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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证综指跌破2200点之际，1月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表态“提振股市信心”，此时正在举行的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也对今年资本市场工作做出部署。这预示着，新一轮股市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
这不禁令人有感而发，中国股市诞生至今25年以来，始终充满了动荡、虚假和不安，其背后充斥着各种金钱和权力的交织，乱象丛生。据统计，2011年12月31日，当天公告披露去职的上市公司高管达37位，是2011年最多的一天。而2011年全年，中国国内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总计出现高管去职3642人次（不包括整体换届），其中12月份就出现了416人次。
“这无疑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如果这些上市公司的高管急不可耐地抛售这些股票，更加表明这些上市公司的股价被严重高估了，本来只值10元的，现在高达到100元，那还不赶快跑。”近日，记者专访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刘胜军。采访中，他言语犀利，盘点中国证券市场的种种弊端，发人深思。
最大的问题是PE腐败
“A股高管离职套现并不是中国股市的最大问题，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其实是PE腐败。”刘胜军说，这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
据介绍，中国股市最初具有非常强的计划经济色彩，主要当时实行了额度制，搞股市最早的目的就是帮助国企脱困，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中国有很多国企亏损连连，活不下去了。当时股市起到两个作用，一个是输血，比如一个国企本来亏损了，给它5个亿，就能活起来了。当然，股市还有更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迫使国企转变机制。国企原本就是国有工厂的概念，上市之后就要转变经营理念，其利润最大化、公司治理就要规范，这方面确实带来了很多进步，在这点上股市确实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而中国的股市诞生之初就设有额度制，当时的额度制是怎么搞的？比如今年一共发行300亿元股票，这是由中国每个省来分配的，各部委都有，比如机械部、农业部分配多少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便出现了额度倒卖。也就是说，当时如果有人拿到这个，就等于发了一笔财。这就是寻租的开始。
“一直到股权分制改革之前，中国证券市场都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国企，要么是地方国有企业、或者是中央国企，民营企业非常少。”对此，刘胜军分析说，2006年中国证券市场开始搞审批制改革，最早是额度制、后来是审批制，最后又改名为核准制。从实践情况来看，改名后的核准制与审批制没有任何区别，性质未变，只是换了名字，好听一点而已。
当然，审批制本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一开始是国家发行部批准的，而目前专门搞了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简称发审委。然后，发审委从社会上邀请专家，大家轮流做委员。名义上出于保密等需要，发审委员往往是在企业上市前的一周（现在延长到一个月）才拿到准上市企业的材料，如此之多的材料，短短一周甚至一个月之内，就能研究出一个评判结果？谁相信？！“事实上，这种制度就更加有伪装性。从表面上来看，是把审批的权力交给了社会，实际上是扯淡！”
在这种体制下，只有证监会才有权来决定一家企业是否能上市，这带来的最主要的后果就是扭曲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供求关系。纵观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其市盈率基本上都是比国外高的，有时高得非常离谱，这就产生了资产价格泡沫化。究其主因是：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即人民币的资本项目不可兑换。
近年，中国货币发行量非常大，中国的M2（广义货币）已达80万亿元，其占GDP已经超过180%，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如此之多的钱释放出来之后，社会财富就需要理财，寻求一种平衡。由于中国实行资本账户管制，钱被圈在国内，出不去。再加上银行存款实际负利率，大批资金囤积在股市。但同时，证监会又控制着股市发行的节奏，人为导致股票供求关系扭曲，从而出现市盈率过高的现象。
IPO成寻租樂园
资金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就像血液一样，如果没有它，企业就很难得到正常发展。所以，企业需要融资。企业要融资就得依靠银行或者股市，这是企业融资两大重要的来源。但在中国，企业正常的融资权利就被证监会剥夺了。
“股票本身就是一种商品，任何商品的价格都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一个公司的股票要卖少钱，唯一的取决因素是投资者对其价值的判断。”对此，刘胜军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说，股票融资是任何企业的正常权利，其发行价格的高低是由投资者来判断，投资者的判断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比如，一个企业招股申明书出来了，每个投资者对这个公司的估值是不一样的，有的认为是5元、而有的人出6元，最终形成一个平均发行价，这个发行价就是合理的。
而现在，股民们面对的无奈现状是：证监会替投资人来做价值判断，证监会来决定这家公司是否上市。证监会判断一家公司是否能上市的依据是什么呢？它靠一大堆所谓的指标，包括企业的利润、成长性，包括科技含量，这很荒唐！因为任何东西都是可以造假的，这些所谓的考核指标和账目，只要花钱都是能被“搞定”的。
另一方面，IPO造成的更大的问题：它是一个寻租的乐园。证监会搞了一个发审委，而这些发审委员都是人，有多少人是能抵挡住金钱的强大诱惑？换句话说，只要存在这样的审批制，证监会“一权在手”，企业就会寻租，就会出现PE腐败。
“现在的PE是这样运作的，比如某一家公司有计划上市。我投钱给你，OK！我就来帮你搞定一切关系。作为回报，你给我一定份额的股份买卖成交了。如果你不与这些权钱结盟，企业上市的成功概率就会降低。”
造假案频频
正是金钱的巨大诱惑，滋生了企业寻租的空间，造假案频频。现今，中国的证券市场陷入恶性循环：越是不好的企业越有动力去造假，正因为有这个审批制度，越是造假企业越舍得花钱去寻租，越是花钱去寻租上市的概率就越大。 刘胜军坦言，寻租本身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不是简单提一包钱过去就行了，是要打通各种关系和环节，要喝酒、去KTV，事情才好谈。“一些好的企业就不愿意做这种事，一年能挣几个亿的利润，没必要去搞这些事情！相反，越是经济效益不好的企业越愿意去寻租，其理由很简单：如果不上市，这个企业活不下去了。而一旦上市就发了，市盈率几十倍甚至百倍膨胀，诱惑极大。”
再退一步说，即便造假丑闻被揭发，对其惩罚力度也不大。胜景山河案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公司怎么上市的呢？很简单，就是证监会和发审委审核通过了，招股书登出来了、投资者的钱募集到位，钱也都存到银行账户了。不凑巧的是，此时有一位记者出于职业的本能，到湖南当地调查竟发现：这是一起明显的造假案，并迅速揭发成为当时惊人的丑闻。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证监会只好把这个公司的IPO撤销了，把钱退回给了股民。这说明证监会根本不可能有能力去发现这些公司造假，太荒唐了。”说到这里，刘胜军无奈地摇头说，该案子的审判结果也令人吃惊：平安证券的两个保荐人被撤销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得到警告，而胜景山河作为造假的主体竟然没有得到任何惩罚。在整个案子中，竟无一人坐牢。
比胜景山河案例更为离谱的造假案是云南绿大地案。众所周知，云南绿大地5亿多元的销售收入完全是造假的。当时，这个案子审判结果是：有人判三年、缓四年，涉案人员竟当庭释放回家了。更匪夷所思的是，罚款还是罚上市公司的款，罚股东的款。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股东是受害人竟然还要上交罚款？
重监管须严惩
严惩是防止上市公司造假的重要手段之一。这里不得不提到，香港东亚银行董事李国宝涉嫌的道琼斯内幕交易案件。
2007年，美国新闻集团对道琼斯股份将实施并购。香港的梁家安夫妇在当年5月1日并购消息公开之前，用1500万美元购买了41.5万股道琼斯股票。消息公布后，道琼斯股票价格一路飙升，梁家安夫妇共获利818万美元。该交易由此引发了一桩内幕交易诉讼。
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声明说，2007年4月13日，李国宝和梁启雄曾乘坐同一架飞机飞往上海，而此前一天他获知了收购的内幕消息。此后就发生了梁家安夫妇购买道琼斯股票的事件。据了解，被告梁家安的父亲梁启雄与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有着密切的商业及社交联系，而李国宝则是道琼斯公司的董事，这不禁让人猜测梁家安与丈夫或许是从此取得机密消息的。
尽管李国宝并没有承认其参与内幕交易，但从此后李国宝以810万美元达成和解并辞去行政会议成员一职的事实来看，他恐怕脱不了内幕交易的干系。
通过该案例可见，美国证交会有非常强大的电子侦查系统，重监管抓坏人。“中国就不一样了，被抓到的概率低；惩罚的力度也小，犯罪成本就很低。”刘胜军如是说。
审批制是毒瘤
“大量案例和现象表明：证监会的审批制度是万恶之源，是毒瘤。到目前为止，搞主板、中小板或者创业板也好，其主要搞100个板块都可以，但如果不取消审批制，中国证券市场的乱象无法消除，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此。”
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记者专访时，刘胜军毫不避讳地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的证券市场已经变成了权贵寻租的理想场所，因为这里的利润空间巨大，且越来越提供合法的隐蔽性。“到目前为止，证券市场为国企服务的目标已经完成了，因为我们的国企都上市了，现在还保留审批制的唯一原因就是腐败，没有其他理由了。”
刘胜军“炮轰”审批制。他直言，证监会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瞎做！该做的是什么？是监管，不该做的是管制，管制就是审批。现在，证监会的主要精力放在管制上，监管本来是它的主业，已经被荒废掉了。也正因为IPO审批制存在巨大的利益诱惑，所以证监会不肯放弃。
当然，也有很多人担心：在如今证监会审批下、还有这么多公司造假，如果取消了审批制度，岂不更严重吗？这是一个悖论。正因为存在审批制，才有了造假空间，提高了市盈率；有了审批就可以寻租，通过搞关系、寻求利益。
刘胜军坦言，中国证监会从核准制过渡到注册制，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障碍，唯一的障碍就是来自利益集团的阻扰。这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很多上市公司背后都站着一位权贵。取消审批制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去做，如果愿意的话，审批制明天就可以取消。
他为此建议，中国应该吸取美国、香港地区的证券市场成功经验：即取消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如此一来，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就会回归正常值，企业也失去了寻租的动力，造假的利益驱动消除了。当然，一旦证监会重监管，严惩内幕交易、造假案等，肯定会遇到重重阻力，届时股票价格可能会下跌、将有大批资金要出逃，势必会影响证券市场的信心……而从长远来看，这就是改革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政府是最大的利益集团
“让这些权益集团放弃权力、就等于自己改革自己，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陷入的最大的悖论。任何社会都存在利益集团，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就是政府本身。”刘胜军坦言。
在中国的资本市场，绝大多数企业高管享有消息垄断的特权，从而利益造成内幕交易频频。换句话说，投资者要判断一个公司不仅需依据招股说明书，还应该有一些非公开信息综合来判断。而有一些很重要非公开信息无法披露的，企业高管则享受这些信息的优先知晓权。
“比如说我是一家公司的高管，我知道公司未来的成长性，包括该公司内部管理、效益和稳定性，这些都是没有办法披露的，而高管知道这些内部信息，因此他们对公司的估值有更好的判断。”
刘胜军也承认，市场也不能完全否定创业板的诞生。在成熟的金融市场有几块：一块是银行体系，另一块就是证券市场。银行体系和证券市场最大的区别在于，银行比较倾向给一些大型或稳定的企业提供贷款，而不是中小企业。因此，这些中小企业只好通过上市来融资，证券市场就应该鼓励它們合理、合法上市，而不是投机和寻租。
借鉴美国证券市场成功的案例。在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的美国证券市场非常混乱，后来出一位新的证监会主席，立即对其进行了大规模整治，严惩违规违法事件，此后整个市场迈向了欣欣向荣。当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再重复那段混乱的历史，完全有条件来缩短这个过程。
这不禁令人有感而发，中国股市诞生至今25年以来，始终充满了动荡、虚假和不安，其背后充斥着各种金钱和权力的交织，乱象丛生。据统计，2011年12月31日，当天公告披露去职的上市公司高管达37位，是2011年最多的一天。而2011年全年，中国国内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总计出现高管去职3642人次（不包括整体换届），其中12月份就出现了416人次。
“这无疑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如果这些上市公司的高管急不可耐地抛售这些股票，更加表明这些上市公司的股价被严重高估了，本来只值10元的，现在高达到100元，那还不赶快跑。”近日，记者专访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刘胜军。采访中，他言语犀利，盘点中国证券市场的种种弊端，发人深思。
最大的问题是PE腐败
“A股高管离职套现并不是中国股市的最大问题，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其实是PE腐败。”刘胜军说，这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
据介绍，中国股市最初具有非常强的计划经济色彩，主要当时实行了额度制，搞股市最早的目的就是帮助国企脱困，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中国有很多国企亏损连连，活不下去了。当时股市起到两个作用，一个是输血，比如一个国企本来亏损了，给它5个亿，就能活起来了。当然，股市还有更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迫使国企转变机制。国企原本就是国有工厂的概念，上市之后就要转变经营理念，其利润最大化、公司治理就要规范，这方面确实带来了很多进步，在这点上股市确实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而中国的股市诞生之初就设有额度制，当时的额度制是怎么搞的？比如今年一共发行300亿元股票，这是由中国每个省来分配的，各部委都有，比如机械部、农业部分配多少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便出现了额度倒卖。也就是说，当时如果有人拿到这个，就等于发了一笔财。这就是寻租的开始。
“一直到股权分制改革之前，中国证券市场都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国企，要么是地方国有企业、或者是中央国企，民营企业非常少。”对此，刘胜军分析说，2006年中国证券市场开始搞审批制改革，最早是额度制、后来是审批制，最后又改名为核准制。从实践情况来看，改名后的核准制与审批制没有任何区别，性质未变，只是换了名字，好听一点而已。
当然，审批制本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一开始是国家发行部批准的，而目前专门搞了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简称发审委。然后，发审委从社会上邀请专家，大家轮流做委员。名义上出于保密等需要，发审委员往往是在企业上市前的一周（现在延长到一个月）才拿到准上市企业的材料，如此之多的材料，短短一周甚至一个月之内，就能研究出一个评判结果？谁相信？！“事实上，这种制度就更加有伪装性。从表面上来看，是把审批的权力交给了社会，实际上是扯淡！”
在这种体制下，只有证监会才有权来决定一家企业是否能上市，这带来的最主要的后果就是扭曲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供求关系。纵观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其市盈率基本上都是比国外高的，有时高得非常离谱，这就产生了资产价格泡沫化。究其主因是：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即人民币的资本项目不可兑换。
近年，中国货币发行量非常大，中国的M2（广义货币）已达80万亿元，其占GDP已经超过180%，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如此之多的钱释放出来之后，社会财富就需要理财，寻求一种平衡。由于中国实行资本账户管制，钱被圈在国内，出不去。再加上银行存款实际负利率，大批资金囤积在股市。但同时，证监会又控制着股市发行的节奏，人为导致股票供求关系扭曲，从而出现市盈率过高的现象。
IPO成寻租樂园
资金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就像血液一样，如果没有它，企业就很难得到正常发展。所以，企业需要融资。企业要融资就得依靠银行或者股市，这是企业融资两大重要的来源。但在中国，企业正常的融资权利就被证监会剥夺了。
“股票本身就是一种商品，任何商品的价格都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一个公司的股票要卖少钱，唯一的取决因素是投资者对其价值的判断。”对此，刘胜军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说，股票融资是任何企业的正常权利，其发行价格的高低是由投资者来判断，投资者的判断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比如，一个企业招股申明书出来了，每个投资者对这个公司的估值是不一样的，有的认为是5元、而有的人出6元，最终形成一个平均发行价，这个发行价就是合理的。
而现在，股民们面对的无奈现状是：证监会替投资人来做价值判断，证监会来决定这家公司是否上市。证监会判断一家公司是否能上市的依据是什么呢？它靠一大堆所谓的指标，包括企业的利润、成长性，包括科技含量，这很荒唐！因为任何东西都是可以造假的，这些所谓的考核指标和账目，只要花钱都是能被“搞定”的。
另一方面，IPO造成的更大的问题：它是一个寻租的乐园。证监会搞了一个发审委，而这些发审委员都是人，有多少人是能抵挡住金钱的强大诱惑？换句话说，只要存在这样的审批制，证监会“一权在手”，企业就会寻租，就会出现PE腐败。
“现在的PE是这样运作的，比如某一家公司有计划上市。我投钱给你，OK！我就来帮你搞定一切关系。作为回报，你给我一定份额的股份买卖成交了。如果你不与这些权钱结盟，企业上市的成功概率就会降低。”
造假案频频
正是金钱的巨大诱惑，滋生了企业寻租的空间，造假案频频。现今，中国的证券市场陷入恶性循环：越是不好的企业越有动力去造假，正因为有这个审批制度，越是造假企业越舍得花钱去寻租，越是花钱去寻租上市的概率就越大。 刘胜军坦言，寻租本身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不是简单提一包钱过去就行了，是要打通各种关系和环节，要喝酒、去KTV，事情才好谈。“一些好的企业就不愿意做这种事，一年能挣几个亿的利润，没必要去搞这些事情！相反，越是经济效益不好的企业越愿意去寻租，其理由很简单：如果不上市，这个企业活不下去了。而一旦上市就发了，市盈率几十倍甚至百倍膨胀，诱惑极大。”
再退一步说，即便造假丑闻被揭发，对其惩罚力度也不大。胜景山河案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公司怎么上市的呢？很简单，就是证监会和发审委审核通过了，招股书登出来了、投资者的钱募集到位，钱也都存到银行账户了。不凑巧的是，此时有一位记者出于职业的本能，到湖南当地调查竟发现：这是一起明显的造假案，并迅速揭发成为当时惊人的丑闻。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证监会只好把这个公司的IPO撤销了，把钱退回给了股民。这说明证监会根本不可能有能力去发现这些公司造假，太荒唐了。”说到这里，刘胜军无奈地摇头说，该案子的审判结果也令人吃惊：平安证券的两个保荐人被撤销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得到警告，而胜景山河作为造假的主体竟然没有得到任何惩罚。在整个案子中，竟无一人坐牢。
比胜景山河案例更为离谱的造假案是云南绿大地案。众所周知，云南绿大地5亿多元的销售收入完全是造假的。当时，这个案子审判结果是：有人判三年、缓四年，涉案人员竟当庭释放回家了。更匪夷所思的是，罚款还是罚上市公司的款，罚股东的款。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股东是受害人竟然还要上交罚款？
重监管须严惩
严惩是防止上市公司造假的重要手段之一。这里不得不提到，香港东亚银行董事李国宝涉嫌的道琼斯内幕交易案件。
2007年，美国新闻集团对道琼斯股份将实施并购。香港的梁家安夫妇在当年5月1日并购消息公开之前，用1500万美元购买了41.5万股道琼斯股票。消息公布后，道琼斯股票价格一路飙升，梁家安夫妇共获利818万美元。该交易由此引发了一桩内幕交易诉讼。
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声明说，2007年4月13日，李国宝和梁启雄曾乘坐同一架飞机飞往上海，而此前一天他获知了收购的内幕消息。此后就发生了梁家安夫妇购买道琼斯股票的事件。据了解，被告梁家安的父亲梁启雄与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有着密切的商业及社交联系，而李国宝则是道琼斯公司的董事，这不禁让人猜测梁家安与丈夫或许是从此取得机密消息的。
尽管李国宝并没有承认其参与内幕交易，但从此后李国宝以810万美元达成和解并辞去行政会议成员一职的事实来看，他恐怕脱不了内幕交易的干系。
通过该案例可见，美国证交会有非常强大的电子侦查系统，重监管抓坏人。“中国就不一样了，被抓到的概率低；惩罚的力度也小，犯罪成本就很低。”刘胜军如是说。
审批制是毒瘤
“大量案例和现象表明：证监会的审批制度是万恶之源，是毒瘤。到目前为止，搞主板、中小板或者创业板也好，其主要搞100个板块都可以，但如果不取消审批制，中国证券市场的乱象无法消除，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此。”
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记者专访时，刘胜军毫不避讳地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的证券市场已经变成了权贵寻租的理想场所，因为这里的利润空间巨大，且越来越提供合法的隐蔽性。“到目前为止，证券市场为国企服务的目标已经完成了，因为我们的国企都上市了，现在还保留审批制的唯一原因就是腐败，没有其他理由了。”
刘胜军“炮轰”审批制。他直言，证监会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瞎做！该做的是什么？是监管，不该做的是管制，管制就是审批。现在，证监会的主要精力放在管制上，监管本来是它的主业，已经被荒废掉了。也正因为IPO审批制存在巨大的利益诱惑，所以证监会不肯放弃。
当然，也有很多人担心：在如今证监会审批下、还有这么多公司造假，如果取消了审批制度，岂不更严重吗？这是一个悖论。正因为存在审批制，才有了造假空间，提高了市盈率；有了审批就可以寻租，通过搞关系、寻求利益。
刘胜军坦言，中国证监会从核准制过渡到注册制，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障碍，唯一的障碍就是来自利益集团的阻扰。这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很多上市公司背后都站着一位权贵。取消审批制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去做，如果愿意的话，审批制明天就可以取消。
他为此建议，中国应该吸取美国、香港地区的证券市场成功经验：即取消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如此一来，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就会回归正常值，企业也失去了寻租的动力，造假的利益驱动消除了。当然，一旦证监会重监管，严惩内幕交易、造假案等，肯定会遇到重重阻力，届时股票价格可能会下跌、将有大批资金要出逃，势必会影响证券市场的信心……而从长远来看，这就是改革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政府是最大的利益集团
“让这些权益集团放弃权力、就等于自己改革自己，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陷入的最大的悖论。任何社会都存在利益集团，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就是政府本身。”刘胜军坦言。
在中国的资本市场，绝大多数企业高管享有消息垄断的特权，从而利益造成内幕交易频频。换句话说，投资者要判断一个公司不仅需依据招股说明书，还应该有一些非公开信息综合来判断。而有一些很重要非公开信息无法披露的，企业高管则享受这些信息的优先知晓权。
“比如说我是一家公司的高管，我知道公司未来的成长性，包括该公司内部管理、效益和稳定性，这些都是没有办法披露的，而高管知道这些内部信息，因此他们对公司的估值有更好的判断。”
刘胜军也承认，市场也不能完全否定创业板的诞生。在成熟的金融市场有几块：一块是银行体系，另一块就是证券市场。银行体系和证券市场最大的区别在于，银行比较倾向给一些大型或稳定的企业提供贷款，而不是中小企业。因此，这些中小企业只好通过上市来融资，证券市场就应该鼓励它們合理、合法上市，而不是投机和寻租。
借鉴美国证券市场成功的案例。在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的美国证券市场非常混乱，后来出一位新的证监会主席，立即对其进行了大规模整治，严惩违规违法事件，此后整个市场迈向了欣欣向荣。当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再重复那段混乱的历史，完全有条件来缩短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