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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河到海岸
在历史上，中国经济和文明的发育，与几条大江大河休戚相关，主要的城市也都沿河而布。因地势关系，中国重要的河流几乎一律由西向东，所以大部分的省区也都可以被界定为某某江河的上游、中游还是下游流域。
黄河长江哺育了中华民族，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与此同时，黄河的灌溉水利工程、长江的洪水控制体系，也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治理结构。治水，关系到民族生存，因此在社会事物中享有绝对的优先地位。而治水所要求的那些原则——依靠严密的组织而不是个人发挥、金字塔般分级分层下达命令、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讲求统一、权威、集权——也通过几千年的实践，成为我们社会的基因。
这种江河经济和因江河流向而形成的“横向的中国”的轮廓，在改革开放后被重塑。国际市场和全球化的力量使得那些得海洋之便利的地方，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横陈已久的中国经济被纵向的海岸线所拉动，处在国土地理中心的许多大江大河边的历史名城，现在反而远不如沿海一些新兴城市引人注目。
从地缘角度看，以往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的概念是黄河上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珠江流域等等，这是横向的观念，稳定的观念，因固定流域而生的观念；而在现实里，观察中国的区域经济，现在用的最多的名词是“东中西”，是沿海和内地，这是纵向的观念，是变化和差异的观念，是因新兴经济体而生的新观念。
如果说大江大河的“横向的中国”象征着对传统的延续，从上游到下游，一脉相承，连续不断；沿海的“纵向的中国”则象征着规则的突变，象征着革命式的突进，正如从深圳到浦东，留给人们的印象都不是“从逗号慢慢走到句号”，而是充满浓缩、爆炸、奇迹、飞跃的惊叹号。
中国的政治治理结构也在这二三十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上而下的指令性的集权模式，被“先行一步”、“特殊政策”、却不能接过去；是同样一座山，这边的城市在搞旅游，那边却在开山炸石。
“中国经济最尴尬莫过于地区经济的竞合。”有学者如是感叹。
“9+2”的新突破
在长三角经济整合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惑的时候，新一届中央政府基于中国经济的大局，在南方推出了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在北方提出“振兴东北”。这就使得就地缘政治来说，长三角“为天下重”的地位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2003年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最早提出了“泛珠三角”区域协作的概念，要求广东积极推动与周边省区和珠江流域各省区的经济合作，构筑一个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市场广阔、充满活力的区域经济体系。同时，推动9省区与港澳的合作，建立“9+2”协作机制，形成“泛珠三角”经济区。
“泛珠三角”的内地9省区，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面积200．5万平方公里，人口4．5亿人，分别占全国的20．9％和34．8％。2003年9省(区)生产总值38846．3亿元，占全国的3 3．3％；地方财政收入2962．9亿元，占全国的30．1％；进出口商品总额3400亿美元，占全国的39．9％；实际利用外资246亿美元，占全国的46．0％；社会消费零售总额14715．2亿元，占全国的32．1％。再加上香港、澳门，其实力和对中国的意义，不言自明。
张德江原任浙江省委书记，对长三角发展了如指掌。2002年11月他到广东履新后，借鉴浙江的民营经济经验，在广东大力倡导“内源经济”，作为对广东一向领先的外源经济的补充。此次“泛珠三角”的提法，则直指广东经济最大的隐忧一一发展腹地不够。
但是，“9+2”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更大的意义，是在于其在区域整合中的两大突破。
其一，“9+2”区域内既涵盖着香港和澳门两个独立的关税区，又涵盖着发展水平明显不同的内地9个省区，差异化极大。表面看，差异是整合的障碍，但是，考虑一下长三角的情况，就会发现，同质化的、发展水平相当的区域间的整合更加困难。差异大，表明发展水平有落差，有落差，河流就容易流动；相反，长三角发展水平相当，就像水库里的水，大家在一个平面上(尽管各有特色)，就很难真正流动起来。“9+2”的合作发展模式，横跨整个珠江流域，横跨南中国，使得“横向的中国”的格局再现。这种在不同体制框架和发展水平上的区域组合，是中国东、中、西部经济互联互动、协调发展的一大突破，创造了一种既不同于“对口扶贫”、也不同于所谓“强强合作”的新型区域合作形式。
其二，“9+2”体现出相当的务实合作精神，不唱高调，不谈谁是龙头，有比较强的可操作性。2003年7月24日，张德江在一份请示报告上批示：“我省要高度重视与周边省区的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与周边省区的合作关键在交通，特别是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建议省计委可早做研究和准备，当我省与周边省区高速公路连通后，可由我省做东，召开泛珠三角地区发展座谈会(名称可再推敲)。”可见，一开始的合作构想更多是围绕交通来展开。这样的切人点，谁都有好处而没有坏处，容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而不会产生谁被谁吞食的感觉。在“9+2”合作协议中，提出了自愿参与、市场主导、开放公平、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原则；在合作要求上，主要是推动创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调，共同促进可持续发展，此外没有提过高的合作目标。在合作机制上，目前已有的机制包括每年一次的内地省长、自治区主席和港澳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港澳相应人员参加的政府秘书长协调制度，日常工作办公室则设在发改委、厅(香港、澳门由特区政府确定相应部门)，机制简单且易落实。
相比于长三角“1 5+1”的整合，“9+2”模式更多地体现出合作共赢的特色，而不是凸显一地的中心地位。虽然事实上，上海具备了作为中国经济中心的潜质和部分特征，但在今天中国的行政体系下，上海要真正实现它的梦想还有漫长的里程。相比而言，“9+2”是无中心的。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如果说“1 5+1”是中心辐射型的发展模式，“9+2”则是自由结合、不论高下的多维的网状模式，它包容了更多的合作可能和空间。
目前来看，“9+2”在区域整合的程度上还赶不上长三角，但由于其在整合思路上的创新，尤其是横向的东、中、西部互联互动、协调发展的突破，高度吻合新一届中央政府的科学发展观，所以在未来的运作可能更加顺畅。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势易时移，在新一轮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展中，“9+2”占了一着先机。
在历史上，中国经济和文明的发育，与几条大江大河休戚相关，主要的城市也都沿河而布。因地势关系，中国重要的河流几乎一律由西向东，所以大部分的省区也都可以被界定为某某江河的上游、中游还是下游流域。
黄河长江哺育了中华民族，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与此同时，黄河的灌溉水利工程、长江的洪水控制体系，也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治理结构。治水，关系到民族生存，因此在社会事物中享有绝对的优先地位。而治水所要求的那些原则——依靠严密的组织而不是个人发挥、金字塔般分级分层下达命令、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讲求统一、权威、集权——也通过几千年的实践，成为我们社会的基因。
这种江河经济和因江河流向而形成的“横向的中国”的轮廓，在改革开放后被重塑。国际市场和全球化的力量使得那些得海洋之便利的地方，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横陈已久的中国经济被纵向的海岸线所拉动，处在国土地理中心的许多大江大河边的历史名城，现在反而远不如沿海一些新兴城市引人注目。
从地缘角度看，以往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的概念是黄河上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珠江流域等等，这是横向的观念，稳定的观念，因固定流域而生的观念；而在现实里，观察中国的区域经济，现在用的最多的名词是“东中西”，是沿海和内地，这是纵向的观念，是变化和差异的观念，是因新兴经济体而生的新观念。
如果说大江大河的“横向的中国”象征着对传统的延续，从上游到下游，一脉相承，连续不断；沿海的“纵向的中国”则象征着规则的突变，象征着革命式的突进，正如从深圳到浦东，留给人们的印象都不是“从逗号慢慢走到句号”，而是充满浓缩、爆炸、奇迹、飞跃的惊叹号。
中国的政治治理结构也在这二三十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上而下的指令性的集权模式，被“先行一步”、“特殊政策”、却不能接过去；是同样一座山，这边的城市在搞旅游，那边却在开山炸石。
“中国经济最尴尬莫过于地区经济的竞合。”有学者如是感叹。
“9+2”的新突破
在长三角经济整合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惑的时候，新一届中央政府基于中国经济的大局，在南方推出了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在北方提出“振兴东北”。这就使得就地缘政治来说，长三角“为天下重”的地位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2003年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最早提出了“泛珠三角”区域协作的概念，要求广东积极推动与周边省区和珠江流域各省区的经济合作，构筑一个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市场广阔、充满活力的区域经济体系。同时，推动9省区与港澳的合作，建立“9+2”协作机制，形成“泛珠三角”经济区。
“泛珠三角”的内地9省区，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面积200．5万平方公里，人口4．5亿人，分别占全国的20．9％和34．8％。2003年9省(区)生产总值38846．3亿元，占全国的3 3．3％；地方财政收入2962．9亿元，占全国的30．1％；进出口商品总额3400亿美元，占全国的39．9％；实际利用外资246亿美元，占全国的46．0％；社会消费零售总额14715．2亿元，占全国的32．1％。再加上香港、澳门，其实力和对中国的意义，不言自明。
张德江原任浙江省委书记，对长三角发展了如指掌。2002年11月他到广东履新后，借鉴浙江的民营经济经验，在广东大力倡导“内源经济”，作为对广东一向领先的外源经济的补充。此次“泛珠三角”的提法，则直指广东经济最大的隐忧一一发展腹地不够。
但是，“9+2”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更大的意义，是在于其在区域整合中的两大突破。
其一，“9+2”区域内既涵盖着香港和澳门两个独立的关税区，又涵盖着发展水平明显不同的内地9个省区，差异化极大。表面看，差异是整合的障碍，但是，考虑一下长三角的情况，就会发现，同质化的、发展水平相当的区域间的整合更加困难。差异大，表明发展水平有落差，有落差，河流就容易流动；相反，长三角发展水平相当，就像水库里的水，大家在一个平面上(尽管各有特色)，就很难真正流动起来。“9+2”的合作发展模式，横跨整个珠江流域，横跨南中国，使得“横向的中国”的格局再现。这种在不同体制框架和发展水平上的区域组合，是中国东、中、西部经济互联互动、协调发展的一大突破，创造了一种既不同于“对口扶贫”、也不同于所谓“强强合作”的新型区域合作形式。
其二，“9+2”体现出相当的务实合作精神，不唱高调，不谈谁是龙头，有比较强的可操作性。2003年7月24日，张德江在一份请示报告上批示：“我省要高度重视与周边省区的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与周边省区的合作关键在交通，特别是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建议省计委可早做研究和准备，当我省与周边省区高速公路连通后，可由我省做东，召开泛珠三角地区发展座谈会(名称可再推敲)。”可见，一开始的合作构想更多是围绕交通来展开。这样的切人点，谁都有好处而没有坏处，容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而不会产生谁被谁吞食的感觉。在“9+2”合作协议中，提出了自愿参与、市场主导、开放公平、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原则；在合作要求上，主要是推动创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调，共同促进可持续发展，此外没有提过高的合作目标。在合作机制上，目前已有的机制包括每年一次的内地省长、自治区主席和港澳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港澳相应人员参加的政府秘书长协调制度，日常工作办公室则设在发改委、厅(香港、澳门由特区政府确定相应部门)，机制简单且易落实。
相比于长三角“1 5+1”的整合，“9+2”模式更多地体现出合作共赢的特色，而不是凸显一地的中心地位。虽然事实上，上海具备了作为中国经济中心的潜质和部分特征，但在今天中国的行政体系下，上海要真正实现它的梦想还有漫长的里程。相比而言，“9+2”是无中心的。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如果说“1 5+1”是中心辐射型的发展模式，“9+2”则是自由结合、不论高下的多维的网状模式，它包容了更多的合作可能和空间。
目前来看，“9+2”在区域整合的程度上还赶不上长三角，但由于其在整合思路上的创新，尤其是横向的东、中、西部互联互动、协调发展的突破，高度吻合新一届中央政府的科学发展观，所以在未来的运作可能更加顺畅。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势易时移，在新一轮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展中，“9+2”占了一着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