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中国城市指标体系研究与排名系统，目前仍以城市经济管理为主流
　　近年来，关于中国城市指数与排名报告层出不穷。谁在主导这些五花八门的报告和排名呢？按照这个维度，我们可以发现当下的城市“榜单”中，主要分为政府部门排名、学术团队或专业机构排名、媒体排名及企业排名等四类。
　　政府部门的评估，容易被“领导的意图”所影响
　　由政府部门或其与相关合作单位联合发布的城市评估排名，由于数据来源的充足性和城市行政管理的权威性，无疑是目前影响最大的排名系统。
　　在获取数据信息，把握城市发展方向，解读城市运作过程等方面，相比于其他学术机构和个人，这类评估不仅拥有很大的便捷性，其相关对策建议也容易被政府部门采纳，据此发布的相关报告，具有相当的客观性和更大的说服力。
　　但政府部门主持研发的评估排名，也有明显的不足，主要问题有二：一是执著于各种数据的定量式分析，对社会和文化等“软实力”的关注不够，无法显现出内部要素之间的深层有机联系，这与其研究团队的主要背景是经济学、管理学密切相关。
　　二是“先有结论，再有研究”的问题。由于研究团队和政府、特别是城市决策阶层的密切联系，相比于一般的学术团体和个人，更容易了解和掌握“领导的意图”并贯彻于评估排名研究过程，更有甚者，还会根据领导的“主观好恶和需要”修改数据、指数或权重。
　　这是相关研究报告与公众的“感受”存在明显冲突并引发多种争议的主要原因。
　　学术团队：理论脱离实际成为宿命
　　同政府部门的评估排名相比，学术团队及专业机构既有突出的优势，也有明显的劣势。
　　其最大优势在于，依托强大的学科优势和团队成员良好的学术训练，可及时掌握国内外最新的理论方法和国外城市最新动态与建设案例，并可策动较多的学术资源，为其评估排名提供先进的理论方法和开阔的研究视野。
　　而缺点也很明显，容易囿于学科分类或专业领域的分割，特别是主要借鉴和使用的是西方相关的标准与指数，尽管这在理论上或可自圆其说，但是一方面，其数据体系及指数指标体系的设置过于专业，和中国城市的日常管理运行对接性不强，既不易于在城市各领域使用，也不利于被社会公众理解接受，直接影响了评估排名对城市发展的“指挥”和“调节”功能。
　　另一方面，由于其理论方法主要取自西方学术研究，很难深入把握“中国式城市化”的复杂机制和多重内涵，“理论脱离实际”成为其难以超越的宿命。
　　媒体主导：容易流为“炒作”
　　由于掌握了强大的信息生产与传播工具，各种新闻媒体也是较早参与城市评估排名的群体之一。
　　与学术机构相比，以新闻职业的敏感性和便捷性，容易捕捉到中国城市发展的焦点难点问题，并以最低的成本把这些问题转化为社会各界关注的舆情热点。与政府部门相比，新闻媒体的相关城市评估排名，敢于直面现实中的突出矛盾和重大问题，而不像政府部门或其合作伙伴有意回避甚至掩饰。
　　但媒体评估与排名也有明显缺点，主要是由于理论研究和现实介入的“不深入”和“不彻底”，也容易流为“不严谨”“不严肃”的“炒作”。
　　如所谓的“鬼城”排行榜，以城区人口与建成区面积的比值低于或稍高于0.5作为“鬼城”判定标准，但这个标准是依据什么得来的，报告编制者却没有作出任何的解释和论证。
　　最需要考问的是，该报告在下结论时频频使用“如果”“未来可能”“很可能”等含糊和闪烁的“前缀”，排出了媒体广泛炒作的“50个中国鬼城”。这就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和太多的解读可能。
　　企业：数据的性质和来源单一
　　近年来，以阿里巴巴、百度、腾讯、京东等为代表，一些大企业的研究院依据自身积累和掌握的数据资源也开始发布相关指数研究与排名报告。
　　这类报告的优点是掌握了第一手的数据资源，但存在的问题有不少。
　　一是数据的性质和来源单一，缺乏总体上的比较和参照；二是由于其目的主要是为企业研发产品和开拓市场服务，所以显得比较狭窄和浅显；三是仅对其数据资源进行初步整理和简单排名，缺乏系统的指数体系和数理模型。
　　上述问题束缚了其研究报告的深化和提升，尤其是对于理论研究和基础研究而言存在极大的局限性。但作为中国城市评估排名的一个新生力量，可以为全面认识和评价中国城市发展提供一个视角独特、数据另类的参照系。
　　从总体上看，中国城市指标体系研究与排名系统，目前仍以城市经济管理为主流，同时，在“宜居指数”“生活质量”“幸福感”等成为考量标准的背景下，一些指标体系和排名系统开始启用“文化”“社会治理”“城市生活质量”等“软性”指标。
　　如何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活质量等不同要素之间建立有机联系，将“硬指标”与“软指标”进行恰到好处的逻辑切分，并选择最具代表性、真实性和关键性的指数级数据，最终以简单、直接、易于理解的排名方法进行科学展示，是中国城市指标体系研究与排名系统在当下面临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