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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中存在一些讨论文体的言论，展现了王国维丰富而独特的文体思想。其中文体的“演进”观是通贯王国维文体观的主线。王国维曾说：“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他反对文学今不如古的说法，但是针对一种文学体裁，他赞成今不如古的说法。
一、《人间词话》中王国维的文体观
王国维认为文体与文体之间，因袭创新是文体发展的生命力所在，一种文体的兴盛与衰落是不可阻挡的规律。对于王国维文体“演进”观，叶嘉莹说：“这种论见实在道出了古今中外一切文学体式终久必趋于变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除此之外，王国维还兼论多种文体表明他的文体“演进”观。例如：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平沙。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此元人马东篱《天净沙》小令也。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有元一代词家，皆不能办此也。”
“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剧，沉雄悲壮，为元曲冠冕。然所作《天籁词》，粗浅之甚，不足为稼轩奴隶。岂创者易工，而因者难巧欤？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读者观欧、秦之诗远不如词，足透此中消息。”
两条词目一论散曲，一论杂剧，一言元曲成就辉煌，词体萎靡，一言元人杂剧乃曲中冠冕，词作粗浅，王国维从“时代—作家—文体”的角度多维阐释他“始盛终衰”的文体演进观。整体上看，王国维一方面按照“四言诗—楚辞—五言诗—七言诗—律诗—词”的文体发展脉络来梳理他的文体观，将文体嬗变的终点放在词，一方面又通过对元代散曲、杂剧的褒扬对元代的词人词作作了整体性的否定，突出词体在元代的衰落。可以看出，在以文体“演进”观为核心的前提下，王国维又表现出推崇词体的“尊体”观。由此，笔者不禁想到，王国维从文体“演进”观到“尊体”观都突出强调词体，那他究竟强调词体的什么呢？是词体的某个特性与其他文体判若云泥吗？通过对比《人间词话》（手稿本）第一则条目与《人间词话》（重编本）第一则条目，笔者发现，“情”在词体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
“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在《人间词话》（手稿本）中，王国维开篇就以诗词对勘的方式奠定词体抒情的基调。“风人深致”属于中国传统的诗学范畴，“风人”可解作诗人，“深致”即诗歌言外所表达的深远情致。王国维认为，晏殊三句词句与《蒹葭》同得“风人深致”，都能在言外达深意。只是《蒹葭》深得洒脱磊落之意，晏殊词句借秋季凋敝之景表露出命运难以掌控的悲情。在《人间词话》（重编本）中，王国维以“境界”定格，提出“境界”是对词体最高的要求。“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有无境界的关键在于真景物、真感情。无论在词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手稿本还是在调整过后所形成完整词学理论体系的重编本，王国维都开宗明义地强调“情”在词体的中心地位。
二、《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尚情”的文体观
《人间词话》是一部以论词为主的著作，以“境界”理论为核心，有对词史上的若干重要词人进行一些随感式的评点，还有对古代诗论、词论的思考。基于此，笔者从“词境”“词体”“词人”三个维度阐释王国维“尚情”的文体观。
（一）词境尚情
“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境界”是王国维对词体的审美标准，也是《人间词话》词学体系的核心。“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真”是有无境界的评判标准。按照叶嘉莹的解释，“真”是作者对所写的景物和感情所须有的真切感受。那么“真景物”就并非纯客观的“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的物，它是传达作者主观情感的一个因子，是经过作者审美观照过的事物。从“真景物”的角度来说，“情”与“景”高度统一。如此，王国维所谓“真感情”也并非“流于率露”的不加节制的情感，它是一种毫无杂质的、强调真切诚挚的真实感受。结合《人间词话》具体语境，王国维这种“真感情”的表达与他的“无我之境”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无我之境”也是这种不受羁绊、澄澈空灵的审美状态。“古人为词，写无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可见“真感情”表达与“无我之境”式的创作都是王国维悬格极高的。王国维还将“真感情”与创作主体的人格紧密联系，他说“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所謂“雅量高致”是指创作主体宽宏的气度和高雅的情致，王国维将创作主体的人格、品质都放入“真感情”中，并将词人人格上升到伯夷、柳下惠的境界。由此可见，王国维在其词境理论中，虽强调“真感情”与“真景物”的统一，同时又突出“真感情”。
（二）词体显情
从文体的角度来看，《人间词话》虽以“词话”命名，但是一部在阐释诗词理论基础上，侧重论词的著作。
“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王国维引《楚辞》之语“要眇宜修”将诗体与词体分置而论，强调词体须“蕴藉幽隐”。“从形式上看，词多为长短句不整齐之形式，这种句式在诵读过程中自然产生出参差错落之音韵及节奏，理所当然促成其‘要眇宜修’之美;从叙写内容来看，早期小词专以摹写闺阁儿女伤春离别之情为主的特质，也便天然地具有‘要眇宜修’之美;同时，作者在写小词时，不必具有严肃地‘言志’之用心，于是遂在此种小词之写作中，于无意间流露了诗文之外那种别样的蕴藉幽隐情怀”。按照叶嘉莹的理解，她领会到王国维所说“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之意，在此有意区分诗体与词体相异的情感内容，认为诗体贵“言志”，而词体贵“蕴藉幽隐”。由此观之，王国维在阐释他的词体观时，或诗词同体而论，或诗词异体而论，但无论是哪种论述方式，王国维对“情”都表现出高度的关注。 （三）词人重情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不仅提出以“境界”为核心的诗词审美标准，还运用一些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范畴，表现出他对文人较为独特的审美取向。在《人间词话》手稿本第七十四则条目中，王国维提到：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文学之事，于此二者缺一不可。然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无内美但有修能者，则白石耳。”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两句出自屈原《离骚》。屈原这两句诗句旨在揭示自己美好的人格气度与卓越超群的优秀才能。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吸收屈原诗句的原意，又继续加以扩展，将“内美”与“修能”定义为文学创作主体必备的二要素。关于“內美”，多数学者将“内美”理解为词人美好的品格。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过于浮泛，仅拘囿于《离骚》的原意，忽视王国维所引用的真正目的。他特别提到“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无内美但有修能者，则白石耳”。姜夔成为理解“内美”的关键人物。综合王国维评姜夔之语，他对姜夔在人品方面提出肯定，但对其词境提出很大的质疑。“苏、辛词中之狂。白石犹不失为狷。若梦窗、梅溪、玉田、草窗、中麓辈，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狂者是性格外向之人，善于学习古人，志向远大，积极进取;狷者是性格内向之人，清高独行，与世隔绝。而乡愿，表面忠信廉洁，实则与正道大相径庭，具有欺骗性。王国维将姜夔归入狷者之列，是为肯定他一生清客、清高孤傲的人生态度。但王国维在此频频提到“格调”一词。
叶嘉莹将“格调”分为两种：“一种是本质的过人，在情意感受方面不同于流俗，这也就是《人间词话》开端之所说的‘有境界自成高格’的表现;另一种则是文字高雅不同于流俗，这也就是白石词被称为格调高的缘故。”可见，因为“白石之旷在貌”，姜夔只注重用词炼句的高雅，而忽视情感的真切诚挚，所以“白石有格而无情”。但“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只可惜姜夔“不于意境上用力”，“终不能于第一流之作者也”。回到王国维“无内美但有修能者，则白石耳”之语，再结合姜夔过分注重词之外表使得情意的真切诚挚受到损伤的做法，有理由认为这里的“修能”可解释为词人创作的能力，而“内美”指向词人情感之“真”。所以，“内美”与“修能”乃“文学之事，于此二者缺一不可”，文学创作主体既要在用词炼句上有所作为，也要在情感上做到真挚动人。“然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词人相比较其他文人更加注重情感。
三、对《人间词话》“尚情”文体观的两点反思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尚情”的文体观贯穿王国维整个词学理论体系，对后世的词体研究意义重大。但仔细斟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论词条目，笔者发现王国维“尚情”的文体观仍有一些理论上的缺陷，不容忽略。
第一，王国维“尚情”的文体观有特殊的语境。“近体诗体制，以五、七言绝句为最尊，律诗次之，排律最下。盖此体于寄兴言情，两无所当，殆有均之骈体文耳。词中小令如绝句，长调似律诗，若长调之《百字令》《沁园春》等，则近于排律矣。”单就词体来看，词体内部因“寄兴言情”有别，王国维将“小令”推为最尊。也就是说，“小令”“长调”虽是词体的不同类型，但能达到王国维对词体“言情”的理论要求的只有“小令”。关于“小令”，梁启勋认为“五代之词皆小令，故小令实为词之正格。字少而句简，用以实一时之感触，或一物之状态，最为自然”。这里梁启勋对晚唐五代之词的体认与王国维完全吻合。王国维是因为对晚唐五代北宋之词的认同，所以他“尚情”的文体观也是专以晚唐五代北宋之词的代表——“小令”而论。可见，王国维“尚情”的文体观带有严重的主观色彩，并非站在客观的理论角度看待文体问题。“尚情”文体观只有在晚唐五代北宋时代的“小令”词体的语境下才能成立。
第二，“尚情”文体观的情感类型单一。王国维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也就是说，“真感情”的情感类型应是全备的，既有喜乐也有怒哀。但从王国维对词的体认和词人的褒贬来看，“尚情”的情感偏悲情。“古诗云：‘谁能不思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在此，王国维承袭韩愈“不平而鸣”的观点，将诗词同论，侧重以诗词表现生活中的苦闷，并将这种欢愉和愁苦与难工和易巧对应起来，突出他对诗词中悲情的重视。李煜是王国维最受垂青的词人之一。“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王国维用最直接的话语表达他对李煜的偏爱。但仔细品味王国维对李煜的赞词可发现，王国维独爱的是李煜词中超越“一己之感情”的大悲之情。王国维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这里的“以血书者”就是李煜词中至性至情的文字，有如血泪凝结而成，哀伤而真挚。“担荷人类罪恶”可理解为李煜词中所表现的超越一己之悲哀的所有人类之悲哀。这正与王国维悲生悯世的人生观一拍即合，所以他发出“予于词，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的感叹。
四、结语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展现的文体思想是复杂而富有条理的。他以文体“演进”观为中轴线，一方强调词体“尊体”的文体观，一方注重词体“尚情”的文体观，从而达到在《人间词话》中构建一个完整的词学理论体系的目的。可是，任何一个理论都不是完美无瑕、无懈可击的。在以“词境”“词体”“词人”三个维度具体阐释过王国维“尚情”的文体观后，人们清晰地看到：王国维所谓“尚情”的文体观并不指向所有文体，只是针对“小令”这一种词体而言，并且“尚情”的情感内涵也不是囊括喜怒哀乐所有情感，仅突出悲情。当然，人们也不能因此就全面否定王国维的文体观，质疑《人间词话》在批评史上的意义，理性思考，辩证分析才是使得王国维文体观生生不息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扬州大学文学院）
一、《人间词话》中王国维的文体观
王国维认为文体与文体之间，因袭创新是文体发展的生命力所在，一种文体的兴盛与衰落是不可阻挡的规律。对于王国维文体“演进”观，叶嘉莹说：“这种论见实在道出了古今中外一切文学体式终久必趋于变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除此之外，王国维还兼论多种文体表明他的文体“演进”观。例如：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平沙。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此元人马东篱《天净沙》小令也。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有元一代词家，皆不能办此也。”
“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剧，沉雄悲壮，为元曲冠冕。然所作《天籁词》，粗浅之甚，不足为稼轩奴隶。岂创者易工，而因者难巧欤？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读者观欧、秦之诗远不如词，足透此中消息。”
两条词目一论散曲，一论杂剧，一言元曲成就辉煌，词体萎靡，一言元人杂剧乃曲中冠冕，词作粗浅，王国维从“时代—作家—文体”的角度多维阐释他“始盛终衰”的文体演进观。整体上看，王国维一方面按照“四言诗—楚辞—五言诗—七言诗—律诗—词”的文体发展脉络来梳理他的文体观，将文体嬗变的终点放在词，一方面又通过对元代散曲、杂剧的褒扬对元代的词人词作作了整体性的否定，突出词体在元代的衰落。可以看出，在以文体“演进”观为核心的前提下，王国维又表现出推崇词体的“尊体”观。由此，笔者不禁想到，王国维从文体“演进”观到“尊体”观都突出强调词体，那他究竟强调词体的什么呢？是词体的某个特性与其他文体判若云泥吗？通过对比《人间词话》（手稿本）第一则条目与《人间词话》（重编本）第一则条目，笔者发现，“情”在词体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
“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在《人间词话》（手稿本）中，王国维开篇就以诗词对勘的方式奠定词体抒情的基调。“风人深致”属于中国传统的诗学范畴，“风人”可解作诗人，“深致”即诗歌言外所表达的深远情致。王国维认为，晏殊三句词句与《蒹葭》同得“风人深致”，都能在言外达深意。只是《蒹葭》深得洒脱磊落之意，晏殊词句借秋季凋敝之景表露出命运难以掌控的悲情。在《人间词话》（重编本）中，王国维以“境界”定格，提出“境界”是对词体最高的要求。“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有无境界的关键在于真景物、真感情。无论在词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手稿本还是在调整过后所形成完整词学理论体系的重编本，王国维都开宗明义地强调“情”在词体的中心地位。
二、《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尚情”的文体观
《人间词话》是一部以论词为主的著作，以“境界”理论为核心，有对词史上的若干重要词人进行一些随感式的评点，还有对古代诗论、词论的思考。基于此，笔者从“词境”“词体”“词人”三个维度阐释王国维“尚情”的文体观。
（一）词境尚情
“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境界”是王国维对词体的审美标准，也是《人间词话》词学体系的核心。“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真”是有无境界的评判标准。按照叶嘉莹的解释，“真”是作者对所写的景物和感情所须有的真切感受。那么“真景物”就并非纯客观的“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的物，它是传达作者主观情感的一个因子，是经过作者审美观照过的事物。从“真景物”的角度来说，“情”与“景”高度统一。如此，王国维所谓“真感情”也并非“流于率露”的不加节制的情感，它是一种毫无杂质的、强调真切诚挚的真实感受。结合《人间词话》具体语境，王国维这种“真感情”的表达与他的“无我之境”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无我之境”也是这种不受羁绊、澄澈空灵的审美状态。“古人为词，写无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可见“真感情”表达与“无我之境”式的创作都是王国维悬格极高的。王国维还将“真感情”与创作主体的人格紧密联系，他说“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所謂“雅量高致”是指创作主体宽宏的气度和高雅的情致，王国维将创作主体的人格、品质都放入“真感情”中，并将词人人格上升到伯夷、柳下惠的境界。由此可见，王国维在其词境理论中，虽强调“真感情”与“真景物”的统一，同时又突出“真感情”。
（二）词体显情
从文体的角度来看，《人间词话》虽以“词话”命名，但是一部在阐释诗词理论基础上，侧重论词的著作。
“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王国维引《楚辞》之语“要眇宜修”将诗体与词体分置而论，强调词体须“蕴藉幽隐”。“从形式上看，词多为长短句不整齐之形式，这种句式在诵读过程中自然产生出参差错落之音韵及节奏，理所当然促成其‘要眇宜修’之美;从叙写内容来看，早期小词专以摹写闺阁儿女伤春离别之情为主的特质，也便天然地具有‘要眇宜修’之美;同时，作者在写小词时，不必具有严肃地‘言志’之用心，于是遂在此种小词之写作中，于无意间流露了诗文之外那种别样的蕴藉幽隐情怀”。按照叶嘉莹的理解，她领会到王国维所说“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之意，在此有意区分诗体与词体相异的情感内容，认为诗体贵“言志”，而词体贵“蕴藉幽隐”。由此观之，王国维在阐释他的词体观时，或诗词同体而论，或诗词异体而论，但无论是哪种论述方式，王国维对“情”都表现出高度的关注。 （三）词人重情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不仅提出以“境界”为核心的诗词审美标准，还运用一些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范畴，表现出他对文人较为独特的审美取向。在《人间词话》手稿本第七十四则条目中，王国维提到：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文学之事，于此二者缺一不可。然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无内美但有修能者，则白石耳。”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两句出自屈原《离骚》。屈原这两句诗句旨在揭示自己美好的人格气度与卓越超群的优秀才能。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吸收屈原诗句的原意，又继续加以扩展，将“内美”与“修能”定义为文学创作主体必备的二要素。关于“內美”，多数学者将“内美”理解为词人美好的品格。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过于浮泛，仅拘囿于《离骚》的原意，忽视王国维所引用的真正目的。他特别提到“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无内美但有修能者，则白石耳”。姜夔成为理解“内美”的关键人物。综合王国维评姜夔之语，他对姜夔在人品方面提出肯定，但对其词境提出很大的质疑。“苏、辛词中之狂。白石犹不失为狷。若梦窗、梅溪、玉田、草窗、中麓辈，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狂者是性格外向之人，善于学习古人，志向远大，积极进取;狷者是性格内向之人，清高独行，与世隔绝。而乡愿，表面忠信廉洁，实则与正道大相径庭，具有欺骗性。王国维将姜夔归入狷者之列，是为肯定他一生清客、清高孤傲的人生态度。但王国维在此频频提到“格调”一词。
叶嘉莹将“格调”分为两种：“一种是本质的过人，在情意感受方面不同于流俗，这也就是《人间词话》开端之所说的‘有境界自成高格’的表现;另一种则是文字高雅不同于流俗，这也就是白石词被称为格调高的缘故。”可见，因为“白石之旷在貌”，姜夔只注重用词炼句的高雅，而忽视情感的真切诚挚，所以“白石有格而无情”。但“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只可惜姜夔“不于意境上用力”，“终不能于第一流之作者也”。回到王国维“无内美但有修能者，则白石耳”之语，再结合姜夔过分注重词之外表使得情意的真切诚挚受到损伤的做法，有理由认为这里的“修能”可解释为词人创作的能力，而“内美”指向词人情感之“真”。所以，“内美”与“修能”乃“文学之事，于此二者缺一不可”，文学创作主体既要在用词炼句上有所作为，也要在情感上做到真挚动人。“然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词人相比较其他文人更加注重情感。
三、对《人间词话》“尚情”文体观的两点反思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尚情”的文体观贯穿王国维整个词学理论体系，对后世的词体研究意义重大。但仔细斟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论词条目，笔者发现王国维“尚情”的文体观仍有一些理论上的缺陷，不容忽略。
第一，王国维“尚情”的文体观有特殊的语境。“近体诗体制，以五、七言绝句为最尊，律诗次之，排律最下。盖此体于寄兴言情，两无所当，殆有均之骈体文耳。词中小令如绝句，长调似律诗，若长调之《百字令》《沁园春》等，则近于排律矣。”单就词体来看，词体内部因“寄兴言情”有别，王国维将“小令”推为最尊。也就是说，“小令”“长调”虽是词体的不同类型，但能达到王国维对词体“言情”的理论要求的只有“小令”。关于“小令”，梁启勋认为“五代之词皆小令，故小令实为词之正格。字少而句简，用以实一时之感触，或一物之状态，最为自然”。这里梁启勋对晚唐五代之词的体认与王国维完全吻合。王国维是因为对晚唐五代北宋之词的认同，所以他“尚情”的文体观也是专以晚唐五代北宋之词的代表——“小令”而论。可见，王国维“尚情”的文体观带有严重的主观色彩，并非站在客观的理论角度看待文体问题。“尚情”文体观只有在晚唐五代北宋时代的“小令”词体的语境下才能成立。
第二，“尚情”文体观的情感类型单一。王国维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也就是说，“真感情”的情感类型应是全备的，既有喜乐也有怒哀。但从王国维对词的体认和词人的褒贬来看，“尚情”的情感偏悲情。“古诗云：‘谁能不思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在此，王国维承袭韩愈“不平而鸣”的观点，将诗词同论，侧重以诗词表现生活中的苦闷，并将这种欢愉和愁苦与难工和易巧对应起来，突出他对诗词中悲情的重视。李煜是王国维最受垂青的词人之一。“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王国维用最直接的话语表达他对李煜的偏爱。但仔细品味王国维对李煜的赞词可发现，王国维独爱的是李煜词中超越“一己之感情”的大悲之情。王国维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这里的“以血书者”就是李煜词中至性至情的文字，有如血泪凝结而成，哀伤而真挚。“担荷人类罪恶”可理解为李煜词中所表现的超越一己之悲哀的所有人类之悲哀。这正与王国维悲生悯世的人生观一拍即合，所以他发出“予于词，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的感叹。
四、结语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展现的文体思想是复杂而富有条理的。他以文体“演进”观为中轴线，一方强调词体“尊体”的文体观，一方注重词体“尚情”的文体观，从而达到在《人间词话》中构建一个完整的词学理论体系的目的。可是，任何一个理论都不是完美无瑕、无懈可击的。在以“词境”“词体”“词人”三个维度具体阐释过王国维“尚情”的文体观后，人们清晰地看到：王国维所谓“尚情”的文体观并不指向所有文体，只是针对“小令”这一种词体而言，并且“尚情”的情感内涵也不是囊括喜怒哀乐所有情感，仅突出悲情。当然，人们也不能因此就全面否定王国维的文体观，质疑《人间词话》在批评史上的意义，理性思考，辩证分析才是使得王国维文体观生生不息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