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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伊犁的东乡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作家赵光鸣为了一部小说的创作，来伊犁收集资料，编辑部安排我陪他几天。文学杂志的编辑肯定是要和作家诗人打交道的，陪作家（媒体用语叫“采风”。我一直都不喜欢“采风”这个词，这个词一度成为文艺界公款旅游吃喝玩乐的代名词）也是日常工作的内容之一。此前我读过赵光鸣的几篇小说，印象最深的是《石板屋》，有评论家说他是中国流浪汉小说的代表作家。也听说过有关他的几桩逸闻趣事，其中流传最广的是某年某月的某个下午他应邀去某个单位讲课，因为中午吃饭时酒喝多了，摇摇晃晃上到讲台上讲了没几分钟，酒力发作，醉倒在讲台上。这个故事是真有其事还是杜撰的，我没有当面向他求证过，但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颇有“魏晋风度”，可为古代“竹林七贤”作一条补注。
赵光鸣此行的目的是收集小说素材，具体地说是了解有关东乡人的一些情况。伊宁县愉群翁乡（又名五一公社）和霍城县惠远乡是伊犁东乡人最集中的两个地方，因此，我倆一起坐班车直奔伊宁县愉群翁乡和霍城县惠远乡。
赵光鸣下基层收集素材的方式也很特别，就是找人聊天;随意聊，聊完再在当地主要街道、农贸市场走马观花地转一圈。因为是公差，到了乡上，我们找到乡上领导，把公函交给他们，说明来意，乡上领导就会派个干部当向导，陪我们找赵光鸣想找、想见的人。向导一般是乡干部，在惠远规格高一些，陪我们的是一个东乡族女副乡长。
赵光鸣找的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和这些东乡老人聊天，看似东拉西扯，其实闲聊中能得到不少写作中有用的东西。在愉群翁乡找人聊完到了惠远继续找人聊。此前和大部分伊犁人一样，我对东乡人几乎一无所知，以为东乡人就是回族人。从路上和赵光鸣的闲聊中才知道东乡人和回族并不是一码事，东乡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新中国成立之前伊犁的东乡人很少，伊犁的东乡人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从甘肃东乡县自流来的。甘肃东乡县干旱少雨，土地贫瘠，时常闹饥荒，讨生计难，家里有亲戚在伊犁的人写信说伊犁好，不闹饥荒，可以吃饱饭，有人就奔着伊犁的亲戚跑来了。他们中基本上都是种地的农民，条件好一点可以买张汽车票火车票，没钱坐车的就步行，扒车，一路到了新疆，到了伊犁。来到伊宁县愉群翁乡和霍城县的惠远乡。一二为伴，三五成群，投亲靠友，落下脚来。这些东乡人都是自己跑来的，虽然在此落脚了，但没有户口，是“盲流”。“盲流”在当时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词，也就是盲目流动的意思，有的地方也称之谓“黑户”。以这种方式来到此地的人，一般不会和村民一道住在庄子上，而是选择远离庄子的地方，挖个地窝子或者自己打土块随便盖个简易的土坯房，讨生计的方式基本上就挖干草，或者跑到特克斯、昭苏一带的山里挖贝母。这些人成为游离于社会的一群特殊的人。三十多年间，陆续来了几千人。如此规模的“自流”人员来到伊犁，自然引起当地政府的关注，按照当时的政策，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晚期当地政府对这些“自流”来的东乡人实行了几次规模不同的遣返。“自流”来的东乡人一听说要遣返原藉，四处躲藏，都不愿回原藉。有一次当地政府集中了几百人准备遣返回原藉，在长途车站发生了遣返人员用匕首当场自杀的事，遣返因此暂停了，这几百人后来就留在了伊犁。
在惠远乡走访东乡人家，印象深刻。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几个四五十岁的男人正在院子里打围墙，我们按图索骥，找到其中那个叫马麦堆的人。我们站在一旁一边看他们打围墙，赵光鸣一边和马麦堆聊天。他的名字很特别，几年后赵光鸣创作了长篇小说《西边的太阳》小说里直接用了这个名字。小说中的有些细节也是那几天的闲聊中听到的。小说在《当代》发表后引起较大的反响，在北京还开过研讨会。
此次伊犁之行使我有缘结识了作家赵光鸣。后来大家成了朋友，在酒桌上赵光鸣时常说起此次伊犁之行，说起我们一同住过的一晚上3块钱的招待所，及招待所里肮脏的床单，肮脏的枕巾和肮脏的被子。赵光鸣收获不菲，得到的回报却是一部名为《西部的太阳》的长篇小说。
挖洞的人
大约是一九九九年的夏天，作家刘亮程来到伊犁。当时他已在乌鲁木齐工作。自从《天涯》杂志精选了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中的数万字作品并配以几个国内著名评论家的评论集中推出后，经中央电视台读书栏目推介，几乎一夜之间刘亮程成为新疆继周涛之后在内地最有影响的作家。那几年常有外地作家诗人来伊犁。外地作家诗人来伊犁通常要去那拉提、库尔德宁（特克斯的喀拉峻、昭苏的夏塔开发得晚一些，当时知道的人、去的人还少）、霍尔果斯口岸、惠远伊犁将军府之类的在新疆已有一定知名度的风景名胜旅游区。我问刘亮程想去哪儿，同时给他介绍了几个地方，其中就有伊犁河北岸的一个团场废弃的小水电站。水电站就在河边，离伊宁市也不算远，大概有个十公里左右。我小学一至四年级是在小水电站度过的。刘亮程说，就去你说的地方吧。我已有二十多年没去过小水电站了，突然要带一个作家去，说实话心里也没底。一是多年没去了，路只能记个大概，能不能找到都成问题;二是那个地方现在是个什么样子我也不清楚。
和我们一同去水电站的还有两位伊犁女作家，一位是晚报记者小佟，锡伯族，写诗;一位是当时在伊犁的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散文、对文学正处于热恋之中的刘女士。我们一行四人来到客运站，上了通往水电站方向的一趟班车。二十多年没去过那个地方了，记忆中唯一的路标就是道路中间的一棵合抱粗的老榆树。老榆树朝前几百米有一个大下坡，右边有一条渠，渠下有一条向南的土路，沿着土路一直往前走就能到达。
值得庆幸的是道路中间的老榆树还在。老榆树上挂满了红布条——祈福或者避邪。关于这棵老榆树有不少传说。说老榆树已经有几百年，是一棵神树，有灵，铺柏油路时有人说它挡路，影响道路安全，想伐掉它，但没人敢伐，只好把他留在了路中间。一条新修的柏油路，中间长着一棵老榆树，实在是有些碍眼，白天倒没什么，夜里天黑，司机一不留神汽车就会撞到树上。柏油路修好之后老榆树处前前后后发生过几起交道事故。为此有关部门派人去实地调查几次，出于交通安全考虑，最后还是决定伐掉路中间的老榆树（其实移走更为合理）。据说，伐树的人后来死了，是真是假不得而知。 我们一行四人在老榆树旁下了车，饶有兴趣地围着树干有两人合抱那么粗的老榆树转了一圈。树枝上挂了红布条，的确与众不同。
找到了老榆树，我心里就有底了。继续往前走了一段路就找到了大下坡，找到了水渠，找到了水渠下的土路。这段路印象中有一公里多路，其实也就是三四百米。
我们沿着水渠下的土路往前走了大约有十来分钟，路断了，路的尽头横着一户人家。绕过这户人家，到了水电站。水电站已面目全非。我家原来住过的那排土房已不复存在，在原来水电站的区域内零零星星散布着几户人家，全是后来搬来的，竟然没有一户是我认识的。
沿着一条小路我们几个人信马由缰地向西走，来到当年的轮机房。轮机房已没房顶，只剩下四面水泥墙，墙上依稀可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字样。
轮机房旁曾有一个直径一米多的近一米深的泉，水电站的人都到泉邊挑水吃。现在，泉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地完全变成了一处遗迹。
从轮机房向南走二三百米就到了伊犁河边。我们沿着伊犁河边向西走，南边是伊犁河的主河道和几条支流，北边是一列断崖和土坡。远远看见北岸一面土坡上几棵树，一户人家。走到跟前见到女主人时才知道这是一户汉族人家，男主人姓李，是河南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来到这里。男主人这会儿不在家，在地里干活，家里只有女主人。
此刻已是正午时分，烈日当空，举目望去南边是闪闪发亮的伊犁河、河中央郁郁苍苍绵延东西的灌木林，北岸上除了成片的彼此相联的田野，就是远处掩映在一片白杨树中的一间间土坯房子——维吾尔人的村庄。已是吃午饭时间，可附近一带没见到一家饭馆：庄子上一般不会有饭馆。我正在为吃中午饭发愁，男主人——老李回来了，面对我们这几个不速之客，男主人显然有点不放心，可以肯定：平时很少有人会来这儿，更别说进他家了。估计他心里在想：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
刘亮程主动向男主人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作家，怕男主人不相信，还从随身带的包里取出一张《新疆都市消费晨报》，《晨报》上有给他做的专版，配有照片。见眼前这个人和报纸照片上的果然是一个人，男主人这才放松下来，刘亮程叉开腿站在门前和男主人聊了一会儿庄稼方面的事。听女主人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们就来到这儿，我猜想他们应该和水电站的人有交往，问男主人认识不认识水电站的人，他说他哥哥就是水电站的，并且说了姓名。我认识他哥哥。他哥哥是水电站的会计。当年他哥哥三四岁的儿子在河边玩耍不小心掉进河里，我父亲正好在河边，跳进河里把孩子救上来。我问他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一听说我曾经在水电站生活过并且认识他哥哥、我父亲还是他侄儿的救命恩人，男主人——老李顿时变得热情了，主动提出让我们几个在他家吃饭。女主人和面，两位女作家去老李家门前的菜地摘了一把豇豆和一些青辣椒、西红柿、茄子。刘亮程按他们沙湾人的做法炒了吃拌面的菜，老李两口子和四个不速之客一道吃了一顿合伙做的拌面。
老李家面朝伊犁河，依坡而居。所谓的房子其实就是在伊犁河北岸的土坡上挖了几个坑盖上屋顶，类似于陕北的窑洞。屋里的床、桌子、凳子都是挖的。别出心裁。
老李家地面下挖的类似房子的地洞是同行的女作家小刘发现的。洞口就在屋里，就像电影《地道战》里的那些地道洞口一样，洞口做了精心伪装，用几块木板拼掩，揭开木板是一个隐蔽的人工挖的向下的土楼梯，据老李说他家亲戚来过多次都没发现。
吃过午饭，征得老李的同意后，我们四个人沿着土楼梯依次下到洞里。洞里的空间比上面屋子的空间还大，朝着某个方向延伸……
我们一行人中对这个洞最感兴趣的是刘亮程。他叉着腿站在洞里一言不发，看了半天。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能刺激人的想象力：黑暗和洞。现在这两种东西同时出现在一个具有特殊感知力的作家面前，就别无选择地与文学遭遇，最后走进了书里。
闲聊中老李讲述了他挖洞的初衷。他老家在河南，是投奔哥哥来到这儿的，属于自流人员，当地人称之为盲流，在水电站落不上户，在庄子上也落不上户。把老婆接来之后他在远离庄子的河岸坡上挖了两间房子，落脚在此。刚来时哥哥工作的水电站尚有几户汉族人家，他们属于河南岸团场的职工。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团场开始使用伊犁电网的电，小水电站就关闭了，职工都调回伊犁河南岸的团场，东西几公里长的北岸这一带当时孤单单地就剩下他一家人住在这里，心里多少有些不踏实。为防不测，他开始在屋子下面挖洞，在屋子下面挖了一个同房间差不多大小的洞，相当于又多出了一间房子。下面的房子挖好之后他还是不踏实，继续挖，只要有空每天多少都得挖一会儿。洞自然越挖越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老李一家人的户口落在了庄子上，但人还住在老地方。屋子底下的洞依然在挖。天天挖，月月挖，年年挖。屋子下面的洞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开始挖洞还有一个具体的目的，后来挖洞就成了一种本能，一天不挖就会觉得生活中少了点什么，甚至会觉得不舒服，想停也停不下来了，就这样前后挖了二十多年，一直挖到现在……
饭也吃了，茶也喝了，洞也看了，走时大家和老李一家已成了朋友。几年之后刘亮程写了一本书，名叫《正午的田野》，专门委托女作家小刘去水电站给老李送了一本。十年之后刘亮程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凿空》。一个挖洞的人贯穿小说始终。主人公不姓李，姓张，叫张旺才。
（陈予，男，1963年生于伊犁兵团第四师69团。1984年毕业于新疆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1987年起至2018年，在《伊犁河》汉文编辑部先后任编辑、副主编、主编。出版有小说集《我们走在大路上》《像电影一样》。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理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作家赵光鸣为了一部小说的创作，来伊犁收集资料，编辑部安排我陪他几天。文学杂志的编辑肯定是要和作家诗人打交道的，陪作家（媒体用语叫“采风”。我一直都不喜欢“采风”这个词，这个词一度成为文艺界公款旅游吃喝玩乐的代名词）也是日常工作的内容之一。此前我读过赵光鸣的几篇小说，印象最深的是《石板屋》，有评论家说他是中国流浪汉小说的代表作家。也听说过有关他的几桩逸闻趣事，其中流传最广的是某年某月的某个下午他应邀去某个单位讲课，因为中午吃饭时酒喝多了，摇摇晃晃上到讲台上讲了没几分钟，酒力发作，醉倒在讲台上。这个故事是真有其事还是杜撰的，我没有当面向他求证过，但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颇有“魏晋风度”，可为古代“竹林七贤”作一条补注。
赵光鸣此行的目的是收集小说素材，具体地说是了解有关东乡人的一些情况。伊宁县愉群翁乡（又名五一公社）和霍城县惠远乡是伊犁东乡人最集中的两个地方，因此，我倆一起坐班车直奔伊宁县愉群翁乡和霍城县惠远乡。
赵光鸣下基层收集素材的方式也很特别，就是找人聊天;随意聊，聊完再在当地主要街道、农贸市场走马观花地转一圈。因为是公差，到了乡上，我们找到乡上领导，把公函交给他们，说明来意，乡上领导就会派个干部当向导，陪我们找赵光鸣想找、想见的人。向导一般是乡干部，在惠远规格高一些，陪我们的是一个东乡族女副乡长。
赵光鸣找的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和这些东乡老人聊天，看似东拉西扯，其实闲聊中能得到不少写作中有用的东西。在愉群翁乡找人聊完到了惠远继续找人聊。此前和大部分伊犁人一样，我对东乡人几乎一无所知，以为东乡人就是回族人。从路上和赵光鸣的闲聊中才知道东乡人和回族并不是一码事，东乡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新中国成立之前伊犁的东乡人很少，伊犁的东乡人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从甘肃东乡县自流来的。甘肃东乡县干旱少雨，土地贫瘠，时常闹饥荒，讨生计难，家里有亲戚在伊犁的人写信说伊犁好，不闹饥荒，可以吃饱饭，有人就奔着伊犁的亲戚跑来了。他们中基本上都是种地的农民，条件好一点可以买张汽车票火车票，没钱坐车的就步行，扒车，一路到了新疆，到了伊犁。来到伊宁县愉群翁乡和霍城县的惠远乡。一二为伴，三五成群，投亲靠友，落下脚来。这些东乡人都是自己跑来的，虽然在此落脚了，但没有户口，是“盲流”。“盲流”在当时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词，也就是盲目流动的意思，有的地方也称之谓“黑户”。以这种方式来到此地的人，一般不会和村民一道住在庄子上，而是选择远离庄子的地方，挖个地窝子或者自己打土块随便盖个简易的土坯房，讨生计的方式基本上就挖干草，或者跑到特克斯、昭苏一带的山里挖贝母。这些人成为游离于社会的一群特殊的人。三十多年间，陆续来了几千人。如此规模的“自流”人员来到伊犁，自然引起当地政府的关注，按照当时的政策，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晚期当地政府对这些“自流”来的东乡人实行了几次规模不同的遣返。“自流”来的东乡人一听说要遣返原藉，四处躲藏，都不愿回原藉。有一次当地政府集中了几百人准备遣返回原藉，在长途车站发生了遣返人员用匕首当场自杀的事，遣返因此暂停了，这几百人后来就留在了伊犁。
在惠远乡走访东乡人家，印象深刻。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几个四五十岁的男人正在院子里打围墙，我们按图索骥，找到其中那个叫马麦堆的人。我们站在一旁一边看他们打围墙，赵光鸣一边和马麦堆聊天。他的名字很特别，几年后赵光鸣创作了长篇小说《西边的太阳》小说里直接用了这个名字。小说中的有些细节也是那几天的闲聊中听到的。小说在《当代》发表后引起较大的反响，在北京还开过研讨会。
此次伊犁之行使我有缘结识了作家赵光鸣。后来大家成了朋友，在酒桌上赵光鸣时常说起此次伊犁之行，说起我们一同住过的一晚上3块钱的招待所，及招待所里肮脏的床单，肮脏的枕巾和肮脏的被子。赵光鸣收获不菲，得到的回报却是一部名为《西部的太阳》的长篇小说。
挖洞的人
大约是一九九九年的夏天，作家刘亮程来到伊犁。当时他已在乌鲁木齐工作。自从《天涯》杂志精选了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中的数万字作品并配以几个国内著名评论家的评论集中推出后，经中央电视台读书栏目推介，几乎一夜之间刘亮程成为新疆继周涛之后在内地最有影响的作家。那几年常有外地作家诗人来伊犁。外地作家诗人来伊犁通常要去那拉提、库尔德宁（特克斯的喀拉峻、昭苏的夏塔开发得晚一些，当时知道的人、去的人还少）、霍尔果斯口岸、惠远伊犁将军府之类的在新疆已有一定知名度的风景名胜旅游区。我问刘亮程想去哪儿，同时给他介绍了几个地方，其中就有伊犁河北岸的一个团场废弃的小水电站。水电站就在河边，离伊宁市也不算远，大概有个十公里左右。我小学一至四年级是在小水电站度过的。刘亮程说，就去你说的地方吧。我已有二十多年没去过小水电站了，突然要带一个作家去，说实话心里也没底。一是多年没去了，路只能记个大概，能不能找到都成问题;二是那个地方现在是个什么样子我也不清楚。
和我们一同去水电站的还有两位伊犁女作家，一位是晚报记者小佟，锡伯族，写诗;一位是当时在伊犁的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散文、对文学正处于热恋之中的刘女士。我们一行四人来到客运站，上了通往水电站方向的一趟班车。二十多年没去过那个地方了，记忆中唯一的路标就是道路中间的一棵合抱粗的老榆树。老榆树朝前几百米有一个大下坡，右边有一条渠，渠下有一条向南的土路，沿着土路一直往前走就能到达。
值得庆幸的是道路中间的老榆树还在。老榆树上挂满了红布条——祈福或者避邪。关于这棵老榆树有不少传说。说老榆树已经有几百年，是一棵神树，有灵，铺柏油路时有人说它挡路，影响道路安全，想伐掉它，但没人敢伐，只好把他留在了路中间。一条新修的柏油路，中间长着一棵老榆树，实在是有些碍眼，白天倒没什么，夜里天黑，司机一不留神汽车就会撞到树上。柏油路修好之后老榆树处前前后后发生过几起交道事故。为此有关部门派人去实地调查几次，出于交通安全考虑，最后还是决定伐掉路中间的老榆树（其实移走更为合理）。据说，伐树的人后来死了，是真是假不得而知。 我们一行四人在老榆树旁下了车，饶有兴趣地围着树干有两人合抱那么粗的老榆树转了一圈。树枝上挂了红布条，的确与众不同。
找到了老榆树，我心里就有底了。继续往前走了一段路就找到了大下坡，找到了水渠，找到了水渠下的土路。这段路印象中有一公里多路，其实也就是三四百米。
我们沿着水渠下的土路往前走了大约有十来分钟，路断了，路的尽头横着一户人家。绕过这户人家，到了水电站。水电站已面目全非。我家原来住过的那排土房已不复存在，在原来水电站的区域内零零星星散布着几户人家，全是后来搬来的，竟然没有一户是我认识的。
沿着一条小路我们几个人信马由缰地向西走，来到当年的轮机房。轮机房已没房顶，只剩下四面水泥墙，墙上依稀可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字样。
轮机房旁曾有一个直径一米多的近一米深的泉，水电站的人都到泉邊挑水吃。现在，泉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地完全变成了一处遗迹。
从轮机房向南走二三百米就到了伊犁河边。我们沿着伊犁河边向西走，南边是伊犁河的主河道和几条支流，北边是一列断崖和土坡。远远看见北岸一面土坡上几棵树，一户人家。走到跟前见到女主人时才知道这是一户汉族人家，男主人姓李，是河南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来到这里。男主人这会儿不在家，在地里干活，家里只有女主人。
此刻已是正午时分，烈日当空，举目望去南边是闪闪发亮的伊犁河、河中央郁郁苍苍绵延东西的灌木林，北岸上除了成片的彼此相联的田野，就是远处掩映在一片白杨树中的一间间土坯房子——维吾尔人的村庄。已是吃午饭时间，可附近一带没见到一家饭馆：庄子上一般不会有饭馆。我正在为吃中午饭发愁，男主人——老李回来了，面对我们这几个不速之客，男主人显然有点不放心，可以肯定：平时很少有人会来这儿，更别说进他家了。估计他心里在想：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
刘亮程主动向男主人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作家，怕男主人不相信，还从随身带的包里取出一张《新疆都市消费晨报》，《晨报》上有给他做的专版，配有照片。见眼前这个人和报纸照片上的果然是一个人，男主人这才放松下来，刘亮程叉开腿站在门前和男主人聊了一会儿庄稼方面的事。听女主人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们就来到这儿，我猜想他们应该和水电站的人有交往，问男主人认识不认识水电站的人，他说他哥哥就是水电站的，并且说了姓名。我认识他哥哥。他哥哥是水电站的会计。当年他哥哥三四岁的儿子在河边玩耍不小心掉进河里，我父亲正好在河边，跳进河里把孩子救上来。我问他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一听说我曾经在水电站生活过并且认识他哥哥、我父亲还是他侄儿的救命恩人，男主人——老李顿时变得热情了，主动提出让我们几个在他家吃饭。女主人和面，两位女作家去老李家门前的菜地摘了一把豇豆和一些青辣椒、西红柿、茄子。刘亮程按他们沙湾人的做法炒了吃拌面的菜，老李两口子和四个不速之客一道吃了一顿合伙做的拌面。
老李家面朝伊犁河，依坡而居。所谓的房子其实就是在伊犁河北岸的土坡上挖了几个坑盖上屋顶，类似于陕北的窑洞。屋里的床、桌子、凳子都是挖的。别出心裁。
老李家地面下挖的类似房子的地洞是同行的女作家小刘发现的。洞口就在屋里，就像电影《地道战》里的那些地道洞口一样，洞口做了精心伪装，用几块木板拼掩，揭开木板是一个隐蔽的人工挖的向下的土楼梯，据老李说他家亲戚来过多次都没发现。
吃过午饭，征得老李的同意后，我们四个人沿着土楼梯依次下到洞里。洞里的空间比上面屋子的空间还大，朝着某个方向延伸……
我们一行人中对这个洞最感兴趣的是刘亮程。他叉着腿站在洞里一言不发，看了半天。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能刺激人的想象力：黑暗和洞。现在这两种东西同时出现在一个具有特殊感知力的作家面前，就别无选择地与文学遭遇，最后走进了书里。
闲聊中老李讲述了他挖洞的初衷。他老家在河南，是投奔哥哥来到这儿的，属于自流人员，当地人称之为盲流，在水电站落不上户，在庄子上也落不上户。把老婆接来之后他在远离庄子的河岸坡上挖了两间房子，落脚在此。刚来时哥哥工作的水电站尚有几户汉族人家，他们属于河南岸团场的职工。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团场开始使用伊犁电网的电，小水电站就关闭了，职工都调回伊犁河南岸的团场，东西几公里长的北岸这一带当时孤单单地就剩下他一家人住在这里，心里多少有些不踏实。为防不测，他开始在屋子下面挖洞，在屋子下面挖了一个同房间差不多大小的洞，相当于又多出了一间房子。下面的房子挖好之后他还是不踏实，继续挖，只要有空每天多少都得挖一会儿。洞自然越挖越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老李一家人的户口落在了庄子上，但人还住在老地方。屋子底下的洞依然在挖。天天挖，月月挖，年年挖。屋子下面的洞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开始挖洞还有一个具体的目的，后来挖洞就成了一种本能，一天不挖就会觉得生活中少了点什么，甚至会觉得不舒服，想停也停不下来了，就这样前后挖了二十多年，一直挖到现在……
饭也吃了，茶也喝了，洞也看了，走时大家和老李一家已成了朋友。几年之后刘亮程写了一本书，名叫《正午的田野》，专门委托女作家小刘去水电站给老李送了一本。十年之后刘亮程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凿空》。一个挖洞的人贯穿小说始终。主人公不姓李，姓张，叫张旺才。
（陈予，男，1963年生于伊犁兵团第四师69团。1984年毕业于新疆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1987年起至2018年，在《伊犁河》汉文编辑部先后任编辑、副主编、主编。出版有小说集《我们走在大路上》《像电影一样》。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