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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种文体，书话古已有之。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书画发展渐成规模。书话体现出作者独到的品书心得，许多作家、出版人纷纷投身于书话写作。人们对书话的理解各有不同，在理论和实践上无统一的定义，写法上也各行其是。书话的形式需要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和探索，才能更臻完美。
[关键词]书话；题跋；藏书记
[中图分类号]G2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22-0056-02
我国历史悠久，首先发明了印刷术，历代所印之书，总数虽不可确考，但以一人之力，终其一生所读之书，也不过是存世之书的九牛一毛。而读谈论书的书——书话却能事半功倍。书话贵在体现作者独到的品书心得，不仅提供有关书的知识，而且有益于研求学问。既是对事实、材料的陈述，也体现作者辨析、取舍的独出心裁。
一、书话的含义
历史上出现的诗话、词话、曲话等名著很多，但以书话名之，且将其从以往枯燥、逼仄，缺乏可读性的版本目录校勘学中解放出来，从书斋走向大众，则始于20世纪30年代。20世纪30年代初书画逐渐流传，并为公众所认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书话的理解仍各有不同，在理论和实践上无统一的定义，写法上也各行其是。知堂认为，“如讲一件事情，大抵从读什么书引起，因此牵扯开去，文字意趣似甚闲适”。冯亦代则认为把书话限制的太死，太仄，“则期期以为不可”。李玉铭在梁启超《饮冰室书话》序中则理解为“‘书话’就是‘书话’，很难将谈书、读书与治学分开”，将梁启超的学术文章也列入书话中了。唐弢说：“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样，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创造性地强调了书话的文学因素，把书话当作美文来写，其精辟的阐述，在读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唐弢的经验已成为人们研究书话特点的重要依据，在书话写作方面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黄裳认为：“书话其实是一种随笔，一种很有文学性、很有情趣的文字……它从一本书讲起，却又不限于书，往往引申开去，谈点别的。”这种对书话宽泛的认识，更有利于书话的创作与繁荣。姜德明说：“书话只要能够引领读者爱慕知识，并唤起他们爱书、访书、藏书的兴趣就好，不必过苛地要求它承担更多的繁重任务……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
书话的含义需要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和探索，才能更臻完美，认识统一。
二、早期书话的发展
谈及书话，不得不提到清季湖南藏书家、版本学家叶德辉（1864～1927）的那两本谈“刻书源流与夫校勘家掌故”的《书林清话》。因为这两部“绍往哲之书，开后学之派”（缪荃孙语）的书史随笔，以其适恰的体例和丰富的史料，总结并弘扬了中国书史较高的成就，同时开创了书话写作的先源。
周越然（1885～1962）是一位承先启后、颇负盛名的书话大家。20世纪30年代初期，周越然因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出版英文教科书而著称一时。1944年和1945年，他先后在上海出版《书书书》和《版本与书籍》，在读书界很有影响。姜德明的《余时书话》中《言言斋谈书》一篇，专论周氏书话，颇呈其底蕴：“现代藏书家中，喜欢写书话的，其中有一位言言斋的主人周越然……他熟悉海上书林掌故，喜欢收集线装古版书及英文版本。又有人说，在他的藏书中有不少中外文学的禁书，如明版《金瓶梅》等。在他的书话里，果然有《西洋的性书与淫书》、《外国〈金瓶梅〉》等类似的题目，证明外界传言之不假 ……关于谈书的书，他先后出版了两本，一种是《书书书》，1944年5月上海中华日报社出版；一种是《版本与书籍》，1945年8月上海知行出版社出版。前者收书话40篇，作者在《自序》里说，书名初拟《×××读书志》为题，‘后见其中所包含者，‘闲’书过多，‘正’书过少，未免太偏，故改用今名’。书中有谈孤本词曲小说者，也有泛谈版本及访书经验的篇章。后者收书话26篇，其中有《稀见小说五十种》、《稀见译本小说》等，又有《书能治病》、《古书的研究》、《申市过去的西书店摊》、《民三十一的书荒》等。”
由此可见，周氏两书均是地地道道的书话集。
较早的以《书话》为题撰写读书小品的是曹聚仁。1931年8月15日出版的《涛声》半月刊创刊号上，曹聚仁以《书话二节》为题，撰写书话。在1933年和1934年的《申报·自由谈》上，又有另外几个作者，以书话名义在写读书小品。1937年10月，在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前后，阿英先生写过一组《鲁迅书话》；同年4月，他还在《青年界》第11卷第4号上发表了一组《红楼梦书话》。
创作书话最多的是周作人，他有将读后所得随手记下的好习惯，其书话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息。他的书话除集入《夜读抄》外，后人将其整理编成上下两册的《知堂书话》出版。钟叔河在《〈知堂书话〉序》里说：“我一直还算喜欢读书的，然读书于我亦大不易：一是不易有闲，二是不易到手，三是不易读懂。有时便只好找点书评书话来看看，舔眼救馋，掬水降火，不免为三百年前的陶庵所笑了……在我所读过的书评书话中，我认为周作人写的文章可算是达到了上乘的标准。今从其一生所著三十几部文集中，把以书为题的文章收集起来，编成这部《知堂书话》，一飨与我有同嗜的读者……至于周作人其人和他整个的学问文章，我是没有资格来谈的，因为知道得实在太少了，虽然他在晚年也跟我有过一些接触。”
除周作人外，郑振铎、阿英、唐弢等都是书话大家。郑先生是中国文学史的权威、藏书家，也是文学家；阿英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专家、藏书家，也是文学家；唐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专家，也是有“鲁迅风”之誉的杂文家。因此，他们写的书话，信手拈来，道人所未道，文字简洁，甚至文采斐然，读后不仅增加学养，而且文字娱目，感到愉悦。
三、书话源于题跋
学者研究表明，书话源于古代的藏书题跋和读书笔记，并由此发生、衍变而成。朱金顺说：“书话的体式，恐古已有之，并非唐弢先生的创造。在古代学者和藏书家笔下，撰写过大量的题跋、藏书记一类的文字，这也就是书话的品式了。新文学家中，写古籍题跋、藏书记一类的文字者，也不乏其人，据说郑振铎撰写的这类文字，在600则以上。”唐弢说：“我写《书话》，继承了中国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的文体，我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动笔的。我的书话比较接近于加在古书后边的题跋……中国古书加写的题跋本来不长，大都是含有专业知识的随笔或杂记。我个人认为：文章长短，不拘一格，应视内容而定；但题跋式的散文的特点，却大可提倡……我也曾努力尝试，希望将每一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我对那种将所有材料不加选择地塞满一篇的所谓‘书话’，以及将书话写成纯是资料的倾向，曾表示过我的保留和怀疑……”唐氏认为书话是“继承了中国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的文体”形成的一种散文。“中国古代有以评论为主的诗话、词话、曲话，也有以文献为主，专谈藏书家与版本的如《书林清话》。‘书话’综合了上面这些特点，本来可以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不过，我目前还是着眼在‘书’的本身，偏重知识，因此材料的记录多于内容的评论，掌故的追忆多于作品的介绍。”正是因为这样，书话不同于一般的笔记散文，它具有史料价值，是版本学的内容之一。我国历代藏书家，往往在收藏的书籍上写上题跋或者藏书记，既记录所藏书目版本的源流，也叙述购藏的经过，有时还要讲些掌故，写些感想。在这些题记、跋语中，往往包含了大量的版本目录学知识，十分被人们看重。 在过去的收藏家中，题跋、藏书记之类，是很常见的，可以说是文人的积习，也可视作古人读书治学的一种方式。在题跋或藏书记文字中常常包含有如下一些内容：一是对本书内容和版本特点的记载、说明，二是关于得书经过的记述三是提出有关本书的某些问题。对于原书内容和版本情况的记载，可为我们考查书目版本提供参考；得书经过的记述，可供考查书的流传情况；所提出的有关问题也可供人们对本书以及有关图籍作进一步探讨研究时作为参考。著名的学者、藏书家所写的古籍题跋，即所谓“名家题跋”，常常被版本目录学家和有关的科学工作者视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或依据，因此，不仅附有名家手书题跋的原书常为人珍视，而且有的著名人物所写的古籍题跋，还往往被后人另行抄存以至辑成专书，广泛流布，足见其价值。
如清代藏书家黄丕烈所写的古籍题跋被汇辑为《尧蒲藏书题识》，古籍校勘家顾千里所写的古籍题跋被汇辑为《思适斋书跋》等都是这类成果的代表。近代藏书家傅增湘的《藏园群书题记》、周叔弢的《自庄严堪藏书题识》、邓之诚的《桑园读书记》、马叙伦的《读书小记》、《读书续记》等，尽管偶然间及掌故，但是重点仍在资料和校勘，有的已近于目录学的范畴，更不要讲抒情了。邓之诚以文学史家的眼光写书话。1955年他在编完自己的《桑园读书记》后说，他的读书记是“提要”和“札记”的合成。“提要”是“撮其内容，使未读书者稍明途径，且知某事见某书；为切实可用也”。“札记”则“间附己见”，意在表述各人的观点。这是经验所得，成一家之言，是书话的另一种写法。近年来，孙犁先生写的《书衣文录》，一反传统藏书题跋的写法，甚至把与书本身全无关系的一时感触也写在书中。但是几乎没有人不承认那是书话，而且是思想深刻、别具一格的书话。
“五四”以来的新文人中，撰写这类题跋的也不少，但往往是有关古书的，如著名的藏书家郑振铎，写有大量的古籍题跋，被收集在《西谛题跋》中出版，《一氓题跋》也收有不少郑先生藏书的题跋。鲁迅收藏旧籍很多，但题跋文字却不多，收录在《鲁迅全集》的只有寥寥数则，比如《题〈凇隐漫录〉》。
题跋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近代以来新文人所写的书话。
[参考文献]
[1]叶德辉.书林清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阿英.阿英书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3]唐弢.晦庵书话[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4]李一氓.一氓书缘[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5]郑振铎.西谛书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6]黄裳.黄裳书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关键词]书话；题跋；藏书记
[中图分类号]G2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22-0056-02
我国历史悠久，首先发明了印刷术，历代所印之书，总数虽不可确考，但以一人之力，终其一生所读之书，也不过是存世之书的九牛一毛。而读谈论书的书——书话却能事半功倍。书话贵在体现作者独到的品书心得，不仅提供有关书的知识，而且有益于研求学问。既是对事实、材料的陈述，也体现作者辨析、取舍的独出心裁。
一、书话的含义
历史上出现的诗话、词话、曲话等名著很多，但以书话名之，且将其从以往枯燥、逼仄，缺乏可读性的版本目录校勘学中解放出来，从书斋走向大众，则始于20世纪30年代。20世纪30年代初书画逐渐流传，并为公众所认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书话的理解仍各有不同，在理论和实践上无统一的定义，写法上也各行其是。知堂认为，“如讲一件事情，大抵从读什么书引起，因此牵扯开去，文字意趣似甚闲适”。冯亦代则认为把书话限制的太死，太仄，“则期期以为不可”。李玉铭在梁启超《饮冰室书话》序中则理解为“‘书话’就是‘书话’，很难将谈书、读书与治学分开”，将梁启超的学术文章也列入书话中了。唐弢说：“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样，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创造性地强调了书话的文学因素，把书话当作美文来写，其精辟的阐述，在读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唐弢的经验已成为人们研究书话特点的重要依据，在书话写作方面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黄裳认为：“书话其实是一种随笔，一种很有文学性、很有情趣的文字……它从一本书讲起，却又不限于书，往往引申开去，谈点别的。”这种对书话宽泛的认识，更有利于书话的创作与繁荣。姜德明说：“书话只要能够引领读者爱慕知识，并唤起他们爱书、访书、藏书的兴趣就好，不必过苛地要求它承担更多的繁重任务……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
书话的含义需要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和探索，才能更臻完美，认识统一。
二、早期书话的发展
谈及书话，不得不提到清季湖南藏书家、版本学家叶德辉（1864～1927）的那两本谈“刻书源流与夫校勘家掌故”的《书林清话》。因为这两部“绍往哲之书，开后学之派”（缪荃孙语）的书史随笔，以其适恰的体例和丰富的史料，总结并弘扬了中国书史较高的成就，同时开创了书话写作的先源。
周越然（1885～1962）是一位承先启后、颇负盛名的书话大家。20世纪30年代初期，周越然因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出版英文教科书而著称一时。1944年和1945年，他先后在上海出版《书书书》和《版本与书籍》，在读书界很有影响。姜德明的《余时书话》中《言言斋谈书》一篇，专论周氏书话，颇呈其底蕴：“现代藏书家中，喜欢写书话的，其中有一位言言斋的主人周越然……他熟悉海上书林掌故，喜欢收集线装古版书及英文版本。又有人说，在他的藏书中有不少中外文学的禁书，如明版《金瓶梅》等。在他的书话里，果然有《西洋的性书与淫书》、《外国〈金瓶梅〉》等类似的题目，证明外界传言之不假 ……关于谈书的书，他先后出版了两本，一种是《书书书》，1944年5月上海中华日报社出版；一种是《版本与书籍》，1945年8月上海知行出版社出版。前者收书话40篇，作者在《自序》里说，书名初拟《×××读书志》为题，‘后见其中所包含者，‘闲’书过多，‘正’书过少，未免太偏，故改用今名’。书中有谈孤本词曲小说者，也有泛谈版本及访书经验的篇章。后者收书话26篇，其中有《稀见小说五十种》、《稀见译本小说》等，又有《书能治病》、《古书的研究》、《申市过去的西书店摊》、《民三十一的书荒》等。”
由此可见，周氏两书均是地地道道的书话集。
较早的以《书话》为题撰写读书小品的是曹聚仁。1931年8月15日出版的《涛声》半月刊创刊号上，曹聚仁以《书话二节》为题，撰写书话。在1933年和1934年的《申报·自由谈》上，又有另外几个作者，以书话名义在写读书小品。1937年10月，在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前后，阿英先生写过一组《鲁迅书话》；同年4月，他还在《青年界》第11卷第4号上发表了一组《红楼梦书话》。
创作书话最多的是周作人，他有将读后所得随手记下的好习惯，其书话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息。他的书话除集入《夜读抄》外，后人将其整理编成上下两册的《知堂书话》出版。钟叔河在《〈知堂书话〉序》里说：“我一直还算喜欢读书的，然读书于我亦大不易：一是不易有闲，二是不易到手，三是不易读懂。有时便只好找点书评书话来看看，舔眼救馋，掬水降火，不免为三百年前的陶庵所笑了……在我所读过的书评书话中，我认为周作人写的文章可算是达到了上乘的标准。今从其一生所著三十几部文集中，把以书为题的文章收集起来，编成这部《知堂书话》，一飨与我有同嗜的读者……至于周作人其人和他整个的学问文章，我是没有资格来谈的，因为知道得实在太少了，虽然他在晚年也跟我有过一些接触。”
除周作人外，郑振铎、阿英、唐弢等都是书话大家。郑先生是中国文学史的权威、藏书家，也是文学家；阿英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专家、藏书家，也是文学家；唐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专家，也是有“鲁迅风”之誉的杂文家。因此，他们写的书话，信手拈来，道人所未道，文字简洁，甚至文采斐然，读后不仅增加学养，而且文字娱目，感到愉悦。
三、书话源于题跋
学者研究表明，书话源于古代的藏书题跋和读书笔记，并由此发生、衍变而成。朱金顺说：“书话的体式，恐古已有之，并非唐弢先生的创造。在古代学者和藏书家笔下，撰写过大量的题跋、藏书记一类的文字，这也就是书话的品式了。新文学家中，写古籍题跋、藏书记一类的文字者，也不乏其人，据说郑振铎撰写的这类文字，在600则以上。”唐弢说：“我写《书话》，继承了中国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的文体，我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动笔的。我的书话比较接近于加在古书后边的题跋……中国古书加写的题跋本来不长，大都是含有专业知识的随笔或杂记。我个人认为：文章长短，不拘一格，应视内容而定；但题跋式的散文的特点，却大可提倡……我也曾努力尝试，希望将每一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我对那种将所有材料不加选择地塞满一篇的所谓‘书话’，以及将书话写成纯是资料的倾向，曾表示过我的保留和怀疑……”唐氏认为书话是“继承了中国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的文体”形成的一种散文。“中国古代有以评论为主的诗话、词话、曲话，也有以文献为主，专谈藏书家与版本的如《书林清话》。‘书话’综合了上面这些特点，本来可以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不过，我目前还是着眼在‘书’的本身，偏重知识，因此材料的记录多于内容的评论，掌故的追忆多于作品的介绍。”正是因为这样，书话不同于一般的笔记散文，它具有史料价值，是版本学的内容之一。我国历代藏书家，往往在收藏的书籍上写上题跋或者藏书记，既记录所藏书目版本的源流，也叙述购藏的经过，有时还要讲些掌故，写些感想。在这些题记、跋语中，往往包含了大量的版本目录学知识，十分被人们看重。 在过去的收藏家中，题跋、藏书记之类，是很常见的，可以说是文人的积习，也可视作古人读书治学的一种方式。在题跋或藏书记文字中常常包含有如下一些内容：一是对本书内容和版本特点的记载、说明，二是关于得书经过的记述三是提出有关本书的某些问题。对于原书内容和版本情况的记载，可为我们考查书目版本提供参考；得书经过的记述，可供考查书的流传情况；所提出的有关问题也可供人们对本书以及有关图籍作进一步探讨研究时作为参考。著名的学者、藏书家所写的古籍题跋，即所谓“名家题跋”，常常被版本目录学家和有关的科学工作者视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或依据，因此，不仅附有名家手书题跋的原书常为人珍视，而且有的著名人物所写的古籍题跋，还往往被后人另行抄存以至辑成专书，广泛流布，足见其价值。
如清代藏书家黄丕烈所写的古籍题跋被汇辑为《尧蒲藏书题识》，古籍校勘家顾千里所写的古籍题跋被汇辑为《思适斋书跋》等都是这类成果的代表。近代藏书家傅增湘的《藏园群书题记》、周叔弢的《自庄严堪藏书题识》、邓之诚的《桑园读书记》、马叙伦的《读书小记》、《读书续记》等，尽管偶然间及掌故，但是重点仍在资料和校勘，有的已近于目录学的范畴，更不要讲抒情了。邓之诚以文学史家的眼光写书话。1955年他在编完自己的《桑园读书记》后说，他的读书记是“提要”和“札记”的合成。“提要”是“撮其内容，使未读书者稍明途径，且知某事见某书；为切实可用也”。“札记”则“间附己见”，意在表述各人的观点。这是经验所得，成一家之言，是书话的另一种写法。近年来，孙犁先生写的《书衣文录》，一反传统藏书题跋的写法，甚至把与书本身全无关系的一时感触也写在书中。但是几乎没有人不承认那是书话，而且是思想深刻、别具一格的书话。
“五四”以来的新文人中，撰写这类题跋的也不少，但往往是有关古书的，如著名的藏书家郑振铎，写有大量的古籍题跋，被收集在《西谛题跋》中出版，《一氓题跋》也收有不少郑先生藏书的题跋。鲁迅收藏旧籍很多，但题跋文字却不多，收录在《鲁迅全集》的只有寥寥数则，比如《题〈凇隐漫录〉》。
题跋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近代以来新文人所写的书话。
[参考文献]
[1]叶德辉.书林清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阿英.阿英书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3]唐弢.晦庵书话[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4]李一氓.一氓书缘[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5]郑振铎.西谛书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6]黄裳.黄裳书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