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行量是衡量一本期刊是否有生存价值的重要指标。依托行业搞发行曾经是农业科普期刊的优势所在。在计划经济时期，农业科普期刊既可以在行业内搞自办发行，又可以通过邮局订阅，占尽天时地利，发行几乎不是问题。以创刊于1976年的《农业科学实验》为例，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创刊最早的农业科普期刊，它的读者主要是基层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农村中有一定文化知识、能够接受新知识、新技能的中青年农民。在当时农村交通、通信比较落后，信息相对闭塞的情况下，通过行业搞发行，是期刊能够下到基层，与读者见面的重要手段。这种行业发行的优势使其发行量一度达到2万多份，作为一本农业科普期刊，这个发行量在全国同类期刊中也是相当可观的。
　　由于行业发行优势明显，使很多类似的期刊缺乏锐意进取的精神和创新意识，渐渐由依托变为依赖，甚至有意无意中把自己定位为从属行业，办刊方针由为读者办刊兼顾行业变为为行业办刊不顾读者，把行业通过一些行政手段创造的发行量当做刊物的真实发行量，对邮局订阅部分，最能体现发行状况的发行数字不敏感，在具备行业发行优势时，没有把行业优势转为自己的优势，缺乏以发行促广告的前瞻意识。当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国家不再对期刊大包大揽，不允许行业通过行政命令搞硬性发行；实行管办分离，委办厅局不能直接办刊等政策相继出台。一些农业科普期刊对政策环境的变化后知后觉，没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对市场的概念依然模糊不清，当各种新兴媒体层出不穷，竞争异常激烈时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无所适从。
　　发行量日益萎缩，使一些农业科普期刊陷入印一本赔一本的窘境。国家虽然没有将农业科普期刊完全推向市场，但仅有的一点事业拨款仅够维持人员工资，办刊经费完全靠自筹。曾经轰轰烈烈的《农业科学实验》，在有行业优势可以依托的时候，没有抓住机遇做大做强，使自己具备独立生存能力，当失去行业依托后，发行量急剧萎缩，入不敷出。很多农业科普期刊由于国家不再拨办刊经费，自己又没有创收能力，结果发不出稿费，导致稿子质量无法保证甚至稿源枯竭；缺乏优秀的稿源又使刊物质量不能保证；刊物质量低造成发行量进一步下降；发行量低没有回报，企业不愿意投放广告，生存的困境使农业科普期刊陷入恶性循环，举步维艰。
　　更大的问题在于，面对这样的生存困境，很多农业科普期刊已从惊慌、茫然变为麻木，对刊物质量和考量刊物生存价值的发行量漠不关心，只是靠一点事业拨款和版面费得过且过。
　　那么，对农业科普期刊来说，走出生存困境，走上做强做大之路，是否就无法可寻呢?同样作为农业科普期刊的《长江蔬菜》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长江蔬菜》原名《武汉蔬菜》，1984年创刊，由武汉市农业局主管。1986年11月，《武汉蔬菜》更名为《长江蔬菜》，由长江流域上海、长沙、重庆、南京等8城市联办。打破地域分割，开启了中国地方报刊联办之先河。中国著名蔬菜园艺学家、蔬菜植物生理学奠基人、浙江农业大学教授李曙轩担任主编，36名教授、博导成为期刊的编委。期刊定位为：“生产者的指南，经营者的参谋，工作者的助手，消费者的顾问，学习者的益友。”全新的办刊理念，站在时代前沿的行业分析、预测，通俗易懂的语言，以及覆盖长江流域的信息量，使《长江蔬菜》知名度、影响力迅猛扩张。 截至2004年已累计发行550多万册，期刊发行量达4万多份，居全国同类期刊首位。
　　在集中精力办好刊物的同时，《长江蔬菜》充分挖掘品牌资源，利用发行优势，开发广告市场，使广告额从几百元增加到400多万元，走出了经济困境，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相比《长江蔬菜》在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情况下，尚能在市场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许多有事业拨款的农业科普期刊应该更具有优势，《长江蔬菜》的成功经验并非无法复制，关键在于要有创新意识，更要有闯市场的勇气，如果只是怨天尤人，闭门办刊，结果只能是从一个困难走向另一个困难，只有主动的研究市场，适应市场，做好自己的市场定位，敢为天下先，才能走出生存困惑，在市场上找到自己生存的价值。
　　 (作者单位：内蒙古农业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