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邵洵美是一位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月派诗人，曾经出版多部诗集，由于他的诗品位低俗，历来评价不高。但是，近年来，由于一些海外学者再次提到他，由于一些喜欢做翻案文章的人，不顾事实，做出不负责任的评价，一些缺乏判断力的学者、研究生也跟风而上，邵洵美大有“翻案”、“平反”之势。
给邵洵美翻案的文章大多有着相似的套路，先给邵洵美贴上唯美主义或者颓废主义的标签，而后论证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的历史意义，认为唯美主义、颓废主义过去在中国大陆受到不公的待遇，今天要翻案，所以就要给邵洵美翻案。在分析具体作品的时候，往往是将邵洵美与西方某位大诗人做简单比附，说明邵洵美诗歌的高贵血统，并以此为基础，确立其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事实上，这类文章回避了一个根本性问题：邵洵美的诗到底能不能归入唯美主义、颓废主义？
从表面上看，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纵情声色、放浪形骸，其实那是在价值转型时期、失去价值庇护之后的一种精神安慰，那是在形而上的精神拯救失败之后，转而从身体和现象世界中寻求拯救的一种方式。看不到他们纵情声色之下的精神指向，就不能够理解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的灵魂，就会将其混同于庸俗下流的文学。但是，在邵洵美的诗中却只有露骨的色欲描写，没有精神拯救。邵洵美不过是借来了颓废主义的衣裳，丢掉了颓废主义的灵魂。
在唯美主义诗人笔下充斥着大量身体意象，也蕴涵着丰富的身体意识，身处价值转型时期，他们希望在身体中寻求精神安慰，在感官享乐中建立精神家园。但是，在邵洵美的诗中，身体并不存在这种精神素质。在此，不妨对邵洵美诗中的身体与穆旦诗中的身体做一下比较。
首先，穆旦诗中的身体主要是诗人自己的身体，诗人用身体思想，在身体中体验生存，探寻存在。但是邵洵美诗中的身体却全部是女体，而且这个女体是没有精神、没有个性的，甚至连身体也不是一个完整的身体，不过是一个“性”体，是“嘴唇”、“乳壕”、“蛇腰上的曲线”“下体”、“龌龊的香气”、“血般的罪肌”、“包着火血的肌肤”、“燃烧着爱的肚脐”、“淫妇上下体的沸汗”……在邵洵美为数不多的诗中，这样的意象比比皆是，这不过是一个色欲迷离的男性眼中的女体。
其次，在穆旦的诗中，可以看到诗人身体意识的外化：以身体意识来观看自然，自然中充满美丽的欲望，到处燃烧着欲望的火焰。这是诗人对自然本质的诗化认识。但是，邵洵美诗中的自然与此截然不同，在他的诗中，“花香总带着肉气”，“雨丝也含着淫意”（《春》），白云“和这一朵交合了，/又去和那一朵缠绵地厮混；”天空不过是供白云淫荡的床（《颓加荡的爱》）。他笔下的花朵也变成这样的东西：“潮润的肉”、“透红的皮”、“淫妇般的摇动”（《牡丹》）。他笔下的蛇也变成了淫荡的女体：“你垂下你最柔嫩的一段——/好像是女人半松的裤带/在等待着男性的颤抖的勇敢”，“我不懂你血红的叉分的舌尖/要刺痛我那一边的嘴唇？”“我忘不了你那捉不住的油滑”（《蛇》）。如果说穆旦诗中欲望化的自然，是诗人以身体思想的产物，有着诗人的生命体验和哲人的思想，那么邵洵美诗中的自然不过是一个淫夫眼中的世界。
或许有人会说，穆旦的诗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邵洵美比穆旦要早，还处于探索时期，这样对比不够公平，那么不妨回到邵洵美的年代，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比他更早的早期新月诗人。闻一多、刘梦苇创作于20年代的唯美主义诗歌与邵洵美有着质的差异。例如，在刘梦苇的《吻之三部曲》一诗中，虽然连篇累牍地描写“吻”，甚至有意淡化爱人之间的精神体验，只有“你舌头”“在我口中出进”。但是这一切的目的在于寻找“生之意义与价值”：“但只要一刹那中有一个亲吻，/生之意义与价值呀——已经寻出！”在闻一多的《睡者》一诗中，先是盛赞睡者身体之美：“啊！这才是人间底真色相！/这才是自然底真创造！”忍不住去亲吻睡者至美的身体。进而进入睡者的精神世界，诗人认为只有睡者才能尽情享受生命，得到生命真谛：“那人心宫底禁闼大开，/上帝在里头登极了！”闻一多的长诗《李白之死》也是如此，李白醉酒最终实现了精神升华、生命超越。
与之相反，在邵洵美的诗中，唯美主义应有的精神因素已经荡然无存。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对于邵洵美的评价，不能凭借那些风流“名士”之间不负责任的相互吹捧。据说，徐志摩曾评价邵洵美“是一百分的凡尔仑”，邵洵美特意将其写入自己的诗集《诗二十五首》的《自序》。同时，在同一篇文章中，邵洵美又回过头来吹捧徐志摩，说徐志摩是“新诗人中最伟大的”。这些“名士”们在社交场上不负责任的相互吹捧，到底有多大价值？很值得怀疑。
在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上，关于邵洵美的论文有数十篇之多，本文在其中选取两篇颇具代表性的文章，予以驳斥。首先来看陆耀东的《邵洵美诗的再评价》一文，该文发表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文章提出几条给邵洵美翻案的理由：
第一，外国19世纪诗史上有过之无不及的同类的错案（《草叶集》和《恶之花》）早已改正了，我们在20、21世纪不应制造新的错案。第二，邵洵美的诗最成问题的，并非已流于“淫”。他主要是吸收法国诗的乳汁，贯穿“颓加荡”的特色，从而使自己的诗另成一格。第三，他并非全盘肯定这种“颓加荡”。
将邵洵美的诗歌与《草叶集》《恶之花》并提，显然是荒唐的，只要真正去阅读这些作品，即使是一个具有基本文学鉴赏力的读者也能感受到它们之间的重大差异。它们根本就不是“同类”，所以“同类错案”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关于邵洵美的诗是否流于“淫”，不能以他“吸收法国诗的乳汁”为托词。他是怎样吸收的？吸收了什么？那些法国诗是否同他一样只是赤裸裸的“淫”？都是不能忽略的、更为关键的问题。同样是弘扬身体与欲望，在不同的语境之中意义截然不同。张贤亮“文革”后小说中的性描写，王安忆“三恋”中的性描写，与贾平凹《废都》中的“□□□”有着本质差异。只就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而言，其中有些诗确实肉欲色彩较重，但是诗中的性体验是具有鲜明个人特征的，来自于诗人深层身体体验，蕴涵着诗人的精神苦闷。在邵洵美的诗中，身体只是一个公共的身体，没有多少个人化的身体体验，与下流小说中浮泛的性欲描写，没有多大差别。在波德莱尔的诗中，可以读到忧郁、痛苦、绝望、愤世嫉俗和反抗，在邵洵美的诗中，却只能看到一个得意洋洋地沉醉于欲海之中的浪荡公子。波德莱尔的诗是透过性欲看到灵魂，邵洵美的诗只是性欲的展示。再者，仅从表面来看，就性欲描写的程度、在诗人全部作品中所占比重来看，邵洵美的诗早已大大超出了波德莱尔。如果从《恶之花》中排除那些带有肉欲色彩的诗，对波德莱尔的诗歌成就并没有太大伤害。相反，如果把这类诗从邵洵美的诗集中剥离，就只有“家徒四壁”了。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将邵洵美的诗与《恶之花》等“法国诗”并提，实在是对后者的亵渎。 至于说邵洵美“并非全盘肯定这种‘颓加荡’”，不知这个“全盘肯定”该如何理解？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在中国现代诗人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如此地打着 “颓加荡”的旗号，厚颜无耻地把女人的身体简化为嘴唇、舌头、乳房和下体。
再来看另一篇文章：高蔚的《美与生命本性的召唤——中国新诗现代化进程中的邵洵美》，该文发表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该文是明确要重估邵洵美的文学史地位，认为邵洵美的诗是“中国新诗寻找完整‘现代性’的另一个旅程”。“以‘颓废’的先锋艺术姿态，让唯美-颓废主义艺术思想直接参与了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执意将背离儒家正统的感兴生命之美引入坚守改造社会、改造人生的五四新文学”。
正如前文所言，上述观点的立论基础是可疑的，邵洵美的诗根本算不上唯美主义、颓废主义。而且，将邵洵美的诗说成是“感兴生命之美”，实在是荒唐到了极致。如果邵洵美的诗是“感兴生命之美”，那么《金瓶梅》中大段大段的性描写也应该是“感兴生命之美”了。可惜的是，没有多少人能从中看到“美”，本人也实在没有能力从“女人半松的裤带”上读出“美”，只有被先入为主的理论遮蔽了眼睛的研究者才会做出这样的判断。该文居然将邵洵美与戴望舒、徐志摩并提，而且不顾基本事实，将徐志摩诗中涉及情爱的部分与邵洵美诗歌归入同类“官能的爱欲”。
作为一名文学学者，在提高文学理论修养的同时，不应失去最基本的审美感受能力和一些常识性的标准，当二者发生矛盾时，应该对自己的判断提出质疑。单纯从理论到对象，而不顾基本的审美感受，最终很可能会得出非常荒唐的结论。
邵洵美的诗早已成为历史，对历史文本的重新评价，往往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品格。张爱玲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走红，正是如此。希望我们这个时代不是邵洵美能够走红的时代，当学术失去思想的支撑，当文学评论蜕变为学院派的理论公式，学者也会在不经意间成为某种不健康文化的推手。
《美国人民史》（第五版），[美]霍华德·津恩 著 许先春 蒲国良 张爱平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版，定价：68.00元
该书从普通人而非政治和经济精英的视角来讲述历史，其主角不是征服者、统治者、政客和资本家，而是印第安人、黑奴、劳工、妇女以及逃犯、示威者、骚乱者、拒服兵役者，讲述的是那些反对奴隶制度和种族歧视的勇士的历史，是那些为争取劳工权利而领导罢工斗争的工人领袖的历史，是那些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及其他人士的历史。
给邵洵美翻案的文章大多有着相似的套路，先给邵洵美贴上唯美主义或者颓废主义的标签，而后论证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的历史意义，认为唯美主义、颓废主义过去在中国大陆受到不公的待遇，今天要翻案，所以就要给邵洵美翻案。在分析具体作品的时候，往往是将邵洵美与西方某位大诗人做简单比附，说明邵洵美诗歌的高贵血统，并以此为基础，确立其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事实上，这类文章回避了一个根本性问题：邵洵美的诗到底能不能归入唯美主义、颓废主义？
从表面上看，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纵情声色、放浪形骸，其实那是在价值转型时期、失去价值庇护之后的一种精神安慰，那是在形而上的精神拯救失败之后，转而从身体和现象世界中寻求拯救的一种方式。看不到他们纵情声色之下的精神指向，就不能够理解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的灵魂，就会将其混同于庸俗下流的文学。但是，在邵洵美的诗中却只有露骨的色欲描写，没有精神拯救。邵洵美不过是借来了颓废主义的衣裳，丢掉了颓废主义的灵魂。
在唯美主义诗人笔下充斥着大量身体意象，也蕴涵着丰富的身体意识，身处价值转型时期，他们希望在身体中寻求精神安慰，在感官享乐中建立精神家园。但是，在邵洵美的诗中，身体并不存在这种精神素质。在此，不妨对邵洵美诗中的身体与穆旦诗中的身体做一下比较。
首先，穆旦诗中的身体主要是诗人自己的身体，诗人用身体思想，在身体中体验生存，探寻存在。但是邵洵美诗中的身体却全部是女体，而且这个女体是没有精神、没有个性的，甚至连身体也不是一个完整的身体，不过是一个“性”体，是“嘴唇”、“乳壕”、“蛇腰上的曲线”“下体”、“龌龊的香气”、“血般的罪肌”、“包着火血的肌肤”、“燃烧着爱的肚脐”、“淫妇上下体的沸汗”……在邵洵美为数不多的诗中，这样的意象比比皆是，这不过是一个色欲迷离的男性眼中的女体。
其次，在穆旦的诗中，可以看到诗人身体意识的外化：以身体意识来观看自然，自然中充满美丽的欲望，到处燃烧着欲望的火焰。这是诗人对自然本质的诗化认识。但是，邵洵美诗中的自然与此截然不同，在他的诗中，“花香总带着肉气”，“雨丝也含着淫意”（《春》），白云“和这一朵交合了，/又去和那一朵缠绵地厮混；”天空不过是供白云淫荡的床（《颓加荡的爱》）。他笔下的花朵也变成这样的东西：“潮润的肉”、“透红的皮”、“淫妇般的摇动”（《牡丹》）。他笔下的蛇也变成了淫荡的女体：“你垂下你最柔嫩的一段——/好像是女人半松的裤带/在等待着男性的颤抖的勇敢”，“我不懂你血红的叉分的舌尖/要刺痛我那一边的嘴唇？”“我忘不了你那捉不住的油滑”（《蛇》）。如果说穆旦诗中欲望化的自然，是诗人以身体思想的产物，有着诗人的生命体验和哲人的思想，那么邵洵美诗中的自然不过是一个淫夫眼中的世界。
或许有人会说，穆旦的诗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邵洵美比穆旦要早，还处于探索时期，这样对比不够公平，那么不妨回到邵洵美的年代，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比他更早的早期新月诗人。闻一多、刘梦苇创作于20年代的唯美主义诗歌与邵洵美有着质的差异。例如，在刘梦苇的《吻之三部曲》一诗中，虽然连篇累牍地描写“吻”，甚至有意淡化爱人之间的精神体验，只有“你舌头”“在我口中出进”。但是这一切的目的在于寻找“生之意义与价值”：“但只要一刹那中有一个亲吻，/生之意义与价值呀——已经寻出！”在闻一多的《睡者》一诗中，先是盛赞睡者身体之美：“啊！这才是人间底真色相！/这才是自然底真创造！”忍不住去亲吻睡者至美的身体。进而进入睡者的精神世界，诗人认为只有睡者才能尽情享受生命，得到生命真谛：“那人心宫底禁闼大开，/上帝在里头登极了！”闻一多的长诗《李白之死》也是如此，李白醉酒最终实现了精神升华、生命超越。
与之相反，在邵洵美的诗中，唯美主义应有的精神因素已经荡然无存。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对于邵洵美的评价，不能凭借那些风流“名士”之间不负责任的相互吹捧。据说，徐志摩曾评价邵洵美“是一百分的凡尔仑”，邵洵美特意将其写入自己的诗集《诗二十五首》的《自序》。同时，在同一篇文章中，邵洵美又回过头来吹捧徐志摩，说徐志摩是“新诗人中最伟大的”。这些“名士”们在社交场上不负责任的相互吹捧，到底有多大价值？很值得怀疑。
在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上，关于邵洵美的论文有数十篇之多，本文在其中选取两篇颇具代表性的文章，予以驳斥。首先来看陆耀东的《邵洵美诗的再评价》一文，该文发表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文章提出几条给邵洵美翻案的理由：
第一，外国19世纪诗史上有过之无不及的同类的错案（《草叶集》和《恶之花》）早已改正了，我们在20、21世纪不应制造新的错案。第二，邵洵美的诗最成问题的，并非已流于“淫”。他主要是吸收法国诗的乳汁，贯穿“颓加荡”的特色，从而使自己的诗另成一格。第三，他并非全盘肯定这种“颓加荡”。
将邵洵美的诗歌与《草叶集》《恶之花》并提，显然是荒唐的，只要真正去阅读这些作品，即使是一个具有基本文学鉴赏力的读者也能感受到它们之间的重大差异。它们根本就不是“同类”，所以“同类错案”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关于邵洵美的诗是否流于“淫”，不能以他“吸收法国诗的乳汁”为托词。他是怎样吸收的？吸收了什么？那些法国诗是否同他一样只是赤裸裸的“淫”？都是不能忽略的、更为关键的问题。同样是弘扬身体与欲望，在不同的语境之中意义截然不同。张贤亮“文革”后小说中的性描写，王安忆“三恋”中的性描写，与贾平凹《废都》中的“□□□”有着本质差异。只就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而言，其中有些诗确实肉欲色彩较重，但是诗中的性体验是具有鲜明个人特征的，来自于诗人深层身体体验，蕴涵着诗人的精神苦闷。在邵洵美的诗中，身体只是一个公共的身体，没有多少个人化的身体体验，与下流小说中浮泛的性欲描写，没有多大差别。在波德莱尔的诗中，可以读到忧郁、痛苦、绝望、愤世嫉俗和反抗，在邵洵美的诗中，却只能看到一个得意洋洋地沉醉于欲海之中的浪荡公子。波德莱尔的诗是透过性欲看到灵魂，邵洵美的诗只是性欲的展示。再者，仅从表面来看，就性欲描写的程度、在诗人全部作品中所占比重来看，邵洵美的诗早已大大超出了波德莱尔。如果从《恶之花》中排除那些带有肉欲色彩的诗，对波德莱尔的诗歌成就并没有太大伤害。相反，如果把这类诗从邵洵美的诗集中剥离，就只有“家徒四壁”了。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将邵洵美的诗与《恶之花》等“法国诗”并提，实在是对后者的亵渎。 至于说邵洵美“并非全盘肯定这种‘颓加荡’”，不知这个“全盘肯定”该如何理解？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在中国现代诗人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如此地打着 “颓加荡”的旗号，厚颜无耻地把女人的身体简化为嘴唇、舌头、乳房和下体。
再来看另一篇文章：高蔚的《美与生命本性的召唤——中国新诗现代化进程中的邵洵美》，该文发表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该文是明确要重估邵洵美的文学史地位，认为邵洵美的诗是“中国新诗寻找完整‘现代性’的另一个旅程”。“以‘颓废’的先锋艺术姿态，让唯美-颓废主义艺术思想直接参与了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执意将背离儒家正统的感兴生命之美引入坚守改造社会、改造人生的五四新文学”。
正如前文所言，上述观点的立论基础是可疑的，邵洵美的诗根本算不上唯美主义、颓废主义。而且，将邵洵美的诗说成是“感兴生命之美”，实在是荒唐到了极致。如果邵洵美的诗是“感兴生命之美”，那么《金瓶梅》中大段大段的性描写也应该是“感兴生命之美”了。可惜的是，没有多少人能从中看到“美”，本人也实在没有能力从“女人半松的裤带”上读出“美”，只有被先入为主的理论遮蔽了眼睛的研究者才会做出这样的判断。该文居然将邵洵美与戴望舒、徐志摩并提，而且不顾基本事实，将徐志摩诗中涉及情爱的部分与邵洵美诗歌归入同类“官能的爱欲”。
作为一名文学学者，在提高文学理论修养的同时，不应失去最基本的审美感受能力和一些常识性的标准，当二者发生矛盾时，应该对自己的判断提出质疑。单纯从理论到对象，而不顾基本的审美感受，最终很可能会得出非常荒唐的结论。
邵洵美的诗早已成为历史，对历史文本的重新评价，往往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品格。张爱玲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走红，正是如此。希望我们这个时代不是邵洵美能够走红的时代，当学术失去思想的支撑，当文学评论蜕变为学院派的理论公式，学者也会在不经意间成为某种不健康文化的推手。
《美国人民史》（第五版），[美]霍华德·津恩 著 许先春 蒲国良 张爱平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版，定价：68.00元
该书从普通人而非政治和经济精英的视角来讲述历史，其主角不是征服者、统治者、政客和资本家，而是印第安人、黑奴、劳工、妇女以及逃犯、示威者、骚乱者、拒服兵役者，讲述的是那些反对奴隶制度和种族歧视的勇士的历史，是那些为争取劳工权利而领导罢工斗争的工人领袖的历史，是那些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及其他人士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