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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很难给《雪国列车》这样一部电影打上某个国家的标签。这部把整个世界装进一辆500米高速列车的影片本身就像是全球电影工业的缩影：在宣传海报上，你会看到“美国队长”克里斯·埃文斯和韩国演员宋康昊以及英国女演员蒂尔达·斯文顿并排站在一起；这部电影由韩国最大娱乐集团之一的CJ娱乐（CJ ENM）投资，导演为奉俊昊，但却是一部英语片，取景地包括捷克和澳大利亚，CG特效部分则由好莱坞和韩国公司共同完成。
这部电影自2013年在韩国上映以来，就被外界解读为以奉俊昊为代表的韩国一线导演进军好莱坞的重要标志。
“我们跑去洛杉矶录对白，不断收录从荷兰、澳大利亚传过来的影片片断，时常在英国、美国、韩国的时差之间工作。”崔太英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他是韩国公司Live Tone的首席技术官，负责《雪国列车》的声效制作。“我们很早就进入了这个项目，9个工程师为这个项目工作了6个月。”崔太英说，而通常电影声效差不多只要1个月就能完成。
崔太英和《雪国列车》的首席剪辑师崔敏英其实都是认识奉俊昊超过10年的老朋友。崔敏英在10年前创办了C-47制作公司，当初从美国毕业回到韩国时，他的梦想只是亲自剪辑一部韩国电影而已。而11年之后，C-47成为一家拥有16名剪辑师，少数可以处理从剪辑、调色、声音到视觉特效在内的整个后期过程的公司之一，办公室位于首尔江南区一栋4层小楼，每年经手的韩国电影不在少数。
你可以从他们三个韩国电影从业者身上看到许多的相似之处：年纪相仿，都在40至45岁之间；多少都会说英文；有超过15年的从业经验，他们的成功正好赶上了韩国电影的繁荣时代，建立起自己的事业。这些共同经历让他们更容易成为朋友。合作至今，因为有很好的沟通，所以在他们眼中处理这样的项目并不是十分费力。
但对于电影投资方CJ娱乐来说，《雪国列车》并不是一个特别轻松的项目。这部影片的整体预算达到了4000万美元，刷新了韩国电影单部投资的记录。奉俊昊的上一部特效电影《汉江怪物》的预算只有它的1/4，而在韩国，超过1000万美元的投资就被认为是大制作，CJ娱乐此前的单部电影最大投资也从来没有超过1500万美元，1500万美元在韩国电影业被认为是投入的上限。
“最初奉俊昊只是想做一个中等规模的电影，开始的预算是900至1000万美元。后来项目投资变大部分原因是政府希望像他这样级别的导演可以做一些像好莱坞大片那样卖到全球的大项目，”投资公司MVP Capital的副总裁具英权说，“许多人觉得这次CJ Entertainment冒了很大的风险，都替它捏了一把汗。”MVPC也投资了这部电影。
在此之前，CJ娱乐在单部电影上最大的投资是1500万美元。CJ娱乐资深宣传经理尹仁浩说：”这个项目只靠韩国市场肯定是不能回收成本的，我们确实冒了风险，但我们觉得这个风险是可控的。”
CJ娱乐之所以如此有信心的原因在于过去2年韩国国内电影市场的火爆—观影人数连续2年突破1亿人次，比5年前2008年的6355万人次增长一倍，平均观影次数达到创纪录的4.2次，超过美国，仅次于冰岛位于全球第二。
与中国不同的是，韩国本土电影在与好莱坞电影的竞争中全面占据了上风，2012年票房前10位的电影中本土电影达7部，2013年这个数字进一步上升到历史最高的9部，只有《钢铁侠3》一部外国影片挤进了前10。
“现在很多好莱坞影片故事趋同，当观众对特效不再惊奇，又无法找到更深的情感联系时，他们就会厌倦这类影片。与此同时韩国本土电影讲故事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好，所以观众很自然就转向韩国电影了。”Showbox首席运营官郑根旭说，“观众与本土电影更容易产生情感联系，本土电影在过去两年重新赢得了观众的信任。”
《雪国列车》并不是2013年韩国最卖座的影片，讲述7号监狱房里发生的亲情和狱友间友情的影片《7号房的礼物》吸引了超过1200万人观看，超过第二名《雪国列车》300万人。去年票房排名前10名的电影中，《柏林》、《隐秘而伟大》、《辩护人》和《新世界》等影片大多都是与韩国社会现实有着紧密联系的题材。
看起来韩国电影业正处于1990年代以来的又一个好时候。在过去20年时间里，韩国电影建立起了一套适合自己的工业系统、一群对韩国电影拥有信心的本土观众以及一个给予优秀作品和年轻人正向激励的体系。
在大多数韩国电影从业者眼中，如果仅仅把韩国电影崛起的原因归结为电影审查制度的废除是过于草率的。尽管1998年金大中上台之后废除了审查制度的确激发了韩国电影的创造力，但在此之前，不少先决条件都已成熟，废除电影审查更像是一个催化剂。
1994年，崔益焕成为了韩国电影与艺术学院（KAFA）第11届的10名学生之一。KAFA是由现在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FIC）的前身韩国电影促进委员会（KMPPC）在1984年建立的电影学院，目的是希望给老旧的韩国电影体系带来外部新鲜血液。大多数人眼中，这是韩国电影由旧到新的转折期，也是韩国电影振兴的原点。此后，不少从KAFA毕业的年轻人才进入了行业内，为韩国电影成长提供了人才储备。
在崔益焕的回忆中，当年的KAFA在教学能力上还有所欠缺。与他同届的学生中没有一个人拍过电影或拥有与电影相关的专业知识。“那个时候好像什么都没教我们，可能最多的就是教我们怎么用那些设备，然后就让我们拍，”目前已经是KAFA学院院长的崔益焕说，“那一年时间我们拍了很多短片，大概每一个人有4至6部，更多是自己摸索，和现在完善的培训体系完全不同。”崔益焕告诉《第一财经周 刊》。
尽管如此，那一届10个学生中有5位都在日后成为了知名导演，其中就包括来自社会学背景的奉俊昊。崔益焕觉得他们像一群“外来者”，游离于韩国电影传统封闭的师徒制之外，面对传统的电影工业，他们毕业之后虽然还得从底层做起，但变革的力量已经被注入其中。 在崔益焕、奉俊昊进入KAFA学习的同一年，李春延创办了一家制片公司，他给这公司取了一个充满未来意味的名称—CINE2000。喜欢《星球大战》的大男孩张承浩也在1994年建立了自己的特效公司MOFAC，当时世面上几乎没有讲述特效相关专业的韩文书籍。“那个时候我英文又很烂，常常带着一本英文字典，边看边查，进度很慢，差不多 6个月才能看完一本书。”张承浩用流利的英文告诉《第一财经周刊》。那个时候由于韩国国内每年生产的电影很少，没有什么特效的概念，起初他只能靠接一些广告来维持收入。
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业会在接下来几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1990年代开始，三星、LG这样的大企业为了销售自己的录像机等硬件产品，开始投资内容制作领域。“它们设立娱乐部门，出钱拍电影，会派人去国外学习电影制作。”具英权说。但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三星等大公司们撤走了投资，这些部门大多被裁减，许多影院关门。
1998年无疑是个转折点。金大中政府通过大选上台后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推行文化产业的改革，并全面修订了电影法。新的电影法废除了电影审查，由电影分级制替代；废除原来的管理机构韩国电影促进委员会（KMPPC），成立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FIC）， 专门扶持韩国电影。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了KOFIC，他们有更灵活的思维，把KOFIC从家长制高压式的管理机构变成一个行业服务性机构，而同一时期釜山电影节的设立，则让韩国电影从封闭走向了开放。
“在这一时期，政府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扩大电影制作规模，生产足够的产品，一切政策也是围绕这个展开，”KOFIC电影研究与发展部部长金铉秀说，“具体目标包括增加专业导演、演员的数量，同时增加对电影的直接投资。”
KOFIC投资电影有两种形式：对艺术性电影进行直接投资，或者与风险投资公司成立投资基金，对商业性电影进行投资。
如果想获得政府对于艺术电影的投资，制片公司需要提出申请，政府从中选择项目。KOFIC内部组成了一个9人的审查委员会，包括导演、制片人、制片公司代表和评论人，他们对剧本进行讨论和评估，将选择结果放在网上公示，并负责监督项目执行。“如果项目最终赚了钱则要归还政府投资部分，赔了就算了。”金铉秀部长说。
政府对于商业电影的投资过程则更为复杂一些。它们通常会通过与MVP Capital这样的VC公司成立电影投资基金的形式向片方注资。“政府投钱的比例通常占投资基金的40%至60%不等。”具英权说。
与中国的投资和制片常常结合在一起不同，韩国电影的投资和制片是两个分开的环节。对于韩国电影的投资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政府参与的多半是制作和影片的宣传发行环节，早期的剧本和创意阶段的资金则由制片方自己承担。近年来，KOFIC还会针对小成本电影设立奖励机制，达到一定的票房成绩就能拿到来自政府的资金补贴。
具英权就职的MVP Capital成立于2000年，主要的投资也集中在影片宣发这个部分。“比如我们成立一只基金，政府出50%，CJ出10%至20%，剩下的资金募集自其他LP。我们会投资几十个不同的电影项目的宣发阶段，然后在一定年限，比如5年之后结算收益。”具英权说。
KOFIC除了提供资金支持，还在导演培养方面进行投入。韩国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设立与电影相关的专业。1997年KAFA在导演专业之外也增加了摄影专业，并在2年之后把原来1年的项目扩展为2年。而由于导演人才的稀缺，原来从KAFA毕业的“并不那么专业”、“在行业底层工作” 的导演获得了制片人更多的亲睐—奉俊昊在1998年前后接到了第一部由他担任编剧的电影作品《幽灵号潜艇》。“奉俊昊通过这部电影获得了未来当导演的机会，他在几年后拍了自己第一个长片《杀死门前狗》，”崔益焕说，“那个时候离他毕业只有七八年，这个上升速度比传统系统的周期要快很多 了。”
另一方面，韩国电视剧的发展要比电影早很多，许多演员在1980、1990年代加入电视台开设的演艺训练班，这批人后来频繁出现在韩国电影里。因《情定大饭店》、《IRIS》等电视剧被中国观众熟识的演员郑俊昊也在1990年代加入了MBC演艺学员班，“比较注重实践性。比如对于体力训练，因为拍电视剧工作强度很大，常常要熬夜。而且韩国电视剧是边播边拍，所以还要训练快速阅读剧本、理解剧本的能力。”郑俊昊说，“韩国电视剧的系统会让人觉得很累，可能开拍后你4个月都回不了家，而且拍得不满意没有办法修正。而去演电影可以更好地开发自己的角色和演技，还可以获得更大的名气。”2002年，由他主演的电影《家族荣誉》是当年韩国电影的票房冠军。
另一些拥有丰富舞台剧表演经验的人被娱乐公司聘用为老师，给公司艺人进行演技方面的培训。“培养演员的体系从18年前就开始了，”Sidus Academy培训学院院长安赫模告诉《第一财经周刊》，最初它主要满足娱乐公司自身艺人发展的需求，更像是“公司内部的秘密项目”。
安赫模最著名的两个学生是全智贤和张赫，当时他们都刚刚出道，是娱乐集团Sidus HQ旗下的签约艺人。“那个时候是一对二，我一个人教他们俩，他们两个特点很不一样，”安赫模说，“张赫最开始的时候是对台词和人物的理解能力很强，但是表现力不太行；而全智贤刚刚相反，表演能力很强，但是理解力相对弱一些。”针对两个人的不同情况，他进行了差异性的训练。
创作上更大的自由、人才的培养以及资金上的支持使得韩国电影自1990年代末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1998年，CINE2000制作了恐怖片《女高怪谈》，成为当年本土电影的票房亚军，《女高怪谈》也成为了韩国最赚钱的恐怖电影系列之一。“那个时候钱明显比几年前好找了，所以制作预算高了，内容上可以做很多新的尝试，比如内容上可以讽刺更多社会现象，画面也比以前好了很多。”李春延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多厅影院的建设从另一个角度促进了行业的发展。CJ和乐天都开始投资建设影院，CJ和橙天嘉禾、威秀合作在1996年成立了CGV，第一家CGV多厅影院于1998年在现在首尔江边地铁站附近开业。
你可以把1996年至2006年的10年看成是韩国电影院发展的“黄金十年”，银幕数从511块增长到了1880块，多厅影院数量从1996年的0家发展到了2006年的321家。渠道的快速扩张刺激了对内容生产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制片公司和专业的制片人开始出现，CJ、乐天这些拥有主要院线的投资公司不断催促创作者们生产出更多的作品。
不少在1990年代末开始策划的电影都集中在2002至2004年上映。制作预算的上升让电影人更加关注电影的画面品质，对电影特效的需求也被激发。“那个时候我们接到了越来越多电影特效的制作需求，包括当时最著名的《共同警备区》。”张承浩说。《共同警备区》让韩国观众重新对本土电影产生了兴趣，而这种兴趣在更多优秀的作品和更舒适的多厅影院的催化下，推动了韩国电影业的繁荣。
你最熟悉的那些韩国电影几乎都出现在那一时期，让全智贤大红大紫的《我的野蛮女友》，奉俊昊的代表作、第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杀人回忆》，朴赞郁的《老男孩》、姜帝圭的《太极旗飘扬》等。这些都让观众在好莱坞电影之外有了新的选择。
那是韩国电影人的美好时光。对于导演李俊益来说，2003年拍摄《黄山伐》时情况已经和1990年代初拍摄第一部作品《孩子帽》时完全不同。“之前拍戏主要是剧院老板出钱，你要拿着剧本去找他们要投资，或者是被三星这样的大公司看上，”李俊益说，“2000年之后可以拿到钱的地方越来越多，有不同的机构，制作费用也提升了不少，找钱拍电影容易了很多。”
郑俊浩也觉得2000年初期是一段比较惬意的工作时期。“2002年拍《家族荣誉》那个时候，拍摄现场和电影制作过程的气氛比以前要更加活泼轻松，更有活力。因为那个时候市场比较好，有很多资本投资进来，大家忙完这个作品马上可以再拍下一个再下一个，一直有工作，能够形成一种对未来的确定性和期待。那个时候演员最高的时候可以拿到5亿韩元的片酬，同时投资足够的话可以有很好的制作班底，很好的设备，演员表演起来会更有信心。”
MOFAC的张承浩回忆说，他做得最爽的一部电影就是2001年的《火山高校》，这是韩国第一部、全世界第三部数字摄影机拍摄的电影，在那个还是胶片盛行的年代拍摄这样一部“新技术”电影让他在时隔10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兴奋不已。
“那个时候随着市场越来越好，越来越多资金进入，鱼龙混杂，跟风和模仿越来越多。一个题材成功了，马上就有五六部类似题材的电影出现，但这些电影大多数在后来都赔了钱。”李春延说。
到2007年金融危机前，韩国电影市场的投资回报率已经从2005年的7.9%降到2006年的-24.5%，“每年上映的电影中可能只有几部可以挣到钱，市场出现了泡沫。”电影投资公司Showbox首席运营官郑根旭说。
投资公司和制片公司对于业绩和利润的追求被认为是这种盲目投资和制作水准降低的主要原因。“那时候许多上市公司要做业绩，没有想清楚就开始拍，纯粹是为了拍电影而拍电影。”崔益焕部长说。
2006年共有108部本土电影上映，这个数字是改革后第一年1999年本土电影数量的两倍还多。
逐利的资本在行业陷入低谷之后迅速撤离，加上金融危机，除了几个大的投资公司CJ、Showbox、乐天之外，其他许多中小型发行制作公司纷纷倒闭，“那时候出现了很多‘奥林匹克’公司，4年才出一个片子。”李春延说。变化也影响到了特效公司，MOFAC接的活开始变少，张承浩开始通过接一些电视剧和展会特效制作来补充公司收入。
为了维持行业平衡，KOFIC开始通过政策调整限制大公司进一步垄断整个行业。在那几年，大公司的项目无法从政府投资的基金中获得支持，这些钱被用来支持N.E.W. 这样新的电影投资公司和艺术电影的发展。
因为没有足够多的好项目，所以投资公司开始自己开发项目。“我们不仅是投资人，我们参与制片，还是主要的发行商之一；导演在拍摄之外，开始建立自己的工作室做一些制片的工作；以往编剧只是被导演或者制片人雇佣来写东西，但是如今他们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开始直接和他们签约，来开发剧本。”郑根旭说。
大家越来越认识到竞争焦点从渠道转向了内容，为了生产更优秀的内容，需要更强的专业技能，整个韩国电影产业链都开始向着专业化进行升级。
一些在行业里拥有丰富经验的人开始重新进入像KAFA这样的机构训练，“KAFA每年接收到的申请比以前更多，通常都是招收人数的10倍以上，平均年龄也比以前更大一些，2014年第31届学生的平均年龄在31岁。”崔益焕说。
KAFA也在随着行业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教学内容，2006年它们开始增加研究生项目，完成本科项目的学生可以选择参加长片这个项目，学生被要求一起合作拍摄三部长片和一部动画电影，这些电影由政府和CJ出资拍摄，打上“KAFA电影”的标签，被选送到国内外电影节进行评选。KAFA也请来越来越多的导演、制片人进行主题演讲，与学员进行交流，并将优秀的学生推荐给行业的知名导演和制片人，以帮助年轻人在毕业后更容易进入和适应这个系统。
安赫模对全智贤和张赫进行的培训项目在6年前变成了Sidus Academy艺人培训学院，演员可以在这里接受为期2年的职业培训，包括5个月的基础演技训练、4个月的镜头前训练、5个月的预备表演训练以及最后3个月的实际电影短片表演训练。
为了更好地抢占上游的内容资源，与创作者建立更紧密的关系，Showbox在4年前开始与导演建立长约共同开发项目。这种设计最初的想法是为了缩短多个项目操作的准备时间，因为导演和Showbox有一个长期的合同，受到合同的保护，所以他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很自由地和Showbox分享下一部电影的想法。当双方达成一个共识以后，创作者就能立即进入写剧本的环节。这个过程通常要花费1至2年时间，然后就能直接进入拍摄和后期制作，所以平均下来一部电影的操作时间需要3年。 对于签约的对象Showbox有着自己的标准，能够自己发展想法，自己写剧本并能够完成拍摄的尹钟彬、韩在林等是它们理想的选择对象，目前包括他们在内Showbox共签约了9名导演，平均每一名导演有2至3部的合约。
这种方式比以往导演花几年拍完一个项目然后休息几个月再来想下一部电影要高效很多。“比如崔东勋上一部作品是2年前的《夺宝联盟》，而在制作这部片子的时候，他已经在和我们计划下一个项目，这个新项目会在2014年10月开机，明年暑期上映，刚好是3年，而且每一步都做得很扎实。”郑根旭说。
如今，要想从Showbox这样的韩国投资公司顺利拿到资金，你需要做更多的准备。它们都开始强调投资决策的“科学化”的“量化”，它们会对剧本进行细致的分析、对许多评估指标进行判断；为了不埋没创意和人才，这些公司也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扁平。
为了更好地控制项目风险，CJ、Showbox、N.E.W. 这样的公司希望在项目中扮演更大的角色。它们开始更多介入制作，通常会以“友好的反馈”的形式向创作者输出建议，有时也会参与影片角色的选择，投资人在整个项目中的地位变得更加强势。
这种以投资人为主导的项目制更能为影片聚拢资源。CINE2000在2013年制作的《恐怖直播》进入当年韩国电影票房前十。作为这个行业最受尊敬的制片人，李春延为这部影片的编剧和新人导演配置了豪华的阵容，他请来了河正宇担任主演，配置了优秀的拍摄和后期团队。
“那些公司可能不相信这个年轻人，但是他们相信我。”李春延说，“而我相信他的能力，我也愿意尽制片人的责任帮助他制作出最好的作品，并和他一起分享收益。”
“在韩国，只要你有好的剧本，哪怕是新人，像宋康昊、河正宇这样的大牌也会加盟，因为这些电影都会有一个强大的制片人。这也给了新人一种正向的激励。”韩国电影研究者周健蔚说。
韩国电影在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经历了5年的调整期，整个市场从2012年开始复苏，银幕数重新稳定在了2000块以上，投资回报率也再次回升到13.2%，观影人次较2011年同比增长了21%，本土电影的观影人数也首次超过了1亿。
如今，电影行业的发展与韩国的地方经济更紧密地结合了起来。釜山在1996年设立釜山电影节，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吸引外地团队来釜山拍摄。“当时釜山政府没有钱没有人，但是有效率，手续很快。”釜山电影节策划总监金智奭说，“对于剧组来说，时间是最保贵的，多拍一天就多一天的花费，所以釜山市政府这种做法吸引了大批剧组来这里拍摄，带来了大量住宿和消费的同时也宣传了釜山。”
更明显的例子来自离首尔半小时车程的小城市高阳。5年前，高阳决定把包括影视剧、游戏、动漫在内的创意产业作为高阳市未来发展的重点，并建立了高阳振兴院。“剧组来高阳取景拍摄可以享受最高30%的补贴，并且我们出面同33个政府部门沟通，包括交通、安保等，在最短的时间内会实现你的拍摄需求。”高阳振兴院主席金仁焕说。
为了满足越来越多的电影对于水下场景拍摄的需求，高阳在2011年建立了韩国国内第一个水下拍摄中心，由3座不同大小的水槽组成，经由一个旧净水厂改造而成。它可以拍摄小到汽车冲入水中，大到像《海云台》那种海上灾难片在内的不同场景，而奉俊昊下一部监制的作品《海雾》的大部分拍摄也在这里完成。
除了吸引剧组来高阳市拍摄，高阳还希望通过提供宽大的办公场地和税收减免来吸引影视企业将总部搬到这里。崔太英2013年决定把Live Tone的办公室搬到高阳，“除了给我们更大的办公室和税收减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后期公司都在这个楼里，我们可以更方便地沟通。”目前有超过20家制片公司和40家后期公司都搬到了高阳。
受到各项优惠政策和硬件设施的吸引，越来越多的好莱坞大项目都选择来韩国取景拍摄。2014年4月，《复仇者联盟2》刚刚在首尔完成取景拍摄，这是韩国本土团队难得的学习机会。在好莱坞做了近20年独立导演的韩国人Benson Lee的最新电影Seoul Searching也选择在韩国拍摄。“刚开始有许多城市表示欢迎，但一听到是一个韩国人主演的英语电影，有些地方就不太愿意。它们希望要么就是本土电影，要么是好莱坞商业片，我觉得这种想法有点过于死板。”
包括研究韩国电影的美国人Darcy Paquet在内，许多人也提出了对韩国电影是否会过于商业化的担忧。“从艺术批评的角度来说，我并不觉得现在的韩国电影比10年前好，它们看上去都太相似了。”Darcy Paquet告诉《第一财经周刊》，“那些在2000年以后拍摄第一部影片的新生代韩国导演就再也没有入选过戛纳竞赛单元。”他从1997年来到首尔定居，创办了koreanfilm.org网站和Wildflower电影奖。
KAFA的崔院长认为韩国像一个“迷你好莱坞”，学习了好莱坞的“故事体系”，然后融入本土化的创作，他认为这也是许多外国观众能够很容易理解韩国电影的原因。在好莱坞呆了超过10年的独立制片人Andrea Chung则认为，韩国与其说是迷你好莱坞，还不如说类似法国体系，“Top10电影中都是自己的作品，不支持好莱坞作品，也不需要外部资金。”这些争论和质疑最终还是为了解决韩国电影如何发展的问题，毕竟它有一个明显的市场天花板。但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短期内韩国电影人还不用太担心。
《雪国列车》2013年8月1日在韩国上映，5天时间内吸引了400万观众，已经从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已上映地区获得了8000万美元票房。2014年6月27日，它将在北美地区上映，有趣的是同一天正好赶上了《变形金刚4》的全球首映。
韩国电影的列车才刚刚开到好莱坞。
这部电影自2013年在韩国上映以来，就被外界解读为以奉俊昊为代表的韩国一线导演进军好莱坞的重要标志。
“我们跑去洛杉矶录对白，不断收录从荷兰、澳大利亚传过来的影片片断，时常在英国、美国、韩国的时差之间工作。”崔太英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他是韩国公司Live Tone的首席技术官，负责《雪国列车》的声效制作。“我们很早就进入了这个项目，9个工程师为这个项目工作了6个月。”崔太英说，而通常电影声效差不多只要1个月就能完成。
崔太英和《雪国列车》的首席剪辑师崔敏英其实都是认识奉俊昊超过10年的老朋友。崔敏英在10年前创办了C-47制作公司，当初从美国毕业回到韩国时，他的梦想只是亲自剪辑一部韩国电影而已。而11年之后，C-47成为一家拥有16名剪辑师，少数可以处理从剪辑、调色、声音到视觉特效在内的整个后期过程的公司之一，办公室位于首尔江南区一栋4层小楼，每年经手的韩国电影不在少数。
你可以从他们三个韩国电影从业者身上看到许多的相似之处：年纪相仿，都在40至45岁之间；多少都会说英文；有超过15年的从业经验，他们的成功正好赶上了韩国电影的繁荣时代，建立起自己的事业。这些共同经历让他们更容易成为朋友。合作至今，因为有很好的沟通，所以在他们眼中处理这样的项目并不是十分费力。
但对于电影投资方CJ娱乐来说，《雪国列车》并不是一个特别轻松的项目。这部影片的整体预算达到了4000万美元，刷新了韩国电影单部投资的记录。奉俊昊的上一部特效电影《汉江怪物》的预算只有它的1/4，而在韩国，超过1000万美元的投资就被认为是大制作，CJ娱乐此前的单部电影最大投资也从来没有超过1500万美元，1500万美元在韩国电影业被认为是投入的上限。
“最初奉俊昊只是想做一个中等规模的电影，开始的预算是900至1000万美元。后来项目投资变大部分原因是政府希望像他这样级别的导演可以做一些像好莱坞大片那样卖到全球的大项目，”投资公司MVP Capital的副总裁具英权说，“许多人觉得这次CJ Entertainment冒了很大的风险，都替它捏了一把汗。”MVPC也投资了这部电影。
在此之前，CJ娱乐在单部电影上最大的投资是1500万美元。CJ娱乐资深宣传经理尹仁浩说：”这个项目只靠韩国市场肯定是不能回收成本的，我们确实冒了风险，但我们觉得这个风险是可控的。”
CJ娱乐之所以如此有信心的原因在于过去2年韩国国内电影市场的火爆—观影人数连续2年突破1亿人次，比5年前2008年的6355万人次增长一倍，平均观影次数达到创纪录的4.2次，超过美国，仅次于冰岛位于全球第二。
与中国不同的是，韩国本土电影在与好莱坞电影的竞争中全面占据了上风，2012年票房前10位的电影中本土电影达7部，2013年这个数字进一步上升到历史最高的9部，只有《钢铁侠3》一部外国影片挤进了前10。
“现在很多好莱坞影片故事趋同，当观众对特效不再惊奇，又无法找到更深的情感联系时，他们就会厌倦这类影片。与此同时韩国本土电影讲故事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好，所以观众很自然就转向韩国电影了。”Showbox首席运营官郑根旭说，“观众与本土电影更容易产生情感联系，本土电影在过去两年重新赢得了观众的信任。”
《雪国列车》并不是2013年韩国最卖座的影片，讲述7号监狱房里发生的亲情和狱友间友情的影片《7号房的礼物》吸引了超过1200万人观看，超过第二名《雪国列车》300万人。去年票房排名前10名的电影中，《柏林》、《隐秘而伟大》、《辩护人》和《新世界》等影片大多都是与韩国社会现实有着紧密联系的题材。
看起来韩国电影业正处于1990年代以来的又一个好时候。在过去20年时间里，韩国电影建立起了一套适合自己的工业系统、一群对韩国电影拥有信心的本土观众以及一个给予优秀作品和年轻人正向激励的体系。
在大多数韩国电影从业者眼中，如果仅仅把韩国电影崛起的原因归结为电影审查制度的废除是过于草率的。尽管1998年金大中上台之后废除了审查制度的确激发了韩国电影的创造力，但在此之前，不少先决条件都已成熟，废除电影审查更像是一个催化剂。
1994年，崔益焕成为了韩国电影与艺术学院（KAFA）第11届的10名学生之一。KAFA是由现在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FIC）的前身韩国电影促进委员会（KMPPC）在1984年建立的电影学院，目的是希望给老旧的韩国电影体系带来外部新鲜血液。大多数人眼中，这是韩国电影由旧到新的转折期，也是韩国电影振兴的原点。此后，不少从KAFA毕业的年轻人才进入了行业内，为韩国电影成长提供了人才储备。
在崔益焕的回忆中，当年的KAFA在教学能力上还有所欠缺。与他同届的学生中没有一个人拍过电影或拥有与电影相关的专业知识。“那个时候好像什么都没教我们，可能最多的就是教我们怎么用那些设备，然后就让我们拍，”目前已经是KAFA学院院长的崔益焕说，“那一年时间我们拍了很多短片，大概每一个人有4至6部，更多是自己摸索，和现在完善的培训体系完全不同。”崔益焕告诉《第一财经周 刊》。
尽管如此，那一届10个学生中有5位都在日后成为了知名导演，其中就包括来自社会学背景的奉俊昊。崔益焕觉得他们像一群“外来者”，游离于韩国电影传统封闭的师徒制之外，面对传统的电影工业，他们毕业之后虽然还得从底层做起，但变革的力量已经被注入其中。 在崔益焕、奉俊昊进入KAFA学习的同一年，李春延创办了一家制片公司，他给这公司取了一个充满未来意味的名称—CINE2000。喜欢《星球大战》的大男孩张承浩也在1994年建立了自己的特效公司MOFAC，当时世面上几乎没有讲述特效相关专业的韩文书籍。“那个时候我英文又很烂，常常带着一本英文字典，边看边查，进度很慢，差不多 6个月才能看完一本书。”张承浩用流利的英文告诉《第一财经周刊》。那个时候由于韩国国内每年生产的电影很少，没有什么特效的概念，起初他只能靠接一些广告来维持收入。
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业会在接下来几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1990年代开始，三星、LG这样的大企业为了销售自己的录像机等硬件产品，开始投资内容制作领域。“它们设立娱乐部门，出钱拍电影，会派人去国外学习电影制作。”具英权说。但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三星等大公司们撤走了投资，这些部门大多被裁减，许多影院关门。
1998年无疑是个转折点。金大中政府通过大选上台后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推行文化产业的改革，并全面修订了电影法。新的电影法废除了电影审查，由电影分级制替代；废除原来的管理机构韩国电影促进委员会（KMPPC），成立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FIC）， 专门扶持韩国电影。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了KOFIC，他们有更灵活的思维，把KOFIC从家长制高压式的管理机构变成一个行业服务性机构，而同一时期釜山电影节的设立，则让韩国电影从封闭走向了开放。
“在这一时期，政府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扩大电影制作规模，生产足够的产品，一切政策也是围绕这个展开，”KOFIC电影研究与发展部部长金铉秀说，“具体目标包括增加专业导演、演员的数量，同时增加对电影的直接投资。”
KOFIC投资电影有两种形式：对艺术性电影进行直接投资，或者与风险投资公司成立投资基金，对商业性电影进行投资。
如果想获得政府对于艺术电影的投资，制片公司需要提出申请，政府从中选择项目。KOFIC内部组成了一个9人的审查委员会，包括导演、制片人、制片公司代表和评论人，他们对剧本进行讨论和评估，将选择结果放在网上公示，并负责监督项目执行。“如果项目最终赚了钱则要归还政府投资部分，赔了就算了。”金铉秀部长说。
政府对于商业电影的投资过程则更为复杂一些。它们通常会通过与MVP Capital这样的VC公司成立电影投资基金的形式向片方注资。“政府投钱的比例通常占投资基金的40%至60%不等。”具英权说。
与中国的投资和制片常常结合在一起不同，韩国电影的投资和制片是两个分开的环节。对于韩国电影的投资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政府参与的多半是制作和影片的宣传发行环节，早期的剧本和创意阶段的资金则由制片方自己承担。近年来，KOFIC还会针对小成本电影设立奖励机制，达到一定的票房成绩就能拿到来自政府的资金补贴。
具英权就职的MVP Capital成立于2000年，主要的投资也集中在影片宣发这个部分。“比如我们成立一只基金，政府出50%，CJ出10%至20%，剩下的资金募集自其他LP。我们会投资几十个不同的电影项目的宣发阶段，然后在一定年限，比如5年之后结算收益。”具英权说。
KOFIC除了提供资金支持，还在导演培养方面进行投入。韩国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设立与电影相关的专业。1997年KAFA在导演专业之外也增加了摄影专业，并在2年之后把原来1年的项目扩展为2年。而由于导演人才的稀缺，原来从KAFA毕业的“并不那么专业”、“在行业底层工作” 的导演获得了制片人更多的亲睐—奉俊昊在1998年前后接到了第一部由他担任编剧的电影作品《幽灵号潜艇》。“奉俊昊通过这部电影获得了未来当导演的机会，他在几年后拍了自己第一个长片《杀死门前狗》，”崔益焕说，“那个时候离他毕业只有七八年，这个上升速度比传统系统的周期要快很多 了。”
另一方面，韩国电视剧的发展要比电影早很多，许多演员在1980、1990年代加入电视台开设的演艺训练班，这批人后来频繁出现在韩国电影里。因《情定大饭店》、《IRIS》等电视剧被中国观众熟识的演员郑俊昊也在1990年代加入了MBC演艺学员班，“比较注重实践性。比如对于体力训练，因为拍电视剧工作强度很大，常常要熬夜。而且韩国电视剧是边播边拍，所以还要训练快速阅读剧本、理解剧本的能力。”郑俊昊说，“韩国电视剧的系统会让人觉得很累，可能开拍后你4个月都回不了家，而且拍得不满意没有办法修正。而去演电影可以更好地开发自己的角色和演技，还可以获得更大的名气。”2002年，由他主演的电影《家族荣誉》是当年韩国电影的票房冠军。
另一些拥有丰富舞台剧表演经验的人被娱乐公司聘用为老师，给公司艺人进行演技方面的培训。“培养演员的体系从18年前就开始了，”Sidus Academy培训学院院长安赫模告诉《第一财经周刊》，最初它主要满足娱乐公司自身艺人发展的需求，更像是“公司内部的秘密项目”。
安赫模最著名的两个学生是全智贤和张赫，当时他们都刚刚出道，是娱乐集团Sidus HQ旗下的签约艺人。“那个时候是一对二，我一个人教他们俩，他们两个特点很不一样，”安赫模说，“张赫最开始的时候是对台词和人物的理解能力很强，但是表现力不太行；而全智贤刚刚相反，表演能力很强，但是理解力相对弱一些。”针对两个人的不同情况，他进行了差异性的训练。
创作上更大的自由、人才的培养以及资金上的支持使得韩国电影自1990年代末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1998年，CINE2000制作了恐怖片《女高怪谈》，成为当年本土电影的票房亚军，《女高怪谈》也成为了韩国最赚钱的恐怖电影系列之一。“那个时候钱明显比几年前好找了，所以制作预算高了，内容上可以做很多新的尝试，比如内容上可以讽刺更多社会现象，画面也比以前好了很多。”李春延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多厅影院的建设从另一个角度促进了行业的发展。CJ和乐天都开始投资建设影院，CJ和橙天嘉禾、威秀合作在1996年成立了CGV，第一家CGV多厅影院于1998年在现在首尔江边地铁站附近开业。
你可以把1996年至2006年的10年看成是韩国电影院发展的“黄金十年”，银幕数从511块增长到了1880块，多厅影院数量从1996年的0家发展到了2006年的321家。渠道的快速扩张刺激了对内容生产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制片公司和专业的制片人开始出现，CJ、乐天这些拥有主要院线的投资公司不断催促创作者们生产出更多的作品。
不少在1990年代末开始策划的电影都集中在2002至2004年上映。制作预算的上升让电影人更加关注电影的画面品质，对电影特效的需求也被激发。“那个时候我们接到了越来越多电影特效的制作需求，包括当时最著名的《共同警备区》。”张承浩说。《共同警备区》让韩国观众重新对本土电影产生了兴趣，而这种兴趣在更多优秀的作品和更舒适的多厅影院的催化下，推动了韩国电影业的繁荣。
你最熟悉的那些韩国电影几乎都出现在那一时期，让全智贤大红大紫的《我的野蛮女友》，奉俊昊的代表作、第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杀人回忆》，朴赞郁的《老男孩》、姜帝圭的《太极旗飘扬》等。这些都让观众在好莱坞电影之外有了新的选择。
那是韩国电影人的美好时光。对于导演李俊益来说，2003年拍摄《黄山伐》时情况已经和1990年代初拍摄第一部作品《孩子帽》时完全不同。“之前拍戏主要是剧院老板出钱，你要拿着剧本去找他们要投资，或者是被三星这样的大公司看上，”李俊益说，“2000年之后可以拿到钱的地方越来越多，有不同的机构，制作费用也提升了不少，找钱拍电影容易了很多。”
郑俊浩也觉得2000年初期是一段比较惬意的工作时期。“2002年拍《家族荣誉》那个时候，拍摄现场和电影制作过程的气氛比以前要更加活泼轻松，更有活力。因为那个时候市场比较好，有很多资本投资进来，大家忙完这个作品马上可以再拍下一个再下一个，一直有工作，能够形成一种对未来的确定性和期待。那个时候演员最高的时候可以拿到5亿韩元的片酬，同时投资足够的话可以有很好的制作班底，很好的设备，演员表演起来会更有信心。”
MOFAC的张承浩回忆说，他做得最爽的一部电影就是2001年的《火山高校》，这是韩国第一部、全世界第三部数字摄影机拍摄的电影，在那个还是胶片盛行的年代拍摄这样一部“新技术”电影让他在时隔10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兴奋不已。
“那个时候随着市场越来越好，越来越多资金进入，鱼龙混杂，跟风和模仿越来越多。一个题材成功了，马上就有五六部类似题材的电影出现，但这些电影大多数在后来都赔了钱。”李春延说。
到2007年金融危机前，韩国电影市场的投资回报率已经从2005年的7.9%降到2006年的-24.5%，“每年上映的电影中可能只有几部可以挣到钱，市场出现了泡沫。”电影投资公司Showbox首席运营官郑根旭说。
投资公司和制片公司对于业绩和利润的追求被认为是这种盲目投资和制作水准降低的主要原因。“那时候许多上市公司要做业绩，没有想清楚就开始拍，纯粹是为了拍电影而拍电影。”崔益焕部长说。
2006年共有108部本土电影上映，这个数字是改革后第一年1999年本土电影数量的两倍还多。
逐利的资本在行业陷入低谷之后迅速撤离，加上金融危机，除了几个大的投资公司CJ、Showbox、乐天之外，其他许多中小型发行制作公司纷纷倒闭，“那时候出现了很多‘奥林匹克’公司，4年才出一个片子。”李春延说。变化也影响到了特效公司，MOFAC接的活开始变少，张承浩开始通过接一些电视剧和展会特效制作来补充公司收入。
为了维持行业平衡，KOFIC开始通过政策调整限制大公司进一步垄断整个行业。在那几年，大公司的项目无法从政府投资的基金中获得支持，这些钱被用来支持N.E.W. 这样新的电影投资公司和艺术电影的发展。
因为没有足够多的好项目，所以投资公司开始自己开发项目。“我们不仅是投资人，我们参与制片，还是主要的发行商之一；导演在拍摄之外，开始建立自己的工作室做一些制片的工作；以往编剧只是被导演或者制片人雇佣来写东西，但是如今他们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开始直接和他们签约，来开发剧本。”郑根旭说。
大家越来越认识到竞争焦点从渠道转向了内容，为了生产更优秀的内容，需要更强的专业技能，整个韩国电影产业链都开始向着专业化进行升级。
一些在行业里拥有丰富经验的人开始重新进入像KAFA这样的机构训练，“KAFA每年接收到的申请比以前更多，通常都是招收人数的10倍以上，平均年龄也比以前更大一些，2014年第31届学生的平均年龄在31岁。”崔益焕说。
KAFA也在随着行业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教学内容，2006年它们开始增加研究生项目，完成本科项目的学生可以选择参加长片这个项目，学生被要求一起合作拍摄三部长片和一部动画电影，这些电影由政府和CJ出资拍摄，打上“KAFA电影”的标签，被选送到国内外电影节进行评选。KAFA也请来越来越多的导演、制片人进行主题演讲，与学员进行交流，并将优秀的学生推荐给行业的知名导演和制片人，以帮助年轻人在毕业后更容易进入和适应这个系统。
安赫模对全智贤和张赫进行的培训项目在6年前变成了Sidus Academy艺人培训学院，演员可以在这里接受为期2年的职业培训，包括5个月的基础演技训练、4个月的镜头前训练、5个月的预备表演训练以及最后3个月的实际电影短片表演训练。
为了更好地抢占上游的内容资源，与创作者建立更紧密的关系，Showbox在4年前开始与导演建立长约共同开发项目。这种设计最初的想法是为了缩短多个项目操作的准备时间，因为导演和Showbox有一个长期的合同，受到合同的保护，所以他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很自由地和Showbox分享下一部电影的想法。当双方达成一个共识以后，创作者就能立即进入写剧本的环节。这个过程通常要花费1至2年时间，然后就能直接进入拍摄和后期制作，所以平均下来一部电影的操作时间需要3年。 对于签约的对象Showbox有着自己的标准，能够自己发展想法，自己写剧本并能够完成拍摄的尹钟彬、韩在林等是它们理想的选择对象，目前包括他们在内Showbox共签约了9名导演，平均每一名导演有2至3部的合约。
这种方式比以往导演花几年拍完一个项目然后休息几个月再来想下一部电影要高效很多。“比如崔东勋上一部作品是2年前的《夺宝联盟》，而在制作这部片子的时候，他已经在和我们计划下一个项目，这个新项目会在2014年10月开机，明年暑期上映，刚好是3年，而且每一步都做得很扎实。”郑根旭说。
如今，要想从Showbox这样的韩国投资公司顺利拿到资金，你需要做更多的准备。它们都开始强调投资决策的“科学化”的“量化”，它们会对剧本进行细致的分析、对许多评估指标进行判断；为了不埋没创意和人才，这些公司也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扁平。
为了更好地控制项目风险，CJ、Showbox、N.E.W. 这样的公司希望在项目中扮演更大的角色。它们开始更多介入制作，通常会以“友好的反馈”的形式向创作者输出建议，有时也会参与影片角色的选择，投资人在整个项目中的地位变得更加强势。
这种以投资人为主导的项目制更能为影片聚拢资源。CINE2000在2013年制作的《恐怖直播》进入当年韩国电影票房前十。作为这个行业最受尊敬的制片人，李春延为这部影片的编剧和新人导演配置了豪华的阵容，他请来了河正宇担任主演，配置了优秀的拍摄和后期团队。
“那些公司可能不相信这个年轻人，但是他们相信我。”李春延说，“而我相信他的能力，我也愿意尽制片人的责任帮助他制作出最好的作品，并和他一起分享收益。”
“在韩国，只要你有好的剧本，哪怕是新人，像宋康昊、河正宇这样的大牌也会加盟，因为这些电影都会有一个强大的制片人。这也给了新人一种正向的激励。”韩国电影研究者周健蔚说。
韩国电影在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经历了5年的调整期，整个市场从2012年开始复苏，银幕数重新稳定在了2000块以上，投资回报率也再次回升到13.2%，观影人次较2011年同比增长了21%，本土电影的观影人数也首次超过了1亿。
如今，电影行业的发展与韩国的地方经济更紧密地结合了起来。釜山在1996年设立釜山电影节，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吸引外地团队来釜山拍摄。“当时釜山政府没有钱没有人，但是有效率，手续很快。”釜山电影节策划总监金智奭说，“对于剧组来说，时间是最保贵的，多拍一天就多一天的花费，所以釜山市政府这种做法吸引了大批剧组来这里拍摄，带来了大量住宿和消费的同时也宣传了釜山。”
更明显的例子来自离首尔半小时车程的小城市高阳。5年前，高阳决定把包括影视剧、游戏、动漫在内的创意产业作为高阳市未来发展的重点，并建立了高阳振兴院。“剧组来高阳取景拍摄可以享受最高30%的补贴，并且我们出面同33个政府部门沟通，包括交通、安保等，在最短的时间内会实现你的拍摄需求。”高阳振兴院主席金仁焕说。
为了满足越来越多的电影对于水下场景拍摄的需求，高阳在2011年建立了韩国国内第一个水下拍摄中心，由3座不同大小的水槽组成，经由一个旧净水厂改造而成。它可以拍摄小到汽车冲入水中，大到像《海云台》那种海上灾难片在内的不同场景，而奉俊昊下一部监制的作品《海雾》的大部分拍摄也在这里完成。
除了吸引剧组来高阳市拍摄，高阳还希望通过提供宽大的办公场地和税收减免来吸引影视企业将总部搬到这里。崔太英2013年决定把Live Tone的办公室搬到高阳，“除了给我们更大的办公室和税收减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后期公司都在这个楼里，我们可以更方便地沟通。”目前有超过20家制片公司和40家后期公司都搬到了高阳。
受到各项优惠政策和硬件设施的吸引，越来越多的好莱坞大项目都选择来韩国取景拍摄。2014年4月，《复仇者联盟2》刚刚在首尔完成取景拍摄，这是韩国本土团队难得的学习机会。在好莱坞做了近20年独立导演的韩国人Benson Lee的最新电影Seoul Searching也选择在韩国拍摄。“刚开始有许多城市表示欢迎，但一听到是一个韩国人主演的英语电影，有些地方就不太愿意。它们希望要么就是本土电影，要么是好莱坞商业片，我觉得这种想法有点过于死板。”
包括研究韩国电影的美国人Darcy Paquet在内，许多人也提出了对韩国电影是否会过于商业化的担忧。“从艺术批评的角度来说，我并不觉得现在的韩国电影比10年前好，它们看上去都太相似了。”Darcy Paquet告诉《第一财经周刊》，“那些在2000年以后拍摄第一部影片的新生代韩国导演就再也没有入选过戛纳竞赛单元。”他从1997年来到首尔定居，创办了koreanfilm.org网站和Wildflower电影奖。
KAFA的崔院长认为韩国像一个“迷你好莱坞”，学习了好莱坞的“故事体系”，然后融入本土化的创作，他认为这也是许多外国观众能够很容易理解韩国电影的原因。在好莱坞呆了超过10年的独立制片人Andrea Chung则认为，韩国与其说是迷你好莱坞，还不如说类似法国体系，“Top10电影中都是自己的作品，不支持好莱坞作品，也不需要外部资金。”这些争论和质疑最终还是为了解决韩国电影如何发展的问题，毕竟它有一个明显的市场天花板。但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短期内韩国电影人还不用太担心。
《雪国列车》2013年8月1日在韩国上映，5天时间内吸引了400万观众，已经从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已上映地区获得了8000万美元票房。2014年6月27日，它将在北美地区上映，有趣的是同一天正好赶上了《变形金刚4》的全球首映。
韩国电影的列车才刚刚开到好莱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