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桌上放着一册厚厚的洋装书，殷红的布质封面已经褪色，道林纸的书页已经发黄，装帧式样也很不入时，显然，它不是新近进口的。这册书题名《艺术谈》(TheArts)，一九三七年出版于纽约，初版后不仅在美国风行一时，并且在好几个国家翻译出版。作者房龙(H.WVanLoon，1882—1944)原籍荷兰，二十岁到美国读大学，毕业后当一名记者，得以游历美、欧名城。一九一一年在慕尼黑得了一个哲学博士学位。一九一四年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荷兰共和国的覆亡》问世，随后陆续写出数十部颇有特色的著作，如《人类的故事》(重版达三十次之多，译成十余种文字，也有几种中译本)、《圣经的故事》、《画家伦勃朗》、《房龙地理学》等等，当然也包括这册《艺术谈》。解放前我曾在《西风》杂志上看到一篇简短的介绍(题名译作《群艺》)，但未见原书。解放后才从旧书铺中买到。本文也不准备作详尽的介绍，而只是把它当作一册爱读的书略谈感想。
　　房龙一生见闻既广，学问也极渊博，又爱作独立思考，因此他写的书通俗而有深意。但他好象不想做“正牌”的历史学家或艺术史家，而是愿意把高贵的学术搬到十字街头，为广大读者写一些深入浅出的通俗读物。美术史学在近代欧洲有很大的发展，十八世纪德国温克尔曼为一代宗师，到十九世纪名家辈出，如李格尔、沃尔弗林、沃林格等，都自成一套谨严的体系。但房龙的《艺术谈》却绝非这个路子，因此往往不列于西方艺术史专业的“必修书目”。西方人撰写西方美术史，长期形成一套“不同风格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的公式，一般读者比较难懂。房龙谈美术发展史，虽然也按照上述公式，却不象是学府讲坛上的庄严论述，而是娓娓家常，以街头巷尾的谈风，叙说艺术源流、名家杰作，乃至出于无名艺人之手的瓶、壶、钗、钿。他纵谈上下数千年的艺术，无非是苦口婆心地告诉人们：人生除了吃饭穿衣外，不可以没有“美的生活”(体现于艺术品)；他甚至认为这一点几乎可以决定“人之所以为人”。当然，房龙的美学观和艺术观也不无偏颇之处，甚至有时近乎“野狐禅”，但如果读者不把他的某些观点当作经典定论，而有自己的选择判断，那么读了后也能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启发，更不必说丰富的历史知识了。
　　他那一套談艺论史的方法，可以说是真正掌握了“门外汉”的心理。原来一般人欣赏艺术名作，一方面盼望有人讲解这件名作究竟美在何处，怎样个好法；另一方面，他们更渴望知道与那些艺术名作密切相关的具体情况(社会风尚，生活环境等等)。通观《艺术谈》全书，房龙对于许多艺术作品之所以美，很少作抽象的分析，而是尽可能多谈产生这种艺术之美的前因后果。他很少正面立说，而是重在启发，意图把读者引进美的殿堂。
　　此书主要谈美术，也谈音乐和戏剧。房龙本来是一个入迷的艺术爱好者，加上他深厚的学力，谈艺术掌故几乎如数家珍；他又生性幽默，谈到兴高采烈时往往妙趣横生。例如他告诉你：那壮丽的古希腊石砌神殿，前身仅是路边的木制小庙。每个神殿面积不大，因为只住一个神；连诸神之王宙斯也只占一个殿堂，他的老伴希拉和女儿亚丹娜都另有自己的“公馆”。他指出，当年那些神殿里摆着雕像，接受人们不断的朝拜，一切都是金光灿烂的，因为出乎我们的意料，古希腊人很喜欢“俗气的华丽”(gaudy)。他的这些不很雅驯的谈吐，并没有毁坏我们心目中希腊艺术的形象，相反，我们这些“里巷居民”听了他的讲解，反倒对于“美的殿堂”更理解，更亲切，甚至可以“套点近乎”了。从这册书我们得以知道：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徒，怎样怀着悲怆而虔敬的心情建造“地下礼拜堂”，后来又怎样发展为高耸云霄的教堂建筑。又知道：文艺复兴早期的艺术大师们，早年大多在“艺术作坊”(guild)中当过学徒；透视学、油画技法是怎样“发明”的；五线谱怎样产生，钢琴怎样演变；古代人怎样演戏奏乐等等。全书一百万言，以上数例仅见一斑。房龙又自绘插图，以简练的线条表达事物的特征，历史遗迹经他一画，让人看了竟如身历其境。
　　但是，使我感受最深的，还数那篇“前言”。那是一篇富于诗意的散文，谈他一次旅途中的见闻。那时(三十年代)美国还没有现在那样高度的现代化，广大乡村好象还相当寒苦。他搭的火车在荒野里因故障停驶了。雨下个不停，车窗外一片泥泞，天空灰暗，大地荒凉，“象是但丁写《神曲》时忘掉写的地下一角”。农村居民自己用木头造的房屋也粗陋得“不入雅赏”。正在此时此地，两个戴红帽子披红围巾的学龄儿童吸引了他的注意。他们正在泥泞中踽踽而行，看见火车，站住了，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车窗中的“另一世界”；那里面灯火辉煌，女士们衣着入时，先生们咀嚼着美味的点心，正在讨论着一册书或一出戏作为消遣。他又注意到：那个年龄较大的女孩手里拿着一个图画夹子，较小的男孩拎着一个提琴匣。这种情景使他大为感动了：原来在这穷乡僻壤里还有艺术的苗子！他说，他早就想写一部包罗一切艺术的著作(指这部《艺术谈》)，已经做了将近二十年的准备工作，却有一件事没有着落：这部书为谁而写？他说，他不想写给那些美术学校里的学生们，因为他们已经“饱读关于艺术的名文专著……饱览印着大师们杰作的大画册”。他也不愿写给专业美术家们看，因为“有成就的已经深知自己的造诣而毋需借鉴古人，也无暇去读很多的书”；对于没有成就的人，“这册书或许更加鼓励他们去做徒劳的努力，以致既耗光阴又破财”(此话未免刻薄，似不足取)。他更不愿意把此书呈献给那些以艺术装点门面的名媛贵妇，因为此书对于她们“毫无用处”。因此，当他看到两个贫苦孩子后，感到终于找到他写书的“着落点”了：为他们而写吧!“我的著作将呈献给这两个孤零零的小伙伴，他们正在殷切地凝望着我们的列车——这辆开往四处八方的列车。”
　　在《艺术谈》“前言”的描述中，我想到以下两点：首先是一句“众所周知”的话：获得文化知识、欣赏美的艺术，是需要一点物质基础的。第二，还是一句“众所周知”的话：物质条件比较差的人民大众亟需获得文化知识，欣赏美的艺术。以上这个“二律背反”现象，就是房龙在那个穷乡僻壤里的深切感受。他本人是“车窗里”的人物，但应该承认他跟那些绅士淑女们有些不一样的地方。他看到粗陋的木房子感到沉闷、忧郁。幸亏那两个“小伙伴”投给他一线光芒，使他不安的心情找到一个“着落点”(fixedpoint)：为他们而写吧！至于“后事如何”(例如那两个孩子是否买得起他那部书，等等)，只好“且听下回分解”了，我们无法也不需要臆测。我们倒是要肯定他的善良愿望，但是也得说，世界上的事情就是有点复杂，光靠“善良愿望”也不能解决问题。
　　最后我还想说点心里话:萦绕在房龙心头的那个“为谁而写”，竟也是长期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个“疙瘩”。尽我微薄的力量，我也“介绍外国美术”，编过几本画册，写过文章和书。当我执笔时总想起这个“为谁而写”的问题。在十年动乱时期，我们这一行受到过许多指责(那时叫做“批判”)，例如什么“崇洋”、“贩卖西方资产阶级黑货”、“不给工农兵服务”、“搞间接服务论”，如此等等。“四人帮”垮台后，这些指责总算听不到了，倒是我自己心中还有个内疚，因为我们“这一行”，好象暂时还不能直接、普遍地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因此，至少我个人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为谁而写”的问题。如果退一步讲，让我们搞点“间接服务”吧(其实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请参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还是要碰到很多问题的。例如评介外国美术，总不能光靠文字，总得附几幅精印的插图，甚至要出版一些精美的画册，可是在当前的出版条件下，这恰恰是很难办到的；而如果广大读者看不到较好的图片，我们谈得再生动也是白搭。还得提醒：过去对于外国美术(例如印象派)有过一些争论，大多是在广大群众看不到外国美术作品面影，也未作实事求是地解释的情况下进行的，结果不仅有点象“车窗里的争议”，并且让标签和帽子代替了真正的知识。我盼望今后能逐步改正这种情况。不过我相信，健全的学风正在建立，印刷出版事业也正在改善，“我们这一行”必将有一个乐观的前途。
　　在“外国美术研究”领域里，我们需要产生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高深论著，不过请允许我补充一句：当前更需要的是象房龙《艺术谈》那样的著作——当然，那将是社会主义时代的，跟我们祖国广大人民娓娓而谈的《艺术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