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一词出现在我国史料记载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就连鲁迅笔下的阿Q也会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尽管如此，“君子”一词于今人来讲，绝对还是一个耳熟却不能详的语词。
　　“君子”一词最早见于成书西周的《易经》，如《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谦卦》：“劳谦君子有终吉”等。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也不乏对君子的描述。《诗》三百中就有60余篇、共180多次提到君子一词，为具体称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如《关雎》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草虫》的“未见君子，我心伤悲”；《大东》的“君子所履，小人所视”；《伐檀》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等等。
　　而对“君子”的论述最有影响力的要数《论语》。一部两万多字的《论语》，其中君子一词就出现过100多次，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等等。
　　如同先秦时代不论血缘与非血缘、同姓或异姓皆可称兄道弟一样，“君子”称谓在早期先民社会中的使用十分广泛。以《诗经》为例，《诗经》中君子称谓具象就有：对周天子的尊称；对诸侯卿大夫的敬称；对品德高尚之士的美称；对丈夫情人的爱称；其他认为值得尊敬的人，如主人、教师等。
　　君子称谓的演变，至孔子时期发生了重大的突破。“君子”并不是儒家所创，但却被孔子转化为专门描述道德人格的概念，而不是单指对人的称谓。从此，“君子”以其新的生命基因，穿越两千多年的文明时空，至今仍活跃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肉身躯中，成为我们衡量、评价一个人的重要标准和人格坐标。

　　孔子对君子的阐述是丰富而具体的。然而正是这丰富而具体，同时又给后人理解君子带来了不少困惑，以至眼花缭乱、莫衷一是。既然“君子”在孔子儒家的体系中是一种道德人格的概念，或许我们可以撇开其具体诠释定义，从中体悟出其内涵真义。其实孔子所说的君子是一种内外兼修的思想境界：内有品德高尚、品性善良、诚信坦荡和持重操守；外有仪表端庄、温文尔雅、敦厚友善和神采奕奕，而“德”则是君子的本质内涵。
　　在孔子对君子丰富而具体的阐述中，有一种释义很有内涵和智慧。《论语·子路》记录了孔子这样一段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说：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刻意苟同对方的看法；小人则习惯于在对问题的看法上迎合别人的心理，附和别人的言论，但在内心深处却并不抱有和谐友善的态度。
　　“和”与“同”是一个哲学命题，“和”指的是不同事物之间的统一。《国语·郑语》载：“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只有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结合，才能催生出新的事物从而得以发展，如同五味调和、七音和谐，一阴一阳为之道，他山之石方可攻玉。否则，如同水水相加、单音单调，失去的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条件。
　　三国时期人何晏在《论语集解》中对孔子的论述解释道：“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亦如北宋欧阳修所言：“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与同利为朋。”这或许就是“君子忧道不忧贫”之根本所在。
　　真正的君子不会过多在意官场政事、人际关系中的是非恩怨，和而不同；并能正确处理好因由不同意见分歧所产生的行为后果，决不落井下石。他们或许有些孤傲、或许有些清高、又或许有些怪癖，但他们却至少能保持人格的独立和良知的纯粹。这是令人尊重的特立独行，这是令人敬佩的君子所为。
　　由此，想到了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故事，从中也许能直观地悟出君子秉性之所在。北宋的司马光和王安石是前后的两任宰相，其性格迥异，为了政治观点和治国方略，两人也是用各种手段，针锋相对。斗争的结果是王安石赢了盘面，司马光被赶下了宰相之位。
　　王安石任宰相期间，大力推行改革，反引来朝野一片骂声。宋神宗无奈之下，只好罢免王安石，重新任命司马光为宰相。此时的宋神宗，应众臣之谏要治王安石重罪，于是询问司马光。司马光并未落井下石，而是恳切说道：“王安石胸怀坦荡，忠心耿耿，有古君子之风范，陛下万万不可听信谗言。”宋神宗听后感慨道：“卿等皆君子也！”
　　我和你私交很好，欣賞你的为人，但这并不代表就完全同意你的做事主张；我反对你对问题的判断和做法，也不意味着对你个人道德品行的否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做人做事要有原则、有底线，要有包容、有坚持。
　　因此，“和而不同”是做人做事应有的态度，是君子树品立德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