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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是解读政府政策的重要指标，也是今年“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对财政透明度、财政政策走向、控制财政风险、个人所得税、物业税等若干重要问题进行深度分析和透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了未来中国财政走向的变化。
财政透明度进一步提高
2010年财政预算报告进一步提高了财政的透明度，更加全面地反映了政府的活动，有利于社会各界对政府活动的监督，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
提高财政透明度是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重要内容，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也是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要求。2010年预算报告首次报告了全国政府基金预算和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文字解释、图表显示更为具体详细易懂。预算报告反映的预算内容更完整，预算的公开性进一步增强。政府预算是政府的账本。政府的所有收支活动均应在此得到充分的反映。2010年预算报告向此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实际上，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早已明确建立公共财政预算、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等有机结合的政府预算体系这一改革目标。近年来，我国在预算改革上进行了重要的探索，如试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等等，就体现了预算完整性的要求。预算报告对改革实践作了充分的反映。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公共服务型政府是高效的政府，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也要求尽可能节约政府成本。节约成本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监督。完整的预算加上公开的预算，才能保证政府活动得到有效的监督。公开性要求政府预算的内容除了极少数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外，应及时向社会公布。2010年预算报告的内容更加详实，一些主要基金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尤其是土地出让收支的有关情况，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披露。2010年的预算报告对人大代表关心的问题作了较为具体的回应，对一些可能产生疑问的支持情况作了说明，表述更加通俗易懂。预算公开性的增强，与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一个受到人民群众广泛监督的政府的改革目标要求是一致的。
预算改革的目标之一是——要看政府做什么，只要看预算即可。与此相比，预算改革还需要在修订预算法的基础之上，结合国家的法治化和民主化进程，稳步推进。
财政政策走向与财政风险
2010年预算报告明确了2010年的财政政策走向，即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但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着重点发生了变化。2009年排序第一的是是扩大政府公共投资，着力加强重点建设。在2010年，排在第一位的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这一中长期目标已经与短期经济政策实现了有机的结合。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重视。让更多的人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的执政理念在预算报告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2010年预算报告注意了对财政风险的防范。选择积极财政政策是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所决定的。许多发达国家债台高筑，扩张性财政政策面临两难选择，主权债务危机如不能得到妥善的处理，就可能带来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作为大国经济体，中国需要保持合适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变，但也要注意政策的力度，防范财政风险，实现财政的可持续性。2010年财政赤字首次超过1万亿元，达到1.05万亿元，绝对额创历史新高。但这样的赤字规模是符合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实际情况的。积极财政政策的落实离不开扩大支出和结构性减税，一定的赤字规模是不可避免的，但从相对值来看，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预计在2.8％，连3％这一传统警戒线都没有突破。这和许多西方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纷纷突破警戒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国的预算安排是相当稳妥的。
不到3％的赤字率虽然不高，但要注意各种形式的债务负担。特别是，地方融资平台如不加以进一步规范，则可能带来非常严重的债务危机。与此同时，要注意中国现实的特殊性。中国政府所拥有的国有资源、国有土地、国有经济等资产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所不可比拟的。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所拥有的国家财富需要有一套特殊的财务报告体系加以准确反映。特别是，在当前世界各国更加重视财政风险的今天，通常的用以衡量财政风险的赤字率、债务负担率指标，在中国只具有参考意义。社会各界在重视政府所可能面对的各种隐性债务、或有债务、间接债务的同时，如不重视政府资产状况，则容易夸大财政风险。因此，需要有国家和各级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来加以准确反映，还应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等)的编制工作。当然，由于资产变现受到这样那样条件的限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国家财富流动性机制，以更精确、更有针对性地应对财政风险的挑战。
减免个人所得税
随着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不少代表委员热议个人所得税的减税问题。减税的焦点在工资薪金所得减除标准的提高上。目前，减除标准为2000元，有两会代表委员希望将之提高到5000元——说者容易行者难。
目前，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不足7％。这说明，个人所得税减税在财政上具有较强的承受能力。但个人所得税减税空间不大。个人所得税是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税。在地方税系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个人所得税在一些地方占据重要的位置。一味地提高减除标准，可能导致部分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个人所得税几乎面临绝收的局面。也就是说，如果要提高工资薪金所得费用减除标准，必须有相应的财政体制改革，重构政府间财政关系，提高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
根据统计，现阶段个人所得税65％来自工资薪金所得。在新加坡，占人口总数20％的新加坡富人贡献了93％的个人所得税，个税基本都由富人承担。个税改革绝不仅仅是一个工资薪金费用减除标准的提高问题，它牵涉到个人所得税的定位问题。如果要让个人所得税在收入再分配体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那么个人所得税就应该只对少数人征收。如果个人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体系中的作用要进一步增强，像许多发达国家那样，那么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面还不能太窄，降低个人所得税更多地要从税率下调着手。
理想的以调节收入分配为目标的个人所得税制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一般认为，综合所得税制是较为理想的能够促进公平的税制，但是如果再考虑税收征管因素，那么这种看法就不见得能够成立。综合所得税制的实施需要税务征管机构全面掌握个人收入信息，但现实是，税务机构无法掌握个人灰色收入的信息，现金交易的普遍性导致许多现金收入无法被追踪。综合所得税制的实施需要有与之相对应的税收征管机构，但现实中的税务机构主要是适应企业纳税的需要 而设置的。而且，近年来，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虽然一直在加强，但就个人所得税所提供的税收收入与全面完善综合所得税制征管条件所需要投入的成本相比，至少短期内是得不偿失的。另外，个人收入信息的取得往往需要政府多个部门的配合，需要建立多部门信息交换机制，让更多的部门能够向税务部门提供相关的收入信息。考虑到这些外部环境，如果综合所得税制贸然推出，其结果很可能是逆向调节，即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但收入信息容易为税务机构所掌控的个人需要负担更多的税。因此超越现实征管条件奢谈理想税制是不可行的。
回归现实，从个人所得税的角度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应该在综合所得税制既定的前提之下，采取分步突破的策略。短期内，改革的重点应更多地放在税收征管基础条件的完善和弥补现有漏洞上。例如，通过严格实施反洗钱法，将现金交易的范围缩小到最小。再如，通过建立部门间信息交换机制，为税务机构多渠道收集收入信息创造条件。另外，针对富人逃避税收的手段多的事实，可考虑引进最低替代税制，如以资产规模为依据，让富人为个人所得税多作贡献。而且，个人所得税同样应该在鼓励第三次分配上发挥更为积极作用。例如，对慈善捐赠扣除实行更方便的制度。
现实中国已离不开世界。因此，个人所得税制改革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国际税收竞争因素的影响。个人所得税制改革一定要与构建税制竞争力联系在一起。具体说来，应该改革工资薪金所得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减少税档，降低最高边际税率，使得最高边际税率的水平至少不高于周边国家和地区。
物业税的定位
当前，关于物业税的讨论非常混乱。本文所指的物业税只是对个人住房在持有环节征收的物业税。各地“空转”试点物业税不涉及个人住房，不属于本文讨论的对象。物业税的开征要给其合适的定位，并且评估其可能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择机推出。
当前关于物业税的讨论中，很大一部分将物业税定位为推动房价下降的重要工具，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不需要房价的过快增长，但需要房价相对稳定。大起大落的房价显然不是一个健康的房地产市场的特征。物业税不是推动房价下降的根本力量，在当前经济回暖基础尚未夯实之际，物业税的开征很可能成为推动房价大幅度下降的最后一根稻草。房价大落，即使下跌不到30％，也可能给房地产行业、银行业和相关的五六十个行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如果这是推行物价税的代价，那么所要冒的风险就太大了。严重地说，这样的物业税还会给宏观经济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最终影响中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
次贷危机之前，许多实行了物业税的国家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房价持续上涨。由此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有了物业税，即使短时期内房价下跌，最终房价仍然可能回归高位。这也说明，试图以物业税来降房价的目标从根本上是难以实现的。而且，如果没有充足有效的住房供给，房地产市场作为卖方市场的格局没有改变，那么最终只能由买方来承担各种各样增加的税收负担，这同样起不到改善住房民生的效果。
也有观点认为，需将开征物业税与地方主体税种的健全联系起来，这种对物业税的定位有一定道理，但还需结合现实评估开征物业税所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的确，在许多国家，物业税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在我国，地方主体税种的缺失一直是一个问题。由于缺少主体税种，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出让金收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这种以“卖地”为特征的“土地财政”不具有可持续性。在房地产持有环节开征物业税，细水长流，地方财政不会因此竭泽而渔。但是，不能由此就认为，物业税开征之后，地方财政就不会出现困难，财力紧张的状况就不会再出现。受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许多地方财政陷入困难。加利福尼亚州作为美国一个比较富裕的州，也深受物业税下降之害，财政陷入严重的困难之中。因此，开征物业税，不能与消除地方财政风险划等号。
对中长期有利的事，在短期内却可能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目前各地政府已经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融资平台。不是所有的地方融资平台，都会带来未来的财政支付压力。但是在数万亿规模以上的融资平台中，有一些是给不能带来经济效益的项目，如学校工程等融资项目自身不会带来充足偿还借款的现金流。地方来自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应对这个风险。但是，地方能否得到充足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也是有前提的。如果市场预期房价下跌，或者事实上已经在持续下跌，那么地方将很难获得相应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以及相关税费收入。由此看来，短期内要积极防范地方融资平台所带来的潜在财政风险，也要求对物业税的开征要慎之又慎。这也要求，物业税的开征，需要创造条件，突破短期的瓶颈。
而将物业税定位为受益税，即人民享受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所付出的代价是合适的。这样定位，与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也是一致的。事实上，十六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税费。”《决定》明确地将物业税的开征与取消有关税费联系起来。只有取消相关税费，才能开征物业税。这些相关税费，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基础设施配套收费，本身就带有“使用者收费”的性质，用物业税来取代这种“使用者收费”，实际上是一种“费改税”。只不过和通常的“费改税”不同，物业税是未来要征收的，相关的税费是已经支付的。因此，开征物业税时，征税对象的选择有必要区分存量和增量。对存量房产在产权有效期内，即个人住房七十年产权期内，不能在对其征收物业税。这种不征收，不是一种税收优惠措施，因为存量房产实际上已经承担了与物业税相对应的相关税费。如果再对存量房产征收物业税，那么这构成了重复征税。
财政透明度进一步提高
2010年财政预算报告进一步提高了财政的透明度，更加全面地反映了政府的活动，有利于社会各界对政府活动的监督，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
提高财政透明度是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重要内容，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也是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要求。2010年预算报告首次报告了全国政府基金预算和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文字解释、图表显示更为具体详细易懂。预算报告反映的预算内容更完整，预算的公开性进一步增强。政府预算是政府的账本。政府的所有收支活动均应在此得到充分的反映。2010年预算报告向此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实际上，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早已明确建立公共财政预算、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等有机结合的政府预算体系这一改革目标。近年来，我国在预算改革上进行了重要的探索，如试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等等，就体现了预算完整性的要求。预算报告对改革实践作了充分的反映。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公共服务型政府是高效的政府，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也要求尽可能节约政府成本。节约成本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监督。完整的预算加上公开的预算，才能保证政府活动得到有效的监督。公开性要求政府预算的内容除了极少数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外，应及时向社会公布。2010年预算报告的内容更加详实，一些主要基金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尤其是土地出让收支的有关情况，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披露。2010年的预算报告对人大代表关心的问题作了较为具体的回应，对一些可能产生疑问的支持情况作了说明，表述更加通俗易懂。预算公开性的增强，与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一个受到人民群众广泛监督的政府的改革目标要求是一致的。
预算改革的目标之一是——要看政府做什么，只要看预算即可。与此相比，预算改革还需要在修订预算法的基础之上，结合国家的法治化和民主化进程，稳步推进。
财政政策走向与财政风险
2010年预算报告明确了2010年的财政政策走向，即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但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着重点发生了变化。2009年排序第一的是是扩大政府公共投资，着力加强重点建设。在2010年，排在第一位的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这一中长期目标已经与短期经济政策实现了有机的结合。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重视。让更多的人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的执政理念在预算报告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2010年预算报告注意了对财政风险的防范。选择积极财政政策是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所决定的。许多发达国家债台高筑，扩张性财政政策面临两难选择，主权债务危机如不能得到妥善的处理，就可能带来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作为大国经济体，中国需要保持合适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变，但也要注意政策的力度，防范财政风险，实现财政的可持续性。2010年财政赤字首次超过1万亿元，达到1.05万亿元，绝对额创历史新高。但这样的赤字规模是符合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实际情况的。积极财政政策的落实离不开扩大支出和结构性减税，一定的赤字规模是不可避免的，但从相对值来看，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预计在2.8％，连3％这一传统警戒线都没有突破。这和许多西方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纷纷突破警戒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国的预算安排是相当稳妥的。
不到3％的赤字率虽然不高，但要注意各种形式的债务负担。特别是，地方融资平台如不加以进一步规范，则可能带来非常严重的债务危机。与此同时，要注意中国现实的特殊性。中国政府所拥有的国有资源、国有土地、国有经济等资产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所不可比拟的。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所拥有的国家财富需要有一套特殊的财务报告体系加以准确反映。特别是，在当前世界各国更加重视财政风险的今天，通常的用以衡量财政风险的赤字率、债务负担率指标，在中国只具有参考意义。社会各界在重视政府所可能面对的各种隐性债务、或有债务、间接债务的同时，如不重视政府资产状况，则容易夸大财政风险。因此，需要有国家和各级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来加以准确反映，还应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等)的编制工作。当然，由于资产变现受到这样那样条件的限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国家财富流动性机制，以更精确、更有针对性地应对财政风险的挑战。
减免个人所得税
随着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不少代表委员热议个人所得税的减税问题。减税的焦点在工资薪金所得减除标准的提高上。目前，减除标准为2000元，有两会代表委员希望将之提高到5000元——说者容易行者难。
目前，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不足7％。这说明，个人所得税减税在财政上具有较强的承受能力。但个人所得税减税空间不大。个人所得税是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税。在地方税系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个人所得税在一些地方占据重要的位置。一味地提高减除标准，可能导致部分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个人所得税几乎面临绝收的局面。也就是说，如果要提高工资薪金所得费用减除标准，必须有相应的财政体制改革，重构政府间财政关系，提高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
根据统计，现阶段个人所得税65％来自工资薪金所得。在新加坡，占人口总数20％的新加坡富人贡献了93％的个人所得税，个税基本都由富人承担。个税改革绝不仅仅是一个工资薪金费用减除标准的提高问题，它牵涉到个人所得税的定位问题。如果要让个人所得税在收入再分配体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那么个人所得税就应该只对少数人征收。如果个人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体系中的作用要进一步增强，像许多发达国家那样，那么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面还不能太窄，降低个人所得税更多地要从税率下调着手。
理想的以调节收入分配为目标的个人所得税制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一般认为，综合所得税制是较为理想的能够促进公平的税制，但是如果再考虑税收征管因素，那么这种看法就不见得能够成立。综合所得税制的实施需要税务征管机构全面掌握个人收入信息，但现实是，税务机构无法掌握个人灰色收入的信息，现金交易的普遍性导致许多现金收入无法被追踪。综合所得税制的实施需要有与之相对应的税收征管机构，但现实中的税务机构主要是适应企业纳税的需要 而设置的。而且，近年来，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虽然一直在加强，但就个人所得税所提供的税收收入与全面完善综合所得税制征管条件所需要投入的成本相比，至少短期内是得不偿失的。另外，个人收入信息的取得往往需要政府多个部门的配合，需要建立多部门信息交换机制，让更多的部门能够向税务部门提供相关的收入信息。考虑到这些外部环境，如果综合所得税制贸然推出，其结果很可能是逆向调节，即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但收入信息容易为税务机构所掌控的个人需要负担更多的税。因此超越现实征管条件奢谈理想税制是不可行的。
回归现实，从个人所得税的角度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应该在综合所得税制既定的前提之下，采取分步突破的策略。短期内，改革的重点应更多地放在税收征管基础条件的完善和弥补现有漏洞上。例如，通过严格实施反洗钱法，将现金交易的范围缩小到最小。再如，通过建立部门间信息交换机制，为税务机构多渠道收集收入信息创造条件。另外，针对富人逃避税收的手段多的事实，可考虑引进最低替代税制，如以资产规模为依据，让富人为个人所得税多作贡献。而且，个人所得税同样应该在鼓励第三次分配上发挥更为积极作用。例如，对慈善捐赠扣除实行更方便的制度。
现实中国已离不开世界。因此，个人所得税制改革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国际税收竞争因素的影响。个人所得税制改革一定要与构建税制竞争力联系在一起。具体说来，应该改革工资薪金所得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减少税档，降低最高边际税率，使得最高边际税率的水平至少不高于周边国家和地区。
物业税的定位
当前，关于物业税的讨论非常混乱。本文所指的物业税只是对个人住房在持有环节征收的物业税。各地“空转”试点物业税不涉及个人住房，不属于本文讨论的对象。物业税的开征要给其合适的定位，并且评估其可能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择机推出。
当前关于物业税的讨论中，很大一部分将物业税定位为推动房价下降的重要工具，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不需要房价的过快增长，但需要房价相对稳定。大起大落的房价显然不是一个健康的房地产市场的特征。物业税不是推动房价下降的根本力量，在当前经济回暖基础尚未夯实之际，物业税的开征很可能成为推动房价大幅度下降的最后一根稻草。房价大落，即使下跌不到30％，也可能给房地产行业、银行业和相关的五六十个行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如果这是推行物价税的代价，那么所要冒的风险就太大了。严重地说，这样的物业税还会给宏观经济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最终影响中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
次贷危机之前，许多实行了物业税的国家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房价持续上涨。由此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有了物业税，即使短时期内房价下跌，最终房价仍然可能回归高位。这也说明，试图以物业税来降房价的目标从根本上是难以实现的。而且，如果没有充足有效的住房供给，房地产市场作为卖方市场的格局没有改变，那么最终只能由买方来承担各种各样增加的税收负担，这同样起不到改善住房民生的效果。
也有观点认为，需将开征物业税与地方主体税种的健全联系起来，这种对物业税的定位有一定道理，但还需结合现实评估开征物业税所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的确，在许多国家，物业税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在我国，地方主体税种的缺失一直是一个问题。由于缺少主体税种，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出让金收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这种以“卖地”为特征的“土地财政”不具有可持续性。在房地产持有环节开征物业税，细水长流，地方财政不会因此竭泽而渔。但是，不能由此就认为，物业税开征之后，地方财政就不会出现困难，财力紧张的状况就不会再出现。受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许多地方财政陷入困难。加利福尼亚州作为美国一个比较富裕的州，也深受物业税下降之害，财政陷入严重的困难之中。因此，开征物业税，不能与消除地方财政风险划等号。
对中长期有利的事，在短期内却可能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目前各地政府已经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融资平台。不是所有的地方融资平台，都会带来未来的财政支付压力。但是在数万亿规模以上的融资平台中，有一些是给不能带来经济效益的项目，如学校工程等融资项目自身不会带来充足偿还借款的现金流。地方来自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应对这个风险。但是，地方能否得到充足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也是有前提的。如果市场预期房价下跌，或者事实上已经在持续下跌，那么地方将很难获得相应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以及相关税费收入。由此看来，短期内要积极防范地方融资平台所带来的潜在财政风险，也要求对物业税的开征要慎之又慎。这也要求，物业税的开征，需要创造条件，突破短期的瓶颈。
而将物业税定位为受益税，即人民享受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所付出的代价是合适的。这样定位，与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也是一致的。事实上，十六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税费。”《决定》明确地将物业税的开征与取消有关税费联系起来。只有取消相关税费，才能开征物业税。这些相关税费，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基础设施配套收费，本身就带有“使用者收费”的性质，用物业税来取代这种“使用者收费”，实际上是一种“费改税”。只不过和通常的“费改税”不同，物业税是未来要征收的，相关的税费是已经支付的。因此，开征物业税时，征税对象的选择有必要区分存量和增量。对存量房产在产权有效期内，即个人住房七十年产权期内，不能在对其征收物业税。这种不征收，不是一种税收优惠措施，因为存量房产实际上已经承担了与物业税相对应的相关税费。如果再对存量房产征收物业税，那么这构成了重复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