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说《世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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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以慈爱心行善事
  在我居住的城市,既有政府领导下的慈善机构,也有民间的慈善团体,如抗灾救灾委员会、慈善联合会、红十字协会。还有许多有爱心的人,以义工的形式,救助湘江游泳遇险的人,为社区的留守老人洗被褥、打扫卫生,为贫困家庭捐物捐钱……得到社会和群众的交口称赞。
  当下,慈善事业涵盖的范围相当广泛,赈灾、济困、救贫、保护和援助弱势群体(残疾人、艾滋病患者、留守老人、失学儿童),不但在人力、物力上倾情施援,还有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方面的无偿帮助。
  2010年,中国第一部地方慈善通史《湖南慈善史》出版面世,其上起远古,下迄民国,对湖南慈善事业的千古历程遂一寻根溯源。有文案可考的有关该省慈善方面的资料,最早的记录为汉代,多为灾荒救助;有传统慈善机构的记载,则是在宋朝。
  在魏晋时代,政权频频替换,战事屡屡发生,加之天灾,除却豪门大族,一般人的困顿则可想而知。当时的政府慈善机构多为临时所设,也无多少财力可言,济困救贫主要是民间和个人行为。
  《世说新语·德行第一》:“梁王、赵王国之近属,贵重当时。裴令公(裴楷)岁请二国租钱数百万,以恤中表之贫者。或讥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
  刘孝标为“梁王、赵王”作注:“朱凤《晋书》曰:宣帝张夫人生梁孝王彤,字子徽,位至太宰。桓夫人生赵王伦,字子彝,官至相国。”他们是皇帝的近亲,官高禄厚,而且有自己的“国”(属地),实在是富得流油。他们的中表亲戚中却有不少穷苦人,得不到他们的资助。裴楷,字叔则,任过河南尹、中书令等官职;他每年都要向梁、赵二王征收数百万租钱,以救助这些穷苦人。有人讥笑他依靠乞讨来施舍行善,他的回答是:减损富余的来弥补不足的,符合天理人情。
  在当下,我们不但倡导慈善事业人人可为,也同样赞同先富起来的人慷慨解囊,这对于平衡贫富悬殊的社会情绪,大有裨益。
  “郗公(郗鉴)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公名德,传共饴之。”
  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匈奴军歼晋军十余万,攻入都城洛阳,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史称“永嘉之乱”。郗鉴遭此劫难,住在乡下,又穷又饿,乡亲们因他的德行闻名,便轮流请他吃饭。这是老百姓为危难中的官员行慈善之举。
  还有一位刘驎之,“居阳岐积年,衣食有无常与村人共。值已匮乏,村人亦如之。”(《世说新语·栖逸第十六》)
  刘驎之居阳岐多年,不论自己衣食多少,都与村人共享。如果他碰上穷困之时,村人又反过来救助他。
  另一则,写陶侃母子,在家贫至极时,对于风雪严寒中的投靠者,犹尽力救助。家中无米,母亲剪下头上的长发出卖换钱,买回几斛米;没有生火的柴,“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没有供马吃的草,就剁了草垫以喂。使前来请求救助的范逵,与“从者该无所乏”。
  陶家母子虽贫困,却能倾其所有以帮助他人,这是一种令人感动的悲悯情怀,堪称千古佳话。正如《优婆塞戒经》所云:“若修悲心,难施能施,难忍能忍,难作能作。”
  抗日战争时期,后方各界为前方战士募款、捐物的慈善之举,出于一种灼热的爱国情怀。郁达夫曾写《募寒衣》一诗:“洞庭木落雁南飞,血战初酣马正肥。江上征人三百万,秋来共与寄寒衣。”
  乡 愁
  生活在故乡的每一个人,对这块土地会与生俱来地充满一种由衷的眷恋、感恩、挚爱之情。故乡文化所涵盖的一切,政治、经济、地理、风俗、文学、艺术、人事等等,都会融入他的血液、性格、观念之中。不管他身处何地,都会情不自禁地忆起故土,这种经久不衰的思念便是乡愁,也称之为原乡意识和寻根意识。
  学者黄万华在《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一书中说,原乡“有的实指祖居故乡,有的则是虚拟想象中的故乡,也有的泛指母国故土,更有的是融入了异乡因素的‘故乡’。”
  海德格尔在《人,诗意的栖居》中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
  古往今来,正如俗语所云:谁不说我家乡好!文人、墨客更是对原乡——祖国,生养他的故乡;长期工作和生活并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歌之咏之描之画之。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中,就有多则写到魏、晋名士的原乡意识。
  王济字武子,为太原晋阳人;孙楚字子荆,为太原中都人。他们对同属太原的各自的出生地,倾注由衷的赞美:“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涾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陆机,为吴郡人。“陆机诣王武子(王济),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王济是山西人,该地有名产羊奶酪,故很骄傲地问:“你们江东有什么东西可以和它比美?”陆机回答:“有千里湖产的莼菜羹,只是没放盐豉而已。”意讽羊奶酪没有盐豉之味,而莼菜羹一旦放入盐鼓,其味远胜羊奶酪。
  “张季鹰(张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世说新语·识鉴第七》)
  秋风起时,任要职的张翰想起家乡吴中的美食,官也不当了,千里迢迢赶回家去。乡愁之深重,令人可舍弃名利之欲!
  桓温曾做过琅邪(今南京市北)内史,是他工作过的地方,并有政绩。“桓公(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桓温曾在工作过的地方栽柳,多年后,柳粗十围,他感叹年光如逝水,人也老了,“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感怀下泪。
  “桓征西(桓温,任过征西大将军)治江陵城(荆州)甚丽,会宾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品评)此城者有赏。’顾长康(顾恺之)时为客在坐,目曰:‘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桓即赏以二婢。”桓温驻节荆州时,把城廓修建得十分壮丽,很有成就感。而顾恺之的品评精彩、形象,故得赏赐。   原乡更小的概念,是安家休憩的庭园。孙绰,字兴公,为太原中都人。“孙绰赋《遂初》,筑室畎川,自言见止足之分。斋前种一株松,桓自手壅治之。高世远(高柔)时亦邻居,语孙曰:‘松树子(松苗)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孙曰:‘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孙绰的安家之处,表现出他知止知足、不求名利的意念,是他的精神家园。高柔见他栽小松树,于以讥讽,他的回答针锋相对:“松树、柳树即便能长得合抱粗大,又有什么用?”弦外之音是:我栽松树,是为效仿它的气节与品格。
  西晋亡后,晋王室司马睿渡过长江在江南建立东晋,江北原西晋官吏、士人纷纷渡江投奔之。“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周顗)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王导)愀然变色曰:‘当其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这个“新亭泣泪”的典故,表达的是一种对故国的思念,也是原乡意识的凸现。王导的话很警醒人心:我们不应只是叹息流泪,应该筹划如何砺兵秣马、光复河山。
  普渡众生佛亦疲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庾公(庾亮)尝入佛图(佛寺),见卧佛,曰:‘此子疲于津梁。’于时以为名言。”
  在《涅槃经》中称,如来也就是释迦牟尼背痛,于双树间北首而卧,故后人多画或塑卧佛像。
  而北京西郊香山,有一座建于唐代贞观年间的卧佛寺,因内有释迦牟尼卧像而得名。这尊卧佛像,表现的是释迦牟尼临终前向弟子嘱托后事的情景。
  庾亮见卧佛而说:“佛普渡众生太累了,他也要休息一下。”似乎是一句平常语,却反应了当时崇佛、礼佛、祈佛的风气十分浓烈,到处是寺庙,参谒的人很多,佛“疲于津梁”是一种真实。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佛教的创立者为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王子悉达多·乔答摩(即释迦牟尼),以无常和缘起思想反对婆罗门的梵天创世说,以众生平等思想反对婆罗门的种族制度,因此得以风行。其基本教理有“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主张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断除烦恼,得到成佛为最终目的。
  佛教传入中国,为东汉明帝十年(公元67年)。历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四五百年间,佛经的翻译与研究日渐发达。到了隋唐,出现了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净土、密宗等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诸多流派。
  在历史上,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佛教传入、初兴并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大兴建寺、开窟、塑佛、刻佛、画佛之举,至今犹有遗存,如甘肃临夏的炳灵寺石窟、敦煌的莫高窟。
  前者位于黄河北岸小积石山大寺沟中,“炳灵”是藏语“十万佛”之意,开凿于西秦建弘(公元420—428)年间,下至明代。
  后者莫高窟,又称“千佛洞”,“相传始建于秦建元二年(公元366),而现存最早的洞窟,开凿年代应为北凉(五世纪初)。此后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至元,佛窟的建造始终振兴不替,保存至今的有四百九十二个。”(《宗教词典》)
  乙未年盛夏,我应邀与诸友参观了炳灵寺石窟和莫高窟,两处皆有释迦牟尼的石雕卧像,侧式,头枕莲台,两眼半闭,嘴角微启,怡静安详。
  魏晋时代的人,不分贵贱、老幼、男女,皆对参佛、学佛、说佛饶有兴趣。
  张玄之、顾敷分别是顾和的外孙、孙子,年纪虽小却皆聪明。顾和常说孙子强于外孙,因而对孙子看得更重,这让外孙张玄之很不舒服。张玄之九岁、顾敷七岁时,顾和带他们去佛寺。正好看见佛的圆寂像,弟子中有哭的、不哭的。顾和问外孙和孙子这是为什么。外孙说:“被佛看重的弟子哭,不被佛看重的弟子不哭。”孙子说:“不对。应当是忘情的弟子不哭,不能忘情的弟子才哭。”
  张玄之因不被外祖父看重,故以眼前佛像来说出心中的埋怨。而顾敷则劝告他不要忘了老人的恩情,依旧是因佛像而生发弦外之音。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当时这么小的孩子就对佛教有所认识,应是平日耳濡目染所致。
  而成人的拜佛、捐香火钱,或想祈求佛赐平安,或企图自己成佛。
  “何次道(何充)往瓦官寺礼拜甚勤。阮思旷(阮裕)语之曰:‘卿志大宇宙,勇迈古今。’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见推?’阮曰:‘我图数千户郡,尚不能得;卿乃图作佛,不亦大乎?’”(《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
  阮裕对于去寺中礼拜频繁的何充予以讥讽:“我祈求佛让我任一个管理几千户人家的郡太守尚且得不到,你却想成佛,不是野心太大了吗?”
  当时的不少名流,都把佛教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并为一些求知者传道解惑。“三乘佛家滞义,支道林(支遁)分判,使三乘炳然。诸人在下坐听,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说,正当得两,入三便乱。今义弟子虽传,犹不尽得。”(《世说新语·文学第四》)
  《法华经》所说的“三乘”为: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悟四谛而得道为声闻乘,悟因缘而得道为缘觉乘,行六度而得道为菩萨乘。支遁对“三乘”的疑难问题,清楚地予以判别,听众都说弄明白了。支遁下了讲座,让大家一起讨论,前两层意思还说得出来,到了第三层就纠缠不清了。当时他虽把“三乘”的内容传授给了弟子,但弟子并没有完全领会。
  “汰法师云:‘六通、三明同归,正异名也。’”(同上)
  释惠远是一位高僧。《远法师铭》称他十二岁就随舅舅令狐氏游学许昌、洛阳。二十一岁拜释道安为师剃度出家,不但苦研佛学,且对其他典籍研读甚深。“殷荆州(殷仲堪)曾问远公(释惠远):‘《易(经)》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应)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同上)他们讨论的是《易经》中所说的,大自然事物变化的互相感应问题,从中可看出佛教传入中国后,对其他哲学流派的吸纳,使之更加本土化的迹印。
  对于佛经、佛事的本土化诠释,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见于《世说新语·言语第二》:“范宁作豫章,八日请佛有板。众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弥在座末曰:‘世尊默然,则为许可。’众从其义。”   范宁任豫章太守,在八日时请佛上了手板,众和尚不知该怎么办。坐在末座的小和尚说:“如来佛不作声,就是许可了。”于是众和尚都同意这个小和尚的意见。
  我与我周旋
  一个人能正确、客观、持之以恒地认识自己,并不断地克服自身的弱点、缺点,为的是在品德、学识、才干上有所进步。用现在的说法是:认识自我,战胜自我,完善自我。
  《世说新语·品藻第九》中,有一句话与之意味相近:“我与我周旋久。”
  “桓公(桓温)少与殷侯(殷浩)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殷浩在回答桓温“你比我怎样”的问话时,只是说:“我总是在不断地考察与修正自己,让我更像真正的我。”
  当一个人对自己缺乏足够的认识,或者会莫名的自傲,或者会无端的自悲。清醒者会以身边的优秀人物做参照的坐标,以彼此的优劣、长短作出比较,然后得出正确的结论。
  “品藻”一辑中,多有例证。
  “(晋)明帝问谢琨:‘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
  谢琨说,庾亮能端庄地立于朝堂之上,作为百官的表率,我不如他;但胸怀旷达,自认为可强过他。
  “支道林(支遁)问孙兴公(孙绰):‘君何如许掾(许询)?’孙曰:‘高情远志,弟子早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
  孙绰拿自己和许询对比,说:“论情趣高远,弟子早就佩服他了;但写诗作文的才情,他应在我之下。”
  “庾道季(庾和)云:‘思理伦和,吾愧康伯(韩伯);志力强正,吾愧文度(王坦之)。自此以还,吾皆百之。’”
  庾和认为自己在谈名理的严谨上,他不如韩伯;在毅力的强正上,他不如王坦之;和另外的人相比,他应该胜之。
  唐僧渊的面相,因为鼻梁高,眼窝深,常被人讥笑。但他并不沮丧,反而作出了非常自信的解释:“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这也是正确认识自我并肯定自我的一种形式,弦外之音是面相既“灵”且“清”,亦能透现出他的内在气质。
  “除三害”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京剧中的《除三害》,是一个传统的优秀剧目。《世说新语·自新第十五》:“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而此地义兴的水中有蛟,山上有凶猛的虎,都伤害老百姓。连同周处,义兴人称之为“三横”。在人们的劝说下,周处先杀虎,再入水斩蛟。蛟在水中或沉或浮,周处一直紧追不舍。过了三天三夜,乡人都以为周处死了,便额手称庆。后来周处斩蛟归来,闻说此事,才知他往日的劣行如此遭人厌恶,便下定决心要改邪归正。他到吴地去找陆机、陆云二位名士,陆机不在,遇到了陆云,他倾吐自己的心迹:“我想改正,但虚度了这么多年,怕最后还是一事无成。”陆云说:“古人看重朝闻道而夕死无憾,何况你前景是不错的,人最怕的是不好好树立志向,有了志向,还怕好名声不传扬吗?”陆云的鼓励,使周处振作精神走一条正道。“处遂改励,终为忠臣孝子。”
  周处除虎、除蛟、改过自新重作人,谓之“除三害”。他立下高尚的志向,然后洗心革面,逐步根绝自己的劣性、劣行,是“我与我周旋”的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最终诞生出一个新“我”。
  《曾国蕃日记类抄》中,有很多文字写到他修身养性、反躬自省,十分警策动人。他在“壬寅五月”一则中,自省待人的“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彼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他的这种自省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伟人毛泽东评点曾国藩日记,说过这样的话:“尝读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曰唯口兴戎,纳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
  〔责任编辑 宋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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