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离的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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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也,原名张娜,河南滑县人,中专讲师。爱文字,好文学,喜散文,习散文诗。现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散文诗学会理事,鲁迅文学院河南研修班学员。著有散文集《风信子》、散文诗集《八面晞风》(合集)。
  一
  老家的老房子与我同岁。母亲说,我出生的时候檐头的椽木上还带着一撮叶芽。
  窗子不过二尺见方,钉着方形的花格,无法开合。我常躲在暗处,看正午的阳光透过窗棂被切成十来个光柱,一粒粒微尘在其中悬浮着,像自由散漫的鱼。又像一群小孩儿听见了下课的铃声,聚集在操场那棵大柳树下来回穿梭追逐。
  屋子东北角,靠墙放着祖母紫黑的大箱子。没事可做的时候,我就站在柳圈椅上掀开箱子,把头伸进去,用脊背撑着沉重的箱盖,开始翻腾。她用来绾头发的卡子、从来不用的雕花镜子、破布头儿、碎布片儿,样样都是我的玩具。我常常在尽兴之后才发现后背硌得生疼。
  我还偷穿她出嫁时绣花的小鞋儿,雪白的底儿、黑缎子面儿、深红的花朵儿,隔着几十年的光阴依旧绚丽端庄,在沉寂的角落里安静而喜悦。如今,祖母躺在泥土里。一觉睡了二十八年,而且还要一直睡下去。
  曾经强健的父母老屋一样慢慢弯下了腰,身边的孩子一个个玉米苗般长起来。破碎与拔节、衰退与生长,时光在他们的骨缝中隐隐作响,每个人都无一例外、无一幸免地接受着它的爱和惩罚。
  人到中年,儿时的某些记忆愈发地清晰。如同有一块巨大的磁石把一些碎屑吸附在一起,无规则地炸着毛刺儿,根根触动心扉。
  我和妹妹在老屋里捉迷藏,木门后、小床下、粮囤旁,那么狭小的空间几乎汇聚了世上所有的快乐。我爬上床,踩着祖母的大箱子,攀上挨着界墙搭起的顶棚,就着屋山中间的小山口投进的微光翻看泛黄的书页,尘土的腥味儿夹杂着墨的香令人沉醉而安详。我还在屋后的沙地上画了小床,画上飞着花边的枕头、飘满花朵的床单,再画上戏台上见过的帷帐,躺上去,闭了眼……
  慢慢明白,生活中所有看起来的“不确定”,其实早已有了命定的结局。
  十五岁那年,老屋被翻盖成一座两层的小楼,带着南北通风的大过道,凝聚了两代人半世的心血。整个夏天,祖父都躺在藤椅上于过道下乘凉,热情地同经过这里的街坊邻居打着招呼,唯恐别人看不出他内心的欢喜。我告诉他,等我长大了考上大学,就让他在村头的老槐树下接我,给他带来很多没有吃过的糕点。然而,祖父在这年冬天选择了一个晴暖的午后,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天,他没有等到。
  近三十年过去了,祖父的藤椅躺在车库最阴暗的角落里,落满了灰尘。曾经炫目一时的小楼已经和我们的父亲一样苍老,曾经柔软娇嫩的小弟如同祖父的年轻时一样高大有力。
  老屋檐头那抹倔强的新绿,偶尔出现在梦中。
  二
  整个冬日漫长的等待,让我对雪不再抱任何希望。而雪,却在半正月的一个清晨毫无征兆地下了。此时,已过立春多日。
  树上、房屋上、草芽上,细细密密地覆盖了一层。小侄女从云南赶回老家过年,终于在她刚满两岁的时候第一次与雪见面。她的笑声让我听到了春天的鸟鸣,珠落玉盘一样清脆悦耳。她站在院子里伸出小手儿,睫毛上挂着一颗晶莹的小水珠儿,比小米粒儿还小。
  这个爱笑的孩子,对着窗前的竹子笑,对着门口的春联笑,再笑着投进我们每个人的怀抱。她似乎很久以前就属于这里,就算第一次回家也一点儿都不怯生。她出生的时候,我们的母亲在院子的向阳处栽下一棵小杏树(寓意幸福美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就照在它的身上,写着她的名字,每一片萌发的叶芽都迫不及待地为她探出了脑袋。
  小侄女跑累了,蹲在地上仍舍不得回屋。母亲走过来把她抱在怀里,目光绵软得像刚弹好的棉花。我也曾经这么小,曾经和她一样在这个院子里弄湿了鞋袜,摇晃着墙角新栽的梧桐不肯放手。——我的祖母也曾这样抱过我。
  孩子的鞋子湿了,两只小脚通红,袅袅地冒着热气。母亲说,她曾在雪后的黎明为我们清扫出一条上学的路。那时候雪下得很实在,需要先用铁锨铲一遍才能扫得动,“咔嚓咔嚓”一口气铲到头儿,浑身汗津津的特别舒服,想着就跟昨天的事儿一样,可是这会儿我们最小的孩子也满院子跑了。
  记得在一部小说里看到,过去农村的孩子跑到很远的村庄看电影,回来时浑身“热呼呼”的。我当时以为用错了字,应该是“热乎乎”才对。此时才明白,只有“热呼呼”才能有热气腾腾的情态。
  母亲清晨扫雪,小侄女在雪里奔跑,还有我们风风火火地做事,都需要用“热呼呼”来形容才更加贴切,才能感觉到生活的温度和热情。母亲的头发白了,就像当年呼出的热气凝结在眉毛上、头发上。我说染染吧,她说不染,老了就是老了,活到这满头白发也算是值了。
  无论生命经历多少奔跑和漂泊,最终都要回归到某个点上。我的眼前,又浮现出母亲黎明弯腰铲雪的情景。
  今年的雪有些吝啬,落在水泥地上转眼就化了。一个刚满两岁的孩子,一定不会记得她人生中的第一场雪。我似乎看见雪化后萌发的春天,像孩子的笑脸一样温润。
  谁没有过像春天一样柔嫩的时光呢?我也曾像小树一样长在这个院子。
  三
  大外甥小時候胖得像一条蚕蛹,一碰就笑,可爱极了。大姐在身边的时候,怎么逗他都欢得不行,只要大姐一转身,他就像装了开关马上变脸。生命真是神奇。从他一睁开眼,就把这个人认得死死的。
  小时候总是生病,印象最深的是发烧,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口苦得厉害。彼时,母亲便会放下手中的活儿,摸摸我的额头,把我放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去三里之外的医院打针,回来再冲一碗红糖水——曾经有一次一勺一勺地喂我。至今,我还能清晰地感觉到母亲粗糙手背的触感,还有那碗红糖水温热甜腻的味道。
  记忆里的母亲很忙碌,里里外外,急急匆匆,没有闲下来的时候。但没有哪个孩子不贪恋母亲的怀抱,我想亲近她,她却总是停不下。有时,我会偷偷闻一闻她还没来得及洗的衬衫——母亲的汗味儿、厨房的烟火味儿、牲口铺的土粪味儿,间或还夹杂着浓烈的农药味儿。有一段时间,我喜欢站在母亲的身边,趁她不注意的时候猛吸两口她身上的气味儿,鼻子就酸了。   今年冬天,母亲和我住在一起。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有好几次回家都发现入户门半开着,一进门就是母亲秋菊般灿烂的笑脸。原来,每到我将近下班的时候,她就等在阳台上远远地看着,晃见我的影子便去开门。我一走好几个小时,母亲在家里做什么呢?每一次起身张望,是不是都意味着一个漫长的等待和盼望?母亲没有说过。
  有一次,无意间我听到母亲在教育我的孩子,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像我一样孝敬自己的父母。我都做了些什么?我在家里给母亲安排的房间是最小的。女儿需要隐秘性更强,儿子需要大的学习桌做功课,最后剩下的那一间不光是小,还连着阳台。当我身材高大的父亲站在那个房间时,我的脸马上就红了,赶紧让他住在女儿的房间里。
  当我鼓起勇气说起这些,母亲却笑着说,已经很好了,闺女的家里能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是多好的事啊。我转过身不敢低头,害怕头一低,泪就流下来了。
  我有时工作忙顾不上回家,接电话的几乎都是父亲,今年的母亲节也是。我问我妈呢,他把手机递给母亲。我问她吃的啥饭,几点起的床,都是些无关疼痒的闲话。约摸着将近十分钟,她说没事儿挂了吧。我赶紧支吾着问了一句,冷不冷啊?她笑了,五月的天怎么会冷呢?其实,我只是想说“母亲节快乐”,但最终还是没张开口。我和母亲之间似乎缺乏这样略显热烈的表达,对于谁都像初恋里的表白一样难以启齿。
  那一天,我的母亲不知道母亲节。她刚开回的药方上多了一样之前没有的药,我不知道。
  四
  除夕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开车回老家。走到村头,村子的上空正升起烟花,在黛青的夜幕上断断续续地散开、落下,再升起、落下。明艳却又显得单薄而落寞。
  我很小就有这样的感觉。没有玩伴,在极其无聊的时候我便会硬睁着眼睛正对强烈的日光,实在撑不住了才把眼睛闭上,满眼璀璨。我很享受那眼前片刻的辉煌。也曾在被窝里蒙了头,快速而用力地揉眼睛,同样会出现五颜六色的光芒,像烟花一样。
  我曾经最依赖的人——我的祖母,就躺在路右边不过一二百米的麦田里。越是往前走,就越觉得离她更近。我放慢速度,看着烟花升起、落下、再升起,想起她遗像上紧绷的嘴唇和一丝不苟的头发。她过年时为我们做纸糊的灯笼,用染布的颜料绘上多种图案。她最喜欢的是牡丹花,信手而画,一挥而就。更有趣的是她能把捡回来的哑炮剥开,再制成“滴滴鸡儿”,点燃时绽放出零星的“梨花”,在漆黑的夜晚明亮而调皮。
  这大概我是接触最早的烟火。祖母每一次做出来都不完全一样,如果我嚷着要上一次的花样儿,她会说每个人、每片树叶儿,就连地上看起来一模一样的蚂蚁都各有不同呢。
  现在想来,她说的大概是机缘,每个事物的出现都是机缘凑就的,就像一个人生命的造就,其实是多么偶然。不完美,却又独一无二。
  后来看到张国荣说过的一句话: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那是一个初春的早晨,读到这句话刹那间一阵心酸。他真的是不一样的烟火,他是怕老才飞下去的吗?也许,他认为没有比老更可怕的事情了。曾在年少时容忍不了白发和皱纹,容忍不了岁月的盘剥。多年以后依然在寡淡的日子里自以为是地活着。这世上值得留恋的东西很多,比如爱情、美食、华服,还有眼泪。二十岁饱满茂盛的生命自然是好的,四十岁隐约可见的笑纹也未尝不好。还是要活下去的,而且要更老、更好地活下去。
  我的祖母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获得了永生,而我们的孩子只看见过她一张泛黄的照片,如同一个符号,没有温度和过往。再下一代呢?
  ——生命是一场接连一场的更替,我们每个人都正在走向尽头,都一样会回归尘土成为它的一部分,最終被所有人忘却。
  五
  我的弟弟注定是个要远行的人。他生在山西,长在河南,又在云南工作,父亲还给他取了个“鹏”程万里、展翅高“飞”的名字。我从一个村子嫁到了另外一个村子,然后去了一座小城。每当有人问起老家,我便会告诉他们那个叫做“慈周寨”的小镇。我的弟弟呢?他会说“河南”。
  其实,无论给“老家”冠于多大的名号,在我们的内心它都是一个很小的村庄,每一次念起也不过是村子里的那几个人和一些熟知的事物。
  街头的井台边儿,经常聚集着扎堆儿聊天的老人。我们的父亲退休以后,和他一起长大的老伙伴看不出有什么分别,一样地围坐在墙根儿打扑克或晒太阳,不在意衣服是否沾上了泥土或草屑。和父亲有关的一切,包括他自以为曾经的辉煌,都在重归这个村庄之后一下子回到了原点。
  运田叔坐在轮椅上,目光呆滞。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很精神的中年人,身材高大言谈幽默,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还记得他从外地给我们带回一些没有见过的糖果,还让我第一次认识了香蕉。——如今,他不认识我,连自己嫡亲的孙子也不认得了。
  很多次,我看见某个曾经熟悉的人蓦然进入了暮年,或者从街角猛地蹿出两三个并不认识的孩子。曾经熟悉的一切不知从哪一天起慢慢变得陌生,曾经亲如一家的的近邻再见到我时,如同久不走动的老亲戚一样,客气地叫着我的小名儿,听起来做梦一样。这常让我暗问自己,是不是仍属于这里?
  我能感觉到,这个村庄无时无刻不在一点点地离我而去。——我的户口本上,出现了另一个村庄的名字。
  弟弟的户口早已从这里迁到了云南,回到家里提起那个四季如春的城市他会说“我们那里”。是哪里呢?那个曾经被称为“异乡”的地方,如今成了他的心安之处。那么老家呢?他周围的朋友都不曾了解他所能感知的故乡和故人,他们会说起郑州的繁华和拥挤,还有甲骨文的古老与神秘,我们的那个小村庄不曾被他们提起过。
  我儿时唯一的玩伴初中时跟随姑母去了山东,三十年过去了,她早在那里扎下了根。再相见时,情谊还在,一开口却发现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已然不同。她眼睛里闪着泪光,试图和我一样说出动人的方言,她却不能。我们共同使用过的最美的言语,她已不能自如。她说因为父母在,还在赶往老家的路上奔走着,不敢想若是没有了双亲,还会回来吗?
  ——是啊,还会回来吗?一年年感觉自己越走越远。
  忽然觉得,弟弟比我幸运。因为无论他走得多远,这块土地上,这个村子的宗祠里,都留有他的位置。而我,没有。他的孩子在填写“籍贯”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从河南一直写到那个小小的村庄。而我的孩子,不能——他们也不会想。
  总有一天,我也会和这个村庄,还有这里的故人,彻底疏离。
  责任编辑 袁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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