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东汉时期，贵族文化形态进入了士族文化形态，士族在追求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的同时，进一步促成了日常生活方式的精致化。文字、书体的演变在这种文化形态中促成了新的演变，也就是隶变中期偏离实用，向艺术化发展。由于士族具有引领社会上层时尚和庶民的偶像身份特征，士族文化形态及其生活方式引发了文字的再度演变。
【关键词】士族文化形态；隶变中期；艺术化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56-0022-02
【作者简介】辛尘，本名胡新群，南京艺术学院（南京，210013）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江苏省教育书法协会副秘书长。
隶变中期，草书的发展为什么会偏离日常实用的轨迹？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西汉以前，中国长期处于贵族文化形态。到了东汉，社会文化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由贵族文化形态进入了士族文化形态。士族，又称“世族”“世家”，是介于贵族与庶民之间的特殊利益阶层，从这个家族的某一代人发迹开始，成为高门大姓，子孙后代便作为特权阶层享受权利，是类似于今天“官二代”“官三代”“官N代”的“准贵族”。士族崛起在文化上的重要表现，就是他们在追求物质享受、精神享受的同时，促成了日常生活方式的全面精致化，一头引领着社会上层的时尚，另一头成了庶民的直接偶像。换句话说，士族成了东汉以来直至唐代的文化主导者。就拿章草来说，本来就是日用书写的便捷方式，有必要搞得那么复杂、那么难写、那么不好认吗？他们就是要这么干，非得要搞成天下人都写不了、只有他们能写的程度，要不体现不出他们“世家”子弟的高大上。
杜操仅仅是个开头。杜操的弟子崔瑗不仅继承潦草法，还从审美的角度撰写《草书势》，全面阐述草书的来源、功能、审美特征、书写技巧（这个问题后面还要专门讨论）。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已经把草书当成艺术来看待了。但不管怎么说，崔瑗还知道“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到了他的弟子张芝，不仅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而且变成了“匆匆不暇草书”。什么意思？是向别人打招呼：时间紧迫，来不及写草书了。可见，在张芝那里，草书需有充裕的时间来研究书写，并不是可以像行书、楷书提笔那样一蹴而就。这哪里还是草书呀！
张芝不仅写章草，还写行书。还觉得章草字字独立，写起来既不连贯通畅、难度也不够大。于是，他尝试改变章草单字末笔的走势，将上一字的末笔收笔与下一字的首笔起笔引带书写、连贯笔势（见图1）。这不但增加了章草辨认的难度，而且在原有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书写的难度。在吸墨又快又多的帛上写这种连绵不绝的草书，普通的披柱笔都不好使，为此他居然研究开发出一种“张芝笔”写草书。他早已不是传统的研究草法的文字学家，而是一位崭新的草书艺术家。
张芝自己这么玩玩也就罢了，问题是他有一批弟子，更有众多的粉丝呀。他们“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角思出血，犹不休辍”。学草书学得如痴如狂，比现在我们书法专业的学生用功百倍啊！当时有位叫赵壹的上郡吏实在看不下去了，专门写了一篇《非草书》，虽然给张芝留足了面子，但对这种不务正业、专学草书的现象作了尖锐批评。赵壹指出：“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
什么是“易而速”的草书？那是日用書写所要求的草书，是文字学意义上的特定字体中相对于标准书写的楷书的草化书写。什么是“难而迟”的草书？那是杜操、崔瑗以来的草书，更是张芝及其追随者们的草书，是一种“好看不中用”的草书。不中用是指它们背离了草书应有的致用原则，好看是指它们主要的功能在于观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书法史的研究者们把东汉晚期的草书兴起看成是书法艺术觉醒的标志。
大家千万不要误解，以为当时仅仅是草书走向了艺术化。不谈本来就注重修饰的八分书，就谈行书吧，它本来是取代章草作为日用书写新草书而形成的，但刘德昇才传到钟繇，它就开始走向艺术化了。原因很简单，钟繇是士族子弟，又是朝廷大臣，他写行书怎能不追求精致？他精致的行书怎能不引起上层的推崇与粉丝们的摹仿？
钟繇研究书法的痴迷程度，一点也不逊于张芝的粉丝们。据东晋羊欣记载，钟繇少年时期就跟随刘德昇“入抱犊山，学书三年繇精思学书，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钟繇在曹操帐下工作，与张芝、蔡邕的弟子韦诞同事，很想从韦诞那里知道蔡邕的笔法。韦诞不肯说，钟繇竟然捶胸呕血，被曹操用五灵丹救活。等到韦诞去世，钟繇“令人盗掘其墓，遂得之”。不谈蔡邕的笔法是不是高妙到令人死去活来的地步，就说为得到笔法钟繇竟偷偷去挖韦诞的墓，就足见钟繇其学书的癫狂。
钟繇擅长八分书、章草和行书，羊欣说他“最妙者八分”。实际上，钟繇最大的贡献在行书。从遗存下来的钟繇书迹看，他用八分书的笔法来修饰草书中才有的点、撇、勾、挑等等笔画，使它们都得到充分的书写并且获得较为完整的形象；用草书的手法把八分书中那些拆分拼接的短笔画整合起来，变成转折衔接、连续书写的复杂笔画；用楷法整理草书笔画起承转合的每一个关节，不仅确保笔锋能在连续运行中不断自行恢复，同时也能使每个笔画的每个关节点都可以得到自然修饰。这样的行书虽然本质上也是草书，但比任何草书都写得周正；虽然看起来像楷书一样笔笔认真，但比以前的任何一种楷书都写得连贯通畅。
前面说过，章草逐渐背离日用需求，所以出现行书来弥补。虽然经过钟繇的这一番改造，行书也走向了精致化的轨道，但无论如何，它的适用性还是优于八分书的，更不用说章草、连绵草了。加之钟繇辅佐曹操、曹丕、曹睿三朝，他的行书深得曹氏祖孙三代的喜欢，可以直接用来书写奏章。这还得了，朝野上下跟着学的粉丝越来越多了。
大家注意，张芝写的连绵草书被后人称为“今草”，也就是“新式草书”；钟繇写的行书被后人称为“今隶”，也就是“新式楷书”。当时谁会想到，汉末、魏晋时期士族阶层的生活方式竟会引发汉字字体的再度演变呢。
【关键词】士族文化形态；隶变中期；艺术化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56-0022-02
【作者简介】辛尘，本名胡新群，南京艺术学院（南京，210013）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江苏省教育书法协会副秘书长。
隶变中期，草书的发展为什么会偏离日常实用的轨迹？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西汉以前，中国长期处于贵族文化形态。到了东汉，社会文化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由贵族文化形态进入了士族文化形态。士族，又称“世族”“世家”，是介于贵族与庶民之间的特殊利益阶层，从这个家族的某一代人发迹开始，成为高门大姓，子孙后代便作为特权阶层享受权利，是类似于今天“官二代”“官三代”“官N代”的“准贵族”。士族崛起在文化上的重要表现，就是他们在追求物质享受、精神享受的同时，促成了日常生活方式的全面精致化，一头引领着社会上层的时尚，另一头成了庶民的直接偶像。换句话说，士族成了东汉以来直至唐代的文化主导者。就拿章草来说，本来就是日用书写的便捷方式，有必要搞得那么复杂、那么难写、那么不好认吗？他们就是要这么干，非得要搞成天下人都写不了、只有他们能写的程度，要不体现不出他们“世家”子弟的高大上。
杜操仅仅是个开头。杜操的弟子崔瑗不仅继承潦草法，还从审美的角度撰写《草书势》，全面阐述草书的来源、功能、审美特征、书写技巧（这个问题后面还要专门讨论）。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已经把草书当成艺术来看待了。但不管怎么说，崔瑗还知道“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到了他的弟子张芝，不仅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而且变成了“匆匆不暇草书”。什么意思？是向别人打招呼：时间紧迫，来不及写草书了。可见，在张芝那里，草书需有充裕的时间来研究书写，并不是可以像行书、楷书提笔那样一蹴而就。这哪里还是草书呀！
张芝不仅写章草，还写行书。还觉得章草字字独立，写起来既不连贯通畅、难度也不够大。于是，他尝试改变章草单字末笔的走势，将上一字的末笔收笔与下一字的首笔起笔引带书写、连贯笔势（见图1）。这不但增加了章草辨认的难度，而且在原有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书写的难度。在吸墨又快又多的帛上写这种连绵不绝的草书，普通的披柱笔都不好使，为此他居然研究开发出一种“张芝笔”写草书。他早已不是传统的研究草法的文字学家，而是一位崭新的草书艺术家。
张芝自己这么玩玩也就罢了，问题是他有一批弟子，更有众多的粉丝呀。他们“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角思出血，犹不休辍”。学草书学得如痴如狂，比现在我们书法专业的学生用功百倍啊！当时有位叫赵壹的上郡吏实在看不下去了，专门写了一篇《非草书》，虽然给张芝留足了面子，但对这种不务正业、专学草书的现象作了尖锐批评。赵壹指出：“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
什么是“易而速”的草书？那是日用書写所要求的草书，是文字学意义上的特定字体中相对于标准书写的楷书的草化书写。什么是“难而迟”的草书？那是杜操、崔瑗以来的草书，更是张芝及其追随者们的草书，是一种“好看不中用”的草书。不中用是指它们背离了草书应有的致用原则，好看是指它们主要的功能在于观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书法史的研究者们把东汉晚期的草书兴起看成是书法艺术觉醒的标志。
大家千万不要误解，以为当时仅仅是草书走向了艺术化。不谈本来就注重修饰的八分书，就谈行书吧，它本来是取代章草作为日用书写新草书而形成的，但刘德昇才传到钟繇，它就开始走向艺术化了。原因很简单，钟繇是士族子弟，又是朝廷大臣，他写行书怎能不追求精致？他精致的行书怎能不引起上层的推崇与粉丝们的摹仿？
钟繇研究书法的痴迷程度，一点也不逊于张芝的粉丝们。据东晋羊欣记载，钟繇少年时期就跟随刘德昇“入抱犊山，学书三年繇精思学书，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钟繇在曹操帐下工作，与张芝、蔡邕的弟子韦诞同事，很想从韦诞那里知道蔡邕的笔法。韦诞不肯说，钟繇竟然捶胸呕血，被曹操用五灵丹救活。等到韦诞去世，钟繇“令人盗掘其墓，遂得之”。不谈蔡邕的笔法是不是高妙到令人死去活来的地步，就说为得到笔法钟繇竟偷偷去挖韦诞的墓，就足见钟繇其学书的癫狂。
钟繇擅长八分书、章草和行书，羊欣说他“最妙者八分”。实际上，钟繇最大的贡献在行书。从遗存下来的钟繇书迹看，他用八分书的笔法来修饰草书中才有的点、撇、勾、挑等等笔画，使它们都得到充分的书写并且获得较为完整的形象；用草书的手法把八分书中那些拆分拼接的短笔画整合起来，变成转折衔接、连续书写的复杂笔画；用楷法整理草书笔画起承转合的每一个关节，不仅确保笔锋能在连续运行中不断自行恢复，同时也能使每个笔画的每个关节点都可以得到自然修饰。这样的行书虽然本质上也是草书，但比任何草书都写得周正；虽然看起来像楷书一样笔笔认真，但比以前的任何一种楷书都写得连贯通畅。
前面说过，章草逐渐背离日用需求，所以出现行书来弥补。虽然经过钟繇的这一番改造，行书也走向了精致化的轨道，但无论如何，它的适用性还是优于八分书的，更不用说章草、连绵草了。加之钟繇辅佐曹操、曹丕、曹睿三朝，他的行书深得曹氏祖孙三代的喜欢，可以直接用来书写奏章。这还得了，朝野上下跟着学的粉丝越来越多了。
大家注意，张芝写的连绵草书被后人称为“今草”，也就是“新式草书”；钟繇写的行书被后人称为“今隶”，也就是“新式楷书”。当时谁会想到，汉末、魏晋时期士族阶层的生活方式竟会引发汉字字体的再度演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