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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第十三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和近几轮调查数据的纵向比较，报告从民营企业的视角呈现出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现状特征、变迁趋势与影响因素。报告发现：营商环境的改善得到了民营企业的认可，民营企业家对营商环境的肯定是有保留的，民营企业家对社会经济风险的预期比较理性和稳定。在营商环境改善方面，民营企业家对“简政放权”的評价最好，而对“资源供给”的评价最差。对照2016年和2018年两次调查数据，报告发现存在“强项愈强、弱项愈弱”的突出问题。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难以充分获得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仍然是民营企业面临的痛点和难点。优化营商环境要求形成各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
关键词：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营商环境;交易成本;中国私营企业调查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19） 02-0048-14
营商环境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软实力、竞争力和运行效率。2017年7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时强调：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1]。一般认为，营商环境是影响商业活动的各种因素和条件的总和，既包括硬环境，也包括软环境。基于第十三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报告对我国当前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进行了评估。与以往讨论营商环境文献不同的是，报告主要从民营企业的视角分析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现状特征、变迁趋势与影响因素。
一、对营商环境的评价
（一）对2017年营商环境的总体评价
此次调查询问了民营企业家如何评价整体营商环境，有2.97%的受访者没有回答此题，有0.86%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14.20%的受访者表示营商环境总体上有“明显改善”，45.56%的受访者表示“有所改善”，两项合计达到59.76%; 24.74%的受访者认为“一般”;其余11.67%认为“改善不大”和“完全无改善”。如果将营商环境的测量区分为“简政放权”“公正勤政”“资源供给”三个方面，可以看出，“简政放权”得到受访者的充分肯定，“公正勤政”也得到较多肯定，而“资源供给”的改观则差强人意（表1）。如果各项指标计算改善均值，区间为1～5分，分值越高表示改善程度越大，也可以明显地看到：“简政放权”各项指标的均值位于最高的区间，“公正勤政”得分次之，而“资源供给”的分数最低。
营商环境的好坏往往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经营成本，包括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市场性交易成本[3]。此次调查询问了2017年企业各项成本的变化趋势。表2数据呈现如下主要变化趋势：市场性交易成本的上涨程度远高于制度性交易成本。市场性交易成本的上升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人口构成与流动变化等宏观因素的影响[3]。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升有降。受访者认为税费成本和融资成本出现上涨，这说明降低企业税负、改善融资渠道等举措仍然需要继续深化。
（二）营商环境评价的跨年比较
2016年第十二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询问的问题与本次类似，两次调查结果对照发现“强项愈强、弱项愈弱”（表3）。在2016年的调查中，受访者对简政放权、公正勤政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以1～5分计，均值达到4分左右;此次调查也有7至8成的受访者表示，在此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改善。而在上次调查中，对资源供给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的比例就不到半数，此次调查表示有“改善”的比例更是低至4成或以下。优化营商环境取得实质性突破，同时取决于其他一些基础性制度的转型与夯实，核心就是要形成各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环境[4]。
（三）不同规模、行业企业对营商环境评价的意见分化
报告将受访企业的规模做了分类，考察不同规模的民营企业对营商环境改善程度的感知是否存在差异。从总体上看，规模较大的企业感知到的改善程度要略高于规模较小的企业（以1～5分计，分值越高，改善程度越多）。微型企业对整体营商环境改善的评价是3.58分，小型企业为3.63分，而中型和大型企业则分别为3.66和3.68分。企业规模与营商环境评价的关系不是线性的，不同规模企业在融资、劳动力技能供给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是相似的。
调查发现，不同行业企业对优化营商环境各项举措的“获得感”存在差异。表4呈现的是不同类型企业对营商环境各个方面表示“有改善”的比例。可以看到，制造业企业与非制造业企业类似，在“简政放权”和“公正勤政”方面给予了正面评价。但如果将制造业企业与金融企业、房地产企业相比，制造业企业给予正面评价的比例并不高，反而在很多方面要低。这说明，制造业企业需要更多实实在在的改善型政策。
（四）不同地区企业对营商环境的评价
报告将受访企业所属区域进行分组，分成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7个地区，考察不同地区的民营企业对营商环境改善状况的评价。从表5可以看到，华北和华东两个区域的受访企业对营商环境的改善给予了最积极的评价。华北和华东两个区域分别有64.08%和63.11%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一年整体营商环境有改善。东北和华南这两个区域有最高比例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在过去一年整体营商环境“完全无改善”。
报告从简政放权、公正勤政和资源供给三个方面考察不同地区企业的具体评价状况，以1～5分计，分值越高，表明改善程度越多（表6）。首先，在各个地区，民营企业对简政放权方面的工作改善与工作程序都给予了最高程度的肯定，这一维度的得分均高于另两个维度。其次，组间差异最大的维度是公正勤政，华东、西北、华中等地区这一维度的均值达到4分以上;相比之下，东北地区民营企业对公正勤政改善程度的评价很低，仅为2.93。东北地区的受访者认为，过去一年，当地政府在公正执法、运动式执法和勤政服务方面改善很小。再次，资源供给的改善有明显的地区性特征，经济发达地区好于中西部地区。最后，民营企业普遍感受到资源供给的改善状况是最滞后的，其改善程度小于简政放权和公正勤政。 （五）企业政治关联与营商环境评价
从企业的政治关联或企业家的政治身份来看，不同群体对营商环境的改善评价也存在差异（图1）。当问及营商环境过去一年来的总体改善状况时，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家给出了更为正面的评价。
从营商环境的三个维度分别来看，受访企业具有以下特征（表7）：在简政放权和公正勤政方面，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或企业家更容易感知到简政放权的成效，有更加积极的评价。在资源供给方面，企业的政治关联、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并不影响其评价，甚至有政治关联的受访者给出了消极的评价。
二、对法治环境的满意程度
（一）法治环境的总体满意度
调查询问受访者对法治环境各项指标的满意度评价，这些指标分别测量了立法完备、司法效率和执法效能情况（表8）。调查发现，受访者对立法完备的满意度较高，对法律、法规完备程度的满意比例很高;对司法效率的满意度相对较低;对执法效能的满意度呈现分化。
2016年第十二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也询问了受访者对法治环境的评价，包括对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安全保障、财产安全保障以及知识产权保障。从表9可以看到，受访者对这三方面的满意度评价没有变好。
（二）不同规模、行业企业对法治环境的评价
微型企业在立法完备、司法效率、执法效能各项指标上的满意度都低于规模较大的企业，微型企业与规模较大企业之间的差距明显（表10）。从不同行业来看，信息服务类企业对司法效率和执法效能的满意度较低（表11）。尤其是在产权和人身权保障方面，信息服务类企业的满意度都显著低于其他行业的企业。服务类企业对惩戒失信主体的滿意度显著低于其他行业的企业。而金融行业对法院判决书执行情况的满意度相较其他行业明显偏低。
如果我们将企业所涉行业进行两类划分（表12），即是否涉足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可以看到，涉足金融业的企业在大多数指标上的满意度都更高;涉足制造业的企业，在大多数指标上的满意度都更低;而企业是否涉足房地产，对满意度的影响模式并不清晰。
（三）不同地区企业的法治环境评价
按企业所属地区进行划分（表13），华东地区在各个维度上的表现都比较突出。西北地区企业家的评价也很高，甚至在很多方面还超过华东地区。东北地区与华南地区的民营企业对法治环境的总体评价相对较低。尤其是东北地区的民营企业家，一方面认为制度、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备性很高，但另一方面对司法效率和执法效能给出了较低的评价。这说明存在制度完备与制度执行不充分的张力。
（四）企业政治关联与法治环境评价
企业/企业家拥有的政治资本越多，其对法治环境的满意度越高。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企业家，对各项指标的满意度都高于非中共党员的企业家;曾经或当前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企业家，其评价高于未有此类任职的企业家;参加工商联对提升满意度有帮助，非工商联会员单位企业家的各项满意度都明显低于会员单位企业家（表14）。
三、政企互动情况
（一）政企互动的总体情况
调查询问受访者，在过去两年中是否经历过以下情形，以此来测量民营企业与行政部门的互动状况（表15）。民营企业在谘商/培训方面与政府部门的互动最为常见。
（二）不同地区企业的政企互动
报告将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作横向比较（表16），发现如下明显特征：首先，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履约情况更好，江浙沪粤的民营企业家遭遇负面经历的比例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次，经济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在产权保护方面一般体验更好，这些地区的民营企业家表示企业资产和个人资产受到行政执法部门非法侵占的比例总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再次，经济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参与政府咨商、培训等相关活动的比例一般更高，江浙粤的民营企业家参加政府咨询会、座谈会的比例都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0个百分点左右。
（三）政治关联与政企互动
关于企业或企业家政治关联的形态与强度是否会影响企业与行政部门互动，报告重点考察咨商/培训和契约履行两种类型的政企互动模式。表17显示了受访者的政治面貌与企业参与咨商/培训之间的关联，发现政治面貌是无党派或群众的受访者在各类参与中的比例都是最低的，中共党员的受访者在接待视察/现场办公和座谈/咨询会方面的比例高于民主党派成员受访者，而民主党派成员受访者在参加统战部/工商联培训方面的比例更高。表18显示，曾经或目前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企业家，企业更有可能参与各种咨商/培训类的活动，该比例显著比未有任职的企业高。
在工商联任职的情况与咨商/培训类政企互动的关联更强，模式更清晰（图2）。非工商联会员单位的企业，各种政企互动的比例均为最低，约为30%。而一旦加入工商联，成为普通会员单位，企业参与咨商/培训类活动的比例就得到显著跃升。其中，跃升最高的为“参加统战部/工商联培训”的比例。如果企业家在工商联担任一定的职务，那么参与咨商/培训类活动的比例就会进一步提升;所任职工商联的级别越高，参与活动的比例也就越高。受访者在工商联有任职的企业，比工商联普通会员单位经历政府毁约和款项拖欠的比例更低;所任职的工商联的级别越高，经历政府毁约和款项拖欠的比例越低（图3）。
四、风险感知与判断
（一）企业家的社会经济风险感知与跨年比较
关于企业家对我国在今后一段时间面临的社会经济风险的评价，调查做了详细的询问（表19）。以“不可能”为1分，“很有可能”为5分，受访者对绝大多数社会经济风险发生可能性的判断在中间值（3分）以下。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受到媒体和舆论广泛关注的社会矛盾激化、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企业家都认为发生的风险不是很高，均值分别为2.42、2.44、2.55。
2014年与2016年的调查也询问了这一问题，将前两次调查的结果与此次调查进行比较，可以看到民营企业家对各类社会经济风险发生的判断呈下降趋势（图4）。在2014年的调查中，民营企业家认为各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都比较高，尤其对就业、物价、房地产和生态环境方面的风险判断最为强烈。到2016年，民营企业家对风险发生概率的判断已经有所降低，降低幅度最大的为对大规模失业和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担忧。对房地产泡沫破裂和物价大幅上涨的担心也在减弱，但下降幅度不大。对经济形势的担忧经历了倒U型的变化，2014年至2016年有一个明显抬升，而到2018年又显著下降。 从2016年到2018年，民营企业家对各类风险发生的总体判断变得乐观，风险可能性的均值得分进一步下降（表20）。有些方面的下降幅度十分显著，包括对经济低迷的判断、对工人大规模失业的预期，以及对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判断。从表20可以看到，受访民营企业家认为各类风险“很有可能”或“较有可能”发生的比例已经大大降低。
（二）风险意识的群际差异
报告使用性别、世代、教育程度等人口学指标进行分析（表21）。从性别视角来看，虽然男性企业家与女性企业家的均值差异不大，但差异是系统性和结构性的，也就是女性企业家对几乎所有类别社会经济风险的评价都高于男性。从世代视角来看，年轻一代更倾向于认为各类风险会发生。如果将企业家按照他们的教育程度进行分组，分为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4组，可以发现，风险感知随着学历的提升而变弱（表22）。
从企业家的政治面貌来看，中共党员企业家没有比其他群体显示出更强或更弱的风险判断，民主党派成员企业家的风险判断更强，而且在各类风险的判断上都比较稳定（表23）。
报告将企业家按照政治身份分为3类，发现没有此类身份的企业家对各类风险的判断强于有此类任职者（表24）。与此同时，现任与前任之间的差异并不十分明显，在有些方面，曾经担任这些头衔的企业家，他们的风险判断弱于正在担任这些头衔的企业家。
企业家是否参加工商联或在工商联有任职，也是衡量企业家政治资本的一个指标。从表25来看，没有参加工商联的企业家，对风险的感知显著强于参加工商联的企业家;在工商联有任职的企业家，所任职的工商联级别越高，越认为各类社会经济风险不可能发生。
（三）企业转型与企业家风险意识
报告对企业的技术等级情况作了区分。问卷询问受访者如何评价企业目前在业内的技术定位、5年后的业界技术定位，是跟随模仿为主（1分）还是技术引领为主（10分）。报告对此进行重新分组，1～3分为低技术，4～7分为中等技术，8～10分为高技术。从表26可以看到，无论是当前还是预测5年之后，认为自己企业属于或即将属于技术引领者的企业家，对各类社会经济风险的感知度相对较低。
调查也询问了受访企业的主要技术来源，是以引进为主（1分）还是自主创新为主（10分），并同样以此划分了3组。从表27可以看到，当企业目前的主要技术来源更倾向于自主创新时，企业家对各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判定较弱;当企业预测5年后的技术来源更可能来自自主创新时，也对各类社会经济风险表现得更不敏感。这都说明企业是否依赖自有技术、企业在业内的技术等级和地位，都与企业家的风险感知有紧密关联。
五、政策建议
根据这次調查，报告总体有如下3方面发现：（1）我国营商环境的改善取得了民营企业的认可。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营商环境有改善，其中对“简政放权”的评价最高。（2）民营企业家对营商环境的肯定是有保留的。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仍然面临着资金、劳动力等各类资源的掣肘，市场性交易成本急速上涨;制度性交易成本仍有待进一步降低。（3）民营企业家对社会经济风险的预期比较理性和稳定。各类风险感知与前两轮调查相比明显降低。基于此，报告对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全面提高政府部门对营商环境的认识，施行市场管理“竞争中立性原则”和“优先合理保护”原则;动态深化政务流程再造，优化服务和监管体系，着力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企业法制环境，完善法律保障体系;强化对新经济、新问题的前瞻研究，及时预判并解决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中以及政府简政放权改革中发生的新情况、新现象、新趋势和新问题。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强调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李克强张高丽出席[N].人民日报，2017-07-18 （1）.
[2]张桂玲，郭飞，郭慧敏，制度成本对“内贵外贱”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8 （10）：1-16.
[3]高振，江若尘，企业资源、交易成本与跨国公司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J].财贸研究，2018 （8）：49-61.
[4]梁远，建立以基础性制度为支撑的新型监管模式[J].行政科学论坛，2016 （8）：6-10.
责任编辑：林华山
关键词：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营商环境;交易成本;中国私营企业调查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19） 02-0048-14
营商环境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软实力、竞争力和运行效率。2017年7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时强调：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1]。一般认为，营商环境是影响商业活动的各种因素和条件的总和，既包括硬环境，也包括软环境。基于第十三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报告对我国当前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进行了评估。与以往讨论营商环境文献不同的是，报告主要从民营企业的视角分析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现状特征、变迁趋势与影响因素。
一、对营商环境的评价
（一）对2017年营商环境的总体评价
此次调查询问了民营企业家如何评价整体营商环境，有2.97%的受访者没有回答此题，有0.86%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14.20%的受访者表示营商环境总体上有“明显改善”，45.56%的受访者表示“有所改善”，两项合计达到59.76%; 24.74%的受访者认为“一般”;其余11.67%认为“改善不大”和“完全无改善”。如果将营商环境的测量区分为“简政放权”“公正勤政”“资源供给”三个方面，可以看出，“简政放权”得到受访者的充分肯定，“公正勤政”也得到较多肯定，而“资源供给”的改观则差强人意（表1）。如果各项指标计算改善均值，区间为1～5分，分值越高表示改善程度越大，也可以明显地看到：“简政放权”各项指标的均值位于最高的区间，“公正勤政”得分次之，而“资源供给”的分数最低。
营商环境的好坏往往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经营成本，包括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市场性交易成本[3]。此次调查询问了2017年企业各项成本的变化趋势。表2数据呈现如下主要变化趋势：市场性交易成本的上涨程度远高于制度性交易成本。市场性交易成本的上升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人口构成与流动变化等宏观因素的影响[3]。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升有降。受访者认为税费成本和融资成本出现上涨，这说明降低企业税负、改善融资渠道等举措仍然需要继续深化。
（二）营商环境评价的跨年比较
2016年第十二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询问的问题与本次类似，两次调查结果对照发现“强项愈强、弱项愈弱”（表3）。在2016年的调查中，受访者对简政放权、公正勤政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以1～5分计，均值达到4分左右;此次调查也有7至8成的受访者表示，在此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改善。而在上次调查中，对资源供给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的比例就不到半数，此次调查表示有“改善”的比例更是低至4成或以下。优化营商环境取得实质性突破，同时取决于其他一些基础性制度的转型与夯实，核心就是要形成各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环境[4]。
（三）不同规模、行业企业对营商环境评价的意见分化
报告将受访企业的规模做了分类，考察不同规模的民营企业对营商环境改善程度的感知是否存在差异。从总体上看，规模较大的企业感知到的改善程度要略高于规模较小的企业（以1～5分计，分值越高，改善程度越多）。微型企业对整体营商环境改善的评价是3.58分，小型企业为3.63分，而中型和大型企业则分别为3.66和3.68分。企业规模与营商环境评价的关系不是线性的，不同规模企业在融资、劳动力技能供给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是相似的。
调查发现，不同行业企业对优化营商环境各项举措的“获得感”存在差异。表4呈现的是不同类型企业对营商环境各个方面表示“有改善”的比例。可以看到，制造业企业与非制造业企业类似，在“简政放权”和“公正勤政”方面给予了正面评价。但如果将制造业企业与金融企业、房地产企业相比，制造业企业给予正面评价的比例并不高，反而在很多方面要低。这说明，制造业企业需要更多实实在在的改善型政策。
（四）不同地区企业对营商环境的评价
报告将受访企业所属区域进行分组，分成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7个地区，考察不同地区的民营企业对营商环境改善状况的评价。从表5可以看到，华北和华东两个区域的受访企业对营商环境的改善给予了最积极的评价。华北和华东两个区域分别有64.08%和63.11%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一年整体营商环境有改善。东北和华南这两个区域有最高比例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在过去一年整体营商环境“完全无改善”。
报告从简政放权、公正勤政和资源供给三个方面考察不同地区企业的具体评价状况，以1～5分计，分值越高，表明改善程度越多（表6）。首先，在各个地区，民营企业对简政放权方面的工作改善与工作程序都给予了最高程度的肯定，这一维度的得分均高于另两个维度。其次，组间差异最大的维度是公正勤政，华东、西北、华中等地区这一维度的均值达到4分以上;相比之下，东北地区民营企业对公正勤政改善程度的评价很低，仅为2.93。东北地区的受访者认为，过去一年，当地政府在公正执法、运动式执法和勤政服务方面改善很小。再次，资源供给的改善有明显的地区性特征，经济发达地区好于中西部地区。最后，民营企业普遍感受到资源供给的改善状况是最滞后的，其改善程度小于简政放权和公正勤政。 （五）企业政治关联与营商环境评价
从企业的政治关联或企业家的政治身份来看，不同群体对营商环境的改善评价也存在差异（图1）。当问及营商环境过去一年来的总体改善状况时，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家给出了更为正面的评价。
从营商环境的三个维度分别来看，受访企业具有以下特征（表7）：在简政放权和公正勤政方面，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或企业家更容易感知到简政放权的成效，有更加积极的评价。在资源供给方面，企业的政治关联、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并不影响其评价，甚至有政治关联的受访者给出了消极的评价。
二、对法治环境的满意程度
（一）法治环境的总体满意度
调查询问受访者对法治环境各项指标的满意度评价，这些指标分别测量了立法完备、司法效率和执法效能情况（表8）。调查发现，受访者对立法完备的满意度较高，对法律、法规完备程度的满意比例很高;对司法效率的满意度相对较低;对执法效能的满意度呈现分化。
2016年第十二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也询问了受访者对法治环境的评价，包括对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安全保障、财产安全保障以及知识产权保障。从表9可以看到，受访者对这三方面的满意度评价没有变好。
（二）不同规模、行业企业对法治环境的评价
微型企业在立法完备、司法效率、执法效能各项指标上的满意度都低于规模较大的企业，微型企业与规模较大企业之间的差距明显（表10）。从不同行业来看，信息服务类企业对司法效率和执法效能的满意度较低（表11）。尤其是在产权和人身权保障方面，信息服务类企业的满意度都显著低于其他行业的企业。服务类企业对惩戒失信主体的滿意度显著低于其他行业的企业。而金融行业对法院判决书执行情况的满意度相较其他行业明显偏低。
如果我们将企业所涉行业进行两类划分（表12），即是否涉足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可以看到，涉足金融业的企业在大多数指标上的满意度都更高;涉足制造业的企业，在大多数指标上的满意度都更低;而企业是否涉足房地产，对满意度的影响模式并不清晰。
（三）不同地区企业的法治环境评价
按企业所属地区进行划分（表13），华东地区在各个维度上的表现都比较突出。西北地区企业家的评价也很高，甚至在很多方面还超过华东地区。东北地区与华南地区的民营企业对法治环境的总体评价相对较低。尤其是东北地区的民营企业家，一方面认为制度、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备性很高，但另一方面对司法效率和执法效能给出了较低的评价。这说明存在制度完备与制度执行不充分的张力。
（四）企业政治关联与法治环境评价
企业/企业家拥有的政治资本越多，其对法治环境的满意度越高。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企业家，对各项指标的满意度都高于非中共党员的企业家;曾经或当前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企业家，其评价高于未有此类任职的企业家;参加工商联对提升满意度有帮助，非工商联会员单位企业家的各项满意度都明显低于会员单位企业家（表14）。
三、政企互动情况
（一）政企互动的总体情况
调查询问受访者，在过去两年中是否经历过以下情形，以此来测量民营企业与行政部门的互动状况（表15）。民营企业在谘商/培训方面与政府部门的互动最为常见。
（二）不同地区企业的政企互动
报告将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作横向比较（表16），发现如下明显特征：首先，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履约情况更好，江浙沪粤的民营企业家遭遇负面经历的比例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次，经济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在产权保护方面一般体验更好，这些地区的民营企业家表示企业资产和个人资产受到行政执法部门非法侵占的比例总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再次，经济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参与政府咨商、培训等相关活动的比例一般更高，江浙粤的民营企业家参加政府咨询会、座谈会的比例都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0个百分点左右。
（三）政治关联与政企互动
关于企业或企业家政治关联的形态与强度是否会影响企业与行政部门互动，报告重点考察咨商/培训和契约履行两种类型的政企互动模式。表17显示了受访者的政治面貌与企业参与咨商/培训之间的关联，发现政治面貌是无党派或群众的受访者在各类参与中的比例都是最低的，中共党员的受访者在接待视察/现场办公和座谈/咨询会方面的比例高于民主党派成员受访者，而民主党派成员受访者在参加统战部/工商联培训方面的比例更高。表18显示，曾经或目前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企业家，企业更有可能参与各种咨商/培训类的活动，该比例显著比未有任职的企业高。
在工商联任职的情况与咨商/培训类政企互动的关联更强，模式更清晰（图2）。非工商联会员单位的企业，各种政企互动的比例均为最低，约为30%。而一旦加入工商联，成为普通会员单位，企业参与咨商/培训类活动的比例就得到显著跃升。其中，跃升最高的为“参加统战部/工商联培训”的比例。如果企业家在工商联担任一定的职务，那么参与咨商/培训类活动的比例就会进一步提升;所任职工商联的级别越高，参与活动的比例也就越高。受访者在工商联有任职的企业，比工商联普通会员单位经历政府毁约和款项拖欠的比例更低;所任职的工商联的级别越高，经历政府毁约和款项拖欠的比例越低（图3）。
四、风险感知与判断
（一）企业家的社会经济风险感知与跨年比较
关于企业家对我国在今后一段时间面临的社会经济风险的评价，调查做了详细的询问（表19）。以“不可能”为1分，“很有可能”为5分，受访者对绝大多数社会经济风险发生可能性的判断在中间值（3分）以下。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受到媒体和舆论广泛关注的社会矛盾激化、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企业家都认为发生的风险不是很高，均值分别为2.42、2.44、2.55。
2014年与2016年的调查也询问了这一问题，将前两次调查的结果与此次调查进行比较，可以看到民营企业家对各类社会经济风险发生的判断呈下降趋势（图4）。在2014年的调查中，民营企业家认为各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都比较高，尤其对就业、物价、房地产和生态环境方面的风险判断最为强烈。到2016年，民营企业家对风险发生概率的判断已经有所降低，降低幅度最大的为对大规模失业和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担忧。对房地产泡沫破裂和物价大幅上涨的担心也在减弱，但下降幅度不大。对经济形势的担忧经历了倒U型的变化，2014年至2016年有一个明显抬升，而到2018年又显著下降。 从2016年到2018年，民营企业家对各类风险发生的总体判断变得乐观，风险可能性的均值得分进一步下降（表20）。有些方面的下降幅度十分显著，包括对经济低迷的判断、对工人大规模失业的预期，以及对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判断。从表20可以看到，受访民营企业家认为各类风险“很有可能”或“较有可能”发生的比例已经大大降低。
（二）风险意识的群际差异
报告使用性别、世代、教育程度等人口学指标进行分析（表21）。从性别视角来看，虽然男性企业家与女性企业家的均值差异不大，但差异是系统性和结构性的，也就是女性企业家对几乎所有类别社会经济风险的评价都高于男性。从世代视角来看，年轻一代更倾向于认为各类风险会发生。如果将企业家按照他们的教育程度进行分组，分为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4组，可以发现，风险感知随着学历的提升而变弱（表22）。
从企业家的政治面貌来看，中共党员企业家没有比其他群体显示出更强或更弱的风险判断，民主党派成员企业家的风险判断更强，而且在各类风险的判断上都比较稳定（表23）。
报告将企业家按照政治身份分为3类，发现没有此类身份的企业家对各类风险的判断强于有此类任职者（表24）。与此同时，现任与前任之间的差异并不十分明显，在有些方面，曾经担任这些头衔的企业家，他们的风险判断弱于正在担任这些头衔的企业家。
企业家是否参加工商联或在工商联有任职，也是衡量企业家政治资本的一个指标。从表25来看，没有参加工商联的企业家，对风险的感知显著强于参加工商联的企业家;在工商联有任职的企业家，所任职的工商联级别越高，越认为各类社会经济风险不可能发生。
（三）企业转型与企业家风险意识
报告对企业的技术等级情况作了区分。问卷询问受访者如何评价企业目前在业内的技术定位、5年后的业界技术定位，是跟随模仿为主（1分）还是技术引领为主（10分）。报告对此进行重新分组，1～3分为低技术，4～7分为中等技术，8～10分为高技术。从表26可以看到，无论是当前还是预测5年之后，认为自己企业属于或即将属于技术引领者的企业家，对各类社会经济风险的感知度相对较低。
调查也询问了受访企业的主要技术来源，是以引进为主（1分）还是自主创新为主（10分），并同样以此划分了3组。从表27可以看到，当企业目前的主要技术来源更倾向于自主创新时，企业家对各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判定较弱;当企业预测5年后的技术来源更可能来自自主创新时，也对各类社会经济风险表现得更不敏感。这都说明企业是否依赖自有技术、企业在业内的技术等级和地位，都与企业家的风险感知有紧密关联。
五、政策建议
根据这次調查，报告总体有如下3方面发现：（1）我国营商环境的改善取得了民营企业的认可。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营商环境有改善，其中对“简政放权”的评价最高。（2）民营企业家对营商环境的肯定是有保留的。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仍然面临着资金、劳动力等各类资源的掣肘，市场性交易成本急速上涨;制度性交易成本仍有待进一步降低。（3）民营企业家对社会经济风险的预期比较理性和稳定。各类风险感知与前两轮调查相比明显降低。基于此，报告对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全面提高政府部门对营商环境的认识，施行市场管理“竞争中立性原则”和“优先合理保护”原则;动态深化政务流程再造，优化服务和监管体系，着力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企业法制环境，完善法律保障体系;强化对新经济、新问题的前瞻研究，及时预判并解决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中以及政府简政放权改革中发生的新情况、新现象、新趋势和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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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