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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简介】
熊芳芳，中学高级教师。首届全国中语“十佳教改新星”、首届“全国文学教育名师”。“生命语文”首倡者，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第三届“语文报杯”全国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赛一等奖得主。已出版专著《生命语文》《高考微作文》等。
2017年5月，在广州外国语学校面试时讲微型课，我抽到的签是《诗经两首》（《氓》和《静女》）。
不记得全过程了，唯一清晰的，只有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在爱情的荒原里，那个女子站成了一棵树。
那个女子，没有名字，我却不愿称她为氓之妻。
她失去了曾经如静女一样俏皮的巧笑倩兮，她也不再拥有伊人在水一方的诱人神秘，但在遥远的《诗经》里，她是唯一一道直立的风景。
在《氓》近似小说的完整而曲折的情节里，我们目睹了一场曾经绚丽的爱情如落叶凋零。
像一棵曾经繁茂的桑树，经历了岁月的凄凉，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贫寒而又孤独地立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上。
然而纵使贫寒，纵使孤独，她仍旧以树的姿势站立，不是缠缠绕绕的藤蔓，也不是一岁一枯的野草。
在那片爱情的荒原里，有的是眼泪，有的是苦毒，有的是恨的缠绵，有的是爱的幻想，唯有她，挺直了腰杆，吐气如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丈夫朝秦暮楚无可挽回，自己忍辱负重无愧于心，从前那个“为你哭为你笑”的天真女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就像男子当初亦真亦幻的爱情一样。
现在的她，在痛苦中反思，在反思中成长，不仅仅长成了独立挺拔的人格姿势，而且在历史的最深处，发出了清醒的哲人的声音：“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尽管这样的彻悟与超脱令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那绝代的风华照亮了人类三千年的心路历程。
她是古代女性中最早的觉醒者，她的“亦已焉哉”的独立宣言，就是古代女性最早的精神出走。
虽然和娜拉的出走一样，她最终其实还是无路可走，但比起《诗经》中比比皆是的沉溺于痛苦而不能自拔的弃妇，她的境界要高蹈得多。
她的无畏并非源于无知。
这个上古的女人很清楚地知道一个青春已逝的女人被休之后要面对些什么，但比起跟一个负心人继续无爱的时光，在无边无际的痛苦中苦捱，还不如“相忘于江湖”。
只是，这个世界是男人的江湖，不是女人的江湖。
中国古代女性之地位，在《诗经》“小雅”中记载得很明白：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
（《诗经·小雅·斯干》）
若是生个小儿郎，做张小床给他躺，给他穿上小衣裳，给他玩弄美玉璋，他的哭声如钟响，穿上蔽膝闪红光，成为安邦定国王。
若是生个小姑娘，地上铺块小木板，一条小被裹身上，拿个纺锤给她玩，教她温顺少言语，操持家务多干活，不给爹娘添烦恼。
這就是生男生女的不同待遇和期望。所以林语堂说：“中国人之轻视女性的地位，一若出自天性。”女性只要会持家，能传宗接代，不连累父母就行了。女人的生命是依附于家庭而存在的，离开了男人，女人的生命就无从依托。
这样的世界是男人的江湖，男人，是女人的江湖。
虽然《诗经》的时代背景正值社会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男权主义如后世的“三从四德”“七出”等都还只是处于开端，宗法制度对女性的压迫也没有后世那么明显，但在女性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都处于附属地位的男权社会里，女子无论贫富贵贱，都逃脱不了悲剧命运。《邶风·日月》《邶风·谷风》《卫风·氓》《王风·中谷有蓷》《小雅·我行其野》《小雅·白华》等篇都是《诗经》中的弃妇诗。这些被遗弃的妇女有的是平民女子，有的是贵族公主，甚至还有被废黜的王后。
想起一个女孩的作文，在华中师大一附中的时候，我讲过一个中国古代女性的专题：《氓》和《静女》、《红楼梦》、陆游和唐琬、绿珠和石崇、项羽和虞姬……之后，她写了这样一篇作文：
沈园
我没去过沈园。但是袁鹰说，那里依然秋风瑟瑟，落红满径。你依然看得见陆游的长袍一闪而过，依然可以感觉那一块早就被时间洗净的墙壁上，《钗头凤》对着历史的尘埃默默叹惜。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八百年前，而立之年的陆游游经城南沈园，正遇十年前被老母严命分袂的前妻唐琬和她的后夫。十年的感情喷薄而出，挥笔一阕，千古绝唱。我们无从考证当时是否确有过赵士程（唐的后夫）向陆游“遣酒送菜”的情节，也仅只能想象着这对恋人曾迫于礼教，装成素不相识地四目相视，而后擦肩而过。沈园只是留给后人的一种映象。一曲情愫，一醉千年。
接下来断断续续的五十年，我们只看见陆游独自走过沈园，我们只能从他怅然的笔下拼凑这五十年生死间的眷恋。直到他逝世前两年，他最后一次去了沈园，一口气就是一组《春游》，有一句“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幽梦吗？那时候，沈园早已三易其主，早就“非系旧池台”。他也不会想到，这梦一做就是八百年，并且还将继续做下去。
沈园的柳树都老了吧，那么久，都不飞絮了。
何满子
有一个会做梦的诗人，说自己就是为周郎弹奏《广陵散》的那个女子。“曲有误，周郎顾”，她说她故意弹错了曲子，为的就是那饮鸩止渴的“一顾”。弦断了，人醉了。那是她最后一次在宫中弹奏。宫里当然不会留下一个弹不好曲子的宫女。于是几千年，她沉睡在历史的背后。
然而她是幸福的。那一顾是她孤注一掷的果子，甜的，哪怕咽下之后只留下一生的苦涩。 这当然是和那些“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的女子作比。她们在笼子里等待着那个给她们织笼子的男人。也许“不得见者三十六年”，也许“深宫二十年”后，当终于能见到词主的时候，早就落英一地。三千里的故国，二十年的等待，操琴而唱的颤抖的身体，怎能承受如此的重量？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把青春托付给命运，命运却只是冷冷一笑。年年岁岁，花都谢了，梦也空了，麻木着把支离破碎的心扫掉，却发现早已忘了该怎样去笑。
圆子作过这样一个比喻：花是炫丽的，放入花丛中，万紫千红，最终还是错过了那个赏花的人。或者也许，赏花之人根本无意于这嫣然的百花争艳，他总在张望园外的那一朵牡丹。
楚歌
白骓悲啼，虞姬泪落。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于是，虞姬拔剑，留下一个清丽的背影，然后走了。
绿珠留下一句报答，走了。息妫留下一句许诺，走了。尤三姐留下一声长叹，走了。
——这就是结局吗？然后，我们只看见，人称之：列女。再无回音。
只有楚歌，静静爬满史卷。
也许虞姬只希望来世作个静女，有一个很普通的人拿着她送的很普通的彤管说，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然后两个人很幸福地过很普通的日子。
可能吗？氓之妻无言。
垓下，楚歌又起。
人叹说，那个时代的女子好像只有一种结局？
谁知道呢。你只能看见，有很多柳树，老在沈园里。
如她所言，静女的故事虽然美好，但我们看不见故事的未来。有谁能保证它不会重复《氓》的结局？
那个已经不再是氓之妻的女子，以直立的姿势实现了精神的出走，在爱情的荒原里站成了一棵树，一棵落尽了一身的繁华，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的桑树。桑树的意象，传递的是一种审美的坚持，有什么样的审美意识，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审美符号。反过来讲，选择了什么样的审美符号，就显示出选择者具有什么样的审美意识。在这首民歌里，桑树的意象，是一种生命的符号，它传递的是一种人格坚强、精神独立的心灵选择。
但令人担忧的是，这棵树仅仅有倔强的姿势，却没有生長的土壤，她到底能够站多久？
古希腊人制造了绝望与悲剧的观念，那总是通过美制造的……这是最高的悲剧，而非像现代精神那样从丑恶与平庸出发制造绝望。
——加缪
《氓》的故事无疑是一个悲剧，它表现了中国古代女性的痛苦与哀愁。
但这个悲剧是通过美制造的，它富有中国式思维的美丽。
这种美丽，借由桑树的意象，向我们悄悄传递着中国文学独特的风格和意蕴。
1.含蓄蕴藉的抒情风格
叶嘉莹曾指出：“东西方诗歌传统不同，中国早期诗歌以抒情为主，早期希腊的诗歌则以叙事史诗和戏剧为主。”
诗经的抒情，常借助于比兴。兴的特点是借助景物来铺垫和暗示思想，比的特点是借助他物来强化和寄托思想，由于比兴本体是主观作用于客观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它表现社会生活和作者思想情感的方式，只能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表现为一种曲折委婉的含蓄风格。
比兴本体所体现的含蓄美，主要通过比喻、象征、暗示和渲染等方式来实现。无论是比喻、象征，还是暗示、渲染，它们在表现社会生活和表达作者思想感情时，采用的都是委婉曲折的表达方式，营造出一种融情于景、以景抒情、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从而体现出一种含蓄的美学风格。
如《氓》中的女子，由桑树的繁茂引起感触，联想到自己的青春年华和美好爱情，从鸠鸟多吃桑葚会昏醉联想到女子沉溺于爱情将不能自拔。用“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来比喻自己的年老色衰和丈夫情意的日渐淡漠。这样的表现手法，可谓兴中有比，以物喻人，含蓄地表达了女子的心情与命运。
就“比兴”的思维属性而言，它是形象思维的一种具体体现。就“比兴”的思维方式而言，“比兴”是联想的典型体现。不管比兴本体同创作主体之间以何种联想方式进行联合，他们都体现了一种思维上的“由此及彼”或“由彼及此”的特性，因此可以说，“比兴”手法的运用是形象思维中联想的典型体现。
譬如“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桑叶枯黄凋落本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女子看到这一自然现象，就联想到自己嫁给丈夫后甘于贫穷、任劳任怨、年老色衰却遭丈夫背弃的命运，从而赋予了“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这一自然现象以特定的理性内涵，抒发了主人公沉痛与悲哀的情感。
这样的思维方式形成了《诗经》含蓄蕴藉的抒情风格，也表现了中国文学独具特色的审美追求。并且，它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源头，直到今天，很多诗歌中仍然可以看到它的影子。
《氓》中的女子以一棵桑树的形象站立在诗歌里，舒婷的《致橡树》中的女子以一棵木棉树的形象站立在诗歌里，全诗以橡树、木棉的意象对应地象征爱情双方的独立人格和真挚爱情，使得哲理得以在亲切可感的形象中生发、诗化，因而这首富于理性气质的诗却使人感觉不到任何说教意味，而只是被其中丰美动人的形象所征服。
将思想情感形象化，含蓄蕴藉地抒情，这就是中国式思维的美丽。
2.万物有灵的自然意识
袁行霈曾说：“把握住崇尚自然的思想与崇尚自然之美的文学观念，就可以比较深入地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学。”
中国古人的自然意识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在他们看来，自然界的风云变幻——草木的生长凋零、鱼跃鸢飞、日出日落等，都和人一样，是一种生命现象。自然万物莫不有生，莫不有灵。在长期与大自然接触的过程中，他们逐渐认识到“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淮南子·精神训》）的对应关系。
任何艺术表达手段的背后都有深刻的哲学观点支撑，比兴的形成也是这样。“‘万物有灵观’是原始人类的生命本体论，也是他们的灵魂存在观，从思维学的角度看，万物有灵论又是一种思维方式，属于原始思维的一种形态。其最根本的特点在于人把生命或生命的属性，例如思想、情感、意志等赋予无生命的对象，从而使一切事物都具有与人相似的生命现象和物活感。”（维科《新科学》商务印书馆1996）既然万物有生有灵，那么天人物我的相通相合便成了可能。 在《诗经》时代，先民的生命深深地嵌入了自然的节律之中，人与自然是血脉相连、心灵相通的整体，因此，当《氓》中的女子看到桑树春天繁茂、秋天凋零时，自然会触目伤怀，联想到自己的身世命运，故而倍感往事不堪回首。但与此同时，自然亦以自身隐秘的节律应和着人，在一种生命共感之中，这个上古女子的心灵在大自然中获得了一种无言的宽慰和安抚：春生秋杀是自然的常态，人的生命也是如此，世间没有永恒的生命，所以也不会有永恒的爱情。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经历生命的衰老和爱情的无常，所有的生命都在面对同样的命运。从青春走向衰亡，从热烈走向孤寂，这才是生命的常态。
这是桑树与她心灵的对话，相信正是这样的对话给了她超脱的勇气。
万物有灵的自然意识，给予了中国先民一种类似祈祷的心灵出口，或者说一种超脱尘世苦难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带着一种淡淡的哀愁，因为它面对的是人类至今仍然无解的人生难题和人性难题；同时它也带着一种暖暖的宁静，因为它从一切生命那里看到了共同的境遇。
3.敏锐感性的时间触觉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只有拥有最敏感的心的民族，才可能拥有浩若烟海的诗歌。敏感的先民对时间和生命有着十分敏锐和感性的触觉。
《诗经》是农业文明时期的产物，先民对时间的感受与农时、物候息息相关。大而言之，春秋代序为年，而“春”“秋”“年”的本义都与农业有关。在古人看来，季节首先意味着劳作收获，是他们的生命方式。小而言之，日出日落，月令交替，决定着先民的生活节奏。先民随着自然的律动呼吸，随着时间的长河匀速地流淌，平静地接受自然的恩赐，“当耕而耕，当蚕而蚕，当作而作，当息而息”（黄熏《毛诗集成》）。《氓》中的女子是从事桑蚕业的，所以，她感受时间的最近参照物就是桑树。桑树的生命在四季中轮回，她的生命也跟着在四季中轮回。
从某种意义上讲，时间是生命的存在方式，先民从对时间的感受中体悟了生命的存在。这种敏锐的时间触觉其实也是生命的触觉，他们在时间中体验、认识和思考生命，这也是一种中国式的思维，同样包孕着生命的美丽和哀愁。《诗经》不唯停留在具体感性的抒情叙事层面，某些诗篇还蕴含着哲思的萌动。比如蜉蝣是一种朝生暮死生命极为短暂的昆虫，诗人由此联想到了人生。《曹风·蜉蝣》接连三章，反复咏唱“心之忧矣，于我归处”，“心之忧矣，于我归息”，“心之忧矣，于我归说”，可见焦虑之深。因为诗人已经认识到人生的归宿与蜉蝣的归宿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生命无法逃避死亡的规律。
因此，《氓》中桑树的意象，正是女子对时间飞逝和生命流逝的敏锐发现：她像一棵桑树一样，为了遇见生命中的那个人，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细致的成长，年年岁岁的流光，枝枝叶叶的繁华，终于在生命最好的时光里遇见了那个宿命中的人。然而这棵树没有得到长久的浇灌，终于在爱情的荒原中凋落了青春的容颜，曾经的美好转眼成空，余剩的生命将度日如年。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席慕蓉的一首诗：
一棵开花的树
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为这
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佛于是把我化做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阳光下
慎重地开满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当你走近
请你细听
那颤抖的叶
是我等待的热情
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
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
朋友啊
那不是花瓣
那是我凋零的心
女子的生命仅仅为爱绽放，而且是历经了五百年的祈求和等待，用了全部的热情与生命的力量慎重地开满了花，这唯一的绽放，耗尽了前世今生的盼望和力量的绽放，却被对方无视和践踏。真是令人惊叹，上下三千年，中国女人的爱情，居然有不变的容颜。
《氓》中的桑树还是一个文化符号，解读它，就能够解读那个农耕时代的恋爱与婚姻。
远古的神话中，桑是生于东海的巨树，这巨树是天上十个太阳的故乡，每天十个太阳从海中轮流地经过桑树出來，带领这十个太阳的是他们的母亲羲和，这个叫羲和的女子就是帝舜的妻子。
桑树在古代又被称为“扶桑”“博桑”“若木”，“扶桑”与“博桑”都是指海中的大木，“若木”的“若”字的原始字形，是一个披着长发跪在地上的女人形象，“若”字的起源，在字形上是说明了古代妇女是以养蚕治丝为主要的工作。在神话的意义上是说，桑树是具有“永远年青”的不死与再生神秘力量的圣树。
《山海经》中说：“欧丝之野，在大迹东，有一女子跪据树欧丝，三桑无枝，在欧丝东，其木长百仞，无枝”（《海外北经》），这个跪据树欧丝的女子形象正是“若”字的原始字形，这个披发跪地的女子也就是神话中的桑神。桑神是天帝的女儿，所以古代有帝女之桑的神话。主桑的桑神，也就是牵牛织女神话传说中的原始织女。
桑树的养蚕治丝和结生累累桑葚的功能，以及桑叶摘了再生，继续不衰的生命现象，使先民对桑树产生了不死、再生与生殖的原始信仰。神话中的古帝颛顼、殷商的伊尹以及孔子的出生都有“生于空桑”的传说，殷商的后裔宋国以桑社作为自己土地的原始母神，到了后来的传说里，连桑葚也成了九千年生一次的不死仙果。
在《夏小正》“三月摄桑”和“妾子始蚕”的记载中，我们知道三月是古代民间妇女开始采桑的季节，《礼记·月令》中说每年采桑季节来到的时候，王后妃子们也都以身作则地到野外去做采桑的工作，这时候的妇女们纷纷地放下了自己屋里的工作而忙着到野外去采桑。桑林中的爱情故事是丰富而生动的：
十亩之间兮，
桑者闲闲兮，
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间兮，
桑者泄泄兮， 行与子逝兮。
（《魏风·十亩之间》）
在桑林中，一群青年男女轻松自在地往来采桑，一个采桑的女子看上了一个男子，因此想和他结伴回去。
爰采唐矣，
沫之乡矣，
云谁之思，
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宫，
送我乎淇之上矣。
（《幽风·桑中》）
这是说一个美丽得像孟姜的女子主动约请心上人到河流之乡的一个叫作“上宫”的小地方的桑林中幽会。
桑树下最早的爱情神话，应该是治水的大禹和涂山之女的故事。《楚辞·天问》中说：“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韶山女而通之于台桑？”是说禹王因为忙着治水，所以年过了三十还没有结婚，在他巡省南土的时候，遇到了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之后禹王又忙着治水去了。十月以后，涂山女生了禹的儿子夏启。
桑林之所以成为古代男女的爱情场所，首先是因为只有在每年的采桑季节，女子们才纷纷地放下屋里的工作而到野外去采桑，其次是由于枝叶繁茂的桑林正是青年男女们躲藏起来恋爱幽会的适宜环境，另外，应该也与先民对桑树不死、再生与生殖的原始崇拜有关。大概正是因为采桑时节桑林中会传出无数青年男女的情歌，后来卫道的儒者们才大声叹息“桑间濮上，亡国之音”的吧。
《周礼·地官·媒氏》中记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这就是说，礼制规定尚未婚配或生育的民间男女在仲春之月必须按照习俗进行幽会，否则还可能受到惩罚。这种合乎礼制的野合，春秋时代十分盛行。《墨子·明鬼》记载：“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令所属而观也。”这里的“桑林”“云梦”就是宋楚男女野合的地方。通常在仲春的祭祀和祝祷仪式之后，男女就有机会在一起游览春色，谈情说爱。
当然，这样的婚恋方式，是与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统治者做出这样的规定，求嗣的目的十分明显：百姓传承家庭，国家也能壮大兵力和发展生产，于国于家都有益，何乐而不为？《周官》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越语》勾践法令则规定男二十娶，女十七嫁。一般认为，男三十、女二十是极限，不可超过，可以嫁娶之年则为男十六、女十四。战乱过后需要多增人口时，婚年就早，过期不嫁娶还要受处罚。从古籍中的“奔者不禁”和“令会男女”来看，当时男女幽会、私许终身的情形是极为普遍的。《王风·大车》中就有“岂不尔思，畏子不奔”的爱情告白。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氓》中的女子在诗中多次提到桑树，应该不仅仅是她在劳动中获得的关于自然的经验，而同时也暗示了她与氓在桑林幽会的情爱体验。尤其是“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一句，很明显是对自己曾经沉溺于情爱之中不能自拔而未能深入了解氓的“二三其德”的悔恨。看来桑林应是女子和氓曾经在幽会中以身相许的一个见证，所以钱钟书所说的“盖以私许始，以被弃终。初不自重，卒被人轻，旁观其事，诚足齿冷”还是有一定依据的。但与《召南·摽有梅》中“求我庶士，迫其今兮”的迫切呼唤、《召南·野有死麕》中大胆的情爱描写和《郑风·褰裳》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那种浪漫明媚的逗引相比，《氓》中的这个女子基本算是保守派了：私许终身之后，她会要求男子为他们的爱情披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合法外衣。虽然政府明文规定了“奔者不禁”，但《礼记·内则》中有言：“聘则为妻，奔则为妾。”《齐风·南山》唱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云：“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那个时代的媒人非同寻常，乃国家公务员，官名“媒氏”，职“掌万民之判”，专门为未婚男女做媒。故《说文解字注》云：“媒者，谋也，谋合二姓者也。”可见，只有父母认可、媒氏说合的婚姻，才具有法律效力。
接下来再看看女子所说的“秋以为期”。古时候关于婚时的规定，《荀子·大略》中有言：“霜降逆女，冰浮杀止。”古代农民冬则居邑，春则居野，故嫁娶必始秋末。《媒氏》中也有说：“仲春奔者不禁，盖以时过而犹不克昏，则必乏于财，故许其杀礼。”（吕思勉《先秦史》）而女主人公提出的婚期正是秋天，春天定情，秋天成礼，其实已经是一个合法的婚姻最短的周期。
由此可以推断，氓之“谋”，并非婚姻之谋，而是幽会之谋，而一旦女子想要让爱情变得名正言顺，将婚姻提上议事日程，让他请“良媒”走正式的婚姻程序，他就动了“怒”。女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将二人正式结为连理的日子定在最短的期限以内，然后男子悻悻然而去，而女子经历了日日“乘彼垝垣，以望復关”的焦急等待之后，终于“载笑载言”“以我贿迁”。
从全过程来看，女子比男子主动真诚得多，小商人氓以最精明的头脑和最低微的身份（“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中商人处于末流）最终获得了财、色、力的三丰收。
然而古代社会在衡量女性价值的时候，不仅仅要求女子勤劳、聪慧、能干、美丽，最好还能富有、高贵，其中最最重要的，是对她们像花椒一样多子的生育期待。
《礼记·昏义》中说：“昏礼者，将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
《诗经》中的情爱意识常有明确的目的指向，那就是生育的责任。享受爱情与生育责任相比，前者只是婚姻生活中的一个过程，后者却是生为女子必须完成的使命。在宗法时代，子嗣代表生命的延续，女性便被赋予了像花椒一样多子的生育期待。从《大雅·生民之什·既醉》《大雅·文王之什·思齐》以及《大雅·生民之什·假乐》诸篇可以看出人们对多子多孙的期望。《周南·螽斯》也以繁殖力惊人的螽斯作为子孙众多、家族兴旺的象征。《周南·桃夭》全诗更藉由结实累累的桃实来暗示女性的生殖能力，和乐美满的婚姻是与生儿育女的神圣职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后世明文规定“七出”之前的时代，对于男子休妻的原因，陈东原曾将其归纳为三种：“无子，色衰爱弛，男子富贵再娶。”（《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书店）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氓》中的女子被丈夫背弃的原因，以上三者兼有。女子虽然任劳任怨，但似乎并无子嗣，经年的劳累又令她年老色衰，丈夫的爱也渐渐冷却，有了她用车载到婆家的丰厚的嫁妆，氓的商业一定如虎添翼，处境好了，诱惑就多了，休妻的理由便成熟而充分了。
在《氓》一文中，桑树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解读人性，解读时代，解读社会。
熊芳芳，中学高级教师。首届全国中语“十佳教改新星”、首届“全国文学教育名师”。“生命语文”首倡者，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第三届“语文报杯”全国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赛一等奖得主。已出版专著《生命语文》《高考微作文》等。
2017年5月，在广州外国语学校面试时讲微型课，我抽到的签是《诗经两首》（《氓》和《静女》）。
不记得全过程了，唯一清晰的，只有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在爱情的荒原里，那个女子站成了一棵树。
那个女子，没有名字，我却不愿称她为氓之妻。
她失去了曾经如静女一样俏皮的巧笑倩兮，她也不再拥有伊人在水一方的诱人神秘，但在遥远的《诗经》里，她是唯一一道直立的风景。
在《氓》近似小说的完整而曲折的情节里，我们目睹了一场曾经绚丽的爱情如落叶凋零。
像一棵曾经繁茂的桑树，经历了岁月的凄凉，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贫寒而又孤独地立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上。
然而纵使贫寒，纵使孤独，她仍旧以树的姿势站立，不是缠缠绕绕的藤蔓，也不是一岁一枯的野草。
在那片爱情的荒原里，有的是眼泪，有的是苦毒，有的是恨的缠绵，有的是爱的幻想，唯有她，挺直了腰杆，吐气如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丈夫朝秦暮楚无可挽回，自己忍辱负重无愧于心，从前那个“为你哭为你笑”的天真女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就像男子当初亦真亦幻的爱情一样。
现在的她，在痛苦中反思，在反思中成长，不仅仅长成了独立挺拔的人格姿势，而且在历史的最深处，发出了清醒的哲人的声音：“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尽管这样的彻悟与超脱令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那绝代的风华照亮了人类三千年的心路历程。
她是古代女性中最早的觉醒者，她的“亦已焉哉”的独立宣言，就是古代女性最早的精神出走。
虽然和娜拉的出走一样，她最终其实还是无路可走，但比起《诗经》中比比皆是的沉溺于痛苦而不能自拔的弃妇，她的境界要高蹈得多。
她的无畏并非源于无知。
这个上古的女人很清楚地知道一个青春已逝的女人被休之后要面对些什么，但比起跟一个负心人继续无爱的时光，在无边无际的痛苦中苦捱，还不如“相忘于江湖”。
只是，这个世界是男人的江湖，不是女人的江湖。
中国古代女性之地位，在《诗经》“小雅”中记载得很明白：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
（《诗经·小雅·斯干》）
若是生个小儿郎，做张小床给他躺，给他穿上小衣裳，给他玩弄美玉璋，他的哭声如钟响，穿上蔽膝闪红光，成为安邦定国王。
若是生个小姑娘，地上铺块小木板，一条小被裹身上，拿个纺锤给她玩，教她温顺少言语，操持家务多干活，不给爹娘添烦恼。
這就是生男生女的不同待遇和期望。所以林语堂说：“中国人之轻视女性的地位，一若出自天性。”女性只要会持家，能传宗接代，不连累父母就行了。女人的生命是依附于家庭而存在的，离开了男人，女人的生命就无从依托。
这样的世界是男人的江湖，男人，是女人的江湖。
虽然《诗经》的时代背景正值社会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男权主义如后世的“三从四德”“七出”等都还只是处于开端，宗法制度对女性的压迫也没有后世那么明显，但在女性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都处于附属地位的男权社会里，女子无论贫富贵贱，都逃脱不了悲剧命运。《邶风·日月》《邶风·谷风》《卫风·氓》《王风·中谷有蓷》《小雅·我行其野》《小雅·白华》等篇都是《诗经》中的弃妇诗。这些被遗弃的妇女有的是平民女子，有的是贵族公主，甚至还有被废黜的王后。
想起一个女孩的作文，在华中师大一附中的时候，我讲过一个中国古代女性的专题：《氓》和《静女》、《红楼梦》、陆游和唐琬、绿珠和石崇、项羽和虞姬……之后，她写了这样一篇作文：
沈园
我没去过沈园。但是袁鹰说，那里依然秋风瑟瑟，落红满径。你依然看得见陆游的长袍一闪而过，依然可以感觉那一块早就被时间洗净的墙壁上，《钗头凤》对着历史的尘埃默默叹惜。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八百年前，而立之年的陆游游经城南沈园，正遇十年前被老母严命分袂的前妻唐琬和她的后夫。十年的感情喷薄而出，挥笔一阕，千古绝唱。我们无从考证当时是否确有过赵士程（唐的后夫）向陆游“遣酒送菜”的情节，也仅只能想象着这对恋人曾迫于礼教，装成素不相识地四目相视，而后擦肩而过。沈园只是留给后人的一种映象。一曲情愫，一醉千年。
接下来断断续续的五十年，我们只看见陆游独自走过沈园，我们只能从他怅然的笔下拼凑这五十年生死间的眷恋。直到他逝世前两年，他最后一次去了沈园，一口气就是一组《春游》，有一句“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幽梦吗？那时候，沈园早已三易其主，早就“非系旧池台”。他也不会想到，这梦一做就是八百年，并且还将继续做下去。
沈园的柳树都老了吧，那么久，都不飞絮了。
何满子
有一个会做梦的诗人，说自己就是为周郎弹奏《广陵散》的那个女子。“曲有误，周郎顾”，她说她故意弹错了曲子，为的就是那饮鸩止渴的“一顾”。弦断了，人醉了。那是她最后一次在宫中弹奏。宫里当然不会留下一个弹不好曲子的宫女。于是几千年，她沉睡在历史的背后。
然而她是幸福的。那一顾是她孤注一掷的果子，甜的，哪怕咽下之后只留下一生的苦涩。 这当然是和那些“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的女子作比。她们在笼子里等待着那个给她们织笼子的男人。也许“不得见者三十六年”，也许“深宫二十年”后，当终于能见到词主的时候，早就落英一地。三千里的故国，二十年的等待，操琴而唱的颤抖的身体，怎能承受如此的重量？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把青春托付给命运，命运却只是冷冷一笑。年年岁岁，花都谢了，梦也空了，麻木着把支离破碎的心扫掉，却发现早已忘了该怎样去笑。
圆子作过这样一个比喻：花是炫丽的，放入花丛中，万紫千红，最终还是错过了那个赏花的人。或者也许，赏花之人根本无意于这嫣然的百花争艳，他总在张望园外的那一朵牡丹。
楚歌
白骓悲啼，虞姬泪落。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于是，虞姬拔剑，留下一个清丽的背影，然后走了。
绿珠留下一句报答，走了。息妫留下一句许诺，走了。尤三姐留下一声长叹，走了。
——这就是结局吗？然后，我们只看见，人称之：列女。再无回音。
只有楚歌，静静爬满史卷。
也许虞姬只希望来世作个静女，有一个很普通的人拿着她送的很普通的彤管说，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然后两个人很幸福地过很普通的日子。
可能吗？氓之妻无言。
垓下，楚歌又起。
人叹说，那个时代的女子好像只有一种结局？
谁知道呢。你只能看见，有很多柳树，老在沈园里。
如她所言，静女的故事虽然美好，但我们看不见故事的未来。有谁能保证它不会重复《氓》的结局？
那个已经不再是氓之妻的女子，以直立的姿势实现了精神的出走，在爱情的荒原里站成了一棵树，一棵落尽了一身的繁华，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的桑树。桑树的意象，传递的是一种审美的坚持，有什么样的审美意识，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审美符号。反过来讲，选择了什么样的审美符号，就显示出选择者具有什么样的审美意识。在这首民歌里，桑树的意象，是一种生命的符号，它传递的是一种人格坚强、精神独立的心灵选择。
但令人担忧的是，这棵树仅仅有倔强的姿势，却没有生長的土壤，她到底能够站多久？
古希腊人制造了绝望与悲剧的观念，那总是通过美制造的……这是最高的悲剧，而非像现代精神那样从丑恶与平庸出发制造绝望。
——加缪
《氓》的故事无疑是一个悲剧，它表现了中国古代女性的痛苦与哀愁。
但这个悲剧是通过美制造的，它富有中国式思维的美丽。
这种美丽，借由桑树的意象，向我们悄悄传递着中国文学独特的风格和意蕴。
1.含蓄蕴藉的抒情风格
叶嘉莹曾指出：“东西方诗歌传统不同，中国早期诗歌以抒情为主，早期希腊的诗歌则以叙事史诗和戏剧为主。”
诗经的抒情，常借助于比兴。兴的特点是借助景物来铺垫和暗示思想，比的特点是借助他物来强化和寄托思想，由于比兴本体是主观作用于客观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它表现社会生活和作者思想情感的方式，只能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表现为一种曲折委婉的含蓄风格。
比兴本体所体现的含蓄美，主要通过比喻、象征、暗示和渲染等方式来实现。无论是比喻、象征，还是暗示、渲染，它们在表现社会生活和表达作者思想感情时，采用的都是委婉曲折的表达方式，营造出一种融情于景、以景抒情、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从而体现出一种含蓄的美学风格。
如《氓》中的女子，由桑树的繁茂引起感触，联想到自己的青春年华和美好爱情，从鸠鸟多吃桑葚会昏醉联想到女子沉溺于爱情将不能自拔。用“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来比喻自己的年老色衰和丈夫情意的日渐淡漠。这样的表现手法，可谓兴中有比，以物喻人，含蓄地表达了女子的心情与命运。
就“比兴”的思维属性而言，它是形象思维的一种具体体现。就“比兴”的思维方式而言，“比兴”是联想的典型体现。不管比兴本体同创作主体之间以何种联想方式进行联合，他们都体现了一种思维上的“由此及彼”或“由彼及此”的特性，因此可以说，“比兴”手法的运用是形象思维中联想的典型体现。
譬如“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桑叶枯黄凋落本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女子看到这一自然现象，就联想到自己嫁给丈夫后甘于贫穷、任劳任怨、年老色衰却遭丈夫背弃的命运，从而赋予了“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这一自然现象以特定的理性内涵，抒发了主人公沉痛与悲哀的情感。
这样的思维方式形成了《诗经》含蓄蕴藉的抒情风格，也表现了中国文学独具特色的审美追求。并且，它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源头，直到今天，很多诗歌中仍然可以看到它的影子。
《氓》中的女子以一棵桑树的形象站立在诗歌里，舒婷的《致橡树》中的女子以一棵木棉树的形象站立在诗歌里，全诗以橡树、木棉的意象对应地象征爱情双方的独立人格和真挚爱情，使得哲理得以在亲切可感的形象中生发、诗化，因而这首富于理性气质的诗却使人感觉不到任何说教意味，而只是被其中丰美动人的形象所征服。
将思想情感形象化，含蓄蕴藉地抒情，这就是中国式思维的美丽。
2.万物有灵的自然意识
袁行霈曾说：“把握住崇尚自然的思想与崇尚自然之美的文学观念，就可以比较深入地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学。”
中国古人的自然意识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在他们看来，自然界的风云变幻——草木的生长凋零、鱼跃鸢飞、日出日落等，都和人一样，是一种生命现象。自然万物莫不有生，莫不有灵。在长期与大自然接触的过程中，他们逐渐认识到“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淮南子·精神训》）的对应关系。
任何艺术表达手段的背后都有深刻的哲学观点支撑，比兴的形成也是这样。“‘万物有灵观’是原始人类的生命本体论，也是他们的灵魂存在观，从思维学的角度看，万物有灵论又是一种思维方式，属于原始思维的一种形态。其最根本的特点在于人把生命或生命的属性，例如思想、情感、意志等赋予无生命的对象，从而使一切事物都具有与人相似的生命现象和物活感。”（维科《新科学》商务印书馆1996）既然万物有生有灵，那么天人物我的相通相合便成了可能。 在《诗经》时代，先民的生命深深地嵌入了自然的节律之中，人与自然是血脉相连、心灵相通的整体，因此，当《氓》中的女子看到桑树春天繁茂、秋天凋零时，自然会触目伤怀，联想到自己的身世命运，故而倍感往事不堪回首。但与此同时，自然亦以自身隐秘的节律应和着人，在一种生命共感之中，这个上古女子的心灵在大自然中获得了一种无言的宽慰和安抚：春生秋杀是自然的常态，人的生命也是如此，世间没有永恒的生命，所以也不会有永恒的爱情。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经历生命的衰老和爱情的无常，所有的生命都在面对同样的命运。从青春走向衰亡，从热烈走向孤寂，这才是生命的常态。
这是桑树与她心灵的对话，相信正是这样的对话给了她超脱的勇气。
万物有灵的自然意识，给予了中国先民一种类似祈祷的心灵出口，或者说一种超脱尘世苦难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带着一种淡淡的哀愁，因为它面对的是人类至今仍然无解的人生难题和人性难题；同时它也带着一种暖暖的宁静，因为它从一切生命那里看到了共同的境遇。
3.敏锐感性的时间触觉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只有拥有最敏感的心的民族，才可能拥有浩若烟海的诗歌。敏感的先民对时间和生命有着十分敏锐和感性的触觉。
《诗经》是农业文明时期的产物，先民对时间的感受与农时、物候息息相关。大而言之，春秋代序为年，而“春”“秋”“年”的本义都与农业有关。在古人看来，季节首先意味着劳作收获，是他们的生命方式。小而言之，日出日落，月令交替，决定着先民的生活节奏。先民随着自然的律动呼吸，随着时间的长河匀速地流淌，平静地接受自然的恩赐，“当耕而耕，当蚕而蚕，当作而作，当息而息”（黄熏《毛诗集成》）。《氓》中的女子是从事桑蚕业的，所以，她感受时间的最近参照物就是桑树。桑树的生命在四季中轮回，她的生命也跟着在四季中轮回。
从某种意义上讲，时间是生命的存在方式，先民从对时间的感受中体悟了生命的存在。这种敏锐的时间触觉其实也是生命的触觉，他们在时间中体验、认识和思考生命，这也是一种中国式的思维，同样包孕着生命的美丽和哀愁。《诗经》不唯停留在具体感性的抒情叙事层面，某些诗篇还蕴含着哲思的萌动。比如蜉蝣是一种朝生暮死生命极为短暂的昆虫，诗人由此联想到了人生。《曹风·蜉蝣》接连三章，反复咏唱“心之忧矣，于我归处”，“心之忧矣，于我归息”，“心之忧矣，于我归说”，可见焦虑之深。因为诗人已经认识到人生的归宿与蜉蝣的归宿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生命无法逃避死亡的规律。
因此，《氓》中桑树的意象，正是女子对时间飞逝和生命流逝的敏锐发现：她像一棵桑树一样，为了遇见生命中的那个人，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细致的成长，年年岁岁的流光，枝枝叶叶的繁华，终于在生命最好的时光里遇见了那个宿命中的人。然而这棵树没有得到长久的浇灌，终于在爱情的荒原中凋落了青春的容颜，曾经的美好转眼成空，余剩的生命将度日如年。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席慕蓉的一首诗：
一棵开花的树
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为这
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佛于是把我化做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阳光下
慎重地开满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当你走近
请你细听
那颤抖的叶
是我等待的热情
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
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
朋友啊
那不是花瓣
那是我凋零的心
女子的生命仅仅为爱绽放，而且是历经了五百年的祈求和等待，用了全部的热情与生命的力量慎重地开满了花，这唯一的绽放，耗尽了前世今生的盼望和力量的绽放，却被对方无视和践踏。真是令人惊叹，上下三千年，中国女人的爱情，居然有不变的容颜。
《氓》中的桑树还是一个文化符号，解读它，就能够解读那个农耕时代的恋爱与婚姻。
远古的神话中，桑是生于东海的巨树，这巨树是天上十个太阳的故乡，每天十个太阳从海中轮流地经过桑树出來，带领这十个太阳的是他们的母亲羲和，这个叫羲和的女子就是帝舜的妻子。
桑树在古代又被称为“扶桑”“博桑”“若木”，“扶桑”与“博桑”都是指海中的大木，“若木”的“若”字的原始字形，是一个披着长发跪在地上的女人形象，“若”字的起源，在字形上是说明了古代妇女是以养蚕治丝为主要的工作。在神话的意义上是说，桑树是具有“永远年青”的不死与再生神秘力量的圣树。
《山海经》中说：“欧丝之野，在大迹东，有一女子跪据树欧丝，三桑无枝，在欧丝东，其木长百仞，无枝”（《海外北经》），这个跪据树欧丝的女子形象正是“若”字的原始字形，这个披发跪地的女子也就是神话中的桑神。桑神是天帝的女儿，所以古代有帝女之桑的神话。主桑的桑神，也就是牵牛织女神话传说中的原始织女。
桑树的养蚕治丝和结生累累桑葚的功能，以及桑叶摘了再生，继续不衰的生命现象，使先民对桑树产生了不死、再生与生殖的原始信仰。神话中的古帝颛顼、殷商的伊尹以及孔子的出生都有“生于空桑”的传说，殷商的后裔宋国以桑社作为自己土地的原始母神，到了后来的传说里，连桑葚也成了九千年生一次的不死仙果。
在《夏小正》“三月摄桑”和“妾子始蚕”的记载中，我们知道三月是古代民间妇女开始采桑的季节，《礼记·月令》中说每年采桑季节来到的时候，王后妃子们也都以身作则地到野外去做采桑的工作，这时候的妇女们纷纷地放下了自己屋里的工作而忙着到野外去采桑。桑林中的爱情故事是丰富而生动的：
十亩之间兮，
桑者闲闲兮，
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间兮，
桑者泄泄兮， 行与子逝兮。
（《魏风·十亩之间》）
在桑林中，一群青年男女轻松自在地往来采桑，一个采桑的女子看上了一个男子，因此想和他结伴回去。
爰采唐矣，
沫之乡矣，
云谁之思，
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宫，
送我乎淇之上矣。
（《幽风·桑中》）
这是说一个美丽得像孟姜的女子主动约请心上人到河流之乡的一个叫作“上宫”的小地方的桑林中幽会。
桑树下最早的爱情神话，应该是治水的大禹和涂山之女的故事。《楚辞·天问》中说：“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韶山女而通之于台桑？”是说禹王因为忙着治水，所以年过了三十还没有结婚，在他巡省南土的时候，遇到了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之后禹王又忙着治水去了。十月以后，涂山女生了禹的儿子夏启。
桑林之所以成为古代男女的爱情场所，首先是因为只有在每年的采桑季节，女子们才纷纷地放下屋里的工作而到野外去采桑，其次是由于枝叶繁茂的桑林正是青年男女们躲藏起来恋爱幽会的适宜环境，另外，应该也与先民对桑树不死、再生与生殖的原始崇拜有关。大概正是因为采桑时节桑林中会传出无数青年男女的情歌，后来卫道的儒者们才大声叹息“桑间濮上，亡国之音”的吧。
《周礼·地官·媒氏》中记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这就是说，礼制规定尚未婚配或生育的民间男女在仲春之月必须按照习俗进行幽会，否则还可能受到惩罚。这种合乎礼制的野合，春秋时代十分盛行。《墨子·明鬼》记载：“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令所属而观也。”这里的“桑林”“云梦”就是宋楚男女野合的地方。通常在仲春的祭祀和祝祷仪式之后，男女就有机会在一起游览春色，谈情说爱。
当然，这样的婚恋方式，是与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统治者做出这样的规定，求嗣的目的十分明显：百姓传承家庭，国家也能壮大兵力和发展生产，于国于家都有益，何乐而不为？《周官》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越语》勾践法令则规定男二十娶，女十七嫁。一般认为，男三十、女二十是极限，不可超过，可以嫁娶之年则为男十六、女十四。战乱过后需要多增人口时，婚年就早，过期不嫁娶还要受处罚。从古籍中的“奔者不禁”和“令会男女”来看，当时男女幽会、私许终身的情形是极为普遍的。《王风·大车》中就有“岂不尔思，畏子不奔”的爱情告白。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氓》中的女子在诗中多次提到桑树，应该不仅仅是她在劳动中获得的关于自然的经验，而同时也暗示了她与氓在桑林幽会的情爱体验。尤其是“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一句，很明显是对自己曾经沉溺于情爱之中不能自拔而未能深入了解氓的“二三其德”的悔恨。看来桑林应是女子和氓曾经在幽会中以身相许的一个见证，所以钱钟书所说的“盖以私许始，以被弃终。初不自重，卒被人轻，旁观其事，诚足齿冷”还是有一定依据的。但与《召南·摽有梅》中“求我庶士，迫其今兮”的迫切呼唤、《召南·野有死麕》中大胆的情爱描写和《郑风·褰裳》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那种浪漫明媚的逗引相比，《氓》中的这个女子基本算是保守派了：私许终身之后，她会要求男子为他们的爱情披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合法外衣。虽然政府明文规定了“奔者不禁”，但《礼记·内则》中有言：“聘则为妻，奔则为妾。”《齐风·南山》唱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云：“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那个时代的媒人非同寻常，乃国家公务员，官名“媒氏”，职“掌万民之判”，专门为未婚男女做媒。故《说文解字注》云：“媒者，谋也，谋合二姓者也。”可见，只有父母认可、媒氏说合的婚姻，才具有法律效力。
接下来再看看女子所说的“秋以为期”。古时候关于婚时的规定，《荀子·大略》中有言：“霜降逆女，冰浮杀止。”古代农民冬则居邑，春则居野，故嫁娶必始秋末。《媒氏》中也有说：“仲春奔者不禁，盖以时过而犹不克昏，则必乏于财，故许其杀礼。”（吕思勉《先秦史》）而女主人公提出的婚期正是秋天，春天定情，秋天成礼，其实已经是一个合法的婚姻最短的周期。
由此可以推断，氓之“谋”，并非婚姻之谋，而是幽会之谋，而一旦女子想要让爱情变得名正言顺，将婚姻提上议事日程，让他请“良媒”走正式的婚姻程序，他就动了“怒”。女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将二人正式结为连理的日子定在最短的期限以内，然后男子悻悻然而去，而女子经历了日日“乘彼垝垣，以望復关”的焦急等待之后，终于“载笑载言”“以我贿迁”。
从全过程来看，女子比男子主动真诚得多，小商人氓以最精明的头脑和最低微的身份（“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中商人处于末流）最终获得了财、色、力的三丰收。
然而古代社会在衡量女性价值的时候，不仅仅要求女子勤劳、聪慧、能干、美丽，最好还能富有、高贵，其中最最重要的，是对她们像花椒一样多子的生育期待。
《礼记·昏义》中说：“昏礼者，将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
《诗经》中的情爱意识常有明确的目的指向，那就是生育的责任。享受爱情与生育责任相比，前者只是婚姻生活中的一个过程，后者却是生为女子必须完成的使命。在宗法时代，子嗣代表生命的延续，女性便被赋予了像花椒一样多子的生育期待。从《大雅·生民之什·既醉》《大雅·文王之什·思齐》以及《大雅·生民之什·假乐》诸篇可以看出人们对多子多孙的期望。《周南·螽斯》也以繁殖力惊人的螽斯作为子孙众多、家族兴旺的象征。《周南·桃夭》全诗更藉由结实累累的桃实来暗示女性的生殖能力，和乐美满的婚姻是与生儿育女的神圣职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后世明文规定“七出”之前的时代，对于男子休妻的原因，陈东原曾将其归纳为三种：“无子，色衰爱弛，男子富贵再娶。”（《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书店）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氓》中的女子被丈夫背弃的原因，以上三者兼有。女子虽然任劳任怨，但似乎并无子嗣，经年的劳累又令她年老色衰，丈夫的爱也渐渐冷却，有了她用车载到婆家的丰厚的嫁妆，氓的商业一定如虎添翼，处境好了，诱惑就多了，休妻的理由便成熟而充分了。
在《氓》一文中，桑树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解读人性，解读时代，解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