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曾经说：“如果说，童年环境的气氛对于一个人的事业与爱好有着重大的关系，如果说，遗传对于一个人的气质、性情、天才有着极大的影响，那么，我将把我学诗的故事在这上面扎根了。”
　　童年的乡村生活是诗的摇篮
　　臧克家的故乡是山东诸城，这个县属古琅玡，秦始皇东巡，曾在这儿刻石记功，即有名的琅玡刻石。臧克家所居住的村子——臧家庄，离城18里路，孤高地盘踞在一个小岭头上。苏东坡在密州做知州时，曾到常山打猎，也写下了“试扫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有双尖”的诗句。
　　臧克家生在清光绪年间，一个封建的由中而小的地主家庭，家中诗的空气很浓。臧克家8岁时，生母去世。父亲给了臧克家一个诗的生命。臧克家的父亲喜欢诗，他的气质、感情、天才和诗最接近，臧克家常常怀着悲伤的心情侧耳倾听父亲用抖颤得几乎细弱无声的感伤调子，吟诵着他同臧克家的一位族叔唱和的诗句。那时，他自取号为“红榴花馆主人”，而那位族叔则名“双清居士”。《霞光剑影》便是他们唱和的诗集名。
　　臧克家的祖父终日板着铁脸，不说一句话，但他也特别好诗。白香山，他最喜欢。有时，他突然用湍流般的热情、洪亮的嗓音朗诵起《长恨歌》、《琵琶行》。他的诗的热情燃烧了臧克家幼小的心灵。臧克家在《自己的写照》集子中说：“在当时只学着哼一个调子，今日回味起来，却有无限的深情与感慨了。”
　　臧克家的庶祖母是一位多才而巧嘴的女人，她常讲《聊斋》、《水浒》、《封神榜》、《西游记》给他听，还有那些仙女和凡人恋爱的富于诗意的故事……常引出臧克家的眼泪和幻想。
　　臧克家还有一位重要的启蒙老师——六机匠。六机匠是臧克家家的佃户，也是远房的亲戚。六机匠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每次赶集回来，他便会把从说大鼓的口里听来的故事增枝添叶地、更生动地用韵语和腔调唱出来，从他那里，臧克家认识了许多灵魂，得到了盎然的诗趣，熏陶出一颗诗心。
　　臧克家爱乡村，因为他生在乡村，长在乡村。童年的乡村生活，使臧克家认识了人间的穷愁、疾苦和贫富的悬殊。同时，纯朴、严肃、刻苦、良善……他的脉管里流入了农民的血。这些，可以在他的诗的内容上、形式上，在整个的风格上找到佐证——那么鲜明耀眼的佐证。在多少支笔下，臧克家成了“农民诗人”。
　　青春热血孕育出诗的萌芽
　　1923年，臧克家进了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开始了他的中学生活。
　　那时，统治山东的军阀——“狗肉将军”张宗昌，对人民实行文化统治和武力镇压。臧克家所在学校的校长王祝晨先生是一个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学校成了新生力量的滋生地。学校里有“书报介绍社”，不管学生穿的是布袜子、老土鞋，《创造》、《洪水》、《语丝》、《沉钟》……每人都总有一份。而在臧克家的手里除杂志、新书之外，还有很多诗集。
　　臧克家这时期新诗读得很多，穆木天、冯至、汪静之、韦丛芜……然而，撼动了他整个灵魂的却是郭沫若先生，他曾孩子气地从一本杂志上剪下郭沫若的一张照片贴在自己的案头，上面题上：“沫若先生，我祝你永远不死！”
　　臧克家给当时主编《语丝》的周作人写了一封信，揭露张宗昌反动统治的黑暗残酷。过了不久，这封以“少全”署名的信，连同岂明（周作人）的复信一起被登在《语丝》上，还被加上了一个题目《别十与天罡》。这是臧克家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大刊物上发表作品。
　　这时候，臧克家写下了不少诗篇。他写得多、写得快，“灵感”是他的唯一法宝，他一动声色，就在纸上“走笔”。他觉得写诗并不难，因为还不够知道它难的资格。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模仿时期”。他读了别人的诗篇，仿佛那里边蕴涵着的感情原来在自己心上就存在着一样，立刻就兴奋起来，也想以同样的内容自制一首。臧克家曾说：“可悲的是，那时，我跟在别人的后边跑，却把我自己失掉了。”
　　在说到臧克家如何走上新诗创作道路的时候，还必须提到一个人，那就是他的族叔、诗友——臧亦蘧（笔名“一石”）。臧克家说：“不遇见他，也许一辈子也‘遇’不见新诗。没有当年的他，就没有今天的我。”族叔亦蘧大臧克家三四岁，在封建气味浓厚的农村，用奇特的怪论和行动抵抗封建习俗，卓尔不群，狂傲不羁，绰号“四癫”。
　　我从城里回来，
　　迎面碰着小弟弟，
　　从牛棚里出来，
　　面目枯黑。
　　走进内房，
　　看见父亲在那里吞云吐雾（吸鸦片），
　　剥削我们一家人！
　　这就是臧克家族叔的诗，直抒胸臆，毫无顾忌，毫无雕饰痕迹。臧克家有如是说：“他是形体，我就是影子。”
　　一个春光明媚的清明节，燕子新客似的从远方飞来，秋千架旁飘飞着少女的衣影和笑声，花朵开在每个青春的枝头。灵感借了臧克家的手，写下了第一首新诗：
　　秋千架下，
　　拥积着玲珑的少女；
　　但是，多少已被春风吹去了。
　　族叔看了，比臧克家还兴奋，他惊奇这诗的第一朵花竟是这样美丽！对于最末一句，他说了一大串“好”。鼓励臧克家，给他打气，好似自己可以给臧克家打保票，只要臧克家写下去就一定能成功一样。
　　中学生活还未结束，政治空气就变得更为紧张了。风传军队要来学校搜查，同学们半夜三更撬开地板，把所有带白话标点的书全部塞下去，用脚跺一跺，仿佛跺自己的心一样痛！郭沫若先生的一篇新的文艺理论《文学与革命》落到了臧克家的眼底，给了他力量和希望。这样，投出“此信达时，孙已成万里外人矣”的充满豪言壮语的一纸家书，臧克家便同几个朋友从寒冷中向着自由与温暖的江南飞去。1926年的10月天，他们踏上武汉的土地，大家心里发问：“谁的手把宇宙割成了两片，南方是白昼，北方是黑天？”
　　1927年，臧克家考上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革命的空气像高涨的洪潮，严肃的生活刻苦而又紧张。臧克家曾经一身戎装立在黄鹤楼头，望着汉阳兵工厂的烟囱作豪迈的诗思（“像一支时代的喇叭吹向天空” ） ；他曾经立在大江的岸上戍卫着森严的黑夜，隔江就是敌人，萤火闪耀着神秘恐怖的光，江潮像大时代的呼吸，又像自己的心一样不平地鸣吼；他曾经以天地为庐舍，野草做被褥，钢枪做枕头，露宿多少夜；月光的天灯照着他们急行军，去包围敌人；稻田，一方方明镜似的偷描着山影、树影和时代的先锋——战士的身影。追击叛军夏斗寅，40天的“前敌”，飞过山，趟过水，在枪炮声里，在嘶喊声里，在呻吟声里，在风里、雨里、血泊里，一个伟大的目标在接近，一个铁的意志在执行。臧克家，没有用诗句，却用子弹，做了战斗的一员！他用生命去换诗，去写诗！ 　　诗——在生活的土壤中
　　1930年，臧克家考入了国立青岛大学（后改名为“山东大学”）。在入学考试的作文《杂感》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
　　而他的恩师，著名诗人闻一多先生，正是从这一节《杂感》中认识了臧克家。在初学新诗时，臧克家只知道闻一多的名字，并没有读过他的作品。臧克家向他借来了《死水》，一读就入了迷，臧克家觉得，过去自己像个小孩子，酸甜苦辣都吃，也都以为可口，今天，自己才有了一个自己的胃口。他向闻先生和他的诗学习着怎样想象，怎样造句，怎样去安放一个字。每得一诗，便跑到闻先生的家中去。闻先生住在大学路的一座红楼上，他每次走进闻先生的屋子，都有一种严肃的感觉，然而一旦开始谈诗，空气便完全不同了。臧克家吸着闻先生递给他的“红锡包”（他总是吸红锡包烟），两人这时仿佛不再是在一间书房里了，他们像师生，又像朋友一样交谈着。有一个暑假，臧克家把《神女》这一篇诗的底稿寄给闻先生，其实是在做一个试验，其中有一个句子臧克家最喜欢。闻先生的复信来了，臧克家心上的那个句子：“记忆从心头一齐亮起”，果然单独地得了那个红圈。臧克家不禁高兴得狂跳起来。
　　在这时，王统照先生也给了臧克家很大的关心和帮助。有了新作，臧克家常常跑到观海二路13号——他的寓所里去，用热情激动的调子背诵给统照先生听。统照先生给了臧克家许多有益的意见，当然还有鼓励。统照先生告诫臧克家，写诗，不要趋向尖巧，而需要更深进，更远大，更朴厚。
　　臧克家的每一篇诗，都是经验的结晶。被压迫、被侮辱地生活在最底层的形形色色的人们——特别是贫苦农民的形象，乡村的大自然风光，地主官僚的丑态，一齐在臧克家心中鲜亮了起来，用它们的颜色，它们的声音，它们要求表现的希望打动他，鼓舞他，刺激他，使他把曾经看到过的，感受过的，统统化作诗。这一时期，臧克家写了《老哥哥》、《洋车夫》、《难民》、《贩鱼郎》、《神女》、《炭鬼》……
　　1933 年，卞之琳鼓励臧克家印一本诗集，臧克家便把新旧作品挑选了一下寄给了卞之琳，取了其中一篇诗的名字《烙印》作为诗集的名字。这时候，闻一多先生已经到“清华”去了。经过了他们的一番精选，闻先生又写了序言，就付印了。式样、印刷等，一切全托给了卞之琳。闻一多、王统照两位先生及另一位朋友慷慨解囊，一次印了400本，臧克家的第一本诗集——《烙印》，在众人的鼎力相助下终于问世了。
　　《烙印》出版不久，茅盾、老舍、韩侍桁诸先生在《文学》、《现代》等杂志上写了评介文章，给了臧克家很大的鼓舞。于是，他这个为新诗呕心沥血多年的文艺学徒，以“青年诗人”的头衔，与艾芜、沙汀等另外5位同志成了“1933年文坛上的新人”。
　　这样，臧克家在青岛找到了“自己的诗”，战斗的生活，痛苦的磨难，叫臧克家用一双最严肃的眼睛去看人生，并且以敏感的神经去感受生活，以强烈的火一样的热情去拥抱生活，以正义的界线去界开黑暗与光明，真理与罪恶。
　　“这得要感谢家庭的熏陶、朋友的帮助、恩师的指点。然而，更重要的，这得要感谢生活。因为，生活，是诗的土壤。”臧克家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