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充满了他与党内错误思想进行的各种斗争，他本人也遭遇过多次打击。不公正待遇既能让人绝望沉沦，也能砥砺人的意志、信念，激发更大的动力和智慧，从而把坏事变成好事。对待不公正待遇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对策，是判断一个人心智境界的重要指标。毛泽东是如何对待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的呢？
　　直至遵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在党的核心领导层中一直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因而他与占有统治地位的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进行斗争就需要冒较大的风险，更需要非凡的胆识和冷静的智慧。
　　1927年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从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出发，果断决定停止攻打长沙的计划，带着队伍转入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然而，这一符合实际的决策却遭到了来自中央的批评、指责，有人认为毛泽东“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随后，毛泽东被撤销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当时还误传毛泽东“被开除党籍”，使他一度成为“党外人士”。对于这些不公平待遇，毛泽东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着眼于革命事业的大局，宁可委屈个人，也要遵守组织纪律。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也说：“我自己曾经有过处于少数地位的情况。在这种时候，我所能做的只有等待。”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省宁都县召开会议，会议不顾王稼祥、朱德的反对，对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方针进行了批判，最后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会后，“左”倾领导者调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在此后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的重要决策上都失去了发言权。这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但在会后，他作出了两点表示：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仍然愿意积极对待党的工作，尽力作出自己的贡献。他对在宁都会议上支持自己的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又对为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曾与毛泽东一道工作过的李维汉，对于毛泽东对待不公正待遇的态度作出过概括性的总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
　　在被整、靠边儿站的岁月里，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正确主张，依然保持泰然自若的心态和顽强坚韧的品格。他坚信自己的观点、路线是正确的，终将得到绝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尽管这一过程可能是漫长和痛苦的，但毛泽东依然抓住一切機会和可能条件充实自我，为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而孜孜不倦地努力。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基本上成为一个闲人。其间，他没有懈怠消沉，而是认真学习马列著作——《资本论》《两种策略》《论“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和一些经济类书。后来，他回忆当时的读书生活时说，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收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克斯、思格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苦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了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里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据贺子珍回忆，宁都会议后，许多会议毛泽东不能出席。毛泽东当时的态度是，只要让他参加会议，他都不放弃。在会上，他尽力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不管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赞成还是反对。消极颓废不是毛泽东的性格。当他的正确意见不被大家理解时，就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决定，但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正确主张。他创造一切条件宣传自己的主张，并坚信党与同志们终将接受他的正确意见。
　　毛泽东一向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在他受处分、被剥夺军事指挥权期间，他深入各县，对于农村情况进行了系统扎实的调查研究。从1933年8月至1934年l月，他撰写了《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成为指导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土地改革等项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身处逆境之中，毛泽东不管干什么工作，都竭尽全力作出成就，使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得到进一步的增长。
　　这一段不平常的艰难经历留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回顾那段逆境时说：“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在1962年1月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讲道：“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这当然不是说毛泽东喜欢或让别人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他说：“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可见，毛泽东主张把受冤屈看成是一种锻炼和教育，这是从把坏事转变成好事的意义上说的，是被环境逼出来的。1938年，毛泽东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时，曾给学员题词：“碰了钉子时，就向钉子学习，问题就解决了。”这也是他自己对待逆境和挫折的态度写照。人有时无法改变环境，但可以掌握对待环境的态度，而不同的态度对于人生和事业的影响可以有天壤之别。
　　在经历长期被孤立的痛苦磨炼后，毛泽东逐渐领悟到团结大多数人战胜挫折的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贺子珍曾回忆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慨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她比别人更清楚地察觉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有了很大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事实上，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强调得最多的就是增强党内团结问题。他说：“我们要下决心不怕麻烦，下决心和犯错误的人合作。要学会和那些曾经同我闹过纠纷、有过原则分歧的人，打击过我以及开除过我党籍的人合作。我们在要求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这个原则下同他团结合作。”历史的规律就是如此无情。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实现真理的力量在多数人手中。欲使真理变成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掌握真理的少数人必须善于做多数人的工作，使他们接受、掌握真理。这是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经历给毛泽东的重要启示。经过挫折和痛苦的磨砺，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也日臻纯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以后全党的团结和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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