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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学史中,没有一个有分量的作家是没有归宿的。虽然跨越语言边界、返祖归根的愿望在美国少数族裔作家群体中很常见,但恐怕并没有回归之路
哈金的新作《自由生活》是一部沉甸甸的长篇小说,英文版与中文版都有600多页,在哈金的五部长篇中是篇幅最浩大的一部。作者秉承他心仪的俄国文学大师们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讲述了一个美国华人新移民的故事。
主人公武男1985年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在位于波士顿的布兰戴斯大学攻读自己并无兴趣的政治学,他的妻子萍萍和儿子涛涛也先后来到美国团聚。武男原打算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国教书,1989年他决定留在美国。为养家糊口,他当过工厂的夜间保安,杂志编辑和餐馆帮工,攒了点钱买下美国南部的亚特兰大郊外一家小型中餐馆,实现了所谓有房有车有产业的“美国梦”。但武男仍然参与华洋文化活动,他跟中国的知识分子、美国诗坛名流交往,最终决心走上自由创作之路。为了有更多时间写作,他卖掉餐馆,重新打工,到一家汽车旅馆当夜间值班员。
小说的后面,还附有主人公武男的25首诗。
新作是“精神自传”?
在今年3月跟哈金见面时,他告诉笔者:《自由生活》不是我的自传,武男并不是我。
对于“精神自传说”,哈金也不同意。今年7月,他应邀赴香港书展,在演讲答问和接受采访时,再次表示:这本书不是自传。
但不管怎样,哈金在这部作品中灌注了自己的理念。《自由生活》可以算哈金酝酿得最久的一部作品。哈金说,故事的蓝本源自一位香港移民。当他还在读博士时,马萨诸塞州华森镇有一位从香港来的餐馆老板Frank,定居于美国中部,一直没有放弃写旧体格律诗,自己结集自资出版,题为《珠江乐府》分赠亲友,辗转落在哈金的手上。
Frank不会想到,自己的诗竟成了哈金这部《自由生活》的第一粒种子——在他心中扎根,拔节,抽穗,用了16个春秋。
主人公是餐馆老板,餐馆便成为哈金关注的重点。他说,自己在美国餐馆干过活,但没有在中餐馆打过工,“主要因为不会说广东话”。在乔治亚教书时,哈金去过好多餐馆,主要是小餐馆,其中包括不少中国餐馆。“乔治亚和佛罗里达有些餐馆,厨房是开放式,与餐厅连在一起不分开,可以看到厨师怎么样做。我就从餐厅里仔细观察,慢慢积累,看清楚他们的程序:帮厨的怎样把原料和作料放到一个个小碗里,大厨做好后怎样放到盘子里……”
哈金解释这本《自由生活》: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一个人终于成长为能够孤独生活的个人。他更多说的是,这本书是“给那些愿意为自由生活付出代价的人而写的赞歌”——付出代价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选择和付出代价正是自由的含义。
哈金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活着,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不少中国人来到美国后,说这里没有“真正的自由”。怎么没有?问题是要付代价,而很多人不愿付出代价。
在香港书展上演讲“个人与文学”, 哈金也涉及这一话题。他回顾刚开始写作时,自己曾想“要做底层的代言人,可是后来发现,你只能代表你自己,只能写最让自己感动的东西,而最个人的,也就是最普世的”。
他说有两本书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感观。第一本是奈保尔的《河湾》,第二本是希伯德的《异乡人》。奈保尔有个说法:必须将过去踩到脚下——“这种说法,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河湾》的主要人物对待过去的态度是,“如果过去仅仅意味着累赘,就把过去当作垃圾扔掉”;《异乡人》展示了怎样在历史毁灭中生存并保持理性,尤其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怎样做到这些。
移民冲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
谈到移民面临的挑战,人们往往脱口而出“文化冲突”。“文化冲突”只是其中一种而已;而第二种,是有较高文化素养、有强烈精神追求的所谓“精英”,与身边大众之间的冲突;还有第三种冲突,是与居住国的精英的冲突——新来者挤占了原来者的空间和资源,让他们感到了对其游戏规则和价值观念的挑战。这些,都无法用文化冲突来一言以蔽之。
哈金说作为移民作家,这三种冲突,他刚开始感受的是第一种,即所谓“文化冲突”。移民生涯刚开头时很强烈,时间长了,就逐渐缓解。
个人本位还是集体本位?这也是“文化冲突”的重要内容。哈金的前几本书也涉及这个主题,但是那些故事都发生在原来那个以国家为本位的环境之中;而《自由生活》的故事,却是离开了那个环境,在以个人为本位的新国度里展开,这种冲突就更为明显。
谈起第二种冲突,哈金说,大众趣味确实正在低俗化,很多畅销书简直是笑话,而体现民族文化精华、心血结晶的作品,在市场上却竞争不过畅销书。他回忆写《好兵》(Ocean of Words)那年,乔治亚州的作家、写作者们开party,各人把自己的书都拿来陈列,“有人对我说,你写这么本书,谁会买呢!说这话的人一点没有恶意,别人都不买,他就买了一本——他是可怜我。”
这种冲突在哈金的图书销售上也体现出来。他的长篇小说英文版卖得最好的是《等待》,“写了爱情故事嘛!而《战废品》基本上没写女性、没写爱情,卖得就不怎么样。”《战废品》叫好不叫座,在美国文坛上评价很高,但读者不肯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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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哈金感受最深的是第三种冲突。“我们来到这里,不仅占了美国本地精英的空间和市场,而且如果用英语写作的外裔作家队伍壮大,确实有可能让美国文坛的游戏规则也发生改变。美国文化崇尚创造,美国人也很希望成为作家、艺术家——比中国人这种心态强烈得多。对于中国人挤进这一精神创造领域,他们看得很重。美国人同样嫉妒,同样不愿意看到外来人做得比自己更好,因为这证明了自己无能么。这是人的本性,美国与中国都一样。”
哈金说,由于自己是外来者,用英文写作必须写到一般美国人可望不可即的程度,他们才能接受。几家书评媒体之间也有联系,有一家不给好评,另几家也都不给。“林语堂为什么后来去南洋大学当校长?就是因为美国评论界不给他好脸色。不过,好在美国的文坛没有人能够永久控制。”对美国文坛诗苑的盘根错节、勾心斗角,哈金在《自由生活》中有生动的描绘。
能够在美国文坛一路奋斗写出来,哈金的辛酸苦辣难与外人道。“艾默里大学雇我当助理教授时,系主任百般看我不顺眼。系里开会时我每说一句,他就噎我一句。”这是第一份工作,怎么受气也得坚持。哈金的夫人丽莎回忆:那段时间,哈金一开学往学校走,肚子就开始疼;回来肚子鼓老大,儿子和我就给他按摩。我们要他辞职,他不辞——就是犟!那几年遭了罪啦!他憋了一肚子气,白天晚上废寝忘食写东西。
直到他出的第四本书《光天化日》获得奥康纳奖之后,系主任态度才变了——他已经赶不走哈金了。
难怪《自由生活》的献辞是:“献给丽莎和文,本书里有他们的身影。”哈金说,妻子与儿子最重要的贡献是“在我写作时,能有一个稳定的家——好多年了,有不顺利的事,就得回家养息,靠家里人的安慰”。
歧视、倾轧有地域和族裔之别。哈金说:“南方厉害,那时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在艾默里大学人文科目任教的就只有我一个亚裔;波士顿大学这里亚裔多,相对来说就好一些。”哈金还介绍:“白人之间好一点,圈子大,资源多,出版社、媒体多半控制在他们手里;他们对黑人也不敢太过分——惹不起;亚裔中,印度人也不太受到歧视,印度人为何那么厉害呢?因为纽约文学出版界有个叫萨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