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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领导的偏好被利用，就要求领导在集体决策时不要过早地表达自己对问题的看法，要学会迟延表达，甚至学会不表达。广东省公安厅已出台了规定，要求一把手在集体决策时实行末位发言制，旨在避免主要领导的偏好左右决策或被不当利用。
《皇帝的新装》是丹麦作家安徒生所写的童话作品，中国的很多领导都耳熟能详。尽管如此，一些类似“皇帝的新装”的具有普遍警示意义的领导决策失误还是频频发生。
领导决策的“皇帝新装”现象
应该说，大多数领导的大多数决策是正确的，执行也是有效的。但领导决策失误也大量存在，这样的案例从媒体的公开报道中即可信手拈来。如某地方领导耗巨资修建机场，结果机场变成了鸡场；某地方领导动用大量财政经费搞“阅兵”，结果奢华散尽，讽者如云；某地方修建市政府办公楼报告厅，却富丽堂皇如人民大会堂；有的地方盲目建大马路、大草坪、大广场、主题公园等，严重超越了自身经济承载能力；一些地方开发区、高新园区大量圈占农民土地，却开而不发；有的地方和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结果却造成新的生产过剩，危及经济的平稳发展等，不一而足。
这些错误的表现与“皇帝新装”如出一辙。从某种程度上讲，“皇帝新装”的实质就是在讽刺有些领导的决策失误：为政绩却丢了政绩，为名望却丢了名望，为威信却丢了威信，为乌纱帽却丢了乌纱帽。这样的领导被斥为庸官，甚至有专家学者掷地有声地指出，这样的庸官在浪费社会资源、腐蚀公共权力、损害政府形象、侵害群众利益方面，与那些以权谋私、以身试法的贪官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深圳市掀起的“责任风暴”和“治庸计划”，主题鲜明，针对的也正是这些庸官。
“皇帝新装”的成因探究
造成童话中的皇帝决策失误，原因是多方面的。联系现代领导决策的此类现象，失误主要出现在两个阶段，一是决策的准备和形成阶段，二是决策的执行和反馈阶段。寻根究底，是决策救济途径的缺失。
领导者不当偏好是决策失误之源。童话中着力刻画的是皇帝决策时对新衣服的偏好。回到现实社会中来，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有偏好，领导概莫能外。看看那些决策失误的领导，很容易就会发现，他们在进行一项决策时，或多或少地都会渗入一些个人偏好因素。偏好因人而异，对普遍老百姓来讲，偏好很多时候也无可厚非，仅是个人兴趣和爱好而已；即使是不好的偏好，危害的范围和程度也很有限。
但对一个领导者而言，就要严格区分偏好的好与坏、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公与私。一旦坏的、错的、丑的、恶的、私的偏好渗入决策中，其产生的危害和后果可想而知。尽管有时偏好并无不当，但一旦在决策时从偏好出发，跟着偏好的感觉走，甚至偏好被别人利用，就会有违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情况严重的，造成决策失误、失当、失准、失败。
下属的德能状况事关决策质量。对于领导者的决策偏好，不同的下属也有不同的倾向。在面对皇帝的偏好时，故事中的两个大臣采用了投其所好的办法。究其本质，是两个大臣的个人利益作祟。由此看来，领导决策时，下属的德能状况事关重要。现代领导决策，提倡民主化、科学化，下属的德能状况对领导决策的影响不可低估。
一般的情况是，下属德能兼备，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正确决策的形成；相反，则很可能催生错误的决策。尤其是领导最直接的下属，他们的思想、建议和方案最容易也最有机会进入领导的视野。一旦因为下属的德能原因，将错误的甚至非法的决策方案带进决策系统，那么，决策失误将在所难免。
错误反馈阻碍决策救济。决策救济，是一种决策纠错机制、程序、途径和方法。决策救济对有效防范错误决策的出台，对决策执行中的完善和修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童话中皇帝错误决策付诸执行的时候，如果决策的执行者能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真相，就能很好地保证在决策刚开始执行时就获得了救济，甚至终止错误。可因为大街上群众的众口一词，使皇帝得到的是完全错误的反馈信息。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从众效应。从众效应是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在童话的案例中，因为说了真话就被当成是愚蠢的人、不忠诚的人，所以群众说假话对自己无害甚至有利。而作者安徒生最后通过一个小男孩的嘴说出了皇帝没穿衣服的真相。也就是说，在机制、文化、程序等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正是小男孩看似微弱的无忌童言，避免了皇帝在错误的深渊中越陷越深。事实上，皇帝及时收场，闹剧终止，完全得益于小男孩的真实反馈给决策的决定性救济。和大街上的成年人相比，小男孩可谓是弱势群体，但他的声音往往却是最真实的。
可以看出，执行过程中的反馈意见真实性如何，将直接影响对决策的救济效果。而真实的反馈、正确的意见有的时候恰恰出现在偏远处、最基层、少数人，甚至是人微言轻的弱势群体中，这不能不引起领导者的反思。
“皇帝新装”的破解之策
校准偏好，克制偏好。首先，以正确的价值观来统领偏好，校准偏好。具体来讲，必须依据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思想，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树立以人为本的决策理念，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决策目的。在决策中要切实避免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政绩工程，避免GDP导向，从而在决策中做到真实反映民意，切实珍惜民力。
其次，克制偏好，谨防偏好被不恰当地利用。避免偏好被利用，就要求领导在集体决策时不要过早地表达自己对问题的看法，要学会迟延表达，甚至学会不表达。广东省公安厅已出台了规定，要求一把手在集体决策时实行末位发言制，旨在避免主要领导的偏好左右决策或被不当利用。在集体开会决策时，领导克制偏好，谨防偏好被不恰当利用，不妨借鉴这样一种规定，实行领导末位发言制；或像有些企业倡导的，集体决策时，主要领导要学会迟到，这样才能让参与决策的下属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
集中民智，善用外脑。下属参与决策，是作为领导者的外脑而出现和发挥作用的。而领导决策的外脑又不仅限于下属，还包括广大的人民群众。行政领导决策，应该“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那些事关他们切身利益的决策，是建立健全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的需要。因此，领导决策时，还要广泛集中民智。
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就凝聚着全国412万人的智慧，这412万人当中就有很多是来自最基层、最偏远地区，甚至弱势群体当中的人。群众作为外脑参与决策，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和透明化，有利于决策形成后的有效执行，减少执行阻碍和执行成本。
畅通反馈，救济决策。决策在实施过程中，由于主客观条件都会发生变化，所以就有必要对决策进行或大或小的修改。哈尔滨水污染后，市政府一天之内两次发布停水公告，却指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停水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公告中指出停水原因是因为市政管网维护，引发了市民不必要的恐慌和猜疑，以致引起了广大群众一连串近乎失控的言行反应。这个真实的言行反应，就是决策执行中的真实信息。正是有了这样的反馈，市政府才及时变更了先前的决策，并实事求是地指出是由于松花江水污染才导致停水的真相，加之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事态才趋于平息。
信息反馈的障碍广泛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信息来源，二是传递路径，三是传递时效。信息产生的来源，一般来讲，是决策执行中的利益相关者，主要的是群众。“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群众是行政决策的利害相关人，具有发现行政决策执行问题的潜在可能性。因此，一要提升群众的反馈意识，帮助群众认识到正在执行中的决策与自身利益的关系。要广开言路，鼓励说真话，提供真实信息，创造条件让类似童话中小男孩的话语能够有声表达，真实表达；二要疏通群众反馈信息的渠道，优化正式渠道，利用传媒渠道，确保信息通畅，让真实的反馈信息能够有序表达，准确表达；三是利用高新技术、信息手段，运用政府网站和服务热线，尽量缩短信息反馈的“时滞”，让决策的执行反馈能够及时表达，高效表达。同时领导要深入实际，及时了解群众反映，充分了解民情、民意。
只有这样，领导在评估和修正决策时才能有真实、准确、完整、通畅、及时的信息依据。也只有这样，决策执行中的评估和修正才不至于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完整意义上的决策救济才能实现。
《皇帝的新装》是丹麦作家安徒生所写的童话作品，中国的很多领导都耳熟能详。尽管如此，一些类似“皇帝的新装”的具有普遍警示意义的领导决策失误还是频频发生。
领导决策的“皇帝新装”现象
应该说，大多数领导的大多数决策是正确的，执行也是有效的。但领导决策失误也大量存在，这样的案例从媒体的公开报道中即可信手拈来。如某地方领导耗巨资修建机场，结果机场变成了鸡场；某地方领导动用大量财政经费搞“阅兵”，结果奢华散尽，讽者如云；某地方修建市政府办公楼报告厅，却富丽堂皇如人民大会堂；有的地方盲目建大马路、大草坪、大广场、主题公园等，严重超越了自身经济承载能力；一些地方开发区、高新园区大量圈占农民土地，却开而不发；有的地方和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结果却造成新的生产过剩，危及经济的平稳发展等，不一而足。
这些错误的表现与“皇帝新装”如出一辙。从某种程度上讲，“皇帝新装”的实质就是在讽刺有些领导的决策失误：为政绩却丢了政绩，为名望却丢了名望，为威信却丢了威信，为乌纱帽却丢了乌纱帽。这样的领导被斥为庸官，甚至有专家学者掷地有声地指出，这样的庸官在浪费社会资源、腐蚀公共权力、损害政府形象、侵害群众利益方面，与那些以权谋私、以身试法的贪官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深圳市掀起的“责任风暴”和“治庸计划”，主题鲜明，针对的也正是这些庸官。
“皇帝新装”的成因探究
造成童话中的皇帝决策失误，原因是多方面的。联系现代领导决策的此类现象，失误主要出现在两个阶段，一是决策的准备和形成阶段，二是决策的执行和反馈阶段。寻根究底，是决策救济途径的缺失。
领导者不当偏好是决策失误之源。童话中着力刻画的是皇帝决策时对新衣服的偏好。回到现实社会中来，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有偏好，领导概莫能外。看看那些决策失误的领导，很容易就会发现，他们在进行一项决策时，或多或少地都会渗入一些个人偏好因素。偏好因人而异，对普遍老百姓来讲，偏好很多时候也无可厚非，仅是个人兴趣和爱好而已；即使是不好的偏好，危害的范围和程度也很有限。
但对一个领导者而言，就要严格区分偏好的好与坏、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公与私。一旦坏的、错的、丑的、恶的、私的偏好渗入决策中，其产生的危害和后果可想而知。尽管有时偏好并无不当，但一旦在决策时从偏好出发，跟着偏好的感觉走，甚至偏好被别人利用，就会有违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情况严重的，造成决策失误、失当、失准、失败。
下属的德能状况事关决策质量。对于领导者的决策偏好，不同的下属也有不同的倾向。在面对皇帝的偏好时，故事中的两个大臣采用了投其所好的办法。究其本质，是两个大臣的个人利益作祟。由此看来，领导决策时，下属的德能状况事关重要。现代领导决策，提倡民主化、科学化，下属的德能状况对领导决策的影响不可低估。
一般的情况是，下属德能兼备，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正确决策的形成；相反，则很可能催生错误的决策。尤其是领导最直接的下属，他们的思想、建议和方案最容易也最有机会进入领导的视野。一旦因为下属的德能原因，将错误的甚至非法的决策方案带进决策系统，那么，决策失误将在所难免。
错误反馈阻碍决策救济。决策救济，是一种决策纠错机制、程序、途径和方法。决策救济对有效防范错误决策的出台，对决策执行中的完善和修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童话中皇帝错误决策付诸执行的时候，如果决策的执行者能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真相，就能很好地保证在决策刚开始执行时就获得了救济，甚至终止错误。可因为大街上群众的众口一词，使皇帝得到的是完全错误的反馈信息。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从众效应。从众效应是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在童话的案例中，因为说了真话就被当成是愚蠢的人、不忠诚的人，所以群众说假话对自己无害甚至有利。而作者安徒生最后通过一个小男孩的嘴说出了皇帝没穿衣服的真相。也就是说，在机制、文化、程序等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正是小男孩看似微弱的无忌童言，避免了皇帝在错误的深渊中越陷越深。事实上，皇帝及时收场，闹剧终止，完全得益于小男孩的真实反馈给决策的决定性救济。和大街上的成年人相比，小男孩可谓是弱势群体，但他的声音往往却是最真实的。
可以看出，执行过程中的反馈意见真实性如何，将直接影响对决策的救济效果。而真实的反馈、正确的意见有的时候恰恰出现在偏远处、最基层、少数人，甚至是人微言轻的弱势群体中，这不能不引起领导者的反思。
“皇帝新装”的破解之策
校准偏好，克制偏好。首先，以正确的价值观来统领偏好，校准偏好。具体来讲，必须依据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思想，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树立以人为本的决策理念，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决策目的。在决策中要切实避免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政绩工程，避免GDP导向，从而在决策中做到真实反映民意，切实珍惜民力。
其次，克制偏好，谨防偏好被不恰当地利用。避免偏好被利用，就要求领导在集体决策时不要过早地表达自己对问题的看法，要学会迟延表达，甚至学会不表达。广东省公安厅已出台了规定，要求一把手在集体决策时实行末位发言制，旨在避免主要领导的偏好左右决策或被不当利用。在集体开会决策时，领导克制偏好，谨防偏好被不恰当利用，不妨借鉴这样一种规定，实行领导末位发言制；或像有些企业倡导的，集体决策时，主要领导要学会迟到，这样才能让参与决策的下属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
集中民智，善用外脑。下属参与决策，是作为领导者的外脑而出现和发挥作用的。而领导决策的外脑又不仅限于下属，还包括广大的人民群众。行政领导决策，应该“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那些事关他们切身利益的决策，是建立健全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的需要。因此，领导决策时，还要广泛集中民智。
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就凝聚着全国412万人的智慧，这412万人当中就有很多是来自最基层、最偏远地区，甚至弱势群体当中的人。群众作为外脑参与决策，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和透明化，有利于决策形成后的有效执行，减少执行阻碍和执行成本。
畅通反馈，救济决策。决策在实施过程中，由于主客观条件都会发生变化，所以就有必要对决策进行或大或小的修改。哈尔滨水污染后，市政府一天之内两次发布停水公告，却指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停水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公告中指出停水原因是因为市政管网维护，引发了市民不必要的恐慌和猜疑，以致引起了广大群众一连串近乎失控的言行反应。这个真实的言行反应，就是决策执行中的真实信息。正是有了这样的反馈，市政府才及时变更了先前的决策，并实事求是地指出是由于松花江水污染才导致停水的真相，加之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事态才趋于平息。
信息反馈的障碍广泛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信息来源，二是传递路径，三是传递时效。信息产生的来源，一般来讲，是决策执行中的利益相关者，主要的是群众。“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群众是行政决策的利害相关人，具有发现行政决策执行问题的潜在可能性。因此，一要提升群众的反馈意识，帮助群众认识到正在执行中的决策与自身利益的关系。要广开言路，鼓励说真话，提供真实信息，创造条件让类似童话中小男孩的话语能够有声表达，真实表达；二要疏通群众反馈信息的渠道，优化正式渠道，利用传媒渠道，确保信息通畅，让真实的反馈信息能够有序表达，准确表达；三是利用高新技术、信息手段，运用政府网站和服务热线，尽量缩短信息反馈的“时滞”，让决策的执行反馈能够及时表达，高效表达。同时领导要深入实际，及时了解群众反映，充分了解民情、民意。
只有这样，领导在评估和修正决策时才能有真实、准确、完整、通畅、及时的信息依据。也只有这样，决策执行中的评估和修正才不至于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完整意义上的决策救济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