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典籍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其“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富，体大思精”著称。作为宰辅和帝师，司马光编纂历史的宗旨绝不止于讲述历史故事，而是为了“资治”，所谓“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他通过有体系地讲述历史上的政治兴衰和军事得失，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以便为包括皇帝在内的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
　　领导的内在品质：仁、明、武
　　我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点固然没错，但司马光更强调“人君”尤其要对家国兴亡负主要历史责任，重视人君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于国家兴衰的重大影响。因此选择什么样的人担任领导人，就攸关事业的成败。他给新即位的宋神宗提出“修心之要有三”“治国之要有三”。今天读来，发现这些对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干部都有借鉴意义。
　　所谓“修心”，就是要加强思想与政治修养，提高领导素质和领导能力。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
　　什么是“仁”？《资治通鉴》开篇关于“三家分晋”背景交代中，用倒叙法记述了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联合消灭智伯的故事，说智伯最大的不足是“不仁”，并为此写了长篇的“臣光曰”，提出选拔接班人“德重于才”的著名论断。
　　司马光所谓的“德”，并不局限于个人道德，更偏重的是领导人的政治品德——“仁”。什么是司马光理解的“仁”呢？如何才能做到“仁”？在上面提到的那封给宋神宗的奏章中，司马光解释说：“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
　　司马光认为“仁”包括两个部分：“修政治，兴教化”是指领导者把握政治方向的能力，用理想信念动员群众的能力；“育万物，养百姓”是指在国家建设中，做到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能力，要为黎民百姓谋幸福，让他们看得见实惠。这是“大仁”，即人君之仁。这种仁政，给老百姓带来的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小康，还有礼乐文明的精神富足，社会治理的和谐美好。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都是因为在这些方面有上乘的表现而彪炳史册。
　　在现实操作层面，“大仁”体现在各项政策和法令之中。刘邦入关中，约法三章，秋毫无犯，获得广泛拥戴。项羽在咸阳屠杀无辜，火烧宫室，随后又放逐天下共主“义帝”，分封也充满了私利算计，结果失去民心。
　　领导者要修炼的第二个功夫是“明”。
　　什么是“明”？乃是指领导的判断决策能力：“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其中，“知道义，识安危”是对发展战略的前瞻性把握，包括对事物性质属性的判断，对风险的管控。比如，刘邦在汉中，韩信提出“汉中对”，制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攻取关中，东向争霸天下的发展战略，成为刘邦建立汉朝江山的关键转折点。刘秀在河北，邓禹的“榻下对”建议刘秀在河北招纳人才，对更始政权的未来走向及其应变提出卓越预见。孙权即位江东之初，鲁肃的“江东对”对于如何处理东吴与北方政治势力的关系，提出不凡见解。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对于天下三分提出高瞻远瞩的战略判断。总之，“明”的第一个方面是指领导者集思广益的决策能力、判断能力。
　　“明”的第二个方面“别贤愚，辨是非”，是对人才的识别能力、对是非曲直的判断能力。智伯当初胁迫韩魏攻打赵氏时，智伯身边的谋士一再指出其所处的危险局面，提醒他防止韩魏两家的背叛，他都嗤之以鼻。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纵容安禄山，有多少人曾指出其中的危害和危险，玄宗却都置之不理。智伯的覆亡、大唐的倾颓，无不与领导人刚愎自用、讳疾忌医有关系。
　　领导者要修炼的第三项功夫是“武”。
　　什么是“武”？司马光说：“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这里的“武”，不是粗暴蛮力，而是指领导者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还包括抵御各种诱惑、欺骗的能力。唐太宗说：“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领导者由于手中掌握权力和资源，各种巴结谄媚、讨好逢迎，扑面而来，在为人处世时，能否不为所动，把持住自己，坚守原则和底线，这就需要“武”的品质。唐太宗的这段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邹忌与齐威王的故事。
　　邹忌是齐威王的辅政之臣。有天上朝前，他问妻子：“我与城北的徐公比，哪个更英俊？”妻子回答说：“当然是我家先生最帅气，徐公怎么能比呢？”家住城北的徐公，是齐国出了名的大帅哥。邹忌虽然心里很得意，还是不自信地问侍奉自己的侍妾：“我与城北徐公，谁更英俊？”侍妾说：“您当然比徐公更帅啦！”次日邹忌接待一个来访的客人，也问了客人同样的问题，客人毫不犹豫地说：“徐公不如您帅啊。”
　　不久，城北徐公来拜访邹忌，邹忌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觉得自己实在比不上人家；揽镜自照，更是觉得差远了。这天晚上，邹忌失眠了。他觉得自己真是好笑：妻子说我美，是对我有偏心；侍妾说我美，是对我有惧怕；客人说我美，是有求于我而讨好我嘛！我怎么能当真呢？
　　第二天来到朝堂上，邹忌把自己的感悟与齐威王作了分享，意味深长地说：“如今的齐国，疆域辽阔，方圆千里，城池多达一百二十座，您身边的侍姬、近臣，无不偏爱大王；朝廷里的大臣，无不惧怕大王；举国上下，无不有求于大王。由此看来，您一定深受他们的蒙蔽，听不到真话了呀！”治国理政，没有比领导者听不到真话更可怕的了。
　　领导的治理方式：官人、信赏、必罚
　　司马光所说的“治国之要”也包括三项内容：“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如果说，仁、明、武是领导人的内在品质，那么，官人、信赏、必罚则是领导者的治理方式。这些治理方式的一个共同交集点就是“用人”。司马光特别强调用人得失对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认为用好人是人君治国的唯一办法。他说：“何谓人君之道一？曰，用人是也。”“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人才的向背决定国家的兴衰！ 　　《资治通鉴》记载了刘邦总结他打败项羽的原因，不是因为比项羽更强大，而是因为手下有以“汉初三杰”为代表的一大批人才，项羽连一个范增都不能用，所以导致失败。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总结他为什么能成功时，提出五条用人经验：一是用比自己强的高人；二是用有缺点的能人；三是用人之长，弃人之短，即所谓“使人如器”；四是重用敢讲真话的人；五是华夷一家，用人不讲出身，不搞小圈子。
　　刘备临终前说马谡不堪重用，诸葛亮却派马谡守街亭，导致第一次北伐受到重大挫折。马谡是参谋型人才，“南蛮之人，以攻心为上”就是马谡的意见，诸葛亮采纳了，七擒孟获，平定南中地区。但是，这次守街亭，诸葛亮却犯了用人不当的毛病。
　　《资治通鉴》也记载了赵括“纸上谈兵”的故事。所以，重用纸上谈兵一类的人才，是领导用人的大忌。《资治通鉴》作为一部重点讨论政治史和军事史的史书，其中所蕴涵的领导智慧，绝不是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毛泽东称赞说，《通鉴》写战争，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用兵尚权，所谓“充满了辩证法”，就是不搞教条，在解决复杂问题时，“行权立断”，应该有随机应变的灵活而果断的决策能力，有驾驭复杂问题的谋略和操作技巧。
　　东汉末年，何进在袁绍的鼓动下，要诛杀全部宦官，遭到妹妹何太后的反对。何进暗中怂恿董卓等军阀进京来逼太后让步。对此，陈琳很不以为然，因为这样虽然表面上没有违背太后的懿旨，实际上却是用军阀来胁迫太后同意诛灭宦官。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呢？他说：“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资治通鉴》写作“行权立断，则天人顺之”。陈琳的意思是：你军权在握，先把宦官办了，然后再慢慢与太后解释。这是符合民心、符合大道的事情，为什么去找外军入京胁迫太后呢？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外军入京，你能掌控得了这个局面吗？
　　这一段话，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中的“守经”与“行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哲学基础，唐人赵蕤的《长短经》里有系统讨论。其主要观点是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永恒不变的治国理论和方针。王道、霸道、强国之道，都是为了构建一种治理秩序，因时势的需要而改变。不可以认为有一种永恒不变的治理模式或处事方式。如果片面地“守经”，很可能胶柱鼓瑟，犯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就因为反对教条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1978年改革开放，就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始的。
　　军师庞统建议刘备入蜀，径取益州，刘备犹豫地说，现在我全靠与曹操反向操作，才有立身之地，治民理政，“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奈何？”庞统就说：大乱之时，治民理政，“固非一道所能定也”，意思是，宽与急、刚与柔，要变通运用。
　　其实这是《资治通鉴》的一种价值观。不过，这种价值观被司马光包装在儒家的“政治正确”里，曾国藩独具慧眼，看出来了，他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所以，读《资治通鉴》，不光要读它“正”这一面——大仁大义、社会责任；还要读它“奇”这一面——兵家讲用奇，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如果说修心之要三“仁、明、武”，治国之要三“官人、信赏、必罚”，重点要求领导者修炼内圣外王的领导资质，那么，“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就是一种很深刻的实践型政治智慧，是有丰富实际政治经验人的心得之谈。诸如改革中的刚性与柔性，人生职场上的进与退，军事斗争中的奇与正，权力平衡中的轻与重，驾驭部属中的宽与严，政治生涯中的方与圆，都不是“纸上谈兵”可以领悟的。《资治通鉴》在推崇大道的同时，不乏权变、谋略与辩证法的智慧，这也是它值得细品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