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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灾的三种角色传奇
自古以来，中国多灾。赈灾救人，社会中历来存在几种力量：政府、民间组织和媒体。
一百年前，当一场日俄战争将舶来的“红十字运动”播种到中国大地时，中国民众的人道主义之花与博爱之果曾经那样自发地迸发出来，绚丽多彩；而媒体对灾难的报道与遮蔽，又曾那样左右着社会情绪、政坛博弈的全局。
所有这一切，让我们看到历史中政府与社会各种力量的消长。政府，是救灾的主力，这在今天也毋庸置疑，然而此次汶川大地震中民间志愿者们的表现，不是再次表明民间力量可以、也应该成为救灾的一支主力？媒体在此次地震救灾中表现出的信息透明，为抗震作出的贡献也有目共睹。
只有一个传奇故事是今天没有的，那就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赈灾的故事。那是在中国处在刚打开国门、似乎什么可能都有的年代，一盘华洋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官民之间的搅拌着文化、道德与情感冲突的杂拌沙拉。
灾难中的角色之国际援助
这恐怕是天朝大国第一次接受西方国家的救济。丁丑年和戊寅年的奇荒改变了山东百姓对洋人的态度。灾荒中，只要能带给百姓生存的希望，中西的对立分野渐渐模糊。
1879年，几名金发碧眼的洋人得到了山东百姓送的“万民伞”，这把红色的伞上写着一万个心怀感激的百姓的名字；有人将这些洋人的照片供奉在庙里；成千上万人跟在他们身后，念福音书、向上帝祈祷。
而就在1870年，那场天津教案才刚刚将山东、山西人民的仇教情绪掀向一个高潮：老百姓相信神甫和修女用蒙汗药拐骗了孩子去挖眼剖心，民众暴怒，烧毁教堂，杀死10名修女和两名神父。
这一切改变，是因为从1876年持续到1879年的一场大荒。这次灾荒中，山东、直隶、河南、山西、陕西五省“草木皆枯、赤地千里”，百姓“饥馑载道，饿死粥厂无算”。其中最严重的1877、1878年按干支纪年分属丁丑年和戊寅年，故称丁戊奇荒。奇荒中，是这些洋人向中国百姓发放银钱、粮食。
灾荒来了
1874年，一个年轻的英国传教士来到山东青州，在旅馆里住下。他穿儒士的长袍，并且在脑后系了一根假辫子。他在这个县城租房定居下来，并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李提摩太。
青州是山东府制机构所在地，也是方圆百里最繁华的城镇。它很久以前就是一座名城，又是周边各县的文化中心，每过三年，就有成千上万的学子前来参加会试。然而这个繁华而富饶的城镇，在1876年并不安宁。这年由冬到春，天旱地燥，没有雪，亦没有雨。山东旱灾极多，从1644到1839年的196个年头中，全省仅有33年没有旱灾记录。因此开始人们并未特别注意。
到了4月，播种的最好季节快要过去，这里仍滴雨不下。靠天吃饭的百姓骚动起来，他们到富户祈粮，在衙门哭诉，去寺庙祈祷。
一天，青州知府在脖子、手腕、脚踝上戴上锁链，步行穿过青州城，去城外最主要的庙里求雨。而成群的乡民跟在他后面，头上戴着柳条帽，身着素衣，浩浩荡荡，面容严肃。
然而到了5月，仍然没有雨。加上去年山东亦旱，很多地方“菽不实，麦苗半枯死”，本就家无隔夜粮的贫户已经将种子吃尽。粮价飞涨，农民们只好将农具换钱。尽管官府贴出了禁吃牛肉的告示，但饥饿仍让农民们含泪宰杀耕牛。李提摩太看到，饥饿的母亲卖掉自己的孩子，妇女们蜂拥进一个富人家里，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去吃下一顿饭。男人们也组成了500余人的群体劫掠。谣言四下蔓延，传说一位死而复生的测字先生预言今年三分之一的人将要死去。
旱灾初起之时，各种寺庙、道观都变得熙熙攘攘，老百姓有庙就拜，并不在乎里面供奉着何路神仙。
李提摩太在青州府辖区内的11个县城门上贴了用黄色纸写的传教海报。很快便有以老年人为首的民众代表来到旅馆找他求教。他给百姓传授关于上帝的信仰，圣经中预言天降大雨的故事，并教他们向上帝祈雨。
但对上帝的祈祷，并没有求下雨来。他开始给穷人发放救济金——他站在青州城里最狭窄的小巷的尽头，申请救济金的人排着长队从他身边走过，领到救济金的人在手上涂一个标记。如果人们把标记洗掉，也会把手洗得干净，而传教士只在依旧脏兮兮的手上发放救济金。
灾民数以万计，传教士的资金不够，只能给每人发放几文钱。李提摩太将自己所见所闻写成日记，寄给上海、广州的朋友以寻求募捐，这些记录发表在《申报》和《万国公报》上，后来这些报告还穿越大西洋，出现在英国的报纸上。
1876年6月11日，李提摩太收到外国人募捐的一笔善款。他将这笔银子转交给青州的一位知县。
几千年来，天朝大国从来都是充当居高临下的保护者的角色，向各邻国施舍，这恐怕还是第一次接受西方国家的救济。
然而更大的灾荒还在后面，这点救济仅仅是杯水车薪。
昌乐的纷乱
1876年，山东古道上，三匹骡子拉着载满铜钱的大车到昌乐受灾最严重的村子去。车上坐着的是李提摩太。
当地地方官听说李提摩太赶着装满铜钱的大车经过昌乐城时，对身边人说道：“这洋人到我们这里来，插手我们的事务，究竟居心何在？如果他遭到抢劫，那可不关我的事。”
言者有意，听者亦有心。当中午时分，李提摩太到达昌乐县城南郊，在一家旅馆用过午餐打算继续前进时，一大群人气势汹汹的不围住了他。
李提摩太只好将马车掉头回到旅馆。他把助手留在旅馆里照看马车，自己骑马前往发放救济金的村子向人们说明情况。可洋人发钱的消息早就传开，为了得到一两文救命钱，来自周围各县的数千人聚集到一起，整整一天等待发放救济金，许多女人手里还抱着孩子。
李提摩太担心告诉人们知县阻碍他发放救济，盛怒之下人们会冲向城里，他只好在门外张贴一张告示，请大家尽快先回各自的村子去，每村留下两三个老人，同他一起安排如何把救济金送到村上。
第二天他回到昌乐旅馆时，一直等待他的人们从家里跑出来，大声喊着，试图把旅馆的门撞开，没有成功，他们又一阵阵地朝墙内扔进石头和砖块。
李提摩太只好去找知县。他闯进知县的内室，直截了当地说：“旅馆里有装着铜钱的马车。我让仆人等20分钟。然后，他会离开那里。现在已经有几百人在旅馆旁，带有暴力倾向。在我的人走之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剩下的所有事情由你来负责。”
“哦，你的钱和我无关！”知县喊道。
“但是，地方安定是你的责任，”李提摩太答道，“我来到这里仅仅是为了通知你，让你来制止一场混乱。”
知县慌了神，迅速派人到旅馆，李提摩太则离开昌乐。路上他遇到了姚沟的村民，这是个离昌乐五里远的村庄，他年初在那里发过救济金。村民听说他遇到麻烦，纷纷手持棍棒、扛着草杈前来营救。
而李提摩太一行走后，知县却迟迟不兑现银钱，于是穷人又将怒气转向了县衙。这次是女子们的行动——近百名妇女来到县衙，每个人都带着菜刀和面板，衙役问他们要干什么，她们说，要见知县，有话要说。知县一露面，一位领头妇女就喊道：“我们穷人就快要饿死了，当官的不救济，反而把属于我们的钱偷走了，这样的父母官该剁成碎片！”应和着她的话语，一百多名妇女坐在院子里，拿着菜刀在板子上一阵猛剁，还一起唱了起来，“谁要偷了穷人的钱，我们就把他剁成碎片。”知县只好允诺第二天发放救济金。
灾荒中的官员、洋人和百姓
风平浪静、粮充食丰之时，民间传说里的洋人是种奇怪而可怕的生物——据说西洋人拥有不能打弯的膝盖，会带走孩子的灵魂，修女用孩子的眼珠作望远镜，传教士会炼金术。
但灾荒在前，夷人、洋教也成为了救命稻草。正如中国百姓对“龙王”的态度，如果能够求得雨，他们会抬着龙王游街，杀猪宰羊；而如果无雨，人们亦会愤怒地砸碎龙王庙。洋人能够真金白银地发下救灾银，可比政府的空口文书有用多了。
那时，恭亲王在北京向玉皇大帝求雨，让山东巡抚丁宝桢全面负责赈灾，并拨给青州府四万三千两银子。然而具体到每州、每县，银两仍像雨水一般难求。
有民间富商把自家储米拿出赊粥，发生饥民哄抢，踩伤、踩死人的事件。官府便下了告示：禁止私人放粮。亦禁止烧杀抢掠，一旦发现，当地首领可以就地正法。
这些措施使得民众间愤怒的情绪如暴风骤雨般酝酿，只差一根导火索。甚至有人将领衔造反的希望寄托于洋人——曾经两个书生来找李提摩太，请他作反抗的首领。但一直试图和中国政府搞好关系的李提摩太拒绝了。而在其后的救灾中，他也特意留心不要被留下鼓动叛乱口实。
即使如此，在很多地方李提摩太仍不受欢迎。1877年11月，他前往山西太原府，请求巡抚曾国荃容许他把银子发给灾民，并收养一批孤儿，曾国荃是曾国藩之弟，对洋人存有很重的疑忌心理，认为他们要“盗窃中国人的心”。尽管李提摩太带着2000两银子，还有李鸿章发给他的通行证，仍未获得允可。而曾国荃知道天主教和基督教存在矛盾，深谙官场制衡原理的他，狡猾地让李提摩太与山西天主教传教士合作赈灾。
一些绅士给李提摩太立碑所刻的谢词中，称“维吾皇万岁，恩被群生，光播四海。荒天僻野之民，咸来投诚，共舒民艰”。洋人救济难民的功劳，却被轻巧地转加于千里之外龙椅之上的皇帝，而“洋人”赈灾则是“投诚”。哭笑不得的李提摩太，只好自慰道：“他们的判断受到了官方对传教士的传统态度的误导”，其实，这不仅是官方的态度，而是整个中国民族士人阶级的无法放弃的天朝大国心态。
尾声
1879年，天终于开始降雨了。旱灾终于得以缓解。尽管中国官员严密防守，民心已经被“偷走”。李提摩太经这次赈灾一举成名，不但成为李鸿章、张之洞、丁宝桢的座上宾，还差点成为光绪皇帝的参谋，梁启超曾自愿为其作助手。
而这次赈灾，亦隐约彰示着洋人在中国公共事业中角色的改变。从此以后，西方人在中国各种事务中的参与渐多，而洋人、洋教，亦逐渐被中国乡土社会所接受，那些曾经坚持于传统观念的士绅们也逐渐改变观念，渐渐以送孩子学西学为荣了。
自古以来，中国多灾。赈灾救人，社会中历来存在几种力量：政府、民间组织和媒体。
一百年前，当一场日俄战争将舶来的“红十字运动”播种到中国大地时，中国民众的人道主义之花与博爱之果曾经那样自发地迸发出来，绚丽多彩；而媒体对灾难的报道与遮蔽，又曾那样左右着社会情绪、政坛博弈的全局。
所有这一切，让我们看到历史中政府与社会各种力量的消长。政府，是救灾的主力，这在今天也毋庸置疑，然而此次汶川大地震中民间志愿者们的表现，不是再次表明民间力量可以、也应该成为救灾的一支主力？媒体在此次地震救灾中表现出的信息透明，为抗震作出的贡献也有目共睹。
只有一个传奇故事是今天没有的，那就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赈灾的故事。那是在中国处在刚打开国门、似乎什么可能都有的年代，一盘华洋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官民之间的搅拌着文化、道德与情感冲突的杂拌沙拉。
灾难中的角色之国际援助
这恐怕是天朝大国第一次接受西方国家的救济。丁丑年和戊寅年的奇荒改变了山东百姓对洋人的态度。灾荒中，只要能带给百姓生存的希望，中西的对立分野渐渐模糊。
1879年，几名金发碧眼的洋人得到了山东百姓送的“万民伞”，这把红色的伞上写着一万个心怀感激的百姓的名字；有人将这些洋人的照片供奉在庙里；成千上万人跟在他们身后，念福音书、向上帝祈祷。
而就在1870年，那场天津教案才刚刚将山东、山西人民的仇教情绪掀向一个高潮：老百姓相信神甫和修女用蒙汗药拐骗了孩子去挖眼剖心，民众暴怒，烧毁教堂，杀死10名修女和两名神父。
这一切改变，是因为从1876年持续到1879年的一场大荒。这次灾荒中，山东、直隶、河南、山西、陕西五省“草木皆枯、赤地千里”，百姓“饥馑载道，饿死粥厂无算”。其中最严重的1877、1878年按干支纪年分属丁丑年和戊寅年，故称丁戊奇荒。奇荒中，是这些洋人向中国百姓发放银钱、粮食。
灾荒来了
1874年，一个年轻的英国传教士来到山东青州，在旅馆里住下。他穿儒士的长袍，并且在脑后系了一根假辫子。他在这个县城租房定居下来，并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李提摩太。
青州是山东府制机构所在地，也是方圆百里最繁华的城镇。它很久以前就是一座名城，又是周边各县的文化中心，每过三年，就有成千上万的学子前来参加会试。然而这个繁华而富饶的城镇，在1876年并不安宁。这年由冬到春，天旱地燥，没有雪，亦没有雨。山东旱灾极多，从1644到1839年的196个年头中，全省仅有33年没有旱灾记录。因此开始人们并未特别注意。
到了4月，播种的最好季节快要过去，这里仍滴雨不下。靠天吃饭的百姓骚动起来，他们到富户祈粮，在衙门哭诉，去寺庙祈祷。
一天，青州知府在脖子、手腕、脚踝上戴上锁链，步行穿过青州城，去城外最主要的庙里求雨。而成群的乡民跟在他后面，头上戴着柳条帽，身着素衣，浩浩荡荡，面容严肃。
然而到了5月，仍然没有雨。加上去年山东亦旱，很多地方“菽不实，麦苗半枯死”，本就家无隔夜粮的贫户已经将种子吃尽。粮价飞涨，农民们只好将农具换钱。尽管官府贴出了禁吃牛肉的告示，但饥饿仍让农民们含泪宰杀耕牛。李提摩太看到，饥饿的母亲卖掉自己的孩子，妇女们蜂拥进一个富人家里，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去吃下一顿饭。男人们也组成了500余人的群体劫掠。谣言四下蔓延，传说一位死而复生的测字先生预言今年三分之一的人将要死去。
旱灾初起之时，各种寺庙、道观都变得熙熙攘攘，老百姓有庙就拜，并不在乎里面供奉着何路神仙。
李提摩太在青州府辖区内的11个县城门上贴了用黄色纸写的传教海报。很快便有以老年人为首的民众代表来到旅馆找他求教。他给百姓传授关于上帝的信仰，圣经中预言天降大雨的故事，并教他们向上帝祈雨。
但对上帝的祈祷，并没有求下雨来。他开始给穷人发放救济金——他站在青州城里最狭窄的小巷的尽头，申请救济金的人排着长队从他身边走过，领到救济金的人在手上涂一个标记。如果人们把标记洗掉，也会把手洗得干净，而传教士只在依旧脏兮兮的手上发放救济金。
灾民数以万计，传教士的资金不够，只能给每人发放几文钱。李提摩太将自己所见所闻写成日记，寄给上海、广州的朋友以寻求募捐，这些记录发表在《申报》和《万国公报》上，后来这些报告还穿越大西洋，出现在英国的报纸上。
1876年6月11日，李提摩太收到外国人募捐的一笔善款。他将这笔银子转交给青州的一位知县。
几千年来，天朝大国从来都是充当居高临下的保护者的角色，向各邻国施舍，这恐怕还是第一次接受西方国家的救济。
然而更大的灾荒还在后面，这点救济仅仅是杯水车薪。
昌乐的纷乱
1876年，山东古道上，三匹骡子拉着载满铜钱的大车到昌乐受灾最严重的村子去。车上坐着的是李提摩太。
当地地方官听说李提摩太赶着装满铜钱的大车经过昌乐城时，对身边人说道：“这洋人到我们这里来，插手我们的事务，究竟居心何在？如果他遭到抢劫，那可不关我的事。”
言者有意，听者亦有心。当中午时分，李提摩太到达昌乐县城南郊，在一家旅馆用过午餐打算继续前进时，一大群人气势汹汹的不围住了他。
李提摩太只好将马车掉头回到旅馆。他把助手留在旅馆里照看马车，自己骑马前往发放救济金的村子向人们说明情况。可洋人发钱的消息早就传开，为了得到一两文救命钱，来自周围各县的数千人聚集到一起，整整一天等待发放救济金，许多女人手里还抱着孩子。
李提摩太担心告诉人们知县阻碍他发放救济，盛怒之下人们会冲向城里，他只好在门外张贴一张告示，请大家尽快先回各自的村子去，每村留下两三个老人，同他一起安排如何把救济金送到村上。
第二天他回到昌乐旅馆时，一直等待他的人们从家里跑出来，大声喊着，试图把旅馆的门撞开，没有成功，他们又一阵阵地朝墙内扔进石头和砖块。
李提摩太只好去找知县。他闯进知县的内室，直截了当地说：“旅馆里有装着铜钱的马车。我让仆人等20分钟。然后，他会离开那里。现在已经有几百人在旅馆旁，带有暴力倾向。在我的人走之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剩下的所有事情由你来负责。”
“哦，你的钱和我无关！”知县喊道。
“但是，地方安定是你的责任，”李提摩太答道，“我来到这里仅仅是为了通知你，让你来制止一场混乱。”
知县慌了神，迅速派人到旅馆，李提摩太则离开昌乐。路上他遇到了姚沟的村民，这是个离昌乐五里远的村庄，他年初在那里发过救济金。村民听说他遇到麻烦，纷纷手持棍棒、扛着草杈前来营救。
而李提摩太一行走后，知县却迟迟不兑现银钱，于是穷人又将怒气转向了县衙。这次是女子们的行动——近百名妇女来到县衙，每个人都带着菜刀和面板，衙役问他们要干什么，她们说，要见知县，有话要说。知县一露面，一位领头妇女就喊道：“我们穷人就快要饿死了，当官的不救济，反而把属于我们的钱偷走了，这样的父母官该剁成碎片！”应和着她的话语，一百多名妇女坐在院子里，拿着菜刀在板子上一阵猛剁，还一起唱了起来，“谁要偷了穷人的钱，我们就把他剁成碎片。”知县只好允诺第二天发放救济金。
灾荒中的官员、洋人和百姓
风平浪静、粮充食丰之时，民间传说里的洋人是种奇怪而可怕的生物——据说西洋人拥有不能打弯的膝盖，会带走孩子的灵魂，修女用孩子的眼珠作望远镜，传教士会炼金术。
但灾荒在前，夷人、洋教也成为了救命稻草。正如中国百姓对“龙王”的态度，如果能够求得雨，他们会抬着龙王游街，杀猪宰羊；而如果无雨，人们亦会愤怒地砸碎龙王庙。洋人能够真金白银地发下救灾银，可比政府的空口文书有用多了。
那时，恭亲王在北京向玉皇大帝求雨，让山东巡抚丁宝桢全面负责赈灾，并拨给青州府四万三千两银子。然而具体到每州、每县，银两仍像雨水一般难求。
有民间富商把自家储米拿出赊粥，发生饥民哄抢，踩伤、踩死人的事件。官府便下了告示：禁止私人放粮。亦禁止烧杀抢掠，一旦发现，当地首领可以就地正法。
这些措施使得民众间愤怒的情绪如暴风骤雨般酝酿，只差一根导火索。甚至有人将领衔造反的希望寄托于洋人——曾经两个书生来找李提摩太，请他作反抗的首领。但一直试图和中国政府搞好关系的李提摩太拒绝了。而在其后的救灾中，他也特意留心不要被留下鼓动叛乱口实。
即使如此，在很多地方李提摩太仍不受欢迎。1877年11月，他前往山西太原府，请求巡抚曾国荃容许他把银子发给灾民，并收养一批孤儿，曾国荃是曾国藩之弟，对洋人存有很重的疑忌心理，认为他们要“盗窃中国人的心”。尽管李提摩太带着2000两银子，还有李鸿章发给他的通行证，仍未获得允可。而曾国荃知道天主教和基督教存在矛盾，深谙官场制衡原理的他，狡猾地让李提摩太与山西天主教传教士合作赈灾。
一些绅士给李提摩太立碑所刻的谢词中，称“维吾皇万岁，恩被群生，光播四海。荒天僻野之民，咸来投诚，共舒民艰”。洋人救济难民的功劳，却被轻巧地转加于千里之外龙椅之上的皇帝，而“洋人”赈灾则是“投诚”。哭笑不得的李提摩太，只好自慰道：“他们的判断受到了官方对传教士的传统态度的误导”，其实，这不仅是官方的态度，而是整个中国民族士人阶级的无法放弃的天朝大国心态。
尾声
1879年，天终于开始降雨了。旱灾终于得以缓解。尽管中国官员严密防守，民心已经被“偷走”。李提摩太经这次赈灾一举成名，不但成为李鸿章、张之洞、丁宝桢的座上宾，还差点成为光绪皇帝的参谋，梁启超曾自愿为其作助手。
而这次赈灾，亦隐约彰示着洋人在中国公共事业中角色的改变。从此以后，西方人在中国各种事务中的参与渐多，而洋人、洋教，亦逐渐被中国乡土社会所接受，那些曾经坚持于传统观念的士绅们也逐渐改变观念，渐渐以送孩子学西学为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