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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过年不回家，我们就在这里过。”年逾80岁的张喜凤说，以往每年大年初一，晚辈们都来幸福院拜年，“暖和、热闹。”
2006年，张喜凤是第一个入住幸福院的老人。9年间，河北邯郸肥乡县共建起了240个大大小小的“农村互助幸福院”，当地政府试图通过推广这一互助式养老模式，为农村养老困局探寻出路。
而纷至沓来的社会赞许与民间争议，将“肥乡模式”推至风口浪尖。此后两三年，“互助养老”开始在中国乡间、城市社区遍地生长。2012年3月，全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会议在邯郸举行，“肥乡样本”随之被赋予示范意义，在全国更大范围内得以关注和推广。在养老话题陷入多重困局的当下，“肥乡模式”似乎正在为传统“居家养老”的老人们提供了另一种养老选择。
不过，在多位研究学者看来，农村互助养老实属一种无奈的“创新”之举，“肥乡模式”是否具有普遍的可复制性仍有待观察。
今年80岁的刘淑珍说，自己如果没有住进幸福院，可能早就没了，“好房子住不惯，在这里住着舒坦”。
肥乡县位于河北省南部，地处冀南黑龙港流域，辖3镇6乡，265个行政村，总面积503平方公里，人口39.3万，是省级财政困难县。在肥乡，60岁以上的老人有4.39万人，其中单身老人1.3万人，占全部老年人口的29.6%。
“老人的生活环境不会发生改变，他们与子女的供养关系依旧未变。唯一变化的是他们能够实现自由组织，能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乡邻在一起生活。”肥乡县前屯村互助幸福院院长蔡清洋觉得，幸福院点亮了独居老人的晚景生活。
该县民政局老龄办主任杨振红说，幸福院与传统养老院最大的一个不同，是它们坐落在村子里，离老人的家都很近，大多是几步路的事，基本上和在家里生活一样。在农村人的道德观念里，不赡养老人就算不孝，让老人“离家”住进养老院，感觉是子女抛弃了他们。可现实的情况是，在解决当地独居老人养老的问题上，原本财政困难的肥乡没有足够财力，县里只能另寻出路。
“全县一共有7家敬老院，其中民办养老机构2家，无法满足和覆盖农村不同人群的养老需求。”肥乡县民政局副局长杨明刚说，县城的敬老院主要服务的对象是无儿无女、没有亲戚、无人赡养的农村五保户。“如何让万名孤身老人安享晚年，是个严峻的问题。”杨明刚说。
“一个老人连着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如果不解决好农村养老问题，会出现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蔡清洋说，“老人们聚在一起一定比自己独处强，至少他们不会觉得孤单。”
9年前，蔡清洋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作为村支书的他开始决定筹建幸福院。“独居老人太可怜”。为了避免劳民伤财，蔡清洋进行了摸底走访，“打探”老人们的真实意愿。
大部分老人支持蔡清洋的想法。随后，他在村“两委”班子会上袒露自己的想法，哪知参与项目意见讨论的8名村干部中只有一位支持他的想法。最终，蔡清洋集资14万元，在4间闲置的小学校舍上建起了全国首家幸福院。经过多番沟通，幸福院迎来了第一批入住的6位老人。令蔡清洋欣喜的是，在短短几周之后，老人们逐渐“看上了”这一抱团养老的方式。
截至目前，肥乡县已建成农村互助幸福院240家（包括联建25家），覆盖全县265个村。
在肥乡，曾经历过独居老人离世无人知的阵痛。2006年，前屯村的3名独居老人在组局打麻将时发现“三缺一”，就结伴去邀请另一位独居老人，谁知，等他们来到老人家后发现其大门紧闭，敲门后无人应答，破门而入时才发现老人已经身亡。
这种情况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幸福院的建立。杨明刚给幸福院的选址定下了规矩：每一家院子，离家不离村，离亲不离情。按照当地民政局的考量，入住幸福院须满足五个条件：第一，年届60周岁；第二，单身；第三，具备生活自理能力；第四，自愿并征得子女同意；第五，无传染疾病。
杨明刚算了一笔账，幸福院在运行过程中主要涉及公共和自我两部分支出。公共费用主要包括水电暖等基础生活设施；自我费用包括老人日常生活的粮米油面等。穷地方也能养老，“这种财政压力不算大，挤一挤就出来了。”杨明刚认为。
与传统养老院相比，肥乡县里的幸福院都没有外聘专职服务人员，村干部往往身兼管理人员。“政府把一部分互助养老的责任承担了起来。”杨明刚说，如果一所幸福院聘请3～5名护工，光工资就需要3万～5万元，“成本太高，负担不起，也不符合初衷和目标。”
“住幸福院，老人是不需要交钱的，带套被子住进来即可。”杨明刚说，老人无经济负担，子女也只需负担老人吃喝，老人生病了带他们看病、吃药就行。
据业界人士观察，我国绝大部分老年群体之间的沟通交流通常仅限于亲友等“小圈子”。他们渴望与拥有共同兴趣、话题的老年人们交流，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平台，他们往往只能选择各守家门，无法实现与他人的常态沟通。
有学者指出，互助养老模式综合了“家庭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三种主流养老模式的优势。在肥乡，互助幸福院里的每一位老人都有自己的个人档案，实现了入住程序和档案管理的规范化。在日常运行管理上，院里也普遍实行了有章可循的制度。
与此同时，每一家互助幸福院都配备了电视、麻将、象棋、扑克牌、锣鼓、秧歌扇等文娱活动用品。不过，入住幸福院的所有老人，也都需要遵守内部规章制度，还须参与常规值日，具体包括打扫院落，监督卫生情况等。
在杨明刚看来，“我们解决了独居老人们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幸福院’源于肥乡，为农村养老难题提供了低成本的‘肥乡模式’”。
2009年，前屯村幸福院模式被当作示范在肥乡县推广。2011年2月，民政部长李立国专程前往肥乡调研，称赞这一做法“为全国趟出了路子，作出了表率”。同年3月，全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会议在邯郸召开，重点推广了肥乡的互助养老模式。
农村互助养老幸福院成为肥乡县的“头号民生工程”。当地政府为此专门制定了一系列推进政策，县财政开始拨款鼓励村级兴建互助幸福院，“每兴建一所一次性补助10万元，改扩建一所补贴5万元。” 在大多数村民看来，让老人们结伴照应生活，自己可以随时前往探访看望，外出务工时也不再有后顾之忧，老人们也更愿意住进幸福院，不像在养老院，人生地不熟，孤零零的感觉，病痛时也大多自己扛过去。
78岁的李静有一次突发胃穿孔，其闺女接到生病通知后将她送往医院。此后，她在邯郸市区的医院住了一个月，又接着回家休养了一段时间。等待身体康复后，她便迫不及待地向院长提出申请，要回到幸福院。
9年来，互助“养老院”不仅解决了当地单身老人的养老问题，还改变了他们原本单调的生活状态，部分养老院还实现了“老有所为”，提升了自我价值认同。
听蔡清洋说，当初曾在意见会上公开反对建设幸福院的村干部，在目睹了老人们在幸福院的生活情形后，特意私下委托别的老人和他沟通，希望能把自己家中的老人也送进来。
现在，河北、北京、湖北、浙江、安徽等地开始推广这种新型养老模式。按照河北省政府的规划，到2015年要实现全省覆盖，并列入地方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将这一工作列入年度考核内容，实行一票否决制。“要避免成为地方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河北省石家庄学院副教授赵志强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当前农村互助养老的爆发式发展路径，还带着明显的“自上而下”的动员模式，如何让幸福院健康持续地发展，形成正循环效应尤为重要。
曾做过相关调研的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孙建娥教授认为，目前学界对“互助养老”的概念和内容的界定依旧不够清晰，对其性质和定位仍然不够明确；在实践中，要推行互助养老模式还存在诸多障碍。
赵志强对此分析，互助养老仍然属于农村自治性质，依托于村集体，整体定位不清，应该属于“居家养老”的范畴。“它既不是法律主体也不是民事主体，并非实体机构。”赵志强认为，互助养老的“先天不足”直接决定了它无法取得国家财政和政策上的明确扶持，地位比较尴尬，在实际推广中力度还远远不足，“声响大，效果却一般”。
除此之外，农村互助幸福院一旦在运行中出现“小事故”，可能会被直接拖垮，比如老人间的纠纷、打架斗殴等问题，如果按照民法规则来讲，幸福院或村两委或将被视为侵权方，需要承担责任，“入院协议虽然规定了自愿入住原则，排除了法律风险，但村民自治组织本身还存在不少其他潜在风险，责任不小。”
互助养老最大的困境在于资金链问题，“农村集体经济普遍羸弱，拿不出太多的扶持资金，一旦后续运营资金跟不上，恐难为继。”赵志强说。据悉，以河北地区的互助幸福院为例，主要资金来源包括：村集体投入、有限的政府运行补贴、捐助等社会投入。在政策扶持上，国家层面和省市财政仅起到辅助作用。
“要避免一些乡村因为缺乏运营费用而被迫关门的现象。”赵志强说，农村互助养老属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保障空巢、留守老人弱势群体权益等需求的农村公共物品。中央、省、市政府应在农村互助养老供给中发挥主要作用，并承担政策制定和财政供给的责任。
与此同时，互助养老中的老年人的年龄结构也很关键。“老人间的年龄结构要比较适当，高中低配置科学，不能全是高龄老人，否则无法实现互助。”赵志强说，“肥乡模式”作为新生事物，全国其他地区需要因地制宜地发展，不可盲目，“相当部分的农村互助幸福院存在着徒有其表、重建轻管，甚至无人入住等现象。”
2006年，张喜凤是第一个入住幸福院的老人。9年间，河北邯郸肥乡县共建起了240个大大小小的“农村互助幸福院”，当地政府试图通过推广这一互助式养老模式，为农村养老困局探寻出路。
而纷至沓来的社会赞许与民间争议，将“肥乡模式”推至风口浪尖。此后两三年，“互助养老”开始在中国乡间、城市社区遍地生长。2012年3月，全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会议在邯郸举行，“肥乡样本”随之被赋予示范意义，在全国更大范围内得以关注和推广。在养老话题陷入多重困局的当下，“肥乡模式”似乎正在为传统“居家养老”的老人们提供了另一种养老选择。
不过，在多位研究学者看来，农村互助养老实属一种无奈的“创新”之举，“肥乡模式”是否具有普遍的可复制性仍有待观察。
今年80岁的刘淑珍说，自己如果没有住进幸福院，可能早就没了，“好房子住不惯，在这里住着舒坦”。
肥乡县位于河北省南部，地处冀南黑龙港流域，辖3镇6乡，265个行政村，总面积503平方公里，人口39.3万，是省级财政困难县。在肥乡，60岁以上的老人有4.39万人，其中单身老人1.3万人，占全部老年人口的29.6%。
“老人的生活环境不会发生改变，他们与子女的供养关系依旧未变。唯一变化的是他们能够实现自由组织，能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乡邻在一起生活。”肥乡县前屯村互助幸福院院长蔡清洋觉得，幸福院点亮了独居老人的晚景生活。
该县民政局老龄办主任杨振红说，幸福院与传统养老院最大的一个不同，是它们坐落在村子里，离老人的家都很近，大多是几步路的事，基本上和在家里生活一样。在农村人的道德观念里，不赡养老人就算不孝，让老人“离家”住进养老院，感觉是子女抛弃了他们。可现实的情况是，在解决当地独居老人养老的问题上，原本财政困难的肥乡没有足够财力，县里只能另寻出路。
“全县一共有7家敬老院，其中民办养老机构2家，无法满足和覆盖农村不同人群的养老需求。”肥乡县民政局副局长杨明刚说，县城的敬老院主要服务的对象是无儿无女、没有亲戚、无人赡养的农村五保户。“如何让万名孤身老人安享晚年，是个严峻的问题。”杨明刚说。
“一个老人连着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如果不解决好农村养老问题，会出现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蔡清洋说，“老人们聚在一起一定比自己独处强，至少他们不会觉得孤单。”
9年前，蔡清洋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作为村支书的他开始决定筹建幸福院。“独居老人太可怜”。为了避免劳民伤财，蔡清洋进行了摸底走访，“打探”老人们的真实意愿。
大部分老人支持蔡清洋的想法。随后，他在村“两委”班子会上袒露自己的想法，哪知参与项目意见讨论的8名村干部中只有一位支持他的想法。最终，蔡清洋集资14万元，在4间闲置的小学校舍上建起了全国首家幸福院。经过多番沟通，幸福院迎来了第一批入住的6位老人。令蔡清洋欣喜的是，在短短几周之后，老人们逐渐“看上了”这一抱团养老的方式。
截至目前，肥乡县已建成农村互助幸福院240家（包括联建25家），覆盖全县265个村。
在肥乡，曾经历过独居老人离世无人知的阵痛。2006年，前屯村的3名独居老人在组局打麻将时发现“三缺一”，就结伴去邀请另一位独居老人，谁知，等他们来到老人家后发现其大门紧闭，敲门后无人应答，破门而入时才发现老人已经身亡。
这种情况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幸福院的建立。杨明刚给幸福院的选址定下了规矩：每一家院子，离家不离村，离亲不离情。按照当地民政局的考量，入住幸福院须满足五个条件：第一，年届60周岁；第二，单身；第三，具备生活自理能力；第四，自愿并征得子女同意；第五，无传染疾病。
杨明刚算了一笔账，幸福院在运行过程中主要涉及公共和自我两部分支出。公共费用主要包括水电暖等基础生活设施；自我费用包括老人日常生活的粮米油面等。穷地方也能养老，“这种财政压力不算大，挤一挤就出来了。”杨明刚认为。
与传统养老院相比，肥乡县里的幸福院都没有外聘专职服务人员，村干部往往身兼管理人员。“政府把一部分互助养老的责任承担了起来。”杨明刚说，如果一所幸福院聘请3～5名护工，光工资就需要3万～5万元，“成本太高，负担不起，也不符合初衷和目标。”
“住幸福院，老人是不需要交钱的，带套被子住进来即可。”杨明刚说，老人无经济负担，子女也只需负担老人吃喝，老人生病了带他们看病、吃药就行。
据业界人士观察，我国绝大部分老年群体之间的沟通交流通常仅限于亲友等“小圈子”。他们渴望与拥有共同兴趣、话题的老年人们交流，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平台，他们往往只能选择各守家门，无法实现与他人的常态沟通。
有学者指出，互助养老模式综合了“家庭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三种主流养老模式的优势。在肥乡，互助幸福院里的每一位老人都有自己的个人档案，实现了入住程序和档案管理的规范化。在日常运行管理上，院里也普遍实行了有章可循的制度。
与此同时，每一家互助幸福院都配备了电视、麻将、象棋、扑克牌、锣鼓、秧歌扇等文娱活动用品。不过，入住幸福院的所有老人，也都需要遵守内部规章制度，还须参与常规值日，具体包括打扫院落，监督卫生情况等。
在杨明刚看来，“我们解决了独居老人们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幸福院’源于肥乡，为农村养老难题提供了低成本的‘肥乡模式’”。
2009年，前屯村幸福院模式被当作示范在肥乡县推广。2011年2月，民政部长李立国专程前往肥乡调研，称赞这一做法“为全国趟出了路子，作出了表率”。同年3月，全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会议在邯郸召开，重点推广了肥乡的互助养老模式。
农村互助养老幸福院成为肥乡县的“头号民生工程”。当地政府为此专门制定了一系列推进政策，县财政开始拨款鼓励村级兴建互助幸福院，“每兴建一所一次性补助10万元，改扩建一所补贴5万元。” 在大多数村民看来，让老人们结伴照应生活，自己可以随时前往探访看望，外出务工时也不再有后顾之忧，老人们也更愿意住进幸福院，不像在养老院，人生地不熟，孤零零的感觉，病痛时也大多自己扛过去。
78岁的李静有一次突发胃穿孔，其闺女接到生病通知后将她送往医院。此后，她在邯郸市区的医院住了一个月，又接着回家休养了一段时间。等待身体康复后，她便迫不及待地向院长提出申请，要回到幸福院。
9年来，互助“养老院”不仅解决了当地单身老人的养老问题，还改变了他们原本单调的生活状态，部分养老院还实现了“老有所为”，提升了自我价值认同。
听蔡清洋说，当初曾在意见会上公开反对建设幸福院的村干部，在目睹了老人们在幸福院的生活情形后，特意私下委托别的老人和他沟通，希望能把自己家中的老人也送进来。
现在，河北、北京、湖北、浙江、安徽等地开始推广这种新型养老模式。按照河北省政府的规划，到2015年要实现全省覆盖，并列入地方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将这一工作列入年度考核内容，实行一票否决制。“要避免成为地方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河北省石家庄学院副教授赵志强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当前农村互助养老的爆发式发展路径，还带着明显的“自上而下”的动员模式，如何让幸福院健康持续地发展，形成正循环效应尤为重要。
曾做过相关调研的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孙建娥教授认为，目前学界对“互助养老”的概念和内容的界定依旧不够清晰，对其性质和定位仍然不够明确；在实践中，要推行互助养老模式还存在诸多障碍。
赵志强对此分析，互助养老仍然属于农村自治性质，依托于村集体，整体定位不清，应该属于“居家养老”的范畴。“它既不是法律主体也不是民事主体，并非实体机构。”赵志强认为，互助养老的“先天不足”直接决定了它无法取得国家财政和政策上的明确扶持，地位比较尴尬，在实际推广中力度还远远不足，“声响大，效果却一般”。
除此之外，农村互助幸福院一旦在运行中出现“小事故”，可能会被直接拖垮，比如老人间的纠纷、打架斗殴等问题，如果按照民法规则来讲，幸福院或村两委或将被视为侵权方，需要承担责任，“入院协议虽然规定了自愿入住原则，排除了法律风险，但村民自治组织本身还存在不少其他潜在风险，责任不小。”
互助养老最大的困境在于资金链问题，“农村集体经济普遍羸弱，拿不出太多的扶持资金，一旦后续运营资金跟不上，恐难为继。”赵志强说。据悉，以河北地区的互助幸福院为例，主要资金来源包括：村集体投入、有限的政府运行补贴、捐助等社会投入。在政策扶持上，国家层面和省市财政仅起到辅助作用。
“要避免一些乡村因为缺乏运营费用而被迫关门的现象。”赵志强说，农村互助养老属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保障空巢、留守老人弱势群体权益等需求的农村公共物品。中央、省、市政府应在农村互助养老供给中发挥主要作用，并承担政策制定和财政供给的责任。
与此同时，互助养老中的老年人的年龄结构也很关键。“老人间的年龄结构要比较适当，高中低配置科学，不能全是高龄老人，否则无法实现互助。”赵志强说，“肥乡模式”作为新生事物，全国其他地区需要因地制宜地发展，不可盲目，“相当部分的农村互助幸福院存在着徒有其表、重建轻管，甚至无人入住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