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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亚洲繁荣的基础设施，美国人并没有视若不见。庞大的高铁体系、急速扩张的航空城以及超现代的港口设施遍及亚洲各地，树立了基础设施领域新的全球标准。重要的是，这些项目并不是为了基建而基建—它们是十分关键的投资，将进一步确立亚洲引领全球经济的地位。借此，商品能够更迅速地进入市场，公司将建立更强大的网络，而人们则会找到更新、更好的沟联方式。
随着美国继续艰难地摆脱大萧条的阴影，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领袖更加希望追随亚洲的步伐。然而，赶上亚洲并非易事。
弥补美国基础设施缺口的亮点：外国直接投资
轻描淡写地讲述美国基础设施危机的程度并不容易。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估计，美国需要在基础设施方面投资2.2万亿美元，才能满足本国的基本需求。这是数十年来系统性投资不足的后果。过去30年里，美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财政投入缩减了三分之一，而其他国家在铁路、公路、电力、水和机场项目等领域的投资则增加了一倍。
目前，美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约占其GDP的2%。相比之下，日本的这一比例为6%，韩国为5%，而澳大利亚的目标为4%。美国的不作为造成了显著的后果。如果这种情况不变，美国将在2020年前损失3.1万亿美元的GDP增长，以及35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人对此并非视若无睹。
从美国总统奥巴马、财富百强企业CEO、本地政治家到普通民众，人人都在谈论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性。问题是如何支付这笔费用，人们尚未就此达成一致。日渐膨胀的联邦赤字和华盛顿存在的政治机能失稳，意味着由联邦政府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低得惊人，唯一的亮点是外国直接投资（FDI）。
太平洋两岸的高层领导人都希望抓住这个机遇。中国投资责任有限公司（CIC）首席执行官楼继伟表示，对美国基础设施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是一种“双赢”。奥巴马总统则表示美国“向（外国）投资开放并欢迎投资”。
此外，从严格的金融角度讲，基础设施投资也颇有意义。大多数项目可以从相对透明的交易结构和稳定的现金流中获益，这对于国有企业、养老基金、外汇基金以及主权财富基金而言十分理想。
然而，眼下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比美国债务水平蹿升得还要高的，惟有政客们有关亚洲（尤其是中国）崛起的危言耸听。包括华为（Huawei）、中海油（CNOOC）和青岛海尔（Qingdao Haier）在内的一些成熟企业，在寻求正常投资美国公司时却因后者的国家安全考虑和民族主义情绪而遇阻。
不过，也不全是坏消息。中投公司就完成了以15.8亿美元投资美国最大的电力公司之一AES Corporation的交易。预计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将达成一项17亿美元的交易，启动旧金山滨海区域的一个重大再开发项目。
同样，规模较小的交易也日益增多。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市人口总数略高于25万，但仅2011年一年，该市就从中国拉到了针对基础设施领域的900万美元外国直接投资。
如何投资美国基础设施？中美共同学习的四步骤
美国各地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渴望有增无减。美国城市联盟（National League of Cities）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逾八成城市领导人对吸引外资颇感兴趣。不过，被调查者中只有30%的人在从海外寻觅资本方面有一定的经验。这种需求与能力之间的差距，反映出太平洋两岸领导人所面对的挑战。双方可以采取四个清晰的步骤，填补上述差距。
首先，美国必须摆脱现有的审核模式。目前，对于任何意欲在一项美国业务中持股10%以上的外国投资，美国都要进行审核。在名字不那么吉利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中，包括来自至少14个政府机构的代表。具体而言，其中包括美国财政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商务部、国防部、国务院、能源部、美国贸易代表处、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官员，以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和经济政策团队的成员等。这些人被召集在一起，探讨某个外国投资者的资质。经过他们的研究之后，总统仍保留着对任何自己认为有损美国国家利益的交易的否决权。美国政府必须努力简化这一过程，并给予那些出于良好意愿选择投资美国的金主更大的确定性。
其次，美国必须大力增强自身对于亚洲投资者的吸引力。项目资金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美国的城市和各州需要向南美洲学习，组织国际“路演”，制作现成的投资项目清单，让外国投资者有机会从一系列投资菜单中轻松选取。在这方面，阿拉巴马州、俄亥俄州、得克萨斯 州和威斯康辛州虽已小有作为，但仍需大幅提升行动的针对性。
第三，亚洲投资者尚需加快投资步伐。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先行者”已是美国这方面排名靠前的投资者，但它们的邻居落在了后面。像中国这样的“重量级选手”仍未充分致力于外国直接投资。美国的对外投资大约占其GDP的23%，而中国的这一比例不过4%出头。尽管中投公司和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有着大额的承诺，但资金仍未落实。越南和蒙古等增长迅猛的亚洲其他经济体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亚洲投资者需要加快步伐，全面投入资金。
第四，亚洲投资者必须遵守国际透明度标准。尽管筋疲力尽的外国投资者很容易把美国的保护主义视为替罪羊，但对于资金来源、管理结构乃至资金背后意图的担心仍是合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圣地亚哥原则”（Santiago Principles）在为主权国家投资者制定国际透明度标准方面大有裨益，但这些规则绝非完善，同时各国也远没有做到普遍合规。只要投资者仍躲在“官僚之墙”的背后，美国监管机构、政策制定者和公民就会继续对外国投资进行审核。
政治家们和自由市场最终将逾越这些障碍。其中的机会实在太大，让人无法忽视。然而，难免同时存在赢家和输家。那些未能真正落实资金、拒绝符合国际透明度标准的投资者，将坐失拥有多样化、稳定资产的巨大来源。而同样，如果我们继续把自己藏起来、用捉摸不透的监管环境令投资者止步，美国的基础设施仍将拖累经济增长。然而，战利品属于胜者。面对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太平洋两岸的领导人能否找出分享“战利品”的路径？
随着美国继续艰难地摆脱大萧条的阴影，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领袖更加希望追随亚洲的步伐。然而，赶上亚洲并非易事。
弥补美国基础设施缺口的亮点：外国直接投资
轻描淡写地讲述美国基础设施危机的程度并不容易。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估计，美国需要在基础设施方面投资2.2万亿美元，才能满足本国的基本需求。这是数十年来系统性投资不足的后果。过去30年里，美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财政投入缩减了三分之一，而其他国家在铁路、公路、电力、水和机场项目等领域的投资则增加了一倍。
目前，美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约占其GDP的2%。相比之下，日本的这一比例为6%，韩国为5%，而澳大利亚的目标为4%。美国的不作为造成了显著的后果。如果这种情况不变，美国将在2020年前损失3.1万亿美元的GDP增长，以及35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人对此并非视若无睹。
从美国总统奥巴马、财富百强企业CEO、本地政治家到普通民众，人人都在谈论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性。问题是如何支付这笔费用，人们尚未就此达成一致。日渐膨胀的联邦赤字和华盛顿存在的政治机能失稳，意味着由联邦政府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低得惊人，唯一的亮点是外国直接投资（FDI）。
太平洋两岸的高层领导人都希望抓住这个机遇。中国投资责任有限公司（CIC）首席执行官楼继伟表示，对美国基础设施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是一种“双赢”。奥巴马总统则表示美国“向（外国）投资开放并欢迎投资”。
此外，从严格的金融角度讲，基础设施投资也颇有意义。大多数项目可以从相对透明的交易结构和稳定的现金流中获益，这对于国有企业、养老基金、外汇基金以及主权财富基金而言十分理想。
然而，眼下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比美国债务水平蹿升得还要高的，惟有政客们有关亚洲（尤其是中国）崛起的危言耸听。包括华为（Huawei）、中海油（CNOOC）和青岛海尔（Qingdao Haier）在内的一些成熟企业，在寻求正常投资美国公司时却因后者的国家安全考虑和民族主义情绪而遇阻。
不过，也不全是坏消息。中投公司就完成了以15.8亿美元投资美国最大的电力公司之一AES Corporation的交易。预计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将达成一项17亿美元的交易，启动旧金山滨海区域的一个重大再开发项目。
同样，规模较小的交易也日益增多。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市人口总数略高于25万，但仅2011年一年，该市就从中国拉到了针对基础设施领域的900万美元外国直接投资。
如何投资美国基础设施？中美共同学习的四步骤
美国各地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渴望有增无减。美国城市联盟（National League of Cities）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逾八成城市领导人对吸引外资颇感兴趣。不过，被调查者中只有30%的人在从海外寻觅资本方面有一定的经验。这种需求与能力之间的差距，反映出太平洋两岸领导人所面对的挑战。双方可以采取四个清晰的步骤，填补上述差距。
首先，美国必须摆脱现有的审核模式。目前，对于任何意欲在一项美国业务中持股10%以上的外国投资，美国都要进行审核。在名字不那么吉利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中，包括来自至少14个政府机构的代表。具体而言，其中包括美国财政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商务部、国防部、国务院、能源部、美国贸易代表处、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官员，以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和经济政策团队的成员等。这些人被召集在一起，探讨某个外国投资者的资质。经过他们的研究之后，总统仍保留着对任何自己认为有损美国国家利益的交易的否决权。美国政府必须努力简化这一过程，并给予那些出于良好意愿选择投资美国的金主更大的确定性。
其次，美国必须大力增强自身对于亚洲投资者的吸引力。项目资金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美国的城市和各州需要向南美洲学习，组织国际“路演”，制作现成的投资项目清单，让外国投资者有机会从一系列投资菜单中轻松选取。在这方面，阿拉巴马州、俄亥俄州、得克萨斯 州和威斯康辛州虽已小有作为，但仍需大幅提升行动的针对性。
第三，亚洲投资者尚需加快投资步伐。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先行者”已是美国这方面排名靠前的投资者，但它们的邻居落在了后面。像中国这样的“重量级选手”仍未充分致力于外国直接投资。美国的对外投资大约占其GDP的23%，而中国的这一比例不过4%出头。尽管中投公司和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有着大额的承诺，但资金仍未落实。越南和蒙古等增长迅猛的亚洲其他经济体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亚洲投资者需要加快步伐，全面投入资金。
第四，亚洲投资者必须遵守国际透明度标准。尽管筋疲力尽的外国投资者很容易把美国的保护主义视为替罪羊，但对于资金来源、管理结构乃至资金背后意图的担心仍是合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圣地亚哥原则”（Santiago Principles）在为主权国家投资者制定国际透明度标准方面大有裨益，但这些规则绝非完善，同时各国也远没有做到普遍合规。只要投资者仍躲在“官僚之墙”的背后，美国监管机构、政策制定者和公民就会继续对外国投资进行审核。
政治家们和自由市场最终将逾越这些障碍。其中的机会实在太大，让人无法忽视。然而，难免同时存在赢家和输家。那些未能真正落实资金、拒绝符合国际透明度标准的投资者，将坐失拥有多样化、稳定资产的巨大来源。而同样，如果我们继续把自己藏起来、用捉摸不透的监管环境令投资者止步，美国的基础设施仍将拖累经济增长。然而，战利品属于胜者。面对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太平洋两岸的领导人能否找出分享“战利品”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