过外面的大千世界后，岩波再也不愿在家乡待下去了。一八九八年，初生牛犊的他莽撞地提笔给当时担任日本中学校长的杉浦重刚写信，希望校长能收下他作为“学仆”。杉浦是著名的国粹主义者，曾与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创办《日本人》杂志，主张保存和式传统，反对一味崇洋媚外，是当时文化界的名人。出人意料的是，这封信居然得到了杉浦的回复，少年岩波就这样踏上了进京之路。
从日本中学毕业后，岩波参加了两次第一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一九○一年九月终于得以入学。一高校址在今天的东京驹场附近，即现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所在地，它当年是东京帝国大学的预备校，考进这所“重点高中”，就等于半只脚踏进了帝大。由于地位特殊，一高在当时网罗了日本各地最优秀的学生，还有不少中国留学生。
一高校规严格，所有学生无论贵贱，都必须住在学校宿舍里，实行俗称“笼城主义”的全寮制。与世隔绝的青年学子们相互激励，形成了一种国家主义、精英主义至上但也有几分排他自大的校风，其“寮歌”唱道：“浮华小巷，看起来多么渺小……在浑浊的海洋中漂泊的国民啊，由我们来拯救。”另外，据曾就读于一高预科的浙江籍学生罗宗洛回忆：“一高学生的作风，以朴素豪迈著名。学生都是衣冠不整，在大街昂首阔步，高声唱歌，旁若无人。晚间半夜三更，假装酒醉，以所穿木屐殴打警察。”
岩波高中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一九○三年五月二十二日，一高同学藤村操跳日光华严瀑布自杀。此事件当时在日本引发热议，不但媒体大量报道，还有不少苦闷的年轻人来到事发现场，有人凭吊，有人则效仿—四年内在此地试图自杀的青年人，达一百八十五人之多。藤村操出身高贵，是北海道屯田银行总裁之子、东洋史学家那珂通世的外甥，故其轻生动机尤其耐人寻味。跳崖前，他削平瀑布旁边的一棵大楢树，在上面写下了著名的“岩头之感”：
悠悠哉天壤，辽辽哉古今，欲以五尺微躯谋求偌大之物，赫雷修（按，即哈姆雷特的友人）的哲学竟值何权威？万物之真相，唯一言以蔽之，曰“不可解”。我怀此恨，烦闷终至决死。立于此岩头，心中并无些许不安，始知大悲与大乐一致矣。
这位十八岁弱冠少年形而上的“不可解”之死，后来被称为“哲学之自杀”。据同学回忆，当时的岩波“受到藤村自杀的刺激，在东片町的寓所读《岩头之感》，与林、渡边一起恸哭”。后来他还与同伴一起去藤村自杀之地，“一会儿从瀑布底向上看，一会儿又从瀑口向下看，不肯离去。他还对宫坂说，死在瀑布也在所不惜……只是想到家乡的母亲，便无法赴死”。
受藤村自杀的影响，岩波变成了明治末年一个典型的“烦闷青年”。这类人大多受过良好教育，自我期许甚高，但眼睁睁看着国家右转、社会腐坏却无能为力，最后只能诉诸个人叛逆。他们每天以怀疑甚至冷漠的眼光审视自己以及周遭的一切。在一高的最后时光里，岩波已经无法继续学业，他一天到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反复阅读《圣经》，上课次数则越来越少。
岩波离开一高，更确切地说，是两次考试不通过被除名后，考入东京大学哲学系专科（当时学制把专科生称为“选修生”，与正式录取的“正科生”有所不同）。一九○九年三月毕业后，岩波赴神田高等女校任教，在女校任教的四年里兢兢业业，以至于他去世多年后，每逢忌日做法事时，还有当年教过、已经白发苍苍的女学生出席。辞职的原因，据他自己所说，除了不满意学校的办学方针外，还有“我这个连信仰也没有的人，应离开除误人子弟之外别无他能的教育界”。
这种说法或许是谦辞，因为在女校为他举办的惜别仪式结束后，岩波立即拉着板车，干劲十足地去旧书市场进货了。三十二岁那年，在困兽般地与“藤村操之问”搏斗多年后，他终于想明白了自己以后究竟要干什么。教师经历虽然时间不长，但却从根本上影响了岩波的出版理念，其精髓一言以蔽之，曰“教养至上”。员工小林勇回忆，当时书店店员一般都管店主叫“主人”，唯独他们管岩波茂雄叫“先生”，要知道在日本，通常只有教师、律师和议员这三类人才可以被这么尊称：“这是因为岩波在经营旧书店前在女子学校当过老师，大家自然而然地就那么叫了。”
时来天地皆同力。一九一三即岩波书店筹备开业那年，发生了神田大火。被烧毁的古书店尚文堂，重建时多盖了一家店用来出租，地址在神保町十六番地，靠近十字路口，位置极佳。依靠同乡关系，岩波幸运地拿下了这家店面。八月五日，书店正式开张，在亲自执笔的致辞中，岩波写道：“生活要朴素，情操要高尚。头顶浩瀚星空，道德律在我心中。”
秉持着这种康德式的理念，岩波书店开业后，率先实行旧书定价制，谢绝任何讨价还价，这一行动在当时不仅是对整个东京，也是对整个日本古书界传统的彻底颠覆。但在岩波看来，这仅仅是践行康德哲学，诚实经商的第一步：“旧书按标价出售基于一种信念，即对于人来说，无伪的生活或许是不可能的，可对无伪、真实生活的欲求，是潜存于我们意识里的真实，是盘桓在我们心中至深至高的诉求。” 由于信用度高，岩波书店在开业第二年，就获得了大量的图书采购权，后来又为日比谷图书馆提供新刊书籍，生意顺风顺水。同一年，岩波茂雄出版了夏目漱石的小说《心》，在出版界一战成名。两年后夏目去世，他又承担了《漱石全集》的出版工作，由于编辑质量高，最后全集前两版的预订数，就已经达到一万多部。
三
一九二○年，农家子弟小林勇去岩波书店应聘时，对老板的初印象着实一般。那年岩波已经是一个微胖的四十岁中年人，急性子，事业有成，刚风尘仆仆地从外地出差回来，但一坐下，问题就连珠炮似的一个接着一个。在夸完小林成绩不错后，他忽然说，如果想赚钱的话，来这里算是错了，应该去附近的三省堂或者东京堂碰碰运气。只有十七岁，同是信州人的小林听了这番话后，有些生气地顶了回去：
“谁说我想赚钱的？”
老板的回答也很痛快：“不好意思，失礼了！明天你就来上班吧！”
在创业初期，岩波喜欢从小学毕业生中直接录用员工，只有个别文字要求高的校对工作，才雇用成年人。这些稚气未脱的员工和老板同吃同住，犹如一个大家庭。小林回忆：“刚进店的时候，我的月薪是二点五日元，第二年涨到了三点五日元。除此之外，衣食住的费用、夜校的学费、洗浴费、理发费等都由店里承担……工作很是繁忙，我们从早干到晚，有时甚至还要加夜班，即使如此，大家也毫无怨言。”
但随着店员人数的逐渐增多、平均年龄的增长，这种田园牧歌似的平等氛围悄然改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日本经济很不景气，左派工人运动日趋活跃。成年员工对薪资、待遇的不满开始积淀，岩波书店的雇佣关系就像不断增加电流的保险丝，渐趋熔断的边缘。
一九二八年三月初，神保町旧书街爆发集体罢工。十二日，八十名岩波书店在职员工召开从业员大会，经过讨论后通过《吾人的要求》这一文件，提出涨薪三成以上、支付加班费、干部公选在内的十项要求。此事件乃日本全国左翼运动的一部分，并最终引发了日本政府的强硬干涉，连番铁腕打击之下，岩波书店的罢工也不得不草草收场。
罢工结束后，岩波茂雄向店员让步，彻底废除了学徒工制度、实物报酬制度，改善宿舍，并增加员工薪水。但受运动影响，书店当年的书籍严重滞销，首次出现了五万多日元的赤字。另外，在风波中受到同事排挤的小林勇也心灰意冷，不愿再在店里待下去，提出了辞呈。
虽然不愿看到得力助手的离开，岩波茂雄还是给了他两千五百日元的丰厚退职金，小林则决定“用五百元来维持生计，剩下来的两千元用来开办事业”。一九二九年，铁塔书院正式成立，其名称得来于天竺人龙树菩萨从铁塔中取出《法华经》的典故，与岩波书店的播种者，可谓遥相呼应。
与岩波书店相比，铁塔书院的政治主张明显“左倾”得多。但日本的出版物审查制度也在日益收紧，不论任何书籍或刊物，出版前两天，都必须将样书给内务省警保局的图书课备案、审查。小林勇沮丧地发现，在铁塔书院每年三十多种出版物中，被当局盯上的逐渐增多。他左思右想，悟出唯有启蒙性读物能在兼顾市场的同时，通过官方审查。就这样，在出版《铁塔科学丛书》的过程中，小林发现自己在负气出走，绕了一个大圈后，又回到岩波书店“文库本”的套路中去了。
“卖不完被退货的部分逐渐增多，家里摆满了退回的书籍，到月底有时连支付成本的钱都交不出”，单打独斗多年后，小林勇终于体会到：“对于出版社来说，完善的经营是何等重要”，很多问题不是光凭一腔热血就能解决的。一九三四年，“放荡的儿子回家了”，在阔别六年后，他以迎娶岩波茂雄次女小百合为契机，回歸了岩波书店，后来一直待到六十九岁退休。
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此时已经完全走到了其反面，日本全国卷入战争机器中。一九四○年，岩波茂雄自己差点遭到牢狱之灾：由于东京大学法学部讲师津田左右吉的《〈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中国思想与日本》《神代史的研究》《日本上代史研究》四本书籍遭人举报宣传“虚无主义”，挑战了日本天皇的合法性，著作者津田与出版者岩波三月八日一同遭到东京地方检视局“思想部长”平野的起诉。
“津田事件”挑动的，是日本知识界对于言论自由的敏感神经，他们毅然发起联署，声援津田，以及遭到“连坐”的岩波。迫于纷纷扰扰的舆论压力，经过公审后，东京地方刑事裁判所决定只判津田监禁三个月，岩波监禁两个月。不服判决的两人继续上诉，津田还就判决书的措辞问题、行文态度不正、冒犯皇室尊严、多次重印这四项“主要罪名”逐一反驳，引经据典、洋洋洒洒地写了近十万字的控诉状，最后两人又获得缓刑。
岩波虽然幸免于圜扉之厄，但小林勇就没那么幸运了。其实还在铁塔书院时期，他就出版了大量左派书刊，以及杂志《在新科学的旗帜下》等。为此当年介绍他进岩波书店的长兄，甚至与之断然绝交。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小林忽然遭到秋后算账，他被警署逮捕入狱后，“从第二天开始，每天都用刑，刑警有两人，他们好像在互相比试着，看谁来得更狠”。严刑拷打一直持续了三个多月，直到日本战败，盟军登陆后，遍体鳞伤的他才重获自由。
小林还是幸运的，因为很多人没能熬过战争最后一年。先是岩波茂雄长子、毕业于东大物理系的雄一郎死于肺结核，接着三木清亦瘐死狱中。岩波茂雄自己，也因为丧子之痛和过度劳累而脑溢血发作，在惜栎庄静养了大半年后，终于在一九四六年四月撒手西去，葬在北镰仓东庆寺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旁边。次子岩波雄二郎接任店长后，为了避免日后因男丁不继而出现继承危机，一九四九年毅然决定将书店由家族企业改为株式会社。
四
神保町一带聚集了明治大学、中央大学、法政大学等高校，自创业以来，岩波书店就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光顾，虽然他们带来了销售业绩，但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对中国始终带有贬抑色彩。但岩波茂雄却始终认为：“日本从中国那里，得到不少恩惠。离开了中国文化，日本文化根本就无从谈起。我们从中国学来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举例来说，正仓院里一半的宝物，大部分都不是我们日本的。”
虽然最初岩波茂雄明确反对日本侵华，但随着战事的顺利进行，他也发表过支持天皇的声明，而且还意外发了战争财。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日战争爆发半年多后，岩波书店经过小林勇、三木清等人的策划，推出了新的文库本系列“岩波新书”，发刊词仍然由岩波亲自撰写，他在文中痛批日本当下“严重缺乏批判精神与良心行动，谄媚权势、阿谀奉承之风盛行。以褊狭之思想，排挤进步忠诚之士；以国策之名义，钳制言论自由，使民意不得畅达。此番情景，让我等愿对文化昂扬尽微力之人，感到忧心忡忡”。
郭沫若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把心肠硬下了”，未告知妻儿便回国参加抗战，岩波茂雄得到田中庆太郎转告的消息，立即赶到郭沫若的市川家里，许诺负责郭妻安娜和五个孩子的起居，后来郭和夫、郭博等郭家孩子大学毕业前的全部费用，全部由他一人承担。一九五五年，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回到日本时，茂雄已经去世，郭氏赠其子岩波雄二郎诗一首：
生前未遂识荆愿，逝后空余挂剑情。
为祈和平三脱帽，望将冥福裕后昆。
郭沫若在日本期间，虽然曾光顾神田的岩波书店，但由诗句可推知，他与一代店主应该并无私交，那如何解释岩波茂雄的慷慨解囊呢？
小林勇认为，岩波茂雄资助郭沫若一家，除了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的居间斡旋以外，还因为岩波之前就读过郭氏发表在日本学术刊物上的文章，非常钦佩其学问。另外一个可能性则是，岩波茂雄早已看出中日两国作为近邻，不可能始终处于战争状态。这位粗中有细的商人是在以自己的方式，为战后两国的和解铺路。
一九四七年五月，岩波茂雄去世一年后，在从日本开往上海的“飞星号”上，搭载了岩波书店赠给中国各学校的一万多册书籍，这是战争结束后，首批运往中国的日本图书。次年，第二批赠书又寄出，其中国立武汉大学分得的有津田左右吉《儒教的实践道德》、寺田寅彦《地球物理学》、斋藤秀三《英和仲辞典》等近一百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