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秋，王莹同志和我在纽约，先后被移民局逮捕，并被关押在该市港口附近的哀离思岛上和其它三个监狱里共两个月；然后被驱逐离开美国。一九五五年春，回到北京。
　　我们住在华侨招待所两周，就承董必武同志约见。他老人家请他的秘书张向阳同志来领我们一同前往。途中，向阳同志和我们闲聊着关于我们回国的经过和首都建设正在改变过去落后面貌的情形。在车子快到最高人民法院大楼时，王莹若有所思，打断大家的话题，严肃地对我说：“等会你见到董老时，不要激动，要轻轻地和他老人家握手！……”。原来她想起了一九四五年夏天，当董老到达纽约和我们见面时，我因一时激动，过猛地用力和他握手，使他过了好些日子，还感到手指骨节疼痛！他老人家在闲谈时，曾把这件事，告诉了当时在纽约的同志们。我知道以后，一直对自己这件粗鲁动作牢记在心，深感歉疚。
　　董老百忙中，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们。王莹先跟他热情握手，随后我谨慎地和他轻轻握手，并抱歉地提到上面所述的往事，引起他老人家慈祥的微笑。
　　那天，天气很冷，我们穿着新做的棉制服，没有穿大衣，王莹有些咳嗽。董老还没等我们汇报情况，便关切地问她冷不冷？衣服够不够御寒？在招待所的生活怎样？对北京的气候适应不适应？……还说，现在你们已经回到自己的家里了！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尽管向组织报告。又问：你们和廖承志同志熟不熟？有什么事也可以找他……。我们一一答话；接着王莹开始向他汇报我们在美国被迫害和回国的情形。这时，恰巧碰到张志让先生——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拿着一叠文件，叩门进来，我们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和他点头招呼，热情握手。董老请张先生坐下，一起和我们叙谈。大家谈了一会，王莹生怕耽误他们的工作，表示等以后有机会再详细向董老汇报，便向他们告别。
　　董老想了一会，问我们：“已经见到李克农同志吗？”王莹答：“还没有，但他已打电话给我，过几天就来看我们。”董老听了马上说：这个星期天上午十一时，我约克农同志和几位你们认识的人，到我家聚会一下，大家谈谈。他当面约了张先生一同参加聚会。
　　在董老家里，除了张志让先生外，我们见到了李克农、田汉和阿英等同志。大家阔别多年，又经过天翻地覆的变化，忽得见面，都特别高兴。克农同志的热情，田汉同志的豪放，阿英同志的亲切，志让先生的诚挚，在董老慈祥温暖的容颜和何莲芝同志殷勤接待的气氛中，不免使我们有“你们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了”的愉快的感觉。
　　那并不是一个佳肴美酒、花样繁多的宴会；那只是一个添加了三几样董老所说的“保健菜”的丰盛的家常便饭。席上，除了田汉同志豪放地喝了几杯白酒而外，其余的人都只是慢慢地抿了一两杯葡萄酒助兴。大家心情舒畅，谈笑风生，好似家人团圆，也很象是一次座谈式的聚会。
　　王莹把我们在美国的许多情形，边问边答地报告了他们。董老和张先生详细问了哀离思岛、美国监狱和各种犯人的情形；田汉和阿英同志问了关于美国电影和文艺方面以及她在美国演出等活动的情形；克农同志侧重地询问了美国华侨、报纸和留学生的情形。他们和王莹谈得很多，我只在谈话中作了些补充。董老对曾在我国工作和访问多年的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女士、斯特朗女士，十分关怀，问了王莹关于她们活动和健康的情况；他还问了王莹好友美国著名小说家赛珍珠女士的情况。
　　阿英同志和王莹谈起她在美国最后几年所写的《宝姑》书稿和英文译稿的事，要她继续努力，定稿后争取出版。接着还建议她应该先把我们这次在美国的遭遇写一本书发表。大家听了都同意他的意见。董老说：这可以暴露美国迫害留学生和监狱里面的情形嘛！也可以使大家了解美国绝大多数的人民是和中国人民友好的嘛！同时，还可以把美国的民主、自由、正义的真相揭示出来嘛！克农和田汉同志一再鼓励王莹，要她趁着未就工作的时候，先把要写的材料记述下来，一则免得事隔太久，冷了气，也许会忘掉许多生动的情节；二则就了事情以后，难免因工作学习忙碌，没有时间去写，那就太可惜了。聚会的人都希望她好好完成这两本书稿的工作。
　　田汉同志喝了两杯后，兴致更高，谈到过去一些与王莹有关的往事：问她还记得一九三六年春大家畅游太湖的盛会没有？……真是有趣。接着他用带着很重的长沙腔调的普通话笑对王莹说：你还是那样一个五湖四海可爱的人，如今从美国回来，知识经历都增加了，胸襟更宽阔了，你那股热情和朝气，还和从前一样，希望你永远保持下去，为祖国作出更多的贡献！
　　这次欢乐的聚会，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对王莹的写作起了巨大的鼓励作用。
　　在一九五六年，我们就工作以前，两人在招待所里，忙着阅读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和其它有关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书刊和材料。有时去参观一些农村和工厂，有时与久别的朋友见面，因此她没有时间动笔。
　　就工作以后，她就一面工作和参加学习，一面开始撰写《两种美国人》和修改、誊抄《宝姑》的旧稿。因为时间紧，学习忙，身体不好，时时生病，两部书稿的工作，进行得很慢。
　　六十年代初，她因高血压等病久治未愈，由城里迁居到香山一个山沟农家居住，争取在比较宁静的环境里，边治病边工作。这时正值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有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失掉信心，对资本主义的美国的民主、自由怀着幻想。因此，她更觉得有写成《两种美国人》这一书稿的必要。在这期间，克农同志曾两次到香山看她，安慰她好好治病，鼓励她完成写作。阿英同志假日常来香山，每次都先到山沟农舍来看王莹，时时关心她的身体健康情况和写作进度。在香山，王莹常常怀念董老，每年春节前，她都写简短的信，向他问候，同时汇报她学习和写作的情形，每次信去不久，便接到何莲芝同志的亲切、鼓励的回信。
　　最后修改书稿的时候，她还写信给一向关心她的周扬同志，汇报她的情况。周扬同志立即亲笔回信慰勉她，这使她非常高兴。王莹带病写作期间，北京电影制片厂几位领导同志曾到香山来探病。那是一九六一年的夏天，他们看着她躺在床上盖着三床棉被，身上还发抖，病情很严重，又见我正在代她誊抄稿子，知道她还在努力写作。他们对她慰勉有加，葛琴同志还恳切地嘱咐我一定要她停止工作，先把病治好。同时夏衍、阳翰笙和司徒慧敏等同志常常问到她的疾病和写作情形。因此，她能在长期与疾病斗争中，写好《两种美国人》这本书和修改、誊抄完成《宝姑》①的稿子，可以说是与董老和其他同志们的爱护、关怀和勉励分不开的。
　　
　　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本文作者是王莹同志的爱人。两种美国人》，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八○年九月第一版，1.00元；《宝姑》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一九八一年出版)。
　　
　　①王莹修改和誊抄的《宝姑》的中文稿子和它的英译本，经“四人帮”的追随者抄走后，几乎全部散失。好在她修改过的两份中文原稿，经长时间的辗转寻找，才在许多弄得乱七八糟的书报杂志堆中凑齐。同时承《宝姑》译者九十二岁高龄的浦爱德(Ida Pruitt)(美国作家、美中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热忱地远从美国把她自己的一份英文译稿托人带来，因此，《宝姑》中英文稿终于得以保存，实属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