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由电子和质子构成、地球有南北两极、中国人喜欢强调“阴阳协调”？？相互矛盾或冲突的事情或物体“共处一室”的事情时常发生。最近，备受关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走上了这条路。
　　2013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玛（Eugene Fama）、拉尔斯·彼得·汉森（Lars Peter Hansen）和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分享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获奖的理由是“对资产价格的实证分析”。
　　这不是组委会第一次将奖项授予实证和理论金融学领域的研究者，但是真正让这次的诺贝尔奖显得与往届不同的是这三位获奖者的研究方向和观点都不一样，其中法玛和席勒的观点更是一对“矛盾”。
　　法玛与席勒：最奇怪的组合
　　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尤金·法玛被称为“有效市场假说”的创始人。所谓有效市场，就是指所有信息都会很快被市场参与者领悟并立刻反映到资产价格中的市场。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研究表明预测短期股票价格是很困难的，因为市场对披露出来的信息反应很快。在他的理论世界中，投资者都是理性的，不会有所谓的“动量交易”或“购买价格增高”的现象出现。
　　而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席勒则是“有效市场假说”的主要批判者，他认为法玛的理论用长期观点来看不一定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在长期内资产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以股票为例，席勒的实验证明股价与红利之比过高时会下跌，过低时会上升。同时，可能是受他身为心理学家的妻子的影响，他将人的心理因素融入到自己的金融学理论中，认为投资者不可能时刻保持理性。盲目跟随、过度自信等都有可能让他们的行为影响到资产的价格。
　　“将经济学奖同时颁给法玛和席勒就好比把物理学奖同时颁给托勒密（地心说代表）和哥白尼（日心说代表）。”《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凯伊说（John Kay）说，“瑞典皇家科学院这次的选择让很多人在一开始摸不着头脑。”
　　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这两个人的理论都没有什么毛病。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说”得到了多次试验的验证，甚至包括有点滑稽、却又很有名的“一只猴子选的股票上涨的概率和经验丰富的金融学教授所选股票上涨的概率差不多”的实验；而席勒在2005年成功预测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让他名声大噪，理论也让更多人接受。同时，“有效市场假说”是现代金融经济学五大基本定理之一，而席勒代表的行为经济学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学领域。
　　这两个人似乎也喜欢针锋相对。早在1989年，席勒在其著作《市场波幅》（Market Volatility）里说有关股票价格是理性的对信息反映的结果是“经济思想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而“大众心理才是股票市场整体价格运动的主导因素”；同样，在2010年美国房价暴跌的时候，法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泡沫”，“席勒从1996年就开始说房地产泡沫会破裂，一直说到现在”。
　　即使是同时获奖也没能让两个人放下“敌意”。席勒在接受采访是说自己拜读过很多法玛的著作并且认为法玛在研究“有效市场假说”时也发现了一些矛盾的地方，只不过他用很巧妙的方法让这些矛盾看起来不重要（他不认为法玛在研究中对数据有所隐瞒）；而法玛则干脆拒绝对“他和席勒同时获奖”发表评论。看样子，这对“矛盾”还会继续下去。
　　黏合剂汉森？
　　不过，这样的矛盾却给媒体足够多的新闻点。在媒体和金融界看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比“股票价格还难预测”——法玛和席勒分别被列为2010年和2012年经济学奖的候选人，但最终奖项都花落旁人。因此毫无疑问，法玛和席勒在今年同时获奖给了媒体一个狠狠嘲讽诺奖委员会的机会。
　　当过多的篇幅集中在法玛和席勒身上的时候，大家似乎忘了本届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120万美元奖金的还有一个人——宏观经济学家拉尔斯·彼得·汉森，法玛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
　　汉森获奖的原因是他在用实验数据测量资产定价理论的统计方法方面所做的贡献。早在1982年他就因开发出广义矩估计（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简称GMM）而闻名于世。现在这种方法在计量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对于资产价格的预测者来说，GMM可以测量他们所提出的资产价格模型是否能够准确解释在实际试验中所观察到的数据。GMM的特性让它可以比其他很多“传统”的方法适用于更多的环境中，并且不用考虑很多限制性或不切实际的假设。同样，这样的特性让GMM也可以适用于经济、金融之外的诸多社会科学领域，堪称“万金油”。
　　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梅森大学教授泰勒·科文（Taylor Cowen）说：“你会发现汉森的贡献就是推出了测量法玛和席勒命题的高级工具。比如说，如果你想验证改变风险溢价是否能够帮助合理解释观察到的资产价格的运动，汉森的工具必不可少。”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汉森的研究成果是法玛与席勒的理论之间的黏合剂，让这对看起来“相互矛盾”的理论在诺贝尔奖这个框架中显得不那么突兀。“金融工具的发明者获（诺贝尔）奖是有道理的。”詹姆斯·麦迪逊大学经济学教授小约翰·巴克利·罗塞尔（John Barkley Rosser Jr.）表示，“在我看来它与法玛和席勒的观点都有关，可以说是两个观点之间的桥梁。”
　　瑞典皇家科学院和媒体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官方的获奖名单和大多数媒体的报道中，汉森的头像或者名字都出现在法玛和席勒之间，颇有一点“架起两人之间桥梁”的味道。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一位内部人士表示：“汉森的GMM与席勒和法玛的理论一样对资产价格的实证分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矛盾下的和谐
　　那么，瑞典皇家科学院是因为什么认为席勒和法玛那“相互矛盾”的观点与汉森的GMM一同为“资产价格的实证分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诺奖委员会的解释是“三个人为当代对资产价格的理解打下了基础”，而诺奖委员会成员之一的特勒·艾林森（Tore Ellingsen）认为三个人的研究消除了有关资产价格行为的很多误解，而且改变了投资者以及学术界的观点。 　　“我不是说这些理论告诉我们要如何摆脱经济危机，而是它们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现在的金融市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因此我们能够在长远上让金融市场表现得更好。”艾林森说。
　　的确，如果将法玛和席勒两个人的观点合起来的话（尽管双方都没有公开承认对方的半句话是正确的），那就是“资产价格在短期内不可预测，但是在长期内可以预测”——这句话看上去非常完整，而且很有道理。
　　“也就是说我们在预测短期资产价格走向的时候可以用抛硬币的方式（瞎猜），但是在说到3-7年的长期资产价格变动时，这里有实实在在的可以预测的因素。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说资产价格的走向是什么样的。”艾林森说。
　　双方理论矛盾的另一点就是有关投资者理性或者非理性的问题。在约翰·凯伊看来，这几乎算不上是矛盾，首先因为法玛的观点是个“假设”而非绝对的定论，“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并没有说投资者一定会时刻都像机器人执行命令般对市场信息做出反应；而席勒也从来没有说过心理因素会一直影响投资者。换句话说，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说”和席勒的行为经济学理论更像是映衬投资者和投资行为两个不同方面的镜子。
　　这样的关系在宏观上也有体现，上个世纪80年代正是“有效市场假说”盛行的时候，也是美国和很多发达国家开始放松金融市场监管，利用“投资者的理性”和“有效市场”来推动金融业的发展的时候，这样的措施造就了美国等国金融市场在过去20多年的辉煌，但是由雷曼兄弟破产开始的金融危机也证明了“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和危害性，让席勒等人“加强金融监管以控制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的提议重新摆上美联储和白宫的讨论日程表上。
　　“有一个主题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获奖人的工作统一在一起，那就是风险。”经济学家艾莉森·斯科拉杰（Allison Schrager）说，“风险是不可预测的，但却是可以带来大量利润的。”无论是法玛主张的投资者对市场信息做出反应、还是席勒的预测资产价格的长期走向以及汉森的GMM测试工具，都可以用来解释人们是怎样处理风险的。同时这也说明“金融监管对于一个功能完善的市场来说是必要的，但是监管者也要掌握一个度”。
　　因此，尽管法玛、汉森和席勒看似是一个奇怪的获奖三人组，但是他们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金融市场运作的了解，为了解金融危机等极端事件如何发生以及怎么样避免提供了参考。这正符合诺奖委员会“为当代对资产价格的理解打下了基础”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