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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老子则曰：“大辩若讷。”真正有智慧、有人格魅力的人，懂得说话不在多少，而在于在合适的时机，说出恰如其分的话。那些富有智慧的人，向来都是“讷言”的。
俗话说：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说多话，说错话，就会令事情陷入糟糕的状态，损害个人的形象。真正有智慧、有人格魅力的人，懂得说话不在多少，而在于在合适的时机，说出恰如其分的话。那些富有智慧的人，向来都是“讷言”的。
孔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老子则曰：“大辩若讷。”
讷言，即忍而少言，谨慎慢言，说话前要三思，切勿口无遮拦，信口开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都是在敏行，而不是在说。
孔子心目中的“讷言”，凝聚了他对社会人生百态的深入思考。而对于常人而言，这能够为我们塑造内敛的心性，塑造实在、敦厚、智慧的自我。
讷言以寡失
讷言之人，必定有极强的自我约束力，从而不至于莽撞冒失。《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的司马耕是孔子的学生，他是个“多言而躁”（饶舌话多，个性急躁）之人，他曾问孔子怎样才为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rèn，迟钝）。”其意为说话须慎重，做事须认真，这是成为“仁人”的要求。
毕竟，“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靠伶牙俐齿和人辩论，只会招致别人的讨厌，一味逞口舌之利，最终难逃言多必失，而约束自己、言语简约的人，普遍行为合规、过失较少。
《诗·大雅·抑》中有言：“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白圭的斑点可以磨掉，而说出口的错误无法挽回，教人慎言以避免失言。孔子门徒南容对这几行诗句极感兴趣，反复诵读，孔子以此认为南容大可造就，就把侄女嫁给了他。由此可见孔子对“讷言”的看重。
讷言以诚信
讷言其实是道德的考量，“讷言”者，往往能成就信用。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一个人言语过多，就会有不能兑现之言，反而丧失了信用，是“巧言乱德”或自取耻辱。要想成就做人的诚信，还是少说话、不空言为好。
有一天，孔子对学生说：“予欲无言。”表示他准备不再说话了。老师不说话怎么教育学生呢？孔子解释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这就好比上天一样，它什么话都不说，但春夏秋冬依次更替，没有紊乱和差失，这才是一种高度诚信的品格，这才是德性的正道。
老子也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辩，辩言不善。”他认为巧辩和饰美伤害言语的真实和诚信。
讷言以多思
“讷言”体现着主体的谦逊、勤学和深思，孔子把“讷言”视作智识积累和提升的重要环节。孔子平时处事“温良恭俭让”，这种谦逊恭让，就包含多闻以求学思之意。
他曾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主张遇事多听多看，保留疑问，弄清问题，再将有把握的部分说出来，“讷言”在此是多思多问的环节。
孔子的弟子端木赐（子贡）机灵敏锐，长于言谈，颜回木讷如愚，好学善思，所谓“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当着子贡的面评价说：“你的确是赶不上颜回。”在孔子看来，讷言多思自然优于善言少思。
而“讷言”也是智慧的体现，所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明智的人不随便说话，随便说话的人没有真知灼见，只有通过不言和愚钝才能免于流俗，才能坚守自己内在的智识，做到大智若愚。
讷言以求中
此外，“讷言”并非要求人不说话。孔子说：“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话还是要说的，但不能随便地说出来。“讷言”必须讲求“时”和“中”。
“时”指的是看准时机，在该说的时候才说。孔子认为：“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gǔ，瞎眼）。”与人交往，对方没说到就抢先说，是急躁;对方说到了还不说，是隐瞒;不看对方脸色就贸然说，是“眼瞎”。这三种过失都是因为没把握好说话的时机。所以，讲求“时”是“讷言”的重要原则。
“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在该说的时候不说，会失去别人的信任;在不该说的时候却说，就是失言。因此看准说话的时机与对象很关键。
同时，说话也不能夸夸其谈，徒逞口舌之能，而必须切中要害。
一个人在说话时必须要慎重考虑，善于言谈的，不会留下把柄，这种无过失的“善言”即服从于所谓“不言而善应”的天道，也合于“以其言下之”的谦卑方式，这是人们应该追求的一种处世方式。
讷言而敏行
孔子曾提出“敏于事而慎于言”“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思想。他认为人的许多思想和理念应当用行动来表达，行动可以是最好的语言，也是获取智慧的最佳方式。
他主张要用“敏行”辅助“讷言”。根据“敏则有功”的理念，孔子认为敏行是成就功业和完全人格的根据。所以他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只要有能力，行动就能证明自己，用不着担心别人不了解。由此可见，他坚信行为是最好的语言。
如今，人也常说实干胜于雄辩，任何真理都不是由论辩和互相诘难而生的，欲要达到目标和求知，就要做到实干，就如词人陆游所说“绝知此事要躬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有志之人更是要谨记于心。
无论是儒家之言，还是道家之思，“訥言”的理念经过千年的试炼仍不失其妙。这对于现世后代来说，无疑是一种值得被肯定的真理和处世智慧，入世之人应该谨记而用之。
（《人民日报》等）
俗话说：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说多话，说错话，就会令事情陷入糟糕的状态，损害个人的形象。真正有智慧、有人格魅力的人，懂得说话不在多少，而在于在合适的时机，说出恰如其分的话。那些富有智慧的人，向来都是“讷言”的。
孔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老子则曰：“大辩若讷。”
讷言，即忍而少言，谨慎慢言，说话前要三思，切勿口无遮拦，信口开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都是在敏行，而不是在说。
孔子心目中的“讷言”，凝聚了他对社会人生百态的深入思考。而对于常人而言，这能够为我们塑造内敛的心性，塑造实在、敦厚、智慧的自我。
讷言以寡失
讷言之人，必定有极强的自我约束力，从而不至于莽撞冒失。《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的司马耕是孔子的学生，他是个“多言而躁”（饶舌话多，个性急躁）之人，他曾问孔子怎样才为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rèn，迟钝）。”其意为说话须慎重，做事须认真，这是成为“仁人”的要求。
毕竟，“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靠伶牙俐齿和人辩论，只会招致别人的讨厌，一味逞口舌之利，最终难逃言多必失，而约束自己、言语简约的人，普遍行为合规、过失较少。
《诗·大雅·抑》中有言：“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白圭的斑点可以磨掉，而说出口的错误无法挽回，教人慎言以避免失言。孔子门徒南容对这几行诗句极感兴趣，反复诵读，孔子以此认为南容大可造就，就把侄女嫁给了他。由此可见孔子对“讷言”的看重。
讷言以诚信
讷言其实是道德的考量，“讷言”者，往往能成就信用。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一个人言语过多，就会有不能兑现之言，反而丧失了信用，是“巧言乱德”或自取耻辱。要想成就做人的诚信，还是少说话、不空言为好。
有一天，孔子对学生说：“予欲无言。”表示他准备不再说话了。老师不说话怎么教育学生呢？孔子解释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这就好比上天一样，它什么话都不说，但春夏秋冬依次更替，没有紊乱和差失，这才是一种高度诚信的品格，这才是德性的正道。
老子也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辩，辩言不善。”他认为巧辩和饰美伤害言语的真实和诚信。
讷言以多思
“讷言”体现着主体的谦逊、勤学和深思，孔子把“讷言”视作智识积累和提升的重要环节。孔子平时处事“温良恭俭让”，这种谦逊恭让，就包含多闻以求学思之意。
他曾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主张遇事多听多看，保留疑问，弄清问题，再将有把握的部分说出来，“讷言”在此是多思多问的环节。
孔子的弟子端木赐（子贡）机灵敏锐，长于言谈，颜回木讷如愚，好学善思，所谓“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当着子贡的面评价说：“你的确是赶不上颜回。”在孔子看来，讷言多思自然优于善言少思。
而“讷言”也是智慧的体现，所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明智的人不随便说话，随便说话的人没有真知灼见，只有通过不言和愚钝才能免于流俗，才能坚守自己内在的智识，做到大智若愚。
讷言以求中
此外，“讷言”并非要求人不说话。孔子说：“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话还是要说的，但不能随便地说出来。“讷言”必须讲求“时”和“中”。
“时”指的是看准时机，在该说的时候才说。孔子认为：“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gǔ，瞎眼）。”与人交往，对方没说到就抢先说，是急躁;对方说到了还不说，是隐瞒;不看对方脸色就贸然说，是“眼瞎”。这三种过失都是因为没把握好说话的时机。所以，讲求“时”是“讷言”的重要原则。
“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在该说的时候不说，会失去别人的信任;在不该说的时候却说，就是失言。因此看准说话的时机与对象很关键。
同时，说话也不能夸夸其谈，徒逞口舌之能，而必须切中要害。
一个人在说话时必须要慎重考虑，善于言谈的，不会留下把柄，这种无过失的“善言”即服从于所谓“不言而善应”的天道，也合于“以其言下之”的谦卑方式，这是人们应该追求的一种处世方式。
讷言而敏行
孔子曾提出“敏于事而慎于言”“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思想。他认为人的许多思想和理念应当用行动来表达，行动可以是最好的语言，也是获取智慧的最佳方式。
他主张要用“敏行”辅助“讷言”。根据“敏则有功”的理念，孔子认为敏行是成就功业和完全人格的根据。所以他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只要有能力，行动就能证明自己，用不着担心别人不了解。由此可见，他坚信行为是最好的语言。
如今，人也常说实干胜于雄辩，任何真理都不是由论辩和互相诘难而生的，欲要达到目标和求知，就要做到实干，就如词人陆游所说“绝知此事要躬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有志之人更是要谨记于心。
无论是儒家之言，还是道家之思，“訥言”的理念经过千年的试炼仍不失其妙。这对于现世后代来说，无疑是一种值得被肯定的真理和处世智慧，入世之人应该谨记而用之。
（《人民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