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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仍然很低。制约的主要因素有：首先，城乡的双重人口过剩限制了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转移，城镇就业空间的狭窄极大地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其次，城乡户籍制度约束和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造成了城乡经济的制度性隔离。第三，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造成了“低素质屏障效应”，导致一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无法到城市非农产业就业，即使转移也是低水平的产业转移，从事劳动强度大的体力劳动。第四，城乡双重就业压力限制了城乡产业结构的升级，农村人口比重过高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五，农民工进城就业除受现行户籍制度限制外，还被就业选择与劳动用工制度等因素制约。第六，中国的二元体制将城乡分割开来，实行着两套政策、两种制度，导致农民工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而成为边缘群体，难以享受社会保障权益。
二、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是指使用一种资源或将其投入某一特定用途，而放弃的其在其他用途中所获得的最大利益。对于农民工而言，他们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就是其所放弃的在农村从事农业和非农生产所获得的最大预期收益。假设进城务工会产生一个固定成本E，包括损失的在农村就业的潜在收入和进城后没找到工作时期的花费，如果固定成本太高，农民可能会放弃进城计划。根据我们于2005年11月至2006年1月对在京农民工的调查发现，农民工在进京之前，“找工作”的程序已经完成，但进京的机会成本很大使得农民工进京决定必须是理性决策。
在进京路费的调查中，我们得到平均迁移成本为432.79元，为农村当年平均月收入的两倍左右。虽然由于近些年来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使得北京对农民工的需求保持在较高水平，推动了农民工工资的一定上涨，但是北京地区非常高的物价水平导致以寻找工作为目的的农村流动人口无法作长时间的停留。
我们可以粗略地计算2005年到北京打工的农民工如果不能够在一个月内找到工作，那么他的进京举措的机会成本将是：
271.25 + 536.00+432.79=1240.08元
留在农村一个月的收入 在北京一个月的开销 平均迁移成本
1240.08元是一个普通农村人口5个月（不考虑食宿开支）的积累。由此我们推出，对于普通的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来说，预以较长时间来寻找和等待一份工作的几乎是行不通的。一旦他们失去工作，如果一定时间内不能找到新的工作，就得返乡。
实际上，进城的农村劳动力有60%的比例在一个月之内，就已经完成了进京的安顿（找到工作+住宿安排）工作。90%的进京的农村劳动力以小于1000元（＜1240.08元——在京停留一个月的机会成本）的开销完成了安顿工作。
我们选取了几个在我们的样本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省份，统计结果如下：
通过对表1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农民工进京前所在省份离北京越远，则迁徙成本越高，从而总机会成本也越高。2）表中来自13个省份的农民工进京务工的总机会成本均高于1000元，反映出进城务工对于农民工而言，需要放弃的潜在经济收入较高，付出的代价比较大。
三、影响农民工收入的因素分析
1.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人力资本之父西奥多·舒尔茨在1961年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所谓人力资本是是指包含在人体内的一种生产能力，具体来说是指人身体上的知识、能力和健康。学校教育（包括正规教育和正规培训）、在职培训和健康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三条主要途径。该理论指出，受教育程度越高，个人的收入水平越高。
我们的数据也反映出了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的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如果分别将未受教育、小学、初中和高中四部分人的受教育程度提升一个台阶，可以计算出他们可能增加的月收入，如表2所示。也就是说，在总体低水平的工资（平均919元/月）下，不同民工个体的工资与受教育水平成正比。
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出，无论是农民工进城前的收入，还是进城后的收入，都与教育程度正相关。而且，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阶段，收入水平都会随之提高。同时，进城就业与在农村就业的月平均收入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由60.38%上升到92.89%。这实际上暗示随着教育水平提高，农民进城就业的相对机会成本就越来越小。
被调查民工的平均收入月收入约为919元，这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他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也仅为初中水平，这就直观地反映了低教育水平对低收入水平的影响。由此可以认为低教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低收入水平，也导致相当数量的农业劳动力不能向城市转移。
2.职业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舒尔茨的教育投资理论（人力资本论）之所以在经济理论中处于核心位置，并不是由于它拥有关于学校教育收益的实证分析结果，而是因为它还揭示了全面把握有关劳动者素质诸活动的理论。这些活动不仅限于学校，还包括企业的职业培训、健康、劳动力流动等方面，其中阐明的培训投资与收入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及经验性分析的发展，掀起了人力资本革命的第二次浪潮。英国当代著名教育经济学家萨卡罗普洛斯也提出教育规划“应是强调职业技术教育，把学校体制和外部世界结合起来”的论点。
通过对被调查农民工的培训水平及其月收入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我们发现Pearson卡方统计量和似然比卡方统计量的P值分别等于0.011和0.004。若给定0.05的显著性水平，则拒绝两变量不相关的假设，可以认为被调查民工的收入与培训水平存在显著相关性。
3.行业与工种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农民工进城以后所从事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如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与零售业、制造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比较低端的行业。这些行业对就业者本身素质要求不高，除体能外，并没有设置专业门槛。我们所调查的进城民工的工作集中分布在服务业（67.58%）、建筑业（29.61%）和制造业（2.81%），具体数据见表4。其中需要指出的是服务业并非今天所理解的高端的服务业，而是指一些传统的收入比较低的部门。从总的行业分布可以看出进城农民工的工作行业集中，可选择范围窄。进城的农民工有很大一部分是没有找到正式工作的（19.70%），只是从事一些个体工作，如废品回收，补鞋等等，工作不稳定且没有可靠的收入。被雇佣的人也主要是从事酒店服务员，保安，保洁等低收入的工作。
从市场需求角度分析，由于教育水平较低、职业技能的缺乏以及户籍壁垒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进城农民工很难涉足金融，计算机、教育等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而只能进入工业、建筑业和餐饮服务业等工作难度较低的劳动力市场。而低端劳动力只需要消耗体能，对技术和能力基本没有要求，所以只要身体健康的人基本都能从事。这又导致低端劳动力市场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而使劳动力供大于求，工资水平远低于平均水平，农民工随时面临被解雇的命运，就业极不稳定。调查结果显示，这些低端行业的平均月工资仅仅为919元，仅为北京市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二左右。
经过计算可知，低端行业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分别为873元，1002元和1057元，服务业平均工资最低，而高端行业的平均工资达到2350元。经过双样本T经验也可以发现，高端行业和三个低端行业的工资存在明显差异，P值分别为0.016，0.001和0.000。
对年龄与收入的检验发现，P值为0.093＞0.05，因此不能断定两者相关。对性别与收入的检验发现，P值为0.175＞0.05，也不能断定两者相关。
四、户籍壁垒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失
随着农民进城就业，一个不可避免带来的问题是他们是否会在城市定居。许多研究揭示，大多数已经实现向城市或发达地区迁移的农村劳动力,纷纷表示不打算在迁入地长期定居。对于那部分声称愿意定居的迁移者来说,意愿是一回事,能否做到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与其他国家类似过程的最大不同点：它是一个既有流出又有回流的过程。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运用行政手段把城乡人口划分成发展机遇、社会地位很不平等的两大社会群体，使其分别固定在各自的出生地，很难自由流动，严重地阻碍了城乡一体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使人这种最活跃的生产要素难以实现最佳配置，不利于我国农业人口城市化的顺利进行。伴随着城乡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户籍制度的松动，非户口迁移已不再是非法的行为，这创造了农村劳动力迁移的首要条件。在这种变化了的环境下，受城乡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的驱动,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农村劳动者实际地迈出了迁移的第一步，转移到城市或发达地区。对于这第一个迁移过程来说,受教育程度高、年纪轻、拥有社会关系网络的确构成了他们迁移的优势条件。在已有的改革提供了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的第一个过程的同时，未完成的改革，以及体制上不断出现的反复却为这个转移的第二个过程设置了障碍（蔡昉，2001）。
考虑到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低而且工作年限非常有限，因此除了技能缺乏、行业和工种限制、户口壁垒的制度障碍以外，缺乏社会保障是限制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因素。在对农民工在北京工作期间出现工伤事故的处理方式调查中，我们还发现，进程务工的农民工普遍缺乏最基本、最必要的工伤保险。高达一半的农民都是自己处理，由保险公司处理的只有7.8%。
与此同时，尽管农民工的失业现象非常严重，他们的失业保险几近于零。而且基本的医疗保险在农民工中也很罕见；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率极低；农民工子女也不能平等享有教育福利。
由此可见，提高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从表面上看只是提升他们的职业层次，但更深层次上将会提高他们的工作年限和持久收入。
五、消除农民工进城务工瓶颈与障碍的对策
1.加强对农业人口基础教育的投入，组织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基础教育作为公共物品，应当由政府免费提供。只有教育的普及，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农民工因素质低下而无法适应市场需求的局面。同时，企业也应开展对农民工的职业辅导与培训，进一步提高外来农民工的职业素质和就业能力。
2.加大政府的财政投人，对农业人口进城提供适当的经济补助，增设就业指导服务，帮助农民工有目的地流动，给予其更多的人文关怀。
3.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渐取消户籍制度，给予农民工最基本的公民待遇。
4.稳步推进社会保障改革，优先建立农民工迫切需要的社会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
3.加快立法进程。加快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利用法律的强制力约束用人单位必须参加社会保险，以法律的形式将农民工应有的社会保障权益明确下来。加强其法律意识和维权益识。
（作者单位：路透社北京分社、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仍然很低。制约的主要因素有：首先，城乡的双重人口过剩限制了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转移，城镇就业空间的狭窄极大地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其次，城乡户籍制度约束和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造成了城乡经济的制度性隔离。第三，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造成了“低素质屏障效应”，导致一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无法到城市非农产业就业，即使转移也是低水平的产业转移，从事劳动强度大的体力劳动。第四，城乡双重就业压力限制了城乡产业结构的升级，农村人口比重过高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五，农民工进城就业除受现行户籍制度限制外，还被就业选择与劳动用工制度等因素制约。第六，中国的二元体制将城乡分割开来，实行着两套政策、两种制度，导致农民工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而成为边缘群体，难以享受社会保障权益。
二、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是指使用一种资源或将其投入某一特定用途，而放弃的其在其他用途中所获得的最大利益。对于农民工而言，他们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就是其所放弃的在农村从事农业和非农生产所获得的最大预期收益。假设进城务工会产生一个固定成本E，包括损失的在农村就业的潜在收入和进城后没找到工作时期的花费，如果固定成本太高，农民可能会放弃进城计划。根据我们于2005年11月至2006年1月对在京农民工的调查发现，农民工在进京之前，“找工作”的程序已经完成，但进京的机会成本很大使得农民工进京决定必须是理性决策。
在进京路费的调查中，我们得到平均迁移成本为432.79元，为农村当年平均月收入的两倍左右。虽然由于近些年来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使得北京对农民工的需求保持在较高水平，推动了农民工工资的一定上涨，但是北京地区非常高的物价水平导致以寻找工作为目的的农村流动人口无法作长时间的停留。
我们可以粗略地计算2005年到北京打工的农民工如果不能够在一个月内找到工作，那么他的进京举措的机会成本将是：
271.25 + 536.00+432.79=1240.08元
留在农村一个月的收入 在北京一个月的开销 平均迁移成本
1240.08元是一个普通农村人口5个月（不考虑食宿开支）的积累。由此我们推出，对于普通的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来说，预以较长时间来寻找和等待一份工作的几乎是行不通的。一旦他们失去工作，如果一定时间内不能找到新的工作，就得返乡。
实际上，进城的农村劳动力有60%的比例在一个月之内，就已经完成了进京的安顿（找到工作+住宿安排）工作。90%的进京的农村劳动力以小于1000元（＜1240.08元——在京停留一个月的机会成本）的开销完成了安顿工作。
我们选取了几个在我们的样本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省份，统计结果如下：
通过对表1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农民工进京前所在省份离北京越远，则迁徙成本越高，从而总机会成本也越高。2）表中来自13个省份的农民工进京务工的总机会成本均高于1000元，反映出进城务工对于农民工而言，需要放弃的潜在经济收入较高，付出的代价比较大。
三、影响农民工收入的因素分析
1.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人力资本之父西奥多·舒尔茨在1961年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所谓人力资本是是指包含在人体内的一种生产能力，具体来说是指人身体上的知识、能力和健康。学校教育（包括正规教育和正规培训）、在职培训和健康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三条主要途径。该理论指出，受教育程度越高，个人的收入水平越高。
我们的数据也反映出了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的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如果分别将未受教育、小学、初中和高中四部分人的受教育程度提升一个台阶，可以计算出他们可能增加的月收入，如表2所示。也就是说，在总体低水平的工资（平均919元/月）下，不同民工个体的工资与受教育水平成正比。
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出，无论是农民工进城前的收入，还是进城后的收入，都与教育程度正相关。而且，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阶段，收入水平都会随之提高。同时，进城就业与在农村就业的月平均收入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由60.38%上升到92.89%。这实际上暗示随着教育水平提高，农民进城就业的相对机会成本就越来越小。
被调查民工的平均收入月收入约为919元，这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他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也仅为初中水平，这就直观地反映了低教育水平对低收入水平的影响。由此可以认为低教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低收入水平，也导致相当数量的农业劳动力不能向城市转移。
2.职业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舒尔茨的教育投资理论（人力资本论）之所以在经济理论中处于核心位置，并不是由于它拥有关于学校教育收益的实证分析结果，而是因为它还揭示了全面把握有关劳动者素质诸活动的理论。这些活动不仅限于学校，还包括企业的职业培训、健康、劳动力流动等方面，其中阐明的培训投资与收入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及经验性分析的发展，掀起了人力资本革命的第二次浪潮。英国当代著名教育经济学家萨卡罗普洛斯也提出教育规划“应是强调职业技术教育，把学校体制和外部世界结合起来”的论点。
通过对被调查农民工的培训水平及其月收入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我们发现Pearson卡方统计量和似然比卡方统计量的P值分别等于0.011和0.004。若给定0.05的显著性水平，则拒绝两变量不相关的假设，可以认为被调查民工的收入与培训水平存在显著相关性。
3.行业与工种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农民工进城以后所从事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如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与零售业、制造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比较低端的行业。这些行业对就业者本身素质要求不高，除体能外，并没有设置专业门槛。我们所调查的进城民工的工作集中分布在服务业（67.58%）、建筑业（29.61%）和制造业（2.81%），具体数据见表4。其中需要指出的是服务业并非今天所理解的高端的服务业，而是指一些传统的收入比较低的部门。从总的行业分布可以看出进城农民工的工作行业集中，可选择范围窄。进城的农民工有很大一部分是没有找到正式工作的（19.70%），只是从事一些个体工作，如废品回收，补鞋等等，工作不稳定且没有可靠的收入。被雇佣的人也主要是从事酒店服务员，保安，保洁等低收入的工作。
从市场需求角度分析，由于教育水平较低、职业技能的缺乏以及户籍壁垒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进城农民工很难涉足金融，计算机、教育等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而只能进入工业、建筑业和餐饮服务业等工作难度较低的劳动力市场。而低端劳动力只需要消耗体能，对技术和能力基本没有要求，所以只要身体健康的人基本都能从事。这又导致低端劳动力市场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而使劳动力供大于求，工资水平远低于平均水平，农民工随时面临被解雇的命运，就业极不稳定。调查结果显示，这些低端行业的平均月工资仅仅为919元，仅为北京市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二左右。
经过计算可知，低端行业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分别为873元，1002元和1057元，服务业平均工资最低，而高端行业的平均工资达到2350元。经过双样本T经验也可以发现，高端行业和三个低端行业的工资存在明显差异，P值分别为0.016，0.001和0.000。
对年龄与收入的检验发现，P值为0.093＞0.05，因此不能断定两者相关。对性别与收入的检验发现，P值为0.175＞0.05，也不能断定两者相关。
四、户籍壁垒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失
随着农民进城就业，一个不可避免带来的问题是他们是否会在城市定居。许多研究揭示，大多数已经实现向城市或发达地区迁移的农村劳动力,纷纷表示不打算在迁入地长期定居。对于那部分声称愿意定居的迁移者来说,意愿是一回事,能否做到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与其他国家类似过程的最大不同点：它是一个既有流出又有回流的过程。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运用行政手段把城乡人口划分成发展机遇、社会地位很不平等的两大社会群体，使其分别固定在各自的出生地，很难自由流动，严重地阻碍了城乡一体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使人这种最活跃的生产要素难以实现最佳配置，不利于我国农业人口城市化的顺利进行。伴随着城乡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户籍制度的松动，非户口迁移已不再是非法的行为，这创造了农村劳动力迁移的首要条件。在这种变化了的环境下，受城乡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的驱动,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农村劳动者实际地迈出了迁移的第一步，转移到城市或发达地区。对于这第一个迁移过程来说,受教育程度高、年纪轻、拥有社会关系网络的确构成了他们迁移的优势条件。在已有的改革提供了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的第一个过程的同时，未完成的改革，以及体制上不断出现的反复却为这个转移的第二个过程设置了障碍（蔡昉，2001）。
考虑到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低而且工作年限非常有限，因此除了技能缺乏、行业和工种限制、户口壁垒的制度障碍以外，缺乏社会保障是限制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因素。在对农民工在北京工作期间出现工伤事故的处理方式调查中，我们还发现，进程务工的农民工普遍缺乏最基本、最必要的工伤保险。高达一半的农民都是自己处理，由保险公司处理的只有7.8%。
与此同时，尽管农民工的失业现象非常严重，他们的失业保险几近于零。而且基本的医疗保险在农民工中也很罕见；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率极低；农民工子女也不能平等享有教育福利。
由此可见，提高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从表面上看只是提升他们的职业层次，但更深层次上将会提高他们的工作年限和持久收入。
五、消除农民工进城务工瓶颈与障碍的对策
1.加强对农业人口基础教育的投入，组织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基础教育作为公共物品，应当由政府免费提供。只有教育的普及，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农民工因素质低下而无法适应市场需求的局面。同时，企业也应开展对农民工的职业辅导与培训，进一步提高外来农民工的职业素质和就业能力。
2.加大政府的财政投人，对农业人口进城提供适当的经济补助，增设就业指导服务，帮助农民工有目的地流动，给予其更多的人文关怀。
3.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渐取消户籍制度，给予农民工最基本的公民待遇。
4.稳步推进社会保障改革，优先建立农民工迫切需要的社会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
3.加快立法进程。加快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利用法律的强制力约束用人单位必须参加社会保险，以法律的形式将农民工应有的社会保障权益明确下来。加强其法律意识和维权益识。
（作者单位：路透社北京分社、首都经济贸易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