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58.52%，即差不多六成的中国人属于城镇人口。这个数字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不算高。因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城市人口比例平均值就超过了70%。
　　但从绝对值看，中国的城市化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城市化。
　　從1949年建国开始计算，在过去的68年间，中国的人口总量由5.4亿增至了13.9亿，增长为原来的2.4倍。而同期的中国城镇人口数量，却从5700万上升到了8.1亿，增长为原先的14倍。
　　中国过去的城市化，很大程度是土地资本化和宽松的信贷来推动的，一定程度上讲，这是必要的城市化“捷径”，但这种模式有着它的极限。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内部经济的放缓，这种快速的整体城市化进程必然面临放缓态势。
　　与此同时，大城市化和区域一体化（也可以说是城市群化）却在加速，北京及周边、长三角和珠三角以及成渝经济圈正在崛起。
　　这种趋势越发明朗，它既成为了房地产商最好的营销噱头，也时常左右着年轻人的职业和城市选择。不过，这一进程之中也有很多隐秘的谬误。

光有“地理”不行，还要有“经济”

　　2016年启动的房价疯涨，北京是购买力的积聚之地，种种离奇的“抢房故事”纷纷在这座超级大都市上演。在北京市中心以东30公里的燕郊，房价从1.5万元涨到了3万元，这个财富大跨越所经历的时间，不过半年。
　　但到了2018年10月，燕郊很多楼盘的房价已从当初最高的3万元，跌到1.5～1.9万元，跌幅接近40%，甚至一半。燕郊房价的“过山车”，是探寻中国大城市化进程中，资产涨跌规律的一个极好样本。
　　燕郊其实并非北京，而是位于河北境内。它为什么能涨？道理很简单，“概念”加“地理”使然。不知从何时开始，燕郊获得了“环京第一楼市”的威名，到了2016年和2017年，“京津冀一体化”“雄安新区”和“北京副中心”等概念的助推之下，燕郊房价坐上了火箭。
　　燕郊环京不假，但“地理优势”和“经济效用”是可以剥离的两个概念。在房价暴涨的时代，“经济地理学”是一种“显学”，每一位不甘于财富阶层下坠的人都需要知其一二，才能在资产抢购的时点，一击而中。但遗憾的是，燕郊只有“地理”，没有“经济”。
　　“经济”的效用，很大程度是行政区划所带来的。在中国，行政区划的不同则意味着房子的“附加值”—公共服务的差异。
　　燕郊真正为人所知，是它与北京之间的通勤现状。早在2014年，燕郊的“北漂族”就有30多万，如果乘坐公交车，到北京市中心大约要两个小时。更严重的问题是，公交供给也是一种稀缺资源。
　　于是，很多年迈的父母从老家赶到燕郊，不是给上班族带孩子，而是为子女排队等公交。这些白发苍苍的父母早上四点起床，去排队等公交，每天如此，只为了让上班族的子女多睡一会儿。
　　公交问题只是公共服务缺失的截面之一，在医疗、子女就学等方面，各种问题将不断显现。事实上，燕郊的“北漂族”还普遍年轻，他们暂时还不会对这两种公共服务的重要性有切身体会。然而，房价早已提前“体会”，因为房价波动的本质，就是一种资金对未来预期的反应。
　　“环京第一楼市”崛起之初，地产经纪少不了用城市群这样的概念来吸引购房者。但燕郊房价现在的故事，则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大城市化，即一座城市随着中心城区成本走高，会出现产业外迁和人口外迁，因此这座城市会在空间意义上自动膨胀，最终把周边都纳入其中。

首都只有一个，但中国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则有很多，它们在“经济地理”上的产业外溢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将决定好几代中国人的居住和职业选择。

　　但不能忽略，这个过程要发生的前提是，这座大城市的公共资源和产业必须能够外溢。如果没有这种外溢，那些周边居民集聚区的“卫星城之梦”就只能暂时停留在蓝图之中。
　　事实上，北京以及周边作为中国最繁荣的三大经济中心地带之一，它一直有着经济地理上的特殊性。不同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北京周边地带和北京相比存在着一种“断崖式”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当然，这很大程度是历史和客观原因造成的，河北环京地区本身就不如长三角和珠三角那样有着大量的产业强大的二线城市。
　　但不容否认，北京对周边地带没有发挥充分的带动作用，则是一个外界的共识。
　　为什么？一种观点认为是行政分割，因为北京与河北之间是跨省分割，所以北京的资源难以越过行政的藩篱外溢到河北。另一种说法是，北京作为首都的定位，决定了它的带动作用会受到限制。
　　这些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政治上的特殊性没有讨论必要，不妨从纯粹经济意义的产业格局来看问题，这更有现实和普适的意义。因为首都只有一个，但中国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则有很多，它们在“经济地理”上的产业外溢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将决定好几代中国人的居住和职业选择。
　　那么这种扩张的起点是什么？一定是产业，唯有产业决定城市的未来，更决定它与周边地带的关系，这是中国大城市化和城市群化演变的隐秘发动机。

两种外溢：产业与公共资源

　　从产业角度来看，北京为何溢出效应不明显？不妨从城市内部的大企业积聚开始推演。
　　自从20世纪90年代的财金大改革之后，北京越发成为了中国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这是一个事实的存在，但在公共语境中，这一点长期不被强调。
　　大企业是积聚资源的“神器”，更是决定城市经济力量对比最具权重的砝码。在2018中国企业500强名单中，北京一骑绝尘。北京达到100家，第二名是上海29家，第三名是深圳26家。 　　仔细分析名单，可以发现北京的企业有两个特点，一是央企总部聚集—这是北京一骑绝尘的首要原因。二是北京的大型民企主要是互联网企业以及偏向资本运作的民企。
　　正是这两个特点，限制了北京企业对周边区域的外溢效应。拿中央国企来说，其多处于垄断型、资源型行业，其总部对子公司、分公司的控制是通过财务、人事来实现的，真正的企业经营实体其实分布在全国各地。这种“中枢型”的总部经济对周边的产业外溢并不强，因为它无需地理上的扩张。
　　和北京相对的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总部经济，它们和北京有着很大不同。拿上海来说，跨国消费品公司的中国总部多半都位于这座城市，他们的财务总部、品牌总部在上海，但生产环节和消费网络则集聚在往西的长三角地区，这种产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地理上的关联性，因此产业的外溢效应是明显的。
　　在这种外溢与区域整合方面，珠三角比长三角更突出。珠三角作为世界上最大的IT硬件中心，它的崛起基本上即是依靠大企业的外溢，这些大企业比如富士康、华为、中兴、中集、比亚迪等。作为制造业巨头，它们与周边地带在经济地理上的关联性很强。
　　因此，郭台铭在2017年3月的富士康广州增城项目动工仪式上提出了珠江东岸“IT硬件经济带”的观点。他说，希望让珠三角环线能像硅谷101高速公路那样，也成为一条串联信息技术的经济带。富士康以巨型工厂起家，郭台铭显然深谙经济地理的奥秘。
　　另外，互联网公司的集聚和外溢效应，也不能用传统的经济地理概念来分析。某种意义上讲，互联网公司和央企总部一样，它在经济地理上的外溢同样乏善可陈。
　　举个简单的例子，位于北京的京东把呼叫中心放在了千里之外的安徽宿迁。按照规划，宿迁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将成为拥有2.2万人的全国最大的商务呼叫中心。刘强东是宿迁人，情有可原。
　　同样，携程的呼叫中心并不在上海郊区，而是位于江苏南通市，这里的携程客服中心占地约8万平方米，拥有超过1.2万个座席。

广州是中国外溢效应最强的一线城市。它的传统产业正经历一次转型升级，随之在其周边形成了梯次明显的产业分布，带动了周边区域的产业承接和产业崛起。

　　对央企来说，控制财务和人事中枢，即为总部。对互联网企业来说，控制前端的PC和移动终端入口以及掌握后台核心数据即为总部。企业管理的高效并不要求总部和经营前端，在地理上临近，这是完全不同于制造业的格局。
　　以杭州为例，在2018年中国企业500强名单中，这座城市有24家，作为二线城市，其大企业总部甚至高于一线城市广州。但实际情况是，杭州对周边区域的产业外溢完全不如广州。究其原因，很大程度在于杭州大企业有明显的互联网化和金融化趋势。相比而言，广州的大企业则更加传统，汽车、日化、医药等，它们的外溢效应更强，对周边的产业带动效应也愈发明显，这是广州城市“东进”策略的经济支撑和现实基础。
　　2018年11月，广州的东进战略迎来了一个里程碑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中新广州知识城升级合作的框架协议》正式在新加坡签订。这意味着中新广州知识城已上升为国家级双边合作项目，双方将积极拓展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业、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保护、智慧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升级等领域的合作。
　　某种意义上讲，广州是中国外溢效应最强的一线城市。首先，它的传统产业正经历一次转型升级，随之在其周边形成了梯次明显的产业分布，带动了周边区域的产业承接和产业崛起。对此，郭台铭有清醒的认识，他坚信广州是珠三角东岸IT产业经济带的新起点。
　　更重要的是，作为华南最大的科教文卫中心，广州的学校、医院和研究机构也成为了周边地区公共资源的重要供给者。这种供给紧随着产业外溢的步伐，东进珠江东的IT硬件经济带或者南下南沙副中心，它們是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进程的必需品。
　　大城市化和城市群化方兴未艾，但这一美好蓝图必须以核心大城市承担更多担当为前提。它们的产业结构必须具有强大的外溢效应，还必须突破资源分割和封闭的藩篱，与周边“共享”，才能“共生”。
　　从“逃离北上广”到“重返回北上广”，大城市总是充满可能性，但每座城市都很不一样。要记住，选择大城市，但不一定也要选择它的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