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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始收获80年代——80后青年对社会发言，社会必须倾听了。这是时代的更迭，也是人生的代序。韩寒就是这一代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也许有必要首先假设，一定有比韩寒更加丰富和锐利的东西被压抑或隐藏了，但是，即便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总归你不好意思说，这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化成果，跟它激荡的现实所提供的资源相匹配。不错，这是一个贫脊的时代，思想的原野上没有多少可收获的。而韩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呈现的“青年先锋”。
2012年元旦前夕，韩寒连续发出3篇文章，表达他对当前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3个问题——革命，民主，自由——的态度。这多少有点意外，因为一直思考这些问题的人，或许觉得并没有正常讨论氛围，早已厌谈或避谈。而韩寒作为饱受关注的公众人物，直接把它们拎出来琢磨。事实证明，韩寒又做对了。接下来的反响，就相当自然了：因为问题本身的吸引力，更因为韩寒对3个问题的观点，和表现出的姿态。
韩寒的观点和姿态对他个人的重要性，相当于为他重新划定思想的界面。但他并没有向社會贡献新的见解，他是在网络流行的意义上使用这三个词的，并根据他对现实的判断，推演这三个词实施起来的沙盘。他表现的，是一个80后阳光青年的率性和直觉。他没有顾及到80年代的知识分子对这些问题的痛苦反思留存的成果。如果韩寒以这样的姿态宣示他的“成熟”，如果80后“青年先锋”的天花板在这个海拔，上一代知识分子不免感到失望。薛涌和王晓渔对此有分析，李承鹏迅速写下了他跟韩寒的“不同意见”。与此同时，以前把他“骂为公知”的一方，则开始拥抱他，称“韩寒同志”。
但韩寒是有主见的。观察了两个星期，元月8日，他又发表了一篇盘点2011年的文章。这次更直接地发今是昨非之叹，以“无情的自我批判”划出和过去的界线。他说，他曾经“在意”，“甚至不自觉的迎合”过他以批评社会获得的“赞誉”。他说，“到了2010年，我做的很多批评都是有罪推论和变种八股——制度不好，政府腐败，悲剧发生，人民可怜。”——这除了对自己过去反叛的反叛，莫非还意味着，他要拒绝他过去以如此不诚实的态度和错误的逻辑写作获得的社会认同？
那么，以后的韩寒将会写什么，怎么写？他说：“我逐渐觉得，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我们现在只能从这些霸气外露的用词来猜测。放在目前的语境里，韩寒这些话也相当有分量：“脱离了现实的极端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之中的极端专制独裁者在品质上未必相反，甚至类同，只是他们各自高举着不同的旗子罢了。你未必不会成为那个曾经最让你恶心的人。”那么，韩寒确定是在走“现实的理想主义”路线了？
当然，真正的转型，也只能由他未来的作品来证明，宣言毕竟也只是此一时也。现在只能说，这个姿态是他“三篇”的延续，或者是对公众批评的回应。这个回应被王晓渔先生评价为，“直接给自己戴上了紧箍咒，并且批评花果山的兄弟们不成熟。”接下来，跟“三篇”之后的反应同样的是，从前鄙视他的人们，更热烈地赞扬他告别“公知”，欢迎他“归队”。
在到目前为止的青春经历中，韩寒每走一步，都成为社会的议题，同时映衬出时代的尴尬。十多年前，作为一个在法律上刚刚有行为能力的少年，他反叛的行为给了中国的教育和考试制度一记耳光。如果大学“正常”，没有一个热情向上的青年会不向往。可是，中学教育就已经把韩寒弄烦了。他拒绝高考。但也可以说高考拒绝了他。
一个中学生以他幼稚的写作叩击社会的大门，幸运的是，同样出于对教育的不满，社会是迎接他的。在承平年代，这么聪明的青年，这么早就告别了学校，相当于说，国家和社会都欠他的。但社会毕竟开始多元，赛车象征着青年的解放，这里有更多的自由和阳光。他在这个跑道上成长顺利。几年后，他成了当代青年形象的代言人，包括引领消费时尚，让广告商追捧。在他身后挤进大学的孩子们，则纷纷成了他的粉丝，他到大学演讲，是大学生们奔走相告的话题，也是电视台和网络热播的视频。
韩寒的成长路径跟过去的文人大不相同。他也不认传统体制那一套。到了三四年前，他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就会满含对文化名人的挑战甚至轻慢。他常常就是那个说出皇帝什么都没穿的孩子。这样的形象不能不可爱。社会在呼唤这样的角色，韩寒对应上了。
以下的情况，现在看来，韩寒自己也许是不承认了，但其他关注他的人会认为：到了2008年，他逐渐“成熟”。他对时事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并以尖刻而聪明的反讽表现出来。如果说少年时期，他的反叛行为反衬了时代的苍白，现在，他的批判锋芒则指向社会的腐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声望溢出了他同代人的范围，成为“公知”。
时事是时代最大的痛感所在。这令韩寒作为时评家的名声大振，作为小说家的名声反而不被提及。《1988》在青年中畅销，以上一代人话语为主的评论界却沉默不语。在时事评论以外，韩寒已经出版过若干小说。他作为文学家的成长轨迹摆在这里。可似乎正宗的评论家还不大好意思去评论他的小说，只有出版商以敏锐的眼光觉察到他在青少年中的影响。没有理由怀疑韩寒是一个好的小说家，只是随着思想的转型，他的文学会有怎样的变化，也多了一层悬念。
这个萎缩的时代对韩寒馈赠太多。韩寒是聪明的，也得益于聪明的红利。对于成就韩寒的名声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但是，对于一个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成长环境，也未必样样好。今天，包括韩寒在内的新一代作家，很容易明星化。无数的荣誉和利益，有没有可能把一个作家举到不接地气的高度？有没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把一个作家束缚在另一个有必要深入群众才能找到群众的“作协”里？那么，韩寒正在启动的转型，不仅包括被他重新表述的政治正确，还需要把一只脚站在荣誉的光环和利益的诱惑之外的努力。
任何聪明都不能超越时代。让时光倒转近八十年，巴金也在韩寒这个年龄。巴金也是从中学走向社会，他在同人媒体上写文章抨击时事的时候，比韩寒小，也是凭籍少年的直觉、热情和理想，其锐利却不输于韩寒前些年的杂文。在今天的韩寒这么大时，巴金早已完成了传诵至今的作品。在新中国到来之前，巴金思想有过“转型”，但没有像韩寒这么早“大彻大悟”。而巴金只是那个时代的文学群星中的一颗，韩寒却似乎是今日广大青年中的孤独标杆。今天的热情和理想，怎么就这么容易走到拐点呢？
2012年元旦前夕，韩寒连续发出3篇文章，表达他对当前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3个问题——革命，民主，自由——的态度。这多少有点意外，因为一直思考这些问题的人，或许觉得并没有正常讨论氛围，早已厌谈或避谈。而韩寒作为饱受关注的公众人物，直接把它们拎出来琢磨。事实证明，韩寒又做对了。接下来的反响，就相当自然了：因为问题本身的吸引力，更因为韩寒对3个问题的观点，和表现出的姿态。
韩寒的观点和姿态对他个人的重要性，相当于为他重新划定思想的界面。但他并没有向社會贡献新的见解，他是在网络流行的意义上使用这三个词的，并根据他对现实的判断，推演这三个词实施起来的沙盘。他表现的，是一个80后阳光青年的率性和直觉。他没有顾及到80年代的知识分子对这些问题的痛苦反思留存的成果。如果韩寒以这样的姿态宣示他的“成熟”，如果80后“青年先锋”的天花板在这个海拔，上一代知识分子不免感到失望。薛涌和王晓渔对此有分析，李承鹏迅速写下了他跟韩寒的“不同意见”。与此同时，以前把他“骂为公知”的一方，则开始拥抱他，称“韩寒同志”。
但韩寒是有主见的。观察了两个星期，元月8日，他又发表了一篇盘点2011年的文章。这次更直接地发今是昨非之叹，以“无情的自我批判”划出和过去的界线。他说，他曾经“在意”，“甚至不自觉的迎合”过他以批评社会获得的“赞誉”。他说，“到了2010年，我做的很多批评都是有罪推论和变种八股——制度不好，政府腐败，悲剧发生，人民可怜。”——这除了对自己过去反叛的反叛，莫非还意味着，他要拒绝他过去以如此不诚实的态度和错误的逻辑写作获得的社会认同？
那么，以后的韩寒将会写什么，怎么写？他说：“我逐渐觉得，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我们现在只能从这些霸气外露的用词来猜测。放在目前的语境里，韩寒这些话也相当有分量：“脱离了现实的极端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之中的极端专制独裁者在品质上未必相反，甚至类同，只是他们各自高举着不同的旗子罢了。你未必不会成为那个曾经最让你恶心的人。”那么，韩寒确定是在走“现实的理想主义”路线了？
当然，真正的转型，也只能由他未来的作品来证明，宣言毕竟也只是此一时也。现在只能说，这个姿态是他“三篇”的延续，或者是对公众批评的回应。这个回应被王晓渔先生评价为，“直接给自己戴上了紧箍咒，并且批评花果山的兄弟们不成熟。”接下来，跟“三篇”之后的反应同样的是，从前鄙视他的人们，更热烈地赞扬他告别“公知”，欢迎他“归队”。
在到目前为止的青春经历中，韩寒每走一步，都成为社会的议题，同时映衬出时代的尴尬。十多年前，作为一个在法律上刚刚有行为能力的少年，他反叛的行为给了中国的教育和考试制度一记耳光。如果大学“正常”，没有一个热情向上的青年会不向往。可是，中学教育就已经把韩寒弄烦了。他拒绝高考。但也可以说高考拒绝了他。
一个中学生以他幼稚的写作叩击社会的大门，幸运的是，同样出于对教育的不满，社会是迎接他的。在承平年代，这么聪明的青年，这么早就告别了学校，相当于说，国家和社会都欠他的。但社会毕竟开始多元，赛车象征着青年的解放，这里有更多的自由和阳光。他在这个跑道上成长顺利。几年后，他成了当代青年形象的代言人，包括引领消费时尚，让广告商追捧。在他身后挤进大学的孩子们，则纷纷成了他的粉丝，他到大学演讲，是大学生们奔走相告的话题，也是电视台和网络热播的视频。
韩寒的成长路径跟过去的文人大不相同。他也不认传统体制那一套。到了三四年前，他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就会满含对文化名人的挑战甚至轻慢。他常常就是那个说出皇帝什么都没穿的孩子。这样的形象不能不可爱。社会在呼唤这样的角色，韩寒对应上了。
以下的情况，现在看来，韩寒自己也许是不承认了，但其他关注他的人会认为：到了2008年，他逐渐“成熟”。他对时事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并以尖刻而聪明的反讽表现出来。如果说少年时期，他的反叛行为反衬了时代的苍白，现在，他的批判锋芒则指向社会的腐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声望溢出了他同代人的范围，成为“公知”。
时事是时代最大的痛感所在。这令韩寒作为时评家的名声大振，作为小说家的名声反而不被提及。《1988》在青年中畅销，以上一代人话语为主的评论界却沉默不语。在时事评论以外，韩寒已经出版过若干小说。他作为文学家的成长轨迹摆在这里。可似乎正宗的评论家还不大好意思去评论他的小说，只有出版商以敏锐的眼光觉察到他在青少年中的影响。没有理由怀疑韩寒是一个好的小说家，只是随着思想的转型，他的文学会有怎样的变化，也多了一层悬念。
这个萎缩的时代对韩寒馈赠太多。韩寒是聪明的，也得益于聪明的红利。对于成就韩寒的名声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但是，对于一个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成长环境，也未必样样好。今天，包括韩寒在内的新一代作家，很容易明星化。无数的荣誉和利益，有没有可能把一个作家举到不接地气的高度？有没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把一个作家束缚在另一个有必要深入群众才能找到群众的“作协”里？那么，韩寒正在启动的转型，不仅包括被他重新表述的政治正确，还需要把一只脚站在荣誉的光环和利益的诱惑之外的努力。
任何聪明都不能超越时代。让时光倒转近八十年，巴金也在韩寒这个年龄。巴金也是从中学走向社会，他在同人媒体上写文章抨击时事的时候，比韩寒小，也是凭籍少年的直觉、热情和理想，其锐利却不输于韩寒前些年的杂文。在今天的韩寒这么大时，巴金早已完成了传诵至今的作品。在新中国到来之前，巴金思想有过“转型”，但没有像韩寒这么早“大彻大悟”。而巴金只是那个时代的文学群星中的一颗，韩寒却似乎是今日广大青年中的孤独标杆。今天的热情和理想，怎么就这么容易走到拐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