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蛮侵略，北平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流血牺牲，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九一八”事变后学生南下示威到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从卢沟桥的抗日烽火到平西、平北等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从公开的武装斗争到各种形式的隐蔽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全民抗战的壮丽凯歌。
　　“长城抗战”“大刀队”“卢沟桥”成为全中国人民英勇反抗日本侵略的象征，吉鸿昌、佟麟阁、赵登禹、白乙化等抗日英烈，成为北京这座具有光荣爱国主义传统城市的骄傲，陈垣、齐白石、蓝公武等文化名人成为坚守民族气节、挺起不屈脊梁的杰出代表，邓玉芬、杨金花、马福等成为人民踊跃支前的模范人物，由此也形成了北平抗战时期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岳飞的《满江红》，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都是爱国主义的生动篇章，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御外侮，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汇聚起气势磅礴的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学生奋勇当先，走上街头，振臂高呼：“誓死救国”“对日宣战”，号召“我们要对自己宣誓，即便是中国人死得只剩我一个人，我也要负起救中国的责任来”。因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清华大学讲师吴其昌愤然绝食，大批学生南下示威，表达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极度愤慨和共靖国难的决心。华北危在旦夕，北平学生悲愤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一二·九”运动爆发，极大地推动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冯玉祥“以抗日为第一要事;不抗日，惟死而已”，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奋勇杀敌。“是好男儿，舍身报国”的吉鸿昌在就义时喊出：“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北平左翼文化人士以文艺为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文化界抗日救国的一道独特风景线……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全新的高度。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民族气节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在敌人威逼利诱面前决不屈服、决不低头、视死如归、勇往直前的精神品质。中华民族历来崇尚气节，视“气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以“玉碎不改其白，竹焚不毁其节”为美德，善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极其残暴，以惨绝人寰的手段对待中国人民，企图以屠杀和死亡让中国人民屈服。面对侵略者的屠刀，中华儿女始终恪守民族大义、维护民族尊严、奋起民族抗争，“宁作战死鬼，不当亡国奴”，充分展示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在北平，就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虽不曾持枪杀敌，但以书斋作战场，以纸笔为武器，以知识分子“辨忠奸，明是非，知去就”的独特个性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或殚精竭虑口诛笔伐，或传道授业培育后学，写就一曲曲书生报国的壮歌。
　　著名历史学家陈垣藏身敌城，身处危境，保持气节，闭门谢客，潜心著述，提倡经世致用和“有意义之史学”。在讲坛上，他大讲抗清不仕的顾炎武的《日知录》和抗清民族英雄全祖望的《鲒埼亭集》，激励学生爱国。同时，他对宋、元、明、清之际动乱历史进行考察，以尚未被世人注意的宗教史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史为鉴，影射现实，褒扬忠贞，贬斥奸逆，并以此作为报国之道，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中国大学教授蓝公武在課堂上公开宣传抗日，怒斥汉奸，宁愿全家饿死，也坚决不收汉奸送来的东西。著名京剧大师程砚秋宁死枪下，也决不给日本人唱戏，并决定罢歌息舞，远离尘嚣，避居青龙桥，归耕务农，坚持不为敌人演出。国画大师齐白石不事敌伪，节操自守，正气凛然，并以纸笔为武器，怒斥日伪，曾赋诗“寿高不死羞为贼，不丑长安作饿饕”，表达自己宁可饿死，决不作取悦于敌人当汉奸卖国求荣之事的决心。国画大师张大千拒绝出任日本艺术画院院长，宁死也不做汉奸！京剧艺术家杨小楼在古都沦陷时，毅然息演，宣泄国仇家恨……他们虽不曾战场杀敌，但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始终挺起不屈的脊梁。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抗日战争期间，面对势力强大、凶恶残暴、灭绝人性的日本侵略者，无数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抱着“争着死，抢着死”的坚定意志，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
　　在京华大地上，涌现出一批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英雄模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守军29军副军长佟麟阁在战前曾说过：“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在南苑保卫战中，他率军英勇抵抗。激战中腿部受伤，仍坚持战斗，后头部又受重创，壮烈牺牲，时年45岁。132师师长赵登禹在指挥部队后撤时壮烈牺牲，时年39岁。人称“小白龙”的白乙化，在1929年考入中国大学，当“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就向校长申诉：“大敌当前，还能有心求学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吾当先去杀敌，再来求学，如能战死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上，余愿得偿矣！”“卢沟桥事变”后，他组织抗日先锋队抵抗日军侵略，后担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平北军分区第十团团长，转战丰滦密。1941年2月在马营西北的降蓬山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0岁。人称“智勇包司令”的包森，作战勇敢、战功赫赫。其中以1942年1月燕山口内果河沿一役最为有名，包森以七个连兵力，毙俘敌伪中佐以下官兵近千人，创造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1942年2月17日，包森率部在遵化野瓠山同日军相遇，被狙击手冷枪射中胸部，壮烈殉国，年仅31岁。还有同“狼牙山五壮士”同样悲壮的“老帽山六壮士”，“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的刘恭，宁死不屈的晋耀臣……正是靠着这种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才战胜了强大的侵略者。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之所以屡经挫折而不屈，屡受磨难而不衰，靠的就是自尊自信、奋发图强、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抗战初期，国内出现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必胜信念和卓绝智慧，提出持久抗战的正确方针，得出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中国的结论。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科学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这一重大战略方针，极大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面对日伪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抗日军民团结一致，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法，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同敌人进行殊死斗争。广大人民踊跃支前，英雄母亲邓玉芬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全部战死沙场;延庆海坨山五里坡的杨金花为保护文件勇跳山崖;顺义焦庄户村党支部书记马福以地道为依托，与八路军并肩战斗，被誉为“人民第一堡垒”。同时，根据地通过建设“三三制”、精兵简政、减租减息、整顿三风、大生产运动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正是靠着这种顽强斗志和必胜信念，使得中华民族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坚持奋战到底，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