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讨论费孝通晚年的思想，也就是伴随着一九七八年之后中国改
　　革开放而有的费孝通 “第二次学术生命 ”的不断展开而出现、形成和发
　　表出来的概念、论述以及理论，行、访、实、知、觉这五个关键词是无
　　法真正避开的，由此而对其思想的思考才是真正富有价值的。其中，行
　　和访贯彻于费孝通学术生命的始终，也是能够出现后来的实、知、觉状
　　態的两个重要前提，而最终体现费孝通思想特征的实、知、觉三者，则
　　是其思想智慧不断向上攀升的学术境界的真实体现。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行才是根本，没有四处行走，便没有真正的
　　田野考察。在费孝通的晚年，先后有两本书可以说是他行走的记录，这
　　两本书分别记录了其在一九七八年以后的许许多多行走留下的足迹，
　　这两本书便是《行行重行行》（一九九二）以及《行行重行行》（续集）（一九九七）。由此可以看出，行作为一种主基调如何影响着费孝通晚年的生活，如果算上他早年在大瑶山、江村、欧美以及云贵川诸地的行走， “行”这个字可以说是贯穿费孝通一生的学术生命历程之中的。很显然，这种行走绝对不是一种漫无目的的空洞行走，不是游山玩水般的旅游式行走，而是有着特的学术研究目的的行走。行中有访，访中有行，行访之间相互渗透，并且由行与访这样的认识途径去直接面对现实社会中的真实，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发生或社会事实。人类学家的 “访”有多种形式，可以访人，也可以访物；可以访新，也可以访旧；可以访南北，也可以访东西。总之，访不仅是西方人类学田野研究方法中的参与其中的观察，更为重要的还是尝试着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的关联，这是中国语境之下独有的理解。“访”这个字的偏旁 “言”实际是指一种面对面的交谈，而“访”字的另一半 “方”则意味着诸多的城邦国家，故《说文》解释 “访”字为 “泛谋也 ”，便是此种与他者之方国建立起一种面对面的联系之意。“访”这个字因此在汉语语境之中便不再仅仅是英文 participate observation（参与观察）意义上的那种主客之间、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可能隐含有的对立，而是一种相互性的往来，是面对面的联络。而在费孝通的行行重行行的不断行走之中，他自己作为访客来到异地，由此而做一种心智上的探访，借此获得别样的新知和理解。
　　这种新知和理解所依托的那个具体而微的世界，正是费孝通的行与访所必然要去面对的一种实，实在、实存，或者实有。在费孝通看来，自然也是从一位人类学家的视角看来，从这行走和访问的实当中，是可以有，或者去求得一种知识上的获得的。这个实，因此便是真实的社会发生，尽管它是变化的，甚至是碎片化存在的，但从这种 “实”当中所求得的 “知”则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相互启发出来的 “知”，是由小见大的有似于他所提出的 “小城镇，大问题 ”那样重大意义上的 “知”，是人的认识内涵和范围不断扩大的一种积累。
　　尽管，人的觉悟和理解并非完全都建立在一种知的基础之上，但知无疑是觉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费孝通的晚年思想之觉，便是建立在此一知的基础之上的。如果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对于古今大学问家做学问的三大境界的类比可以在此有一专门的借用，那由此而转用到对费孝通晚年思想成熟历程的理解上可谓最恰当不过了。这是一个中国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民族学家借助从实求知而达致自觉的一种思想自我成长，它体现在实、知和觉三个不同境界之中。
　　首先，费孝通所谓的实，乃是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那样的一种境界。宋代文豪欧阳修所写《蝶恋花》词中的这一句很适恰地道出了费孝通贯彻其一生的求学之路，即“从实求知 ”之“实”。早年的费孝通从协和医学院放弃了医学专业而转到燕京大学改学社会学始便不可谓不独；再后来入清华而到俄国人史禄国门下去学习正统的人类学更不可谓不独；大瑶山田野调查中不幸痛失妻子王同惠，随后他自己另辟蹊径，走向英国功能论人类学的殿堂，师从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则又不可谓不独；而后来的 “但开风气不为师 ”，进而提出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更不可谓不独；而最终在其生命后期所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的十六字方针的文化观，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学术思想的道路上又独树一帜，堪称真正的 “独上高楼”。因此，一个 “独”字可谓费孝通一生求学之路所留下的一道深刻的车辙，无法抹去。而他在晚年称自己为社会学中的一匹 “黑马 ”的表述，亦可谓是此番 “独”特特质的形象直白的表达。
　　而王静安所着意涵盖出来的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这一做学问的第二大境界里，费孝通的求学问之路依然适用。这是一种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的勇敢担当，是在苦痛之中寻求求知之乐的独特感受和经历磨炼。基于此，他在云南呈贡 “魁阁 ”上的艰苦卓绝、被打成右派之后的心身屈辱以及在恢复社会学过程之中的种种困苦，似乎都变得无足轻重了，成为人生境界之提升所必然经历的各种磨难。在试图一股脑地去忘记这些的同时，费孝通生命之中的全部乐趣便转移到求得知识上的自我满足。求知以及如何求知，成为那时的费孝通时刻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不论是在书桌前，还是在田野之中，抑或是在行走的路上，这种思考都没有真正停止过。
　　而一种基于此种 “知”的“觉”，便是费孝通全部学问追求的最高峰，这是一种真正基于求知而有的觉悟，是真觉而非空觉。其晚年的文化自觉概念的提出，正可谓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一做学问第三重境界的真正体现，这种理解，是远去众人的境界提升。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众望所归，而能够指出这一文化觉知方向的人，又必然是一直在做着从实求知努力的费孝通。经由实、知、觉三重境界的渐渐来临和圆满实现，而成就了作为一代中国书生之楷模或典范的费孝通。
　　显然，在行、访、实、知、觉这五个关键词中，行与访这两者所构成的是一种方法论，是实、知、觉三者可以借此而出现的基础或先导。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民族学，因此都可以说是一门行走的学问，是真正与他者接触晤谈的学问。知识和学问只有建基于此，才可能有所谓真实可见的活着的现实世界。并且，也才可能有在此世界之中用以涵盖此一世界的诸多新概念、新理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新知识的获取。
　　正如上文所说的，如果行和访对费孝通的思想形成是一种方法论，那实和知便属于是对费孝通一生学术追求而言的认识论。而最后的觉，便是一种本体论，一种回归人本身的自觉之上的本体论。基于此，一个追求和追随费孝通思想的研究者或许应该清楚，凡人必要有一种自觉的存在，由此而知道自己由何而来，也知道自己在世界之中所拥有的某一个位置，更会知道自己未来将会走向哪里。而这些恐怕才是费孝通思想中本体论意义上的人所应该有的一种状态，非此，便无以成就人在其中的一种存在。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行、访、实、知、觉这五个关键词，完整概括了费孝通学术生命史中最为重要的晚年学术特质和思想品质。对基于一种 “实”的“知”而言，没有什么是不朽的；但对基于一种 “知”的“觉”而言，则一切似乎又都是可以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