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的一定是空洞的吗?——对康德定言命令的一种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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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言命令的概念包括法则和准则的合乎法则的必然性,这个法则不是某种具体的法则,而是一般的合法则性,因而定言命令是形式的;但它不是空洞的,因为它以维护人的理性和自由为旨趣,它的诸公式从不同角度表达这个旨趣。自然法则公式告诉我们如何认识一个准则能否成为普遍法则,人性公式告诉我们准则的质料应当具有何种限制条件,目的王国公式告诉我们以何种身份设想自己的行动。如果抛开这个旨趣,那么我们对定言命令乃至整个康德伦理学的理解都会出现偏差,而误以为定言命令是空洞的、没有内容的形式。现代社会强调对话和差异性,关于是否以及如何在差异性中坚持普遍性,研究定言命令会给予我们诸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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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普勒斯纳(Helmuth Plessner)、盖伦(Arnold Gehlen)和舍勒(Max Scheler)为代表的哲学人类学,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经卡西尔等人的承接与创造,于20世纪40年代进一步发扬光大。至20世纪末,多种因缘聚合促使德国哲学人类学再度受到欧美思想界的青睐,颇有复兴之势。鉴于国内学界对于哲学人类学以及各家学说之研究仍较为有限,笔者借德国访学之机邀请波茨坦大学汉斯-彼得·克鲁格(Hans-Peter Krüger)教授就哲学人类学的一些重要议题作了访谈。
2019年5月18日,“名辩与因明前沿问题研讨大会”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研究室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科研院所的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大会。各位专家学者以问题为导向,围绕以下几个主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否定性行动”是行动哲学中备受争议的一个概念,争议主要集中于其合法性。针对“‘否定性行动’是否为行动”这个问题,行动哲学界形成了以赖尔为代表的否定派和以摩塞尔为代表的肯定派。否定论者认为“否定性行动”不具备行动的根本特点,从而不是行动,因而是不存在的;而肯定论者不仅承认“否定性行动”的存在性,他们甚至把它看作一种正行动。分析与比较两派的观点可以发现,他们的根本分歧在于“承认否定性行动的存在性是否会带来某些无法接受的理论后果”。由此可见,“否定性行动”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概念界定问题,它从本质上关系到对于“什么
2017年9月9—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日本哲学会和立命馆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办,中华日本哲学会协办的“第五届中日哲学论坛”在日本立命馆大学(衣笠校区)召开,共有来自中国及日本的44位学者与会。这届论坛的主题是“通过思考和对话深化日中交流:哲学作为桥梁的作用”,下设两个分科会,包括“日中思想传统的重新解释与对现代问题的应用”和“哲学如何引领封闭的世界:身份认同的危机和宽容与整合的可能性”,另设“青年学者分科会”。
由青年哲学论坛和《哲学动态》编辑部主办,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十四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于2017年12月16—17日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召开。论坛的主题是“当代视野中的《资本论》哲学”。来自国内部分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的1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并围绕以下四个问题进行了研讨。
中国社会当代阶层结构发生变化,这也是利益关系和格局的变化。利益和财富有直接关联,相应的中国社会的财富观嬗变也是很明显的。其实在社会阶层结构与财富观的变化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是,财富观本身的变迁也存在一些问题,这对于合理的社会阶层关系也会造成影响。我们应该对那些扭曲的财富观进行批判,以利于社会阶层结构的建构。
本文从龙场悟道的意义、“致良知”的精义、“知行合一”的特点三个方面探讨了王阳明心学的精神与智慧,认为王阳明是以德性为统领、知识为辅翼,在“致良知”活动中来增进理智、坚韧意志、中和情感、敏锐直觉,进而使精神活动的各个方面整合成一个总体,且各个方面互相依持、互相激发、互相辅助,共同应对所遇到的具体问题。王阳明思想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朱熹思想的转进,它简易直截,但充满解释的张力。
从东亚儒学史的视角看,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是一个鸿儒辈出、学派林立的学术繁盛期。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陈献章、湛若水、王守仁等著名心学大师,还涌现出罗钦顺、王廷相、金时习、徐花潭、李珥等多位以主气、重气为特色的气论大家。他们的学说各具特色,共同为儒家哲学的发展和近世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徐花潭为韩国儒学早期气学的主要代表,他以别具一格的“太虚说”,在韩国哲学史上创建了独树一帜的气本论哲学体系,首开韩国唯气论哲学之先河。
李存山著《范仲淹与宋学精神》一书于2019年7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分四章:范仲淹与宋学精神;范仲淹与宋学之开端;范仲淹与胡瑗的教育思想;宋学与《宋论》——兼评余英时著《朱熹的历史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