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历史上，曾存在过这样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是日本战俘，却也是我军首个航空学校的飞行教员和技术保障人员。他们以敬业、负责的精神，毫无保留地传授飞行技术和经验，为我军早期航空学校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也为后来我军空军建设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飞行教员和领导干部。
中国共产党对航空事业历来十分重视，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就选派常乾坤、王弼等一些党员到苏联学习航空专业。1940年冬，常乾坤、王弼等人回到延安，向党中央建议，请苏联支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航空学校。次年3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延安工程学校，王弼任校长，丁秋生为政委，常乾坤为教育长，主要学习航空基本原理和航空机械知识。1944年5月，中央军委在第18集团军总参谋部下成立航空研究组，又称中央军委作战部空军组，王弼任组长，常乾坤任副组长，主要担负航空方面的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和处理与航空有关的事宜。可以看出，尽管彼时中共还没有自己的空军，也基本没有自己的飞机，但还是以未雨绸缪的战略性眼光，从理论和技术上为后来航空学校能够迅速创办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决定调动军队和干部挺进东北，其中明确指示：组织延安航空研究小组和原工程学校的部分同志随军进入东北，利用日军留下来的机场设施、飞机和航空器材等条件，筹建航空学校，为以后建立人民空军和航空事业培养骨干力量。
1945年9月，常乾坤带领延安航空研究小组和原工程学校部分同志组成首批建校骨干，从延安出发，奔赴东北。
筹办航空学校，最缺的就是有实飞经验的教员。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一困难迎刃而解。
原来，日军在东北曾驻扎着一支飞行部队，部队长叫林保毅（原名为林弥一郎），拥有一部分零式战斗机、重型轰炸机以及99式高级教练机，驻在本溪附近的奉集堡机场，主要任务是训练从日军其他兵种调来的初级将校军官和学生出身的特别操纵见习官兵。这支部队技术装备齐全，飞行人员技术也好。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这支部队既不想向苏军缴械，也不愿向我军投降。林保毅率领300多人，遗弃机场和40多架飞机，向南逃跑，途中，在凤凰城南面的山里被我军发现并包围。经谈判，林保毅同意率队向我军投降。次日，他带队下山进入我方为他们指定的受降地点。我方为表示诚意，对部分日军军官不愿交出指挥刀并没有作强制要求，只是要求他们把飞行装具和武器交了出来。解除武装后的日本航空队，分散居住在当地老百姓家中。为了照顾日本人爱吃大米的习惯，我军千方百计筹买了一部分大米给他们送过去。
1945年10月上旬，东北民主联军领导曾克林在本溪的一所学校里专门为这批日军部队的军官举行了一次招待会，讲清我方的政策，并送给他们5头牛、50只羊以表优待。在这次会上，林保毅等人一方面表示希望遣返日本，另一方面又表示，部队什么事都不干等着回日本也不好，要求先让他们去修公路或者到煤矿做工。
两天后，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在沈阳接见了林保毅及其部队的几名军官。伍修权告诉林保毅：现在我们需要创办一所航校，训练航空技术人员，你们在这方面有特长，有经验，欢迎你们在回国之前帮助我们培训航空技术人员。临别时，伍修权解下腰间配枪，送给林保毅，并说：“这是我长征以来一直随身携带的手枪，送给你做个纪念吧！”这个举动完全出乎林保毅一行的意料，他们当即对共产党人的气魄钦佩不已，表示愿意为我方效力。
林保毅所带人员中，飞行员近20人，机械师20多人，机械员70多人，其余为通讯、气象等各类地面保障技术人员近200人。这样一支既有飞行实践、又有技术保障经验的技术力量，对于刚刚创建的航校来说，意义重大。
接收林保毅部后，中共东北局专门针对这批日本留用技术人员制定了工作方针，指出：林保毅的部队是侵华空军，受法西斯和武士道的毒害较深，但他们既然答应帮我们培训飞行员，就不能把他们当俘虏对待。为此生活上要优待，人格上要尊重，工作上要严格要求，思想上尽力帮助。同时，还指派不久前从汪伪政府起义过来的飞行员蔡云翔等人去做林保毅部队的工作。
为进一步做好日本留用技术人员的工作，党中央和东北局还把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组织干事杉本一夫（原名前田光繁）抽调来航校。航校在政治部专门设了一个日本工作科（对外称技术人员工作科），任命杉本一夫为科长，并在日本机务人员中经考核合格，选调了几个干事，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组织管理架构。
1945年11月中旬，伍修权通知航校负责人刘凤、黄乃一等人去其办公室开会，决定成立中共东北局航空委员会来加强对航空事业的领导，委员会暂由伍修权、黄乃一、刘凤、蔡云翔、林保毅5人组成。这次会议研究决定了航校当前的几件主要工作：一是解决飞机及其航空器材问题；二是组织招生；三是尽快成立航空队。
会后，由刘凤组织人员到各地寻找和修理旧飞机、收集航空器材。飞机找到后，主要交给蔡云翔及其日本技术人员来修理。修好后，先由日本教员来试飞。1945年12月15日，机务人员修好一架飞机，林保毅亲自试飞。飞机起飞后不久就发生事故摔了下来，林身负重伤。在医务人员全力抢救下，林终于挽回性命。当时航校的主要领导都在医院等候，林保毅苏醒后看到大家都在他病床前，十分感动，这使他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认识，对其后期的思想转变有很大影响。
林保毅针对航校的招生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你们现在要选的飞行学生，是你们将来建设空军的骨干，飞行员上了天，他就是飞机的主宰……你们选飞行学生，首要和最重要的条件，是要你们认为绝对忠实于你们的人。随后，他才提出飞行学员的文化水平、身体、年龄等条件。根据林的建议，结合其他人意见，最终确定了当时招飞的条件：一要出身较好，来历清楚，有较高的阶级觉悟；二要体检合格；三要年轻；四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1945年底，招生工作还没来得及展开，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解放区发动进攻，航校被迫撤往通化。在转场时，一架飞机偏航，在桓仁县郊外雪地里迫降，螺旋桨被打坏。因为飞行员是日本人，穿的也是日本飞行服装，他害怕从村里走被老百姓抓住当俘虏，只好按手中的飞行地图，在山沟密林里走了两三天才到达通化。他向领导提出，要求派机务人员带螺旋桨同去把飞机修好再飞回来，并表示若飞不回来宁可剖腹自杀。航校领導本意是他比较疲劳了，拟另派人去。林保毅认为，这个飞行员的技术是好的，飞机偏航主要是雪后地面目标看不清，没有地面无线电联系也是重要原因，他建议仍然让这个日本人去飞，并保证可以飞回来。最终，这个飞行员把飞机修好后安全地飞回通化驻地。这件事，也让航校领导对日本人对待命令的态度和性格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在通化稍事休整后，航校即着手招收飞行学生。恰巧山东抗大一分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的一千多名学生此时到达通化。经批准，决定从这一千多人中选调部分学生到航校学习。原来预计选调120名，本以为“百里挑一”问题不大，不过最终只选调到一百零几人，后又通过其他途径陆续招收了数十人进校学习。但学员的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有的连算术的四则运算都不大会。要让这些人去学飞行理论及相关的代数、几何和力学，显然不太现实。不少学员叫苦不迭，有的甚至打了退堂鼓。对此，日本教员调整了教学方式，将原来先学理论、原理，再逐步接触实际的教学模式调整为以实践为主、理论为辅的教学方针，即把那些不能用的旧飞机、发动机和器材搬到教室里，让教员边讲边做，讲一个机件名称，就把实物拿给大家看一遍；讲一个原理，就给大家实际操作表演一番。除了文化基础差，语言不通是影响教学的另一个困难。一次，日本教官讲操作系统，翻译把“驾驶杆”译成“操纵管”，大家怎么也听不懂。空中飞行时，由于语言不通，在明确转弯坡度时，日本教员常用手势来示意，一个手指头表示转弯坡度15度，两个表示30度。就是靠这种土法子、笨方法，不少人终于掌握了驾驶技术，飞上蓝天。不少学员对日籍教员印象深刻，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的刘玉堤回忆说，他在航校的第一次飞行就出现严重的操作失误，差点机毁人亡。带飞的一位日本教员认为他“动作太粗，不能飞了！”后来他被编入另一个组，由另一名叫暮木的日本人教他。这个教员经常给他开“小灶”，一有空就带他到机场的大草坪上练习推杆等动作，“每次做完，他总是以鼓励的目光瞧着我，说的也都是鼓励的话，总是这样说‘这次很好！’然后再心平气和地指出我的毛病。”在这个日本教员的悉心指导下，刘玉堤很快赶上了比他早飞一个多月的同学。
1946年元旦，航校全体人員在原通化中学的操场上集合，举行了航空总队成立大会。会上，朱瑞宣布航空总队正式成立，朱瑞兼任总队长，吴溉之兼任总队政委，林保毅任副总队长兼教导队队长。经前期扎实准备，3月1日，我国历史上第一所航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代号“三一部队”（后改为“六一部队”），校长朱瑞，政委吴溉之，林保毅任校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
航校人员抵达通化后不久，就遇到一场由国民党特务发动、航校内少数日本技术人员参与的暴乱活动。
暴乱发起人为国民党通化特区书记长和特派员孙耕尧，他了解到在通化当时居住有十余万日本平民和部分日本关东军溃散军人，便想利用这股力量发动暴动，以策应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于是他和日本关东军一个师团参谋长滕田相勾结。为讨好日本人，他还将名字改成“孙耕晓”，特意添加了一个“日”字。暴动计划由滕田拟定。滕田负责策动并指挥日本人暴动，孙耕尧负责策动中国人响应。暴动时间定在1946年2月3日凌晨四点。
2月2日晚八时，通化支队一个曾被孙耕尧威逼策反的干部向领导报告了孙耕尧的暴动计划，并提供了孙的住址。获悉消息后，政委吴溉之立即派部队将孙耕尧抓获并查获暴动计划。从中得知，航空总队一日籍飞行员将于天明后驾驶一架飞机为暴动助威，于是立即将该人逮捕。当时修好和待修的飞机都在机场，大部分日本人也驻在机场，守卫机场的只有三个班的战士，而且都是到通化后招的新兵。为防止机场的日本人参加暴动，吴溉之从朝鲜族李洪光支队又调了一个连放到机场，这样守卫力量得到了增强。人员到齐后，他们把机场的日本人全部集中到三间大宿舍监视警戒起来。最终，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这次暴动被成功平息。
期间，被抓住的那个日本飞行员交代说，暴动头子就是林保毅。有人建议立即枪毙林保毅。总队领导认为仅凭个别人的一句话，证据不足，就只对林保毅暂时采取监护措施。不久，滕田被抓获。后经多方查证，林与暴动没有关系。于是总队长朱瑞将林保毅找来谈话，告知他与暴动无关，不过他的手下的确有人参加了暴动，要求他加强管束。出于对林的信任，暴动事件发生后，仍然让他担任飞行主任教官，还让他的部属继续工作。林保毅当即表示，自己原认为在日本军人中挺精明的，现在感到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自己还是个小学生。
中方人员也从暴动中吸取教训，对来历不明的日本非技术人员进行了清理，撤销了林保毅部队原来的一切建制和上下隶属关系，所有日本技术人员都作为个人直接受航校各专业部门领导和管理，这样就有效避免了小团体、小帮派的形成，保证了后期队伍的稳定。
1946年3月中旬，国民党军进攻南满，通化形势再次紧张起来。航校被迫向牡丹江转移。转移途中，大冢等四个日本人驾驶的一架运输机撞上山头，机毁人亡。
9月，国民党占领沈阳、长春，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受到威胁，航校被迫再次东迁，向东安转移。国民党空军很快就追到了东安，对东安机场进行轰炸、扫射。为保存力量，部分飞行部队迁到了更偏远的千振，继续坚持飞行训练。这段时期也是航校最为艰苦的岁月。限于条件，当时也没有现在所谓的“空勤灶”和“地勤灶”，飞行员也和大家一样，吃的是玉米碴和高粱米，经常吃的菜就是土豆、萝卜、豆腐、白菜和咸菜，偶尔周末能包一顿饺子吃。住的也十分艰苦，不管飞行教员、学员还是机务人员，全部住在一个破旧榨油房的二楼，睡大通铺，底下铺着稻草。冬天，气温零下三四十度，许多技术人员没有棉工作服、棉手套。飞行员为了御寒，只好多穿几件旧军装上天飞行。机务人员一旦不戴手套，手一接触金属就会被冻得粘住。
当时，为防止敌机轰炸，一般都是早上八点前、下午四点后进行飞行训练。下午还好，早上飞行，地勤人员需要提前三到四个小时起床作准备，冬天的时候还要先烧火给飞机发动机升温，把润滑油加温到60多度才能倒进油箱。没有加油车，每次飞行结束后，都要把飞机上的汽油放光，下次飞行前地勤人员再一桶一桶地加进飞机。条件如此艰苦，大多数日本人的思想却基本没有出现波动，这与我方扎实的思想教育工作密不可分，因为就在此前不久，校内日本教员曾闹过一次回国潮。 当时，航校刚撤到牡丹江不久，恰逢国民党政府连续大批遣返日本居民回国，加上航校飞机、航材以及汽油等日益缺乏，有的日本人对前途丧失信心，要求立即遣送回国，甚至直接扬言不干了。对此，航校领导首先做好“日工科”日本人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要求他们正确对待这股“回国风”，通过他们再去做日本技术员的工作；其次对不尊重教官的学生进行批评教育；三是与林保毅等主管教官们进行逐个谈话，要求他们带好头；最后是召开一次大会，对全校日本人进行公开教育。在教育过程中，采取点到即止，既讲明他们的错误，又注意照顾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不少人很受教育和感动，“回国风”很快平息。1946年底，航校参照延安整风的经验，开展了一次思想整顿运动，日本留用技术人员在“日工科”的組织领导下，也进行了学习和对照检查，少数日本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
1947年秋，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方局势趋于稳定，航校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在飞行教学中，日本飞行员与中方人员一起，面对初、中级教练机缺乏的困难，采取一个日本飞行员带一个中方学员的方法，直接上高级教练机带飞，一期甲班飞行学员吴元仁在教员只带飞了12个小时后，就首个实现单飞。同时，为解决航油匮乏的问题，中日技术人员以汽油兑酒精进行混烧，在地面混烧成功后，由日籍飞行员黑田和航校副校长白起一同试飞，结果取得完全成功，从而不仅保证了航校的飞行训练所需，还为前方汽车运输解决了燃料问题。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决定同时在全国新建六所航校。东北老航校大部分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被抽调去组建新航校，包括大部分日籍技术人员在内的留守人员被编为第七航校。这批日本教官共培养出160名飞行员，其中23人参加了开国大典的阅兵，后来的空军司令员王海、副司令员林虎等都是从东北老航校走出去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华日籍技术人员陆续回国。其中杉本一夫1954年回国，他对毛泽东的《实践论》十分欣赏，回国后组织成立了“实践科学研讨会”。林保毅在中国与日籍女护士清子结婚，在中国生下三女一子，1956年回国。回国后，他组织原来在七航校工作过的日本人成立了“航七会”，后发展为“中国归国者友好会”“日中和平友好会”，会员达八百多人。
本文参考资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空军回忆史料》；欧阳淞、曲青山《红色往事》；《中国空军史料》（第一、四、六辑）等等。
接收日本航空队
中国共产党对航空事业历来十分重视，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就选派常乾坤、王弼等一些党员到苏联学习航空专业。1940年冬，常乾坤、王弼等人回到延安，向党中央建议，请苏联支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航空学校。次年3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延安工程学校，王弼任校长，丁秋生为政委，常乾坤为教育长，主要学习航空基本原理和航空机械知识。1944年5月，中央军委在第18集团军总参谋部下成立航空研究组，又称中央军委作战部空军组，王弼任组长，常乾坤任副组长，主要担负航空方面的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和处理与航空有关的事宜。可以看出，尽管彼时中共还没有自己的空军，也基本没有自己的飞机，但还是以未雨绸缪的战略性眼光，从理论和技术上为后来航空学校能够迅速创办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决定调动军队和干部挺进东北，其中明确指示：组织延安航空研究小组和原工程学校的部分同志随军进入东北，利用日军留下来的机场设施、飞机和航空器材等条件，筹建航空学校，为以后建立人民空军和航空事业培养骨干力量。
1945年9月，常乾坤带领延安航空研究小组和原工程学校部分同志组成首批建校骨干，从延安出发，奔赴东北。
筹办航空学校，最缺的就是有实飞经验的教员。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一困难迎刃而解。
原来，日军在东北曾驻扎着一支飞行部队，部队长叫林保毅（原名为林弥一郎），拥有一部分零式战斗机、重型轰炸机以及99式高级教练机，驻在本溪附近的奉集堡机场，主要任务是训练从日军其他兵种调来的初级将校军官和学生出身的特别操纵见习官兵。这支部队技术装备齐全，飞行人员技术也好。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这支部队既不想向苏军缴械，也不愿向我军投降。林保毅率领300多人，遗弃机场和40多架飞机，向南逃跑，途中，在凤凰城南面的山里被我军发现并包围。经谈判，林保毅同意率队向我军投降。次日，他带队下山进入我方为他们指定的受降地点。我方为表示诚意，对部分日军军官不愿交出指挥刀并没有作强制要求，只是要求他们把飞行装具和武器交了出来。解除武装后的日本航空队，分散居住在当地老百姓家中。为了照顾日本人爱吃大米的习惯，我军千方百计筹买了一部分大米给他们送过去。
1945年10月上旬，东北民主联军领导曾克林在本溪的一所学校里专门为这批日军部队的军官举行了一次招待会，讲清我方的政策，并送给他们5头牛、50只羊以表优待。在这次会上，林保毅等人一方面表示希望遣返日本，另一方面又表示，部队什么事都不干等着回日本也不好，要求先让他们去修公路或者到煤矿做工。
两天后，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在沈阳接见了林保毅及其部队的几名军官。伍修权告诉林保毅：现在我们需要创办一所航校，训练航空技术人员，你们在这方面有特长，有经验，欢迎你们在回国之前帮助我们培训航空技术人员。临别时，伍修权解下腰间配枪，送给林保毅，并说：“这是我长征以来一直随身携带的手枪，送给你做个纪念吧！”这个举动完全出乎林保毅一行的意料，他们当即对共产党人的气魄钦佩不已，表示愿意为我方效力。
林保毅所带人员中，飞行员近20人，机械师20多人，机械员70多人，其余为通讯、气象等各类地面保障技术人员近200人。这样一支既有飞行实践、又有技术保障经验的技术力量，对于刚刚创建的航校来说，意义重大。
日本教员参与航校建设
接收林保毅部后，中共东北局专门针对这批日本留用技术人员制定了工作方针，指出：林保毅的部队是侵华空军，受法西斯和武士道的毒害较深，但他们既然答应帮我们培训飞行员，就不能把他们当俘虏对待。为此生活上要优待，人格上要尊重，工作上要严格要求，思想上尽力帮助。同时，还指派不久前从汪伪政府起义过来的飞行员蔡云翔等人去做林保毅部队的工作。
为进一步做好日本留用技术人员的工作，党中央和东北局还把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组织干事杉本一夫（原名前田光繁）抽调来航校。航校在政治部专门设了一个日本工作科（对外称技术人员工作科），任命杉本一夫为科长，并在日本机务人员中经考核合格，选调了几个干事，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组织管理架构。
1945年11月中旬，伍修权通知航校负责人刘凤、黄乃一等人去其办公室开会，决定成立中共东北局航空委员会来加强对航空事业的领导，委员会暂由伍修权、黄乃一、刘凤、蔡云翔、林保毅5人组成。这次会议研究决定了航校当前的几件主要工作：一是解决飞机及其航空器材问题；二是组织招生；三是尽快成立航空队。
会后，由刘凤组织人员到各地寻找和修理旧飞机、收集航空器材。飞机找到后，主要交给蔡云翔及其日本技术人员来修理。修好后，先由日本教员来试飞。1945年12月15日，机务人员修好一架飞机，林保毅亲自试飞。飞机起飞后不久就发生事故摔了下来，林身负重伤。在医务人员全力抢救下，林终于挽回性命。当时航校的主要领导都在医院等候，林保毅苏醒后看到大家都在他病床前，十分感动，这使他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认识，对其后期的思想转变有很大影响。
林保毅针对航校的招生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你们现在要选的飞行学生，是你们将来建设空军的骨干，飞行员上了天，他就是飞机的主宰……你们选飞行学生，首要和最重要的条件，是要你们认为绝对忠实于你们的人。随后，他才提出飞行学员的文化水平、身体、年龄等条件。根据林的建议，结合其他人意见，最终确定了当时招飞的条件：一要出身较好，来历清楚，有较高的阶级觉悟；二要体检合格；三要年轻；四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1945年底，招生工作还没来得及展开，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解放区发动进攻，航校被迫撤往通化。在转场时，一架飞机偏航，在桓仁县郊外雪地里迫降，螺旋桨被打坏。因为飞行员是日本人，穿的也是日本飞行服装，他害怕从村里走被老百姓抓住当俘虏，只好按手中的飞行地图，在山沟密林里走了两三天才到达通化。他向领导提出，要求派机务人员带螺旋桨同去把飞机修好再飞回来，并表示若飞不回来宁可剖腹自杀。航校领導本意是他比较疲劳了，拟另派人去。林保毅认为，这个飞行员的技术是好的，飞机偏航主要是雪后地面目标看不清，没有地面无线电联系也是重要原因，他建议仍然让这个日本人去飞，并保证可以飞回来。最终，这个飞行员把飞机修好后安全地飞回通化驻地。这件事，也让航校领导对日本人对待命令的态度和性格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在通化稍事休整后，航校即着手招收飞行学生。恰巧山东抗大一分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的一千多名学生此时到达通化。经批准，决定从这一千多人中选调部分学生到航校学习。原来预计选调120名，本以为“百里挑一”问题不大，不过最终只选调到一百零几人，后又通过其他途径陆续招收了数十人进校学习。但学员的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有的连算术的四则运算都不大会。要让这些人去学飞行理论及相关的代数、几何和力学，显然不太现实。不少学员叫苦不迭，有的甚至打了退堂鼓。对此，日本教员调整了教学方式，将原来先学理论、原理，再逐步接触实际的教学模式调整为以实践为主、理论为辅的教学方针，即把那些不能用的旧飞机、发动机和器材搬到教室里，让教员边讲边做，讲一个机件名称，就把实物拿给大家看一遍；讲一个原理，就给大家实际操作表演一番。除了文化基础差，语言不通是影响教学的另一个困难。一次，日本教官讲操作系统，翻译把“驾驶杆”译成“操纵管”，大家怎么也听不懂。空中飞行时，由于语言不通，在明确转弯坡度时，日本教员常用手势来示意，一个手指头表示转弯坡度15度，两个表示30度。就是靠这种土法子、笨方法，不少人终于掌握了驾驶技术，飞上蓝天。不少学员对日籍教员印象深刻，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的刘玉堤回忆说，他在航校的第一次飞行就出现严重的操作失误，差点机毁人亡。带飞的一位日本教员认为他“动作太粗，不能飞了！”后来他被编入另一个组，由另一名叫暮木的日本人教他。这个教员经常给他开“小灶”，一有空就带他到机场的大草坪上练习推杆等动作，“每次做完，他总是以鼓励的目光瞧着我，说的也都是鼓励的话，总是这样说‘这次很好！’然后再心平气和地指出我的毛病。”在这个日本教员的悉心指导下，刘玉堤很快赶上了比他早飞一个多月的同学。
1946年元旦，航校全体人員在原通化中学的操场上集合，举行了航空总队成立大会。会上，朱瑞宣布航空总队正式成立，朱瑞兼任总队长，吴溉之兼任总队政委，林保毅任副总队长兼教导队队长。经前期扎实准备，3月1日，我国历史上第一所航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代号“三一部队”（后改为“六一部队”），校长朱瑞，政委吴溉之，林保毅任校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
平息暴动
航校人员抵达通化后不久，就遇到一场由国民党特务发动、航校内少数日本技术人员参与的暴乱活动。
暴乱发起人为国民党通化特区书记长和特派员孙耕尧，他了解到在通化当时居住有十余万日本平民和部分日本关东军溃散军人，便想利用这股力量发动暴动，以策应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于是他和日本关东军一个师团参谋长滕田相勾结。为讨好日本人，他还将名字改成“孙耕晓”，特意添加了一个“日”字。暴动计划由滕田拟定。滕田负责策动并指挥日本人暴动，孙耕尧负责策动中国人响应。暴动时间定在1946年2月3日凌晨四点。
2月2日晚八时，通化支队一个曾被孙耕尧威逼策反的干部向领导报告了孙耕尧的暴动计划，并提供了孙的住址。获悉消息后，政委吴溉之立即派部队将孙耕尧抓获并查获暴动计划。从中得知，航空总队一日籍飞行员将于天明后驾驶一架飞机为暴动助威，于是立即将该人逮捕。当时修好和待修的飞机都在机场，大部分日本人也驻在机场，守卫机场的只有三个班的战士，而且都是到通化后招的新兵。为防止机场的日本人参加暴动，吴溉之从朝鲜族李洪光支队又调了一个连放到机场，这样守卫力量得到了增强。人员到齐后，他们把机场的日本人全部集中到三间大宿舍监视警戒起来。最终，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这次暴动被成功平息。
期间，被抓住的那个日本飞行员交代说，暴动头子就是林保毅。有人建议立即枪毙林保毅。总队领导认为仅凭个别人的一句话，证据不足，就只对林保毅暂时采取监护措施。不久，滕田被抓获。后经多方查证，林与暴动没有关系。于是总队长朱瑞将林保毅找来谈话，告知他与暴动无关，不过他的手下的确有人参加了暴动，要求他加强管束。出于对林的信任，暴动事件发生后，仍然让他担任飞行主任教官，还让他的部属继续工作。林保毅当即表示，自己原认为在日本军人中挺精明的，现在感到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自己还是个小学生。
中方人员也从暴动中吸取教训，对来历不明的日本非技术人员进行了清理，撤销了林保毅部队原来的一切建制和上下隶属关系，所有日本技术人员都作为个人直接受航校各专业部门领导和管理，这样就有效避免了小团体、小帮派的形成，保证了后期队伍的稳定。
保持信任、共克时艰
1946年3月中旬，国民党军进攻南满，通化形势再次紧张起来。航校被迫向牡丹江转移。转移途中，大冢等四个日本人驾驶的一架运输机撞上山头，机毁人亡。
9月，国民党占领沈阳、长春，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受到威胁，航校被迫再次东迁，向东安转移。国民党空军很快就追到了东安，对东安机场进行轰炸、扫射。为保存力量，部分飞行部队迁到了更偏远的千振，继续坚持飞行训练。这段时期也是航校最为艰苦的岁月。限于条件，当时也没有现在所谓的“空勤灶”和“地勤灶”，飞行员也和大家一样，吃的是玉米碴和高粱米，经常吃的菜就是土豆、萝卜、豆腐、白菜和咸菜，偶尔周末能包一顿饺子吃。住的也十分艰苦，不管飞行教员、学员还是机务人员，全部住在一个破旧榨油房的二楼，睡大通铺，底下铺着稻草。冬天，气温零下三四十度，许多技术人员没有棉工作服、棉手套。飞行员为了御寒，只好多穿几件旧军装上天飞行。机务人员一旦不戴手套，手一接触金属就会被冻得粘住。
当时，为防止敌机轰炸，一般都是早上八点前、下午四点后进行飞行训练。下午还好，早上飞行，地勤人员需要提前三到四个小时起床作准备，冬天的时候还要先烧火给飞机发动机升温，把润滑油加温到60多度才能倒进油箱。没有加油车，每次飞行结束后，都要把飞机上的汽油放光，下次飞行前地勤人员再一桶一桶地加进飞机。条件如此艰苦，大多数日本人的思想却基本没有出现波动，这与我方扎实的思想教育工作密不可分，因为就在此前不久，校内日本教员曾闹过一次回国潮。 当时，航校刚撤到牡丹江不久，恰逢国民党政府连续大批遣返日本居民回国，加上航校飞机、航材以及汽油等日益缺乏，有的日本人对前途丧失信心，要求立即遣送回国，甚至直接扬言不干了。对此，航校领导首先做好“日工科”日本人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要求他们正确对待这股“回国风”，通过他们再去做日本技术员的工作；其次对不尊重教官的学生进行批评教育；三是与林保毅等主管教官们进行逐个谈话，要求他们带好头；最后是召开一次大会，对全校日本人进行公开教育。在教育过程中，采取点到即止，既讲明他们的错误，又注意照顾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不少人很受教育和感动，“回国风”很快平息。1946年底，航校参照延安整风的经验，开展了一次思想整顿运动，日本留用技术人员在“日工科”的組织领导下，也进行了学习和对照检查，少数日本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
1947年秋，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方局势趋于稳定，航校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在飞行教学中，日本飞行员与中方人员一起，面对初、中级教练机缺乏的困难，采取一个日本飞行员带一个中方学员的方法，直接上高级教练机带飞，一期甲班飞行学员吴元仁在教员只带飞了12个小时后，就首个实现单飞。同时，为解决航油匮乏的问题，中日技术人员以汽油兑酒精进行混烧，在地面混烧成功后，由日籍飞行员黑田和航校副校长白起一同试飞，结果取得完全成功，从而不仅保证了航校的飞行训练所需，还为前方汽车运输解决了燃料问题。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决定同时在全国新建六所航校。东北老航校大部分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被抽调去组建新航校，包括大部分日籍技术人员在内的留守人员被编为第七航校。这批日本教官共培养出160名飞行员，其中23人参加了开国大典的阅兵，后来的空军司令员王海、副司令员林虎等都是从东北老航校走出去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华日籍技术人员陆续回国。其中杉本一夫1954年回国，他对毛泽东的《实践论》十分欣赏，回国后组织成立了“实践科学研讨会”。林保毅在中国与日籍女护士清子结婚，在中国生下三女一子，1956年回国。回国后，他组织原来在七航校工作过的日本人成立了“航七会”，后发展为“中国归国者友好会”“日中和平友好会”，会员达八百多人。
本文参考资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空军回忆史料》；欧阳淞、曲青山《红色往事》；《中国空军史料》（第一、四、六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