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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唐代河中地区变得十分重要，特别是以河中府为中心的地区在唐朝中期一度成为了中都，地位一跃比肩长安、洛阳两座国都，本文将分析唐代宗时期大臣元载提议兴建中都一事，从河中府自身区位因素、吐蕃等少数名族及藩镇割据及元载个人因素中分析河中府何以在此时建立中都。
【关键词】 河中府;藩镇;唐中都;元载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1-0114-02
河中地区在历史上非常重要，唐代河中大致位于今天的山西运城及临汾部分地区，核心区域当属唐代的河中府，古称蒲州。早在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这里便是古代华夏的中心地区，河中府先后成为“六雄州”、“四辅州”，地位显赫。
唐代宗时期宰相元载与王缙共同提议在河中府迎建中都，深秋时节迁移此地，以十州为护卫，躲避吐蕃侵袭。然而这次奏请未经同意，便私自筹建宫殿，还为自己规划宅邸，最后皇帝看出元载的私心，企图通过营建中都，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最终搁置了营建计划。
一、河中府自身的优势
（一）地理军事原因
河中地区处于长安洛阳等重要城市之间，四通八达的道路加之其地近都城这一地缘政治条件，配合众多的山脉、河流形成的天然屏障。
“东连上党，西略黄河，南通汴洛，北阻金阳。”[1]由此可知，无论是出兵北疆，还是退保京师，河中地区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
（二）经济文化区位优势
自然条件方面，河中地区本身就自然条件优越。纬度较低，境内的中条山脉有大片的森林资源，气候相对相对温暖湿润，运城盆地内部，靠近黄河水资源丰富，配合上当时的复种技术、曲辕犁、水碾等新型技术和工具的普及和推广，成为河中地区农业发达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经历安史之乱后能够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民风淳朴、社会安定也是选址在这里建都的原因。作为舜帝古都，这里有着丰富的名胜古迹，如蒲津关、鹳雀楼、普救寺等。不少文人墨客慕名而来，纷纷作诗填词，歌咏古今。当地宗教文化浓郁，还吸引大量讲经弘道、探讨经文之人，广著经书、修建寺庙等方式为文化传播提供了一种媒介，文化氛围十分浓厚。
隋朝时文帝发出赞叹，“此间容止闲雅……良由仕宦之乡。”[2]当地教育事业的繁荣是河中民淳俗厚、文化繁荣的主要因素。隋末，王通曾于白牛溪办学，远道而来求学者不可胜计，房玄龄、杜如晦都出自其门下，一时间形成“河汾门下”的盛况，为河中地区教育昌盛打下了基础。
二、外部因素
（一）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
唐代民族关系较为复杂，高宗时期，松赞干布完成西藏诸部统一，势力达到顶峰，吐蕃成为最大的外地，不断同唐王朝争夺西域的归属，经过三次大规模战争，唐朝最终惨败，失去了有利的西部边防，西域都护府被迫放弃，安西四镇被废，优势的局面荡然无存，进入被动防御阶段。而吐蕃却能在漫长的边境线上对唐朝的核心区发动突然袭击，对唐朝造成巨大的威胁。睿宗时期面对此局面，不得已建立了诸多藩镇扩充边疆防备。
安史之乱后，失去了周边少数民族的有效控制，此后南诏、回纥等族对唐屡有劫掠，吐蕃更是成为唐朝最大威胁，甚至于公元763攻下长安城。历时半个月的沦陷深深的加大了唐王朝的恐惧，增加了长安附近藩镇的布防，河中镇便是典型的一例。
河中由于獨特的地理位置在保卫唐廷上此时地位凸显。凭借着黄河天险以及蒲津关的险要，骑兵为主的吐蕃部队难以攻克，且距离西部吐蕃较长安更远，更安全。而关中的长安虽四面均有险要关口，但是一旦吐蕃攻克泾州防御，长安西部将无险可守。公元765年，代宗将长安附近的防卫完善后，才得以动身征讨吐蕃，可见长安防卫空虚，极易被敌人攻破。公元770年，元载请以“河中府为中都，秋杪行幸，春首还京，以避蕃戎侵轶之患。”[3]就是看到了河中府对于护卫唐廷，抵御吐蕃的优势所在，可以外驭戎狄游牧部落通常秋高马肥时到边境劫掠，建立新都可展示躲避吐蕃的锋芒，以保卫皇室安全。
（二）藩镇割据的影响
玄宗时期的募兵制度成为节度使独立掌握军事权的开端，各节度使开始自行招募兵力以戍守边疆。终于在玄宗末期爆发了安史之乱，标志着唐朝繁华盛况的终结，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除原有边地藩镇外，被迫设置大量内地藩镇以求自保，从此开始藩镇制衡藩镇，平衡各藩力量的历史。
河中府就是内地防遏型藩镇的典型代表，元载概括其战略地位为“欲定天下”，“内绥华夏”。[4]从河中府建镇始，作为如此重要的藩镇，唐朝廷一定会牢牢掌控该地。而事实上，河中在安史之乱后，长期受到郭子仪的朔方军的控制。原先的朔方节度使本在灵武地区，防范西北边境所设，军事力量雄厚，成为镇压安史叛乱的主要力量，实力迅速膨胀，为朝廷解忧的同时，也形成了河中地区朔方化的问题，为此双方矛盾重重。[5]
大历十四年朝廷派杜亚任河中长官，将行政权收归中央，兴元初李怀光叛乱后，中央重新掌握军事调动权，可见唐中央一直在严密关注此地的归属，并试图掌握这重要地区。据此可推测，元载于大历五年，提议兴建中都自然也有收回该地权力之意。建都河中府后必将带来满朝的文武大臣，皇宫护卫禁军也会入驻河中，届时此地的人事任命将重新安排，行政权肯定会重新回归中央，禁军也会遏制朔方军的势力，最终将其分化瓦解。
其次，漕运也是重要原因。安史之乱后，以河朔范镇集团为代表的势力迅速增长，甚至公然与中央政府对立，截留赋税，自任官吏，致使北方的赋税骤减，唐王朝的经济来源更加仰给东南。河中府作为黄河上首屈一指的漕运点，承担着江南粮食输送和供应都城所需的关键作用，元载曾担任江、淮转运等使，深知漕运利害，明确提出河中府“有漕运泛舟之便”[6]，自然是都城的首选地。 三、元载本人的利益
传统史书中，元载一向贪婪，也最终于大历十二年三月，被代宗以谋反罪处死。“会有告载，缙夜醮图为不轨者”[7]，“阴托妖巫，纳受脏私”[8]种种史书书写均可知元载本身贪婪，最终危及皇权而被杀。除了传统的观点，笔者还认为元载力图将河中作为势力范围的意图。其一，有学者指出元载一生从未拥有兵权[9]，提议建立中都，正是在代宗重返沦陷的长安几年后，人心惶惶下试图以此举巩固自己的权力，甚至企图占据藩镇，窃有兵权。
其二，元载利益集团共同要求，其党羽王昂，“与载深相结”[10]，以军工担任河中尹兼河中节度，作为河中高管，深知赋税利害，定多与其谋定。当时的宰相王缙多趋炎附和元载，且与元载妻为河东同乡，后迁居河中。同元载一起上奏，提议兴建中都应有与元载相同的出发点，不排除也有为自己谋利之意。
元载并非碌碌无能之被，也提出了对抗吐蕃的良策，他本人对河中这一地区地理位置等方面看得十分重要，且早在玄宗开元时期就有在此地建立中都的举措，但因大臣极力劝谏，不到半年便废除中都，故提出兴建中都并非偶然之事。
此外，元载妻的父亲是河东节度使王忠嗣，素来看不起出身低微的元载，王忠嗣出自豪门望族的太原王氏，而元载作为新兴官吏，此举也有炫耀权力，力图得到妻族势力的认可之意。
四、小结
河中地区在唐代中后期历史低微空前提高的原因之一是当地先天条件十分优越，也是其能够成为中都的重要原因。位于两京之间，三地互成掎角之势。河中当地物产殷实，漕运十分便捷。其自身在农业生产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重视教育的传统使得该地人才济济，百姓也大多民风朴实，广受教化，鲜有滋乱。
更重要的是建中都此举于公于私都符合元载的利益。唐朝曾建立大量边地藩镇来防范少数民族的侵扰，安史之乱后丧失了对河朔藩镇的控制，不得不靠广建内地藩镇来制衡边地藩镇，藩镇邻里的局面使唐国力更加衰减，对外吐蕃作战频频失败，都城长安都难以保全。加之河中地区的赋税、盐池等资源对朝廷极为重要，以及来自东南的输送必须经过此地，河中府成为了抵御吐蕃，拱卫长安，抗衡藩镇的最佳选择。
但唐王朝始终未能解决藩镇割据与少数民族的问题，黄巢起义爆发后，长期的平衡被打破，河中地方沦为强藩的服用。特别是朱温将都城迁至开封，政治中心完全转移到中原地区，河中府再也无法成为“中都”，逐步上市了“左右王都”的地位，渐渐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
参考文献：
[1]中华书局.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華书局，2005.
[2]中华书局.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6][8]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崔人杰.唐中后期河中镇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3.
[7]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9]胡平.未完成的中兴——中唐前期的长安政局[M].中华书局，2018.
[10]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作者简介：
渠泽田，男，汉族，山西太原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硕士在读，专业：中国史。
【关键词】 河中府;藩镇;唐中都;元载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1-0114-02
河中地区在历史上非常重要，唐代河中大致位于今天的山西运城及临汾部分地区，核心区域当属唐代的河中府，古称蒲州。早在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这里便是古代华夏的中心地区，河中府先后成为“六雄州”、“四辅州”，地位显赫。
唐代宗时期宰相元载与王缙共同提议在河中府迎建中都，深秋时节迁移此地，以十州为护卫，躲避吐蕃侵袭。然而这次奏请未经同意，便私自筹建宫殿，还为自己规划宅邸，最后皇帝看出元载的私心，企图通过营建中都，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最终搁置了营建计划。
一、河中府自身的优势
（一）地理军事原因
河中地区处于长安洛阳等重要城市之间，四通八达的道路加之其地近都城这一地缘政治条件，配合众多的山脉、河流形成的天然屏障。
“东连上党，西略黄河，南通汴洛，北阻金阳。”[1]由此可知，无论是出兵北疆，还是退保京师，河中地区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
（二）经济文化区位优势
自然条件方面，河中地区本身就自然条件优越。纬度较低，境内的中条山脉有大片的森林资源，气候相对相对温暖湿润，运城盆地内部，靠近黄河水资源丰富，配合上当时的复种技术、曲辕犁、水碾等新型技术和工具的普及和推广，成为河中地区农业发达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经历安史之乱后能够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民风淳朴、社会安定也是选址在这里建都的原因。作为舜帝古都，这里有着丰富的名胜古迹，如蒲津关、鹳雀楼、普救寺等。不少文人墨客慕名而来，纷纷作诗填词，歌咏古今。当地宗教文化浓郁，还吸引大量讲经弘道、探讨经文之人，广著经书、修建寺庙等方式为文化传播提供了一种媒介，文化氛围十分浓厚。
隋朝时文帝发出赞叹，“此间容止闲雅……良由仕宦之乡。”[2]当地教育事业的繁荣是河中民淳俗厚、文化繁荣的主要因素。隋末，王通曾于白牛溪办学，远道而来求学者不可胜计，房玄龄、杜如晦都出自其门下，一时间形成“河汾门下”的盛况，为河中地区教育昌盛打下了基础。
二、外部因素
（一）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
唐代民族关系较为复杂，高宗时期，松赞干布完成西藏诸部统一，势力达到顶峰，吐蕃成为最大的外地，不断同唐王朝争夺西域的归属，经过三次大规模战争，唐朝最终惨败，失去了有利的西部边防，西域都护府被迫放弃，安西四镇被废，优势的局面荡然无存，进入被动防御阶段。而吐蕃却能在漫长的边境线上对唐朝的核心区发动突然袭击，对唐朝造成巨大的威胁。睿宗时期面对此局面，不得已建立了诸多藩镇扩充边疆防备。
安史之乱后，失去了周边少数民族的有效控制，此后南诏、回纥等族对唐屡有劫掠，吐蕃更是成为唐朝最大威胁，甚至于公元763攻下长安城。历时半个月的沦陷深深的加大了唐王朝的恐惧，增加了长安附近藩镇的布防，河中镇便是典型的一例。
河中由于獨特的地理位置在保卫唐廷上此时地位凸显。凭借着黄河天险以及蒲津关的险要，骑兵为主的吐蕃部队难以攻克，且距离西部吐蕃较长安更远，更安全。而关中的长安虽四面均有险要关口，但是一旦吐蕃攻克泾州防御，长安西部将无险可守。公元765年，代宗将长安附近的防卫完善后，才得以动身征讨吐蕃，可见长安防卫空虚，极易被敌人攻破。公元770年，元载请以“河中府为中都，秋杪行幸，春首还京，以避蕃戎侵轶之患。”[3]就是看到了河中府对于护卫唐廷，抵御吐蕃的优势所在，可以外驭戎狄游牧部落通常秋高马肥时到边境劫掠，建立新都可展示躲避吐蕃的锋芒，以保卫皇室安全。
（二）藩镇割据的影响
玄宗时期的募兵制度成为节度使独立掌握军事权的开端，各节度使开始自行招募兵力以戍守边疆。终于在玄宗末期爆发了安史之乱，标志着唐朝繁华盛况的终结，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除原有边地藩镇外，被迫设置大量内地藩镇以求自保，从此开始藩镇制衡藩镇，平衡各藩力量的历史。
河中府就是内地防遏型藩镇的典型代表，元载概括其战略地位为“欲定天下”，“内绥华夏”。[4]从河中府建镇始，作为如此重要的藩镇，唐朝廷一定会牢牢掌控该地。而事实上，河中在安史之乱后，长期受到郭子仪的朔方军的控制。原先的朔方节度使本在灵武地区，防范西北边境所设，军事力量雄厚，成为镇压安史叛乱的主要力量，实力迅速膨胀，为朝廷解忧的同时，也形成了河中地区朔方化的问题，为此双方矛盾重重。[5]
大历十四年朝廷派杜亚任河中长官，将行政权收归中央，兴元初李怀光叛乱后，中央重新掌握军事调动权，可见唐中央一直在严密关注此地的归属，并试图掌握这重要地区。据此可推测，元载于大历五年，提议兴建中都自然也有收回该地权力之意。建都河中府后必将带来满朝的文武大臣，皇宫护卫禁军也会入驻河中，届时此地的人事任命将重新安排，行政权肯定会重新回归中央，禁军也会遏制朔方军的势力，最终将其分化瓦解。
其次，漕运也是重要原因。安史之乱后，以河朔范镇集团为代表的势力迅速增长，甚至公然与中央政府对立，截留赋税，自任官吏，致使北方的赋税骤减，唐王朝的经济来源更加仰给东南。河中府作为黄河上首屈一指的漕运点，承担着江南粮食输送和供应都城所需的关键作用，元载曾担任江、淮转运等使，深知漕运利害，明确提出河中府“有漕运泛舟之便”[6]，自然是都城的首选地。 三、元载本人的利益
传统史书中，元载一向贪婪，也最终于大历十二年三月，被代宗以谋反罪处死。“会有告载，缙夜醮图为不轨者”[7]，“阴托妖巫，纳受脏私”[8]种种史书书写均可知元载本身贪婪，最终危及皇权而被杀。除了传统的观点，笔者还认为元载力图将河中作为势力范围的意图。其一，有学者指出元载一生从未拥有兵权[9]，提议建立中都，正是在代宗重返沦陷的长安几年后，人心惶惶下试图以此举巩固自己的权力，甚至企图占据藩镇，窃有兵权。
其二，元载利益集团共同要求，其党羽王昂，“与载深相结”[10]，以军工担任河中尹兼河中节度，作为河中高管，深知赋税利害，定多与其谋定。当时的宰相王缙多趋炎附和元载，且与元载妻为河东同乡，后迁居河中。同元载一起上奏，提议兴建中都应有与元载相同的出发点，不排除也有为自己谋利之意。
元载并非碌碌无能之被，也提出了对抗吐蕃的良策，他本人对河中这一地区地理位置等方面看得十分重要，且早在玄宗开元时期就有在此地建立中都的举措，但因大臣极力劝谏，不到半年便废除中都，故提出兴建中都并非偶然之事。
此外，元载妻的父亲是河东节度使王忠嗣，素来看不起出身低微的元载，王忠嗣出自豪门望族的太原王氏，而元载作为新兴官吏，此举也有炫耀权力，力图得到妻族势力的认可之意。
四、小结
河中地区在唐代中后期历史低微空前提高的原因之一是当地先天条件十分优越，也是其能够成为中都的重要原因。位于两京之间，三地互成掎角之势。河中当地物产殷实，漕运十分便捷。其自身在农业生产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重视教育的传统使得该地人才济济，百姓也大多民风朴实，广受教化，鲜有滋乱。
更重要的是建中都此举于公于私都符合元载的利益。唐朝曾建立大量边地藩镇来防范少数民族的侵扰，安史之乱后丧失了对河朔藩镇的控制，不得不靠广建内地藩镇来制衡边地藩镇，藩镇邻里的局面使唐国力更加衰减，对外吐蕃作战频频失败，都城长安都难以保全。加之河中地区的赋税、盐池等资源对朝廷极为重要，以及来自东南的输送必须经过此地，河中府成为了抵御吐蕃，拱卫长安，抗衡藩镇的最佳选择。
但唐王朝始终未能解决藩镇割据与少数民族的问题，黄巢起义爆发后，长期的平衡被打破，河中地方沦为强藩的服用。特别是朱温将都城迁至开封，政治中心完全转移到中原地区，河中府再也无法成为“中都”，逐步上市了“左右王都”的地位，渐渐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
参考文献：
[1]中华书局.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華书局，2005.
[2]中华书局.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6][8]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崔人杰.唐中后期河中镇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3.
[7]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9]胡平.未完成的中兴——中唐前期的长安政局[M].中华书局，2018.
[10]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作者简介：
渠泽田，男，汉族，山西太原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硕士在读，专业：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