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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传统,清代舉办过尊长敬老的“千叟宴”,把全国各地民间的古稀老翁和年逾花甲的守土高官请到皇宫欢宴聚餐,由皇帝和皇室子弟向他们祝贺.共享天下太平之福。这种以尊老为主旨的千人盛宴,在康乾盛世时先后兴办过四次,规模堂皇,气氛欢愉。
第一次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农历三月十八(玄烨大帝六十大寿)至二十八日,第二次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正月初二至初五日,第三次是乾隆五十年(1785年)正月初六日,第四次是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四日(弘历大帝八十六寿辰)。
据《榆次县志(民国版)》记载:榆次先后选送京城荣赴“千叟宴”者共十人,其中嘉庆元年进京入席的古稀老翁中,有三位是东长寿村的。
受到朝廷邀请入席“千叟宴”,是有严格的年龄限制和资历条件的。嘉庆元年这一次,乾隆皇帝虽已退位,但仍以“太上皇”驾驭朝政。他要求出席千叟宴的老者中官员不可太多,要扩大民众的比例,以显示天子的“尊老亲民”。这次规定的年龄界限是民间达七十岁,官员由过去的六十岁提高至六十六岁。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wsyk/wsyk202002/wsyk20200213-1-l.jpg)
千叟宴图
次东长寿村以李姓居多(至今仍为第一大姓,占全村居民1/4以上),当年(1795年)入选的三位都姓李。李昭,年七十三岁。李钟才,年七十一岁,太学生(国家最高学府学生)出身,诰封“昭武都尉”(四品)。李钟瑞,李钟才之弟,年七十岁。
他们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经县、府选定,腊月就启程,沿路有地方官员陪同,到京后下榻山西会馆。开宴那天,紫禁城皇极殿设好八百桌,按着顺序入席就座。隆重的礼仪结束后,铜火锅端上桌来,菜肴以猪、羊肉为主,还有蒸食、炉食和小菜等,野味只有烧狍肉一盘,每桌共有十几样菜和肉丝汤饭等主食。没有山珍海味,丰盛但不豪奢。酒也很少,每桌才八两,合今天的半斤。最珍贵的是“纪念品”,御赐寿杖,名叫“鸠杖”,这是皇上希望列位老叟多加保重,延年益寿。当然,这根拐杖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只能在宗祠里供奉着,“皇恩浩荡”,诚惶诚恐,毕恭毕敬。
东长寿村的这三位老者中,李昭没当过官儿,平民百姓一个。李钟才看来和他不是同辈,他的武职虚衔几乎都是“捐纳”而获,也就是花钱向朝廷买的,不是真正的官儿。李钟瑞是李钟才的兄弟,他顶多是个乡村富绅,大概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儿。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灾荒,李钟瑞捐银五百两(大概合今天十万元),买米赈济。他富有善心,荣赴千叟宴十年后,年逾八秩,又逢灾岁,他再次捐银五百两,散发救济,乡人感激,赠“周急可风”匾,悬于门庭。道光年间,他的儿孙也捐钱救灾,继承了慈善家风。
东长寿村,名副其实,人心古朴,仁者长寿。
第一次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农历三月十八(玄烨大帝六十大寿)至二十八日,第二次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正月初二至初五日,第三次是乾隆五十年(1785年)正月初六日,第四次是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四日(弘历大帝八十六寿辰)。
据《榆次县志(民国版)》记载:榆次先后选送京城荣赴“千叟宴”者共十人,其中嘉庆元年进京入席的古稀老翁中,有三位是东长寿村的。
受到朝廷邀请入席“千叟宴”,是有严格的年龄限制和资历条件的。嘉庆元年这一次,乾隆皇帝虽已退位,但仍以“太上皇”驾驭朝政。他要求出席千叟宴的老者中官员不可太多,要扩大民众的比例,以显示天子的“尊老亲民”。这次规定的年龄界限是民间达七十岁,官员由过去的六十岁提高至六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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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东长寿村以李姓居多(至今仍为第一大姓,占全村居民1/4以上),当年(1795年)入选的三位都姓李。李昭,年七十三岁。李钟才,年七十一岁,太学生(国家最高学府学生)出身,诰封“昭武都尉”(四品)。李钟瑞,李钟才之弟,年七十岁。
他们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经县、府选定,腊月就启程,沿路有地方官员陪同,到京后下榻山西会馆。开宴那天,紫禁城皇极殿设好八百桌,按着顺序入席就座。隆重的礼仪结束后,铜火锅端上桌来,菜肴以猪、羊肉为主,还有蒸食、炉食和小菜等,野味只有烧狍肉一盘,每桌共有十几样菜和肉丝汤饭等主食。没有山珍海味,丰盛但不豪奢。酒也很少,每桌才八两,合今天的半斤。最珍贵的是“纪念品”,御赐寿杖,名叫“鸠杖”,这是皇上希望列位老叟多加保重,延年益寿。当然,这根拐杖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只能在宗祠里供奉着,“皇恩浩荡”,诚惶诚恐,毕恭毕敬。
东长寿村的这三位老者中,李昭没当过官儿,平民百姓一个。李钟才看来和他不是同辈,他的武职虚衔几乎都是“捐纳”而获,也就是花钱向朝廷买的,不是真正的官儿。李钟瑞是李钟才的兄弟,他顶多是个乡村富绅,大概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儿。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灾荒,李钟瑞捐银五百两(大概合今天十万元),买米赈济。他富有善心,荣赴千叟宴十年后,年逾八秩,又逢灾岁,他再次捐银五百两,散发救济,乡人感激,赠“周急可风”匾,悬于门庭。道光年间,他的儿孙也捐钱救灾,继承了慈善家风。
东长寿村,名副其实,人心古朴,仁者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