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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的作用，我不说大家也明白。是为人遮风挡雨的，供人休息的。住的房子瞎好，是人的脸面，标志着人的身份档次。所以，每到一个地方，看人的成功与失败，贪穷与富裕，首先看的是他们的房子。
我是1970年参加工作的。那时厂里宿舍很少，三十多间机瓦房除了办公室、生产科、供应科、销售科、财务科等办公室外，厂领导是两人住一间房，中层干部三人挤在一起，寝办合一。有了孩子的女工两家住一间房，没有结婚的女工四个人住一间房，十二平方的小屋里搁四张床，床头顶住床头，有的床太长，一边放不下两张，就把床头锯下一截，才能放下。中间只留能过去人的走道。那时大家都没啥东西，都是无产阶级。谁偶然有个小木箱，也没处放，只该塞在床下面。
两家住一间房子的女工，生活难堪的程度难以言喻，可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没有半点虚构。她们在中间挂道布帘，好像隔断了难堪，隔断了羞涩，实际什么也没隔断，还是在一个屋里生活一样。里面的人翻个身尿泡尿连女人的哎哟声外面的人听得清清楚楚，外面男人的喘息声里面的人也听得明明白白。时间长了，住一间屋子里的两对夫妻，也都习惯了，谁也不说谁，谁也不背谁，男女之间那点事，成了公开的秘密。有个两家住一间屋子的男人，平时他们爱开玩笑，爱说露能话，每当夜深人静，各自把孩子哄睡着，喊着另个男人的名字说：“咱开始吧。”另个男人笑答：“开始就开始。孩子不睡，我就等急啦！”说后二人哈哈大笑起来。
由于房子紧张的比金子还主贵，我们这些男工在厂里居住想都不敢想，因为我们是小伙子，不怕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厂里一直让我们在外借宿。我先后在招待所，二轻局、城关税所借宿。在招待所我们夜间十二点上班，值班人员不开大门，我们就这个踩住那个人的肩膀翻门而出。有次翻门裤子被划了个大窟隆，我一手捂着屁股去上班。到车间后，工友们看我屁股上露着内裤，都是笑我。
我渴望在厂里有间小屋，那怕只有三四平方米，能放下一张床就行，不用再在外面打游击，过流浪生活。
一九七九年我结婚时，厂领导费尽周折给我弄了间小房，我终于算是有了个家。小屋在二楼的楼顶，12平方米，没有阳台，没有厕所，没有水管，没有厨房。因为房顶漏水，四周的墙露得像花脸，斑驳得到处是坑，露着红砖，屋顶凹形的楼板时常滴水，弥漫着霉臭味。好在小屋光线不错，窗含大街，窗前的杨树枝展叶翠，小鸟在上面跃枝鸣唱，啼落星辰，啼出黎明，啼来晨曦。
我来看这间小屋时，眉头皱得紧紧的，想着这是住人的地方吗？简直是储藏室。后又一想，就这领导也是照顾我了，厂里还有那么多人在外借宿呢，领导做了多大的难。自己要不知道感恩还在埋怨领导，良心何在？
我由不满意变成喜欢啦。
我不叫厂里出资修缮这房，自己修缮。工友们听说我结婚，都自动来帮我修房。我给漏水的地方灌沥青，有的垒灶，有的烧火化沥青，有的往缝里灌，我铲屋内墙壁上的旧灰沙，有的筛沙有的和灰往屋里掂，忙成一团，把旧墙粉刷成新的墙壁。当墙粉成，又弄来涂料，把整个屋涂抹一遍。经过几天的劳作，一间洁净明亮的小屋装饰了我的眼睛，也装点了我的生活。陽光照在墙壁上闪闪发光，清风吹过窗棂带来诱人的清香。我心里高兴极了，开始布置新房。那时结婚本来就没有什么家具，不像现在人结婚，两米宽的席梦思大床，五节组合柜，梳妆台，床头柜，写字台，家用电器等。我那时只有一张自己做的木头床，一个木板箱，公家的一张旧三斗桌，腿还是四下乱晃，桌面油漆斑驳，露出大片大片的白底。这么简陋的家俱，工友们都要帮我安放，我说不用，你们都忙手几天啦。工友们笑说我怕他们吃喜糖抽烟，我只能随他们了。我喜欢看地图，在小屋最显眼最明亮的地方，先把中国地图钉在墙上，然后把床靠墙放着，挨住床放桌子，可桌子长一寸放不下，我无奈只能把桌子两头各锯下半寸。板箱放在床头，开箱得上床才能开开。尽管地方很小，总算把主要生活用品都找了个地方，使它们各就其位。外面还有一平方多地方，我再也不敢占用，全部交给了煤火炉、案板、锅碗瓢勺。我结婚时，厂长知道我爱写作，专门给我买了把藤椅，作为礼物送我，我把藤椅拿回去，放这里放不下，放那里过不去人，我又把藤椅还给了厂长，向他致谢说：“您的心意我收啦，但藤椅没地方放，也放不下。”
那时屋里没有厕所，上厕所得跑到楼西头，洗菜刷锅屋里没有自来水管，得跑到楼东头那一个水龙头处。有时人多，洗个菜刷个锅得等半天。那时时间都紧张，有人正洗涮，见我去了，都自动让开，叫我先洗，说我时间最宝贵，让出点时间让我写诗，说他们不会。说得我心里暖暖的。那时我最大的渴望就是屋里有水龙头，洗菜刷锅不用别人让我，手一扭，水就哗哗地流。
尽管小屋很小，我也很满足，很惬意，尽管小屋很狭小，毕竟是自己温馨的小家，我的心很阔大，也很充实。尽管小屋很苍白，很贫穷，我的心却很绚丽。下班回来，我坐在桌前读书写作，有时读写到星落，读写出黎明，放飞想象的翅膀，收获着耕耘的秋诗。在那张小桌上，我写了几百首诗，还出版了诗集，被推选县作协主席，去北京参加过创作会议，还加入了省作协。后来我有了女儿，女儿上学时，我那张四条腿乱晃的桌子，得先让给女儿，待女儿把作业作完，我才能“上岗”。
我在那小屋整整住了十年，至一九八九年，已经有人买单元房了。听说谁谁谁一万八千元买了两室一厅，我惊奇的不得了，一万八千元，老天爷，啥时候能攒够这个数呢？
时代在前进，生活在变化，经济在发展，人的思念意识也在翻新，过去不敢想的事情也会变成现实。一九九六年，厂集资盖单元房，一套四万五千元，我也豪不犹豫报了一套。一九九八年搬进了新居，新房子宽畅明亮多了，心也舒畅多了但邻居之间的感情淡薄了，远远没有居小屋那样火热。 住小屋那些年相邻朝暮相处，时常碰个满怀，做点好饭你给我端一碗，我给你端一碗，孩子哭了，你拉我屋哄哄，我拉你屋哄哄，热情极了，一家人似的。住进单元房，进门门一关，洗菜、做饭、上厕所都不出门，真应了那句古语“关住门吃吃，开开门屙屙”现在连屙屙也不出门了，住对门的，成十天二十天不见个面，更甭说交流啦！
我很怀念那间小屋。
责任编辑 谭 滢
我是1970年参加工作的。那时厂里宿舍很少，三十多间机瓦房除了办公室、生产科、供应科、销售科、财务科等办公室外，厂领导是两人住一间房，中层干部三人挤在一起，寝办合一。有了孩子的女工两家住一间房，没有结婚的女工四个人住一间房，十二平方的小屋里搁四张床，床头顶住床头，有的床太长，一边放不下两张，就把床头锯下一截，才能放下。中间只留能过去人的走道。那时大家都没啥东西，都是无产阶级。谁偶然有个小木箱，也没处放，只该塞在床下面。
两家住一间房子的女工，生活难堪的程度难以言喻，可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没有半点虚构。她们在中间挂道布帘，好像隔断了难堪，隔断了羞涩，实际什么也没隔断，还是在一个屋里生活一样。里面的人翻个身尿泡尿连女人的哎哟声外面的人听得清清楚楚，外面男人的喘息声里面的人也听得明明白白。时间长了，住一间屋子里的两对夫妻，也都习惯了，谁也不说谁，谁也不背谁，男女之间那点事，成了公开的秘密。有个两家住一间屋子的男人，平时他们爱开玩笑，爱说露能话，每当夜深人静，各自把孩子哄睡着，喊着另个男人的名字说：“咱开始吧。”另个男人笑答：“开始就开始。孩子不睡，我就等急啦！”说后二人哈哈大笑起来。
由于房子紧张的比金子还主贵，我们这些男工在厂里居住想都不敢想，因为我们是小伙子，不怕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厂里一直让我们在外借宿。我先后在招待所，二轻局、城关税所借宿。在招待所我们夜间十二点上班，值班人员不开大门，我们就这个踩住那个人的肩膀翻门而出。有次翻门裤子被划了个大窟隆，我一手捂着屁股去上班。到车间后，工友们看我屁股上露着内裤，都是笑我。
我渴望在厂里有间小屋，那怕只有三四平方米，能放下一张床就行，不用再在外面打游击，过流浪生活。
一九七九年我结婚时，厂领导费尽周折给我弄了间小房，我终于算是有了个家。小屋在二楼的楼顶，12平方米，没有阳台，没有厕所，没有水管，没有厨房。因为房顶漏水，四周的墙露得像花脸，斑驳得到处是坑，露着红砖，屋顶凹形的楼板时常滴水，弥漫着霉臭味。好在小屋光线不错，窗含大街，窗前的杨树枝展叶翠，小鸟在上面跃枝鸣唱，啼落星辰，啼出黎明，啼来晨曦。
我来看这间小屋时，眉头皱得紧紧的，想着这是住人的地方吗？简直是储藏室。后又一想，就这领导也是照顾我了，厂里还有那么多人在外借宿呢，领导做了多大的难。自己要不知道感恩还在埋怨领导，良心何在？
我由不满意变成喜欢啦。
我不叫厂里出资修缮这房，自己修缮。工友们听说我结婚，都自动来帮我修房。我给漏水的地方灌沥青，有的垒灶，有的烧火化沥青，有的往缝里灌，我铲屋内墙壁上的旧灰沙，有的筛沙有的和灰往屋里掂，忙成一团，把旧墙粉刷成新的墙壁。当墙粉成，又弄来涂料，把整个屋涂抹一遍。经过几天的劳作，一间洁净明亮的小屋装饰了我的眼睛，也装点了我的生活。陽光照在墙壁上闪闪发光，清风吹过窗棂带来诱人的清香。我心里高兴极了，开始布置新房。那时结婚本来就没有什么家具，不像现在人结婚，两米宽的席梦思大床，五节组合柜，梳妆台，床头柜，写字台，家用电器等。我那时只有一张自己做的木头床，一个木板箱，公家的一张旧三斗桌，腿还是四下乱晃，桌面油漆斑驳，露出大片大片的白底。这么简陋的家俱，工友们都要帮我安放，我说不用，你们都忙手几天啦。工友们笑说我怕他们吃喜糖抽烟，我只能随他们了。我喜欢看地图，在小屋最显眼最明亮的地方，先把中国地图钉在墙上，然后把床靠墙放着，挨住床放桌子，可桌子长一寸放不下，我无奈只能把桌子两头各锯下半寸。板箱放在床头，开箱得上床才能开开。尽管地方很小，总算把主要生活用品都找了个地方，使它们各就其位。外面还有一平方多地方，我再也不敢占用，全部交给了煤火炉、案板、锅碗瓢勺。我结婚时，厂长知道我爱写作，专门给我买了把藤椅，作为礼物送我，我把藤椅拿回去，放这里放不下，放那里过不去人，我又把藤椅还给了厂长，向他致谢说：“您的心意我收啦，但藤椅没地方放，也放不下。”
那时屋里没有厕所，上厕所得跑到楼西头，洗菜刷锅屋里没有自来水管，得跑到楼东头那一个水龙头处。有时人多，洗个菜刷个锅得等半天。那时时间都紧张，有人正洗涮，见我去了，都自动让开，叫我先洗，说我时间最宝贵，让出点时间让我写诗，说他们不会。说得我心里暖暖的。那时我最大的渴望就是屋里有水龙头，洗菜刷锅不用别人让我，手一扭，水就哗哗地流。
尽管小屋很小，我也很满足，很惬意，尽管小屋很狭小，毕竟是自己温馨的小家，我的心很阔大，也很充实。尽管小屋很苍白，很贫穷，我的心却很绚丽。下班回来，我坐在桌前读书写作，有时读写到星落，读写出黎明，放飞想象的翅膀，收获着耕耘的秋诗。在那张小桌上，我写了几百首诗，还出版了诗集，被推选县作协主席，去北京参加过创作会议，还加入了省作协。后来我有了女儿，女儿上学时，我那张四条腿乱晃的桌子，得先让给女儿，待女儿把作业作完，我才能“上岗”。
我在那小屋整整住了十年，至一九八九年，已经有人买单元房了。听说谁谁谁一万八千元买了两室一厅，我惊奇的不得了，一万八千元，老天爷，啥时候能攒够这个数呢？
时代在前进，生活在变化，经济在发展，人的思念意识也在翻新，过去不敢想的事情也会变成现实。一九九六年，厂集资盖单元房，一套四万五千元，我也豪不犹豫报了一套。一九九八年搬进了新居，新房子宽畅明亮多了，心也舒畅多了但邻居之间的感情淡薄了，远远没有居小屋那样火热。 住小屋那些年相邻朝暮相处，时常碰个满怀，做点好饭你给我端一碗，我给你端一碗，孩子哭了，你拉我屋哄哄，我拉你屋哄哄，热情极了，一家人似的。住进单元房，进门门一关，洗菜、做饭、上厕所都不出门，真应了那句古语“关住门吃吃，开开门屙屙”现在连屙屙也不出门了，住对门的，成十天二十天不见个面，更甭说交流啦！
我很怀念那间小屋。
责任编辑 谭 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