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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族背景
广州由于地理上的优势，自古便为对外贸易的港口。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高宗下令只留四海关中的粤海关，这样“广州成为清代唯一合法对外开放的海洋贸易口岸，以十三行商馆为中心的贸易口岸，逐步发展成为华洋贸易的中心。”
来自福建龙溪的潘启（1714-1788）把握住这个机会，开设同文行，凭借过人的手腕和财富居行商首领地位三十年，子潘有度（1755-1820）、孙潘正炜（1791-1850）亦相继为行商，开设同孚行，在十三行亦居重要地位。虽然潘家在商界地位显赫，但《番禺龙溪潘氏族谱》除记录潘启发迹经过外，无其他族人行商的信息，却详载了他们被册封的官衔。可见，“士、农、工、商”这一中国传统社会的职业排序，让商人饱受歧视，族人亦耻言为商。因此，为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保护所从事的经营活动与利益，他们纷纷考取或捐纳为官，跻身士绅阶层。尽管如此，潘启及其子孙在担任行商期间，不免受到各种剥削，即使不再具有洋商身份，地方官员还不断骚扰。潘家第三代行商潘正炜虽使同孚行的经济实力稳定在商行前列，并以其财力、诚信赢得官府及中、外商人的信任和尊重，但他在鸦片战争中明显的抗英行动，令他难以继续与英商进行贸易。于是潘正炜决定让同孚行歇业，使经营外贸长达一个世纪的潘氏家族退出了此行业。
二、雅好文艺
投资学术文化事业、支持地方公益，亦能提升家族的地位与声望，博得儒雅慈善的美名。潘启在乾嘉年问，为首带动商贾们集资兴建文澜书院；潘有度热心济贫，获道光帝奖以“乐善好施”横匾……
其时，繁华的商业中心在南方相继涌现，城市中占主导地位的家族成为重要的“艺术赞助人”，吸引着来自各地的艺术家。考据学鼎盛，兼及金石，好古而后藏者不可胜计。收藏家群体中的儒商，既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又雅好文化艺术，在艺文圈中深具影响。
潘氏家族从潘启开始，直到潘仕成这一代，可谓是岭南儒商藏家的典型代表。他们在广州的居宅、园林，不仅供生活起居、娱乐消遣，还成为收藏鉴赏、文人雅集的佳所。当时“外国朋友们认为，得到许可前往潘启官在泮塘的美丽住宅区游玩和野餐是一种宠遇”。宅中收藏的珍玩更是让人大开眼界，“书房里边有布面装订的书籍，放在一些像z字形装饰的书架上。房中各处还点缀着一些古代的青铜器、香炉、昂贵稀有的瓷花瓶。收藏有极珍贵的古今中国铜钱，有圆形、方形和刀形的。有丝织的画，也有画在纸上的画和刺绣人像。还有古代兵器和其他引人注目的古物。”由此可见潘氏族人生活中的文人气息，及其如恒河沙数般的家藏。
三、潘氏藏印
《广东藏书纪事诗》对潘仕成海山仙馆的描述有“岭南人物聚潘园，看篆楼头古印存”一句，指出了印章为潘氏藏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冼玉清女史按时间先后顺序编写的《粤东印谱考》（下称《冼考》），把潘氏族人编集的《看篆楼古铜印谱》《听帆楼古铜印谱》《宝琴斋古铜印汇》排在前三位，可见潘家的集古印谱在清代广东实属领先之列。多位族人喜藏印，论印，甚至亲手刻印，影响了不少学者、印人，并相互臻善，使篆刻艺术在岭南得以兴盛发展。
在此就笔者亲见香港大学所藏的《看篆楼古铜印谱》《秋晓庵古铜印》及《名印集观》进行简述。
（一）《看篆楼古铜印谱》
潘家首开集古印风气者，当属潘有为，他久宦京城的经历，是其将搜集古印的风尚引入岭南的重要原因。潘有为出于翁方纲门下，与张锦芳、冯敏昌、赵希璜齐名。《翁方纲年谱》（下称《翁谱》）多处提及潘有为，如“五月（乾隆四十三年[1778]），桂馥以颜氏所摹金农双钩藏《延熹华岳碑》见示于先生（翁方纲）……旁观者，馥及太学生乌程陈焯、海盐张燕昌、安邑宋葆淳、内阁中书舍人番禺潘有为。”可见其进入了京城的金石书画圈，身边有众多良师益友，深受濡染。
至于其藏印，《看篆楼古铜印谱》百龄序提到：“方其官京邸，搜罗历代印章积之有年，盈千累百，古藻缤纷，谓非物聚于所好耶？”《秋晓庵印存》潘仪增序曰：“先高伯祖中翰公旧藏古铜印千有余，事拓为看篆楼古铜印谱，翁覃溪学士采入《两汉金石记》，海内盛称之。”《翁谱》述及：“（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夏日）桂馥、张燕昌、陈焯、宋葆淳及先生（翁方纲）同集潘有为寓斋，观所藏古印。”可见其藏印搜集不易，并经过多位金石学专家的法眼，其中不少曾为程瑶田收藏的精品，相信此谱多为真品，甚为难得。
香港大学图书馆藏《看篆楼古铜印谱》，潘有为辑，钤印本，一函六册。每册高19.6厘米，宽13厘米，书根上皆录有书名及册数。
册一收录了杨振麟、百龄及吴兰修的序，其中杨、吴二序是为潘正炜的《听帆楼古铜印谱》所写，版框及序言文字均以墨笔手书，杨振麟的序书于道光十二年（1832），刚好是《冼考》所记《听帆楼古铜印谱》的成谱时间，那时潘有为已离世11年，因而此无封面题签亦无书名页的《看篆楼古铜印谱》，应是后出的版本。印蜕页版框黑线墨刷，高12.5厘米，宽8.7厘米，书口有“看篆楼古铜印谱”楷书字样。
六册共存印1092方，册一为先秦至南北朝的官印，册二至四为汉到晋的私印，册五多为双面印，册六收录印蜕较杂，有先秦私玺，秦到南北朝的多面印、套印、吉语印、肖形印，元代押印，还有“真卿”等“名人印”。
此谱无罗振玉在《印谱考》中提及的程瑶田序，序中谈及与潘有为、张古余、宋芝山共观此谱，其识出“私玺”等字，并述缘由，此对古玺的精研实属难能可贵。而册六各类印蜕的杂汇，应是编者将未识之印附于谱后的惯常做法，表明了当时印学的局限。
（二）《秋晓庵古铜印》
藏于香港大学图书馆的《秋晓庵古铜印》，潘仪增辑，钤印本，一函11册（原共12册，现缺第十册）。每册高22.4厘米，宽13.5厘米，以万年红纸为护页，书根上皆书有册數。
册一封皮题有隶楷“秋晓厂古铜印”，书名页表页有篆题“秋晓盒古铜印”，里页款署“光绪甲午夏日，黟黄土陵署首”。后为程瑶田《看篆楼印谱序》、百龄序（为《看篆楼印谱》所写，时1808年），及潘仪增白序（书于1900年）。印蜕页的版框高16.4厘米，宽10厘米，书口上署“秋晓盒古铜印谱”篆字。 11册共存印448方，册一大多为先秦官玺、私玺，如“闻司马玺”；册二以先秦到汉初的私印为主，例如“私公之玺”朱文印：册三前11方为私印，像“王甸”，后为官印，如“关中侯印”“巨野亭侯”印：册四至六全为官印；册七、八所集多为汉私印，若“赵侗教印”。册九出现多字印、套印、双面印等。
册十一与十二为居巢的《今夕盒古印藏真》，多为私印，如平整方正的“杨偃私印”。册十一的书名页与册一相同，其后为居巢的《古印藏真序》，述篆学之史及成谱缘由。
关于此谱的真伪，罗福颐《印谱考》的论断是：“翻沙伪印居十之八九。官印计共一百四十余方，真者不过廿余，惟末二册居氏谱真印稍多。”笔者见此谱册一的首枚印蜕“阳都邑圣盟之玺”，即感印文肥软无力，精神不足，对比《中国历代篆刻集粹①》所录此印更觉其伪。不过，此谱亦有一些质量佳的印蜕，像“潘氏玄医”，随后谈及的《名印集观》也收入此印。另外，是谱对印蜕的编排比《看篆楼古铜印谱》更为进步：先官印、后私印，时间从先秦开始直到南北朝。对比仪清室曾藏《秋晓盒古铜印》，所缺的册十应含隋唐官印，如“颍州之印”。
潘仪增为潘仕成兄潘仕光之孙，生平鲜有记载。《冼考》有：“同治壬申（1872）曾辑潘氏制义为《河阳集》。光绪十九年（1893）又辑其先人之诗为《番禺潘氏诗略》。”
（三）《潘蘭史手拓名印集观》
潘飞声，为潘正炜弟潘正衡的曾孙，“南社四剑”之一，曾远渡柏林讲授汉语言文学，归国后居广州，不久赴香港，为《华字日报》《实报》主笔，后长居上海。他交游广泛，多为诗书画印之交，也有论政议事之友，如陈澧、杨永衍、冒广生、邱炜萲、郑观应等。
他“常与黄土陵、柯云虚父子等盘桓，讨论印艺。每得佳印，辄喜操刀如镌、跋语”。可知其不仅论印、藏印、跋印，还能亲自刻印，如“闽粤世家”白文方印。
香港大学图书馆所藏《潘兰史手拓名印集观》（钤印本一册，共集105印），少见于著录，四眼线装，高22厘米，宽15.2厘米，封面上有楷书题名“潘兰史手拓名印集观”。书名页版框黑线墨刷，高15.4厘米，宽8.3厘米（全谱版框与此相同），上有隶书“名印集观”。序言为潘飞声亲笔：“余性嗜印，见有佳刻，辄为一编，拓之。有诮其杂以今人者，则余必庋高阁，不与之跋。丙戌（1886）春万松山人潘飞声志。”从此印谱可见潘飞声如族中长辈一样雅好印艺，不同的是，他亦关注并收集同代人所刻之印。谱中所拓古印，多为冯遂知（兆年）与何蘧庵（瑷玉）的藏印，亦有谢凤岐、王秋斋（秋湄）之藏及潘飞声所购，几乎每页都有潘氏亲手所写的注，或说明印蜕的来历，或对印进行考证。古印之后为清代印，计有丁敬、陈鸿寿、赵次闲、董洵、钱松、张燕昌、黄牧甫各家，其中接近半数为胡汉秋所藏，以黄牧甫的印蜕最多。有趣的是第二十页，乍看两枚白文“潘郎”长方形印拓几乎一样，细察才发现区别，印下有题字：“此柯管生仿曼生印以赠余者，形神并肖，阅者不能率辨，真绝技也。光绪癸巳（1893）三月二十一夜，遇汉秋桥西草堂看所藏印，重睹曼生此刻，因与管生印同拓在一篇。回忆汉秋招余与管生同宿堂中，一灯论印，恍如梦寐，而管生殁已亦载矣，题此深为怃然。飞声记，口三鼓。”这不仅表现了柯管生（兆良）的高超印艺，而且反映了南粤印学嗜好者共聚一堂赏印、论印的情景，铭记了深厚的情谊。再者，谱内收入潘飞声从肆中拓出或购得的印共八枚，可见他经常出入古玩市场搜印、赏印。
小结
潘家印谱的汇编从潘有为的《看篆楼古铜印谱》始，其不遗余力所藏之印，传至从子潘正炜处，由正炜集成《听帆楼古铜印谱》，可惜正炜去世后，古印被盗，因此潘仕成集《宝琴斋古铜印汇》时，要“借钤或辗转收得潘有为藏品”，但由于“咸丰七年（1857），英、法联军攻陷广州，民房近万家被毁，海山仙馆也被抢掠和破坏，连堆了几个房子的《海山仙馆丛书》木刻版片也被掠去”。古印亦遭散失，潘仪增《秋晓庵古铜印》自序曰：“自遭兵燹，诸印散佚，佘生也晚，不获摩挲。”到潘飞声拓《名印集观》，更多的是借钤。家传的古铜印，历经种种，辗转散去，即便如此，潘氏族人对印章的热爱，并没有消退，而是多方收集，钤拓成谱，承传家国文化。
潘家开广东集古印谱之先河，推动了清代广东印章的收藏热潮，其后陆续有叶梦龙《风满楼古铜印谱》、何昆玉《吉金斋古铜印谱》等，使篆刻艺术在岭南得到进一步传扬与发展。潘氏家族不仅创建了同文行、同孚行一一清代广州两个著名的对外贸易商号，于对外贸易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为推进广东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功不可没。
广州由于地理上的优势，自古便为对外贸易的港口。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高宗下令只留四海关中的粤海关，这样“广州成为清代唯一合法对外开放的海洋贸易口岸，以十三行商馆为中心的贸易口岸，逐步发展成为华洋贸易的中心。”
来自福建龙溪的潘启（1714-1788）把握住这个机会，开设同文行，凭借过人的手腕和财富居行商首领地位三十年，子潘有度（1755-1820）、孙潘正炜（1791-1850）亦相继为行商，开设同孚行，在十三行亦居重要地位。虽然潘家在商界地位显赫，但《番禺龙溪潘氏族谱》除记录潘启发迹经过外，无其他族人行商的信息，却详载了他们被册封的官衔。可见，“士、农、工、商”这一中国传统社会的职业排序，让商人饱受歧视，族人亦耻言为商。因此，为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保护所从事的经营活动与利益，他们纷纷考取或捐纳为官，跻身士绅阶层。尽管如此，潘启及其子孙在担任行商期间，不免受到各种剥削，即使不再具有洋商身份，地方官员还不断骚扰。潘家第三代行商潘正炜虽使同孚行的经济实力稳定在商行前列，并以其财力、诚信赢得官府及中、外商人的信任和尊重，但他在鸦片战争中明显的抗英行动，令他难以继续与英商进行贸易。于是潘正炜决定让同孚行歇业，使经营外贸长达一个世纪的潘氏家族退出了此行业。
二、雅好文艺
投资学术文化事业、支持地方公益，亦能提升家族的地位与声望，博得儒雅慈善的美名。潘启在乾嘉年问，为首带动商贾们集资兴建文澜书院；潘有度热心济贫，获道光帝奖以“乐善好施”横匾……
其时，繁华的商业中心在南方相继涌现，城市中占主导地位的家族成为重要的“艺术赞助人”，吸引着来自各地的艺术家。考据学鼎盛，兼及金石，好古而后藏者不可胜计。收藏家群体中的儒商，既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又雅好文化艺术，在艺文圈中深具影响。
潘氏家族从潘启开始，直到潘仕成这一代，可谓是岭南儒商藏家的典型代表。他们在广州的居宅、园林，不仅供生活起居、娱乐消遣，还成为收藏鉴赏、文人雅集的佳所。当时“外国朋友们认为，得到许可前往潘启官在泮塘的美丽住宅区游玩和野餐是一种宠遇”。宅中收藏的珍玩更是让人大开眼界，“书房里边有布面装订的书籍，放在一些像z字形装饰的书架上。房中各处还点缀着一些古代的青铜器、香炉、昂贵稀有的瓷花瓶。收藏有极珍贵的古今中国铜钱，有圆形、方形和刀形的。有丝织的画，也有画在纸上的画和刺绣人像。还有古代兵器和其他引人注目的古物。”由此可见潘氏族人生活中的文人气息，及其如恒河沙数般的家藏。
三、潘氏藏印
《广东藏书纪事诗》对潘仕成海山仙馆的描述有“岭南人物聚潘园，看篆楼头古印存”一句，指出了印章为潘氏藏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冼玉清女史按时间先后顺序编写的《粤东印谱考》（下称《冼考》），把潘氏族人编集的《看篆楼古铜印谱》《听帆楼古铜印谱》《宝琴斋古铜印汇》排在前三位，可见潘家的集古印谱在清代广东实属领先之列。多位族人喜藏印，论印，甚至亲手刻印，影响了不少学者、印人，并相互臻善，使篆刻艺术在岭南得以兴盛发展。
在此就笔者亲见香港大学所藏的《看篆楼古铜印谱》《秋晓庵古铜印》及《名印集观》进行简述。
（一）《看篆楼古铜印谱》
潘家首开集古印风气者，当属潘有为，他久宦京城的经历，是其将搜集古印的风尚引入岭南的重要原因。潘有为出于翁方纲门下，与张锦芳、冯敏昌、赵希璜齐名。《翁方纲年谱》（下称《翁谱》）多处提及潘有为，如“五月（乾隆四十三年[1778]），桂馥以颜氏所摹金农双钩藏《延熹华岳碑》见示于先生（翁方纲）……旁观者，馥及太学生乌程陈焯、海盐张燕昌、安邑宋葆淳、内阁中书舍人番禺潘有为。”可见其进入了京城的金石书画圈，身边有众多良师益友，深受濡染。
至于其藏印，《看篆楼古铜印谱》百龄序提到：“方其官京邸，搜罗历代印章积之有年，盈千累百，古藻缤纷，谓非物聚于所好耶？”《秋晓庵印存》潘仪增序曰：“先高伯祖中翰公旧藏古铜印千有余，事拓为看篆楼古铜印谱，翁覃溪学士采入《两汉金石记》，海内盛称之。”《翁谱》述及：“（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夏日）桂馥、张燕昌、陈焯、宋葆淳及先生（翁方纲）同集潘有为寓斋，观所藏古印。”可见其藏印搜集不易，并经过多位金石学专家的法眼，其中不少曾为程瑶田收藏的精品，相信此谱多为真品，甚为难得。
香港大学图书馆藏《看篆楼古铜印谱》，潘有为辑，钤印本，一函六册。每册高19.6厘米，宽13厘米，书根上皆录有书名及册数。
册一收录了杨振麟、百龄及吴兰修的序，其中杨、吴二序是为潘正炜的《听帆楼古铜印谱》所写，版框及序言文字均以墨笔手书，杨振麟的序书于道光十二年（1832），刚好是《冼考》所记《听帆楼古铜印谱》的成谱时间，那时潘有为已离世11年，因而此无封面题签亦无书名页的《看篆楼古铜印谱》，应是后出的版本。印蜕页版框黑线墨刷，高12.5厘米，宽8.7厘米，书口有“看篆楼古铜印谱”楷书字样。
六册共存印1092方，册一为先秦至南北朝的官印，册二至四为汉到晋的私印，册五多为双面印，册六收录印蜕较杂，有先秦私玺，秦到南北朝的多面印、套印、吉语印、肖形印，元代押印，还有“真卿”等“名人印”。
此谱无罗振玉在《印谱考》中提及的程瑶田序，序中谈及与潘有为、张古余、宋芝山共观此谱，其识出“私玺”等字，并述缘由，此对古玺的精研实属难能可贵。而册六各类印蜕的杂汇，应是编者将未识之印附于谱后的惯常做法，表明了当时印学的局限。
（二）《秋晓庵古铜印》
藏于香港大学图书馆的《秋晓庵古铜印》，潘仪增辑，钤印本，一函11册（原共12册，现缺第十册）。每册高22.4厘米，宽13.5厘米，以万年红纸为护页，书根上皆书有册數。
册一封皮题有隶楷“秋晓厂古铜印”，书名页表页有篆题“秋晓盒古铜印”，里页款署“光绪甲午夏日，黟黄土陵署首”。后为程瑶田《看篆楼印谱序》、百龄序（为《看篆楼印谱》所写，时1808年），及潘仪增白序（书于1900年）。印蜕页的版框高16.4厘米，宽10厘米，书口上署“秋晓盒古铜印谱”篆字。 11册共存印448方，册一大多为先秦官玺、私玺，如“闻司马玺”；册二以先秦到汉初的私印为主，例如“私公之玺”朱文印：册三前11方为私印，像“王甸”，后为官印，如“关中侯印”“巨野亭侯”印：册四至六全为官印；册七、八所集多为汉私印，若“赵侗教印”。册九出现多字印、套印、双面印等。
册十一与十二为居巢的《今夕盒古印藏真》，多为私印，如平整方正的“杨偃私印”。册十一的书名页与册一相同，其后为居巢的《古印藏真序》，述篆学之史及成谱缘由。
关于此谱的真伪，罗福颐《印谱考》的论断是：“翻沙伪印居十之八九。官印计共一百四十余方，真者不过廿余，惟末二册居氏谱真印稍多。”笔者见此谱册一的首枚印蜕“阳都邑圣盟之玺”，即感印文肥软无力，精神不足，对比《中国历代篆刻集粹①》所录此印更觉其伪。不过，此谱亦有一些质量佳的印蜕，像“潘氏玄医”，随后谈及的《名印集观》也收入此印。另外，是谱对印蜕的编排比《看篆楼古铜印谱》更为进步：先官印、后私印，时间从先秦开始直到南北朝。对比仪清室曾藏《秋晓盒古铜印》，所缺的册十应含隋唐官印，如“颍州之印”。
潘仪增为潘仕成兄潘仕光之孙，生平鲜有记载。《冼考》有：“同治壬申（1872）曾辑潘氏制义为《河阳集》。光绪十九年（1893）又辑其先人之诗为《番禺潘氏诗略》。”
（三）《潘蘭史手拓名印集观》
潘飞声，为潘正炜弟潘正衡的曾孙，“南社四剑”之一，曾远渡柏林讲授汉语言文学，归国后居广州，不久赴香港，为《华字日报》《实报》主笔，后长居上海。他交游广泛，多为诗书画印之交，也有论政议事之友，如陈澧、杨永衍、冒广生、邱炜萲、郑观应等。
他“常与黄土陵、柯云虚父子等盘桓，讨论印艺。每得佳印，辄喜操刀如镌、跋语”。可知其不仅论印、藏印、跋印，还能亲自刻印，如“闽粤世家”白文方印。
香港大学图书馆所藏《潘兰史手拓名印集观》（钤印本一册，共集105印），少见于著录，四眼线装，高22厘米，宽15.2厘米，封面上有楷书题名“潘兰史手拓名印集观”。书名页版框黑线墨刷，高15.4厘米，宽8.3厘米（全谱版框与此相同），上有隶书“名印集观”。序言为潘飞声亲笔：“余性嗜印，见有佳刻，辄为一编，拓之。有诮其杂以今人者，则余必庋高阁，不与之跋。丙戌（1886）春万松山人潘飞声志。”从此印谱可见潘飞声如族中长辈一样雅好印艺，不同的是，他亦关注并收集同代人所刻之印。谱中所拓古印，多为冯遂知（兆年）与何蘧庵（瑷玉）的藏印，亦有谢凤岐、王秋斋（秋湄）之藏及潘飞声所购，几乎每页都有潘氏亲手所写的注，或说明印蜕的来历，或对印进行考证。古印之后为清代印，计有丁敬、陈鸿寿、赵次闲、董洵、钱松、张燕昌、黄牧甫各家，其中接近半数为胡汉秋所藏，以黄牧甫的印蜕最多。有趣的是第二十页，乍看两枚白文“潘郎”长方形印拓几乎一样，细察才发现区别，印下有题字：“此柯管生仿曼生印以赠余者，形神并肖，阅者不能率辨，真绝技也。光绪癸巳（1893）三月二十一夜，遇汉秋桥西草堂看所藏印，重睹曼生此刻，因与管生印同拓在一篇。回忆汉秋招余与管生同宿堂中，一灯论印，恍如梦寐，而管生殁已亦载矣，题此深为怃然。飞声记，口三鼓。”这不仅表现了柯管生（兆良）的高超印艺，而且反映了南粤印学嗜好者共聚一堂赏印、论印的情景，铭记了深厚的情谊。再者，谱内收入潘飞声从肆中拓出或购得的印共八枚，可见他经常出入古玩市场搜印、赏印。
小结
潘家印谱的汇编从潘有为的《看篆楼古铜印谱》始，其不遗余力所藏之印，传至从子潘正炜处，由正炜集成《听帆楼古铜印谱》，可惜正炜去世后，古印被盗，因此潘仕成集《宝琴斋古铜印汇》时，要“借钤或辗转收得潘有为藏品”，但由于“咸丰七年（1857），英、法联军攻陷广州，民房近万家被毁，海山仙馆也被抢掠和破坏，连堆了几个房子的《海山仙馆丛书》木刻版片也被掠去”。古印亦遭散失，潘仪增《秋晓庵古铜印》自序曰：“自遭兵燹，诸印散佚，佘生也晚，不获摩挲。”到潘飞声拓《名印集观》，更多的是借钤。家传的古铜印，历经种种，辗转散去，即便如此，潘氏族人对印章的热爱，并没有消退，而是多方收集，钤拓成谱，承传家国文化。
潘家开广东集古印谱之先河，推动了清代广东印章的收藏热潮，其后陆续有叶梦龙《风满楼古铜印谱》、何昆玉《吉金斋古铜印谱》等，使篆刻艺术在岭南得到进一步传扬与发展。潘氏家族不仅创建了同文行、同孚行一一清代广州两个著名的对外贸易商号，于对外贸易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为推进广东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