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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供应链及生产网络？？近几十年来，这些因素混合交织，推动着亚洲的转变。全球经济重心日渐东移，而亚洲对于全球经济最大的贡献，在于维系自身增长的同时，减少区域各经济体内部乃至彼此之间的不平等。亚洲通过壮大中产阶层刺激内需，可以增加从发达经济体的进口，后者如今却增长缓慢。刺激中等收入亚洲国家的内需，虽不能完全取代出口的经济增长来源，但对于促进区域内部及南南贸易的良性循环至关重要。这种良性循环的势头日益凸显。
经济一体化—即打破亚洲国家之间跨境商业活动的壁垒—持续自我深化。问题在于政府间经济合作一直未能跟上。由于这一缺陷，一个行业的市场失灵就可能导致经济危机，而一国的经济危机很容易蔓延到邻国、整个地区乃至全球。
亚洲一体化与欧洲一体化区别明显。亚洲一体化主要受市场推动，属外部导向型，且制度较为松散。相反，欧洲一体化是从政治层面构思和推动，属内部导向型，且注重制度。
为维护市场信心，欧洲需在以下三方面找到新的平衡：实施紧缩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确保政策的连贯性及可预测性。为此，欧洲必须加强而非削弱经济一体化程度。该努力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
另一方面，亚洲各经济体在经济规模、资源禀赋、收入状况、人力资本以及治理等方面差异很大。过去20年，得益于各国对可实现的目标采取了务实态度，亚洲在形成共识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做出的努力是否足够，则是另外一回事。
多个区域组织为合作建立标准
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地区包括贸易、投资和金融在内的经济合作骤然增多，且势头不减，但政策制定者们仍能感觉到，这种光环日渐式微。经济合作议程随着政治意愿的波动而起落。危机过后，合作通常会被加强。市场繁荣时，合作却往往被搁置。亚洲从全球经济危机中迅速复苏，使得一些国家政府或妄自尊大，或犹豫不决。另一些则陷入两败俱伤的境地，陷入对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和人民福祉皆无裨益的争执。
亚洲有过许多不同发展阶段的合作范例。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在过去15年中专注基础设施和增进贸易所需的产能建设。成立于1985年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由于政治现实而处于分化状态，尽管它促成了南亚自由贸易区（SAFTA）的建立，也尝试了多种不同的一体化努力。不过，SAARC的子计划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SASEC）正在努力促进孟加拉、不丹、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贸易关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还有被许多人视为亚洲区域合作“轴心”的东盟（ASEAN），其目标是在2015年正式成立东盟经济共同体（ASEAN Economic Community）。东盟创立于1967年，当时带有冷战色彩，如今其10个成员国几乎包含了东南亚所有国家。1997年金融危机后，东盟与中国、日本和韩国一起组成了“东盟与中日韩（10+3）”（ASEAN+3），其宗旨是增进贸易、建立金融安全网、深化发展地方和区域金融市场，以及形成对话和经济监测制度。2005年12月，首届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举行，“10+3”先是纳入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2011年后又吸收了俄罗斯和美国。这三个组织都在每年东盟峰会期间召开年会。
上述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合作建立了标准。
次区域合作稳固发展，低收入国家获益
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真正取得稳固发展，主要在次区域层面，且通常情况下低收入国家获益最大。这种“自下而上”、共同进步的次区域合作和一体化模式，最可能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其中最好的例证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Program，GMS）。自1992年诞生以来，亚洲开发银行（ADB）就一直予以GMS支持。顾名思义，大湄公河次区域涵盖湄公河流域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柬埔寨、中国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面积26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3亿。
在跨境公路、发电厂和通信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GMS计划取得惊人成就。GMS的核心战略是开发经济走廊，现已有依托公路网络的三条经济走廊：东西走廊（越南岘港至缅甸毛淡棉港）、南北走廊（昆明至曼谷、昆明至河内）和南走廊（泰国南部至越南南部）。这些网络大部分已建成，只有局部未连接，大多也在建设之中。
互联互通令区域内的交通耗时大幅缩短。沿东西走廊横穿泰国和越南之间的老挝，用时已从12小时左右降至3小时。从老挝边境到越南沿海岘港市仙沙港的时间，从6小时降至4小时。整个次区域内的贸易因此稳步增长，例如，柬越双边贸易在2003年至2011年中，年平均增速超过80%。
区域合作的另一个重点是建立重要的发电（尤其是水电）和跨境输电网络，使电力贸易能在整个区域内进行。老泰、中缅、越柬、中越之间都建立了高压电力互联网络，使整个次区域的电力贸易总量在2010年上升至逾34，000千兆瓦时。柬、老、缅在建及规划中的国家电网投资构成了区域电网的基石，同时也将现代能源输送到更偏远的地方。大湄公河次区域的许多家庭因此用上了电灯，使电力覆盖率从1994年的平均37%，升至2009年的69%，几乎翻了一倍，而最大的获益者是居住在偏远农村的穷人。
电信领域的合作集中在协调开发大湄公河次区域信息高速公路网络（GMS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Network）方面，成为为次区域国家提供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和数字化教育的宽带平台。
虽然该区域在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但还需在一些更困难和复杂的问题上加大投入。比如，落实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运输协定（GMS Cross-Border Transport Agreement）。其内容包括，提高商品通关效率；建立区域电力协调中心，监督电力市场运行，协调电力系统的政策和监管；利用信息高速公路网络，解决一些国家网络覆盖率低、宽带速度慢的“数字鸿沟”问题。该区域目前更加注重农业综合开发、旅游业和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建立。如今GMS计划已步入第三个10年，正在借助投资使现有经济走廊向更广、更深的维度发展。投资侧重于城市发展、城乡联系的改善及沿走廊地区的一体化发展。 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一些重要的计划如能贯彻实施，将刺激该地区的贸易、投资和金融发展，从而刺激经济增长。
一体化利弊同在，须平衡推进
去年，中国、日本和韩国签署了三边投资协定（Tr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这三个“10+3”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排在全球第二、第三和第15位，合计占全球GDP和贸易量的近20%。尽管存在领土争端，这三大经济巨头仍然同意开始三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此外，“10+3”的紧急金融安全网—清迈倡议多边化（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简称CMIM）的资金规模在2012年5月翻番，达2400亿美元。CMIM是区域合作的里程碑，它设定了各国的出资比例和借款条件，并得到独立机构“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SEAN+3 Macroeconomic Research Office，简称AMRO）的支持，该机构负责区域监督和监测。AMRO已在新加坡设立办公室，但CMIM尚未设立办事机构。
同时，另一个亚洲大国印度（GDP排在全球第9位）加入了东亚生产网络的扩张，并提出要牵头建立南亚金融安全网。
在亚洲，金融一体化进程落后于贸易一体化。亚洲投资者更偏爱本国或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随着发达经济体纷纷调整财政收支，亚洲金融一体化将会深化，亚洲金融市场将融通更大数额的本地区储蓄资金，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扩大以本地区货币计价的债券市场。这有助于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需要公私合作建设的庞大基础设施项目。为此，数额4.85亿美元的东盟基础设施基金（ASEAN Infrastructure Fund）去年成立，其目标是在2020年前带动13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尽管如此，亚洲各国市场与全球市场的融合程度仍高于互相之间的融合程度。中国正在逐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比如在贸易结算和债券发行领域，以最终实现与美元和欧元竞争，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人民币若要在竞争中站住脚，首先要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会有变革，但将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
总体而言，政策制定者在完全投入区域合作之前，须权衡潜在的利弊。
比如，更紧密的关系可能缩小了亚洲各国的收入差距，但也可能扩大了国内不平等。自由贸易协定下的贸易转移效应可能使低成本供应商失去生意，或者使低工资行业由于工资水平和汇率上升转移到其他地方，从而导致工人失业。允许跨境流动的金融资产只为城市中的极少部分人口带来收益。亚洲许多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确实有所加剧。潜在的社会影响让各国政府和政界人士难以决断。
一体化与合作有所不同。新机遇推动了市场驱动的亚洲经济一体化自然而然地发展。这一进程还会继续。它有利有弊，因此各国应加深合作，以扬利祛弊。对于“10+3”缓解危机蔓延效应的努力来说，CMIM是一个起点，即便在最近进展巨大，但它离真正发挥作用还很远。发生危机时，亚洲各国货币当局宁愿使用双边互换协议，也不愿采取多边措施，在2008～2009年的全球危机中就是如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洲从危机中相对快速的复苏，可能反而阻碍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这对亚洲是有害的。各国政府必须继续推动合作，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双管齐下的方式。这种更为平衡的方式，既能保证一体化的益处通过合作得以保持，又能避免发达经济体如今所面对的一体化弊端。
经济一体化—即打破亚洲国家之间跨境商业活动的壁垒—持续自我深化。问题在于政府间经济合作一直未能跟上。由于这一缺陷，一个行业的市场失灵就可能导致经济危机，而一国的经济危机很容易蔓延到邻国、整个地区乃至全球。
亚洲一体化与欧洲一体化区别明显。亚洲一体化主要受市场推动，属外部导向型，且制度较为松散。相反，欧洲一体化是从政治层面构思和推动，属内部导向型，且注重制度。
为维护市场信心，欧洲需在以下三方面找到新的平衡：实施紧缩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确保政策的连贯性及可预测性。为此，欧洲必须加强而非削弱经济一体化程度。该努力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
另一方面，亚洲各经济体在经济规模、资源禀赋、收入状况、人力资本以及治理等方面差异很大。过去20年，得益于各国对可实现的目标采取了务实态度，亚洲在形成共识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做出的努力是否足够，则是另外一回事。
多个区域组织为合作建立标准
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地区包括贸易、投资和金融在内的经济合作骤然增多，且势头不减，但政策制定者们仍能感觉到，这种光环日渐式微。经济合作议程随着政治意愿的波动而起落。危机过后，合作通常会被加强。市场繁荣时，合作却往往被搁置。亚洲从全球经济危机中迅速复苏，使得一些国家政府或妄自尊大，或犹豫不决。另一些则陷入两败俱伤的境地，陷入对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和人民福祉皆无裨益的争执。
亚洲有过许多不同发展阶段的合作范例。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在过去15年中专注基础设施和增进贸易所需的产能建设。成立于1985年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由于政治现实而处于分化状态，尽管它促成了南亚自由贸易区（SAFTA）的建立，也尝试了多种不同的一体化努力。不过，SAARC的子计划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SASEC）正在努力促进孟加拉、不丹、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贸易关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还有被许多人视为亚洲区域合作“轴心”的东盟（ASEAN），其目标是在2015年正式成立东盟经济共同体（ASEAN Economic Community）。东盟创立于1967年，当时带有冷战色彩，如今其10个成员国几乎包含了东南亚所有国家。1997年金融危机后，东盟与中国、日本和韩国一起组成了“东盟与中日韩（10+3）”（ASEAN+3），其宗旨是增进贸易、建立金融安全网、深化发展地方和区域金融市场，以及形成对话和经济监测制度。2005年12月，首届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举行，“10+3”先是纳入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2011年后又吸收了俄罗斯和美国。这三个组织都在每年东盟峰会期间召开年会。
上述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合作建立了标准。
次区域合作稳固发展，低收入国家获益
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真正取得稳固发展，主要在次区域层面，且通常情况下低收入国家获益最大。这种“自下而上”、共同进步的次区域合作和一体化模式，最可能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其中最好的例证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Program，GMS）。自1992年诞生以来，亚洲开发银行（ADB）就一直予以GMS支持。顾名思义，大湄公河次区域涵盖湄公河流域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柬埔寨、中国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面积26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3亿。
在跨境公路、发电厂和通信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GMS计划取得惊人成就。GMS的核心战略是开发经济走廊，现已有依托公路网络的三条经济走廊：东西走廊（越南岘港至缅甸毛淡棉港）、南北走廊（昆明至曼谷、昆明至河内）和南走廊（泰国南部至越南南部）。这些网络大部分已建成，只有局部未连接，大多也在建设之中。
互联互通令区域内的交通耗时大幅缩短。沿东西走廊横穿泰国和越南之间的老挝，用时已从12小时左右降至3小时。从老挝边境到越南沿海岘港市仙沙港的时间，从6小时降至4小时。整个次区域内的贸易因此稳步增长，例如，柬越双边贸易在2003年至2011年中，年平均增速超过80%。
区域合作的另一个重点是建立重要的发电（尤其是水电）和跨境输电网络，使电力贸易能在整个区域内进行。老泰、中缅、越柬、中越之间都建立了高压电力互联网络，使整个次区域的电力贸易总量在2010年上升至逾34，000千兆瓦时。柬、老、缅在建及规划中的国家电网投资构成了区域电网的基石，同时也将现代能源输送到更偏远的地方。大湄公河次区域的许多家庭因此用上了电灯，使电力覆盖率从1994年的平均37%，升至2009年的69%，几乎翻了一倍，而最大的获益者是居住在偏远农村的穷人。
电信领域的合作集中在协调开发大湄公河次区域信息高速公路网络（GMS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Network）方面，成为为次区域国家提供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和数字化教育的宽带平台。
虽然该区域在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但还需在一些更困难和复杂的问题上加大投入。比如，落实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运输协定（GMS Cross-Border Transport Agreement）。其内容包括，提高商品通关效率；建立区域电力协调中心，监督电力市场运行，协调电力系统的政策和监管；利用信息高速公路网络，解决一些国家网络覆盖率低、宽带速度慢的“数字鸿沟”问题。该区域目前更加注重农业综合开发、旅游业和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建立。如今GMS计划已步入第三个10年，正在借助投资使现有经济走廊向更广、更深的维度发展。投资侧重于城市发展、城乡联系的改善及沿走廊地区的一体化发展。 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一些重要的计划如能贯彻实施，将刺激该地区的贸易、投资和金融发展，从而刺激经济增长。
一体化利弊同在，须平衡推进
去年，中国、日本和韩国签署了三边投资协定（Tr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这三个“10+3”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排在全球第二、第三和第15位，合计占全球GDP和贸易量的近20%。尽管存在领土争端，这三大经济巨头仍然同意开始三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此外，“10+3”的紧急金融安全网—清迈倡议多边化（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简称CMIM）的资金规模在2012年5月翻番，达2400亿美元。CMIM是区域合作的里程碑，它设定了各国的出资比例和借款条件，并得到独立机构“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SEAN+3 Macroeconomic Research Office，简称AMRO）的支持，该机构负责区域监督和监测。AMRO已在新加坡设立办公室，但CMIM尚未设立办事机构。
同时，另一个亚洲大国印度（GDP排在全球第9位）加入了东亚生产网络的扩张，并提出要牵头建立南亚金融安全网。
在亚洲，金融一体化进程落后于贸易一体化。亚洲投资者更偏爱本国或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随着发达经济体纷纷调整财政收支，亚洲金融一体化将会深化，亚洲金融市场将融通更大数额的本地区储蓄资金，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扩大以本地区货币计价的债券市场。这有助于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需要公私合作建设的庞大基础设施项目。为此，数额4.85亿美元的东盟基础设施基金（ASEAN Infrastructure Fund）去年成立，其目标是在2020年前带动13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尽管如此，亚洲各国市场与全球市场的融合程度仍高于互相之间的融合程度。中国正在逐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比如在贸易结算和债券发行领域，以最终实现与美元和欧元竞争，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人民币若要在竞争中站住脚，首先要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会有变革，但将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
总体而言，政策制定者在完全投入区域合作之前，须权衡潜在的利弊。
比如，更紧密的关系可能缩小了亚洲各国的收入差距，但也可能扩大了国内不平等。自由贸易协定下的贸易转移效应可能使低成本供应商失去生意，或者使低工资行业由于工资水平和汇率上升转移到其他地方，从而导致工人失业。允许跨境流动的金融资产只为城市中的极少部分人口带来收益。亚洲许多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确实有所加剧。潜在的社会影响让各国政府和政界人士难以决断。
一体化与合作有所不同。新机遇推动了市场驱动的亚洲经济一体化自然而然地发展。这一进程还会继续。它有利有弊，因此各国应加深合作，以扬利祛弊。对于“10+3”缓解危机蔓延效应的努力来说，CMIM是一个起点，即便在最近进展巨大，但它离真正发挥作用还很远。发生危机时，亚洲各国货币当局宁愿使用双边互换协议，也不愿采取多边措施，在2008～2009年的全球危机中就是如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洲从危机中相对快速的复苏，可能反而阻碍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这对亚洲是有害的。各国政府必须继续推动合作，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双管齐下的方式。这种更为平衡的方式，既能保证一体化的益处通过合作得以保持，又能避免发达经济体如今所面对的一体化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