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学史中，没有一个有分量的作家是没有归宿的。虽然跨越语言边界、返祖归根的愿望在美国少数族裔作家群体中很常见，但恐怕并没有回归之路
　　
　　哈金的新作《自由生活》是一部沉甸甸的长篇小说，英文版与中文版都有600多页，在哈金的五部长篇中是篇幅最浩大的一部。作者秉承他心仪的俄国文学大师们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讲述了一个美国华人新移民的故事。
　　主人公武男1985年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在位于波士顿的布兰戴斯大学攻读自己并无兴趣的政治学，他的妻子萍萍和儿子涛涛也先后来到美国团聚。武男原打算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国教书，1989年他决定留在美国。为养家糊口，他当过工厂的夜间保安，杂志编辑和餐馆帮工，攒了点钱买下美国南部的亚特兰大郊外一家小型中餐馆，实现了所谓有房有车有产业的“美国梦”。但武男仍然参与华洋文化活动，他跟中国的知识分子、美国诗坛名流交往，最终决心走上自由创作之路。为了有更多时间写作，他卖掉餐馆，重新打工，到一家汽车旅馆当夜间值班员。
　　小说的后面，还附有主人公武男的25首诗。
　　
　　新作是“精神自传”？
　　
　　在今年3月跟哈金见面时，他告诉笔者：《自由生活》不是我的自传，武男并不是我。
　　对于“精神自传说”，哈金也不同意。今年7月，他应邀赴香港书展，在演讲答问和接受采访时，再次表示：这本书不是自传。
　　但不管怎样，哈金在这部作品中灌注了自己的理念。《自由生活》可以算哈金酝酿得最久的一部作品。哈金说，故事的蓝本源自一位香港移民。当他还在读博士时，马萨诸塞州华森镇有一位从香港来的餐馆老板Frank，定居于美国中部，一直没有放弃写旧体格律诗，自己结集自资出版，题为《珠江乐府》分赠亲友，辗转落在哈金的手上。
　　Frank不会想到，自己的诗竟成了哈金这部《自由生活》的第一粒种子——在他心中扎根，拔节，抽穗，用了16个春秋。
　　主人公是餐馆老板，餐馆便成为哈金关注的重点。他说，自己在美国餐馆干过活，但没有在中餐馆打过工，“主要因为不会说广东话”。在乔治亚教书时，哈金去过好多餐馆，主要是小餐馆，其中包括不少中国餐馆。“乔治亚和佛罗里达有些餐馆，厨房是开放式，与餐厅连在一起不分开，可以看到厨师怎么样做。我就从餐厅里仔细观察，慢慢积累，看清楚他们的程序：帮厨的怎样把原料和作料放到一个个小碗里，大厨做好后怎样放到盘子里……”
　　哈金解释这本《自由生活》：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一个人终于成长为能够孤独生活的个人。他更多说的是，这本书是“给那些愿意为自由生活付出代价的人而写的赞歌”——付出代价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选择和付出代价正是自由的含义。
　　哈金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活着，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不少中国人来到美国后，说这里没有“真正的自由”。怎么没有？问题是要付代价，而很多人不愿付出代价。
　　在香港书展上演讲“个人与文学”， 哈金也涉及这一话题。他回顾刚开始写作时，自己曾想“要做底层的代言人，可是后来发现，你只能代表你自己，只能写最让自己感动的东西，而最个人的，也就是最普世的”。
　　他说有两本书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感观。第一本是奈保尔的《河湾》，第二本是希伯德的《异乡人》。奈保尔有个说法：必须将过去踩到脚下——“这种说法，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河湾》的主要人物对待过去的态度是，“如果过去仅仅意味着累赘，就把过去当作垃圾扔掉”；《异乡人》展示了怎样在历史毁灭中生存并保持理性，尤其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怎样做到这些。
　　
　　移民冲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
　　
　　谈到移民面临的挑战，人们往往脱口而出“文化冲突”。“文化冲突”只是其中一种而已；而第二种，是有较高文化素养、有强烈精神追求的所谓“精英”，与身边大众之间的冲突；还有第三种冲突，是与居住国的精英的冲突——新来者挤占了原来者的空间和资源，让他们感到了对其游戏规则和价值观念的挑战。这些，都无法用文化冲突来一言以蔽之。
　　哈金说作为移民作家，这三种冲突，他刚开始感受的是第一种，即所谓“文化冲突”。移民生涯刚开头时很强烈，时间长了，就逐渐缓解。
　　个人本位还是集体本位？这也是“文化冲突”的重要内容。哈金的前几本书也涉及这个主题，但是那些故事都发生在原来那个以国家为本位的环境之中；而《自由生活》的故事，却是离开了那个环境，在以个人为本位的新国度里展开，这种冲突就更为明显。
　　谈起第二种冲突，哈金说，大众趣味确实正在低俗化，很多畅销书简直是笑话，而体现民族文化精华、心血结晶的作品，在市场上却竞争不过畅销书。他回忆写《好兵》(Ocean of Words)那年，乔治亚州的作家、写作者们开party，各人把自己的书都拿来陈列，“有人对我说，你写这么本书，谁会买呢！说这话的人一点没有恶意，别人都不买，他就买了一本——他是可怜我。”
　　这种冲突在哈金的图书销售上也体现出来。他的长篇小说英文版卖得最好的是《等待》，“写了爱情故事嘛！而《战废品》基本上没写女性、没写爱情，卖得就不怎么样。”《战废品》叫好不叫座，在美国文坛上评价很高，但读者不肯掏钱。
　　
　　到现在，哈金感受最深的是第三种冲突。“我们来到这里，不仅占了美国本地精英的空间和市场，而且如果用英语写作的外裔作家队伍壮大，确实有可能让美国文坛的游戏规则也发生改变。美国文化崇尚创造，美国人也很希望成为作家、艺术家——比中国人这种心态强烈得多。对于中国人挤进这一精神创造领域，他们看得很重。美国人同样嫉妒，同样不愿意看到外来人做得比自己更好，因为这证明了自己无能么。这是人的本性，美国与中国都一样。”
　　哈金说，由于自己是外来者，用英文写作必须写到一般美国人可望不可即的程度，他们才能接受。几家书评媒体之间也有联系，有一家不给好评，另几家也都不给。“林语堂为什么后来去南洋大学当校长？就是因为美国评论界不给他好脸色。不过，好在美国的文坛没有人能够永久控制。”对美国文坛诗苑的盘根错节、勾心斗角，哈金在《自由生活》中有生动的描绘。
　　能够在美国文坛一路奋斗写出来，哈金的辛酸苦辣难与外人道。“艾默里大学雇我当助理教授时，系主任百般看我不顺眼。系里开会时我每说一句，他就噎我一句。”这是第一份工作，怎么受气也得坚持。哈金的夫人丽莎回忆：那段时间，哈金一开学往学校走，肚子就开始疼；回来肚子鼓老大，儿子和我就给他按摩。我们要他辞职，他不辞——就是犟！那几年遭了罪啦！他憋了一肚子气，白天晚上废寝忘食写东西。
　　直到他出的第四本书《光天化日》获得奥康纳奖之后，系主任态度才变了——他已经赶不走哈金了。
　　难怪《自由生活》的献辞是：“献给丽莎和文，本书里有他们的身影。”哈金说，妻子与儿子最重要的贡献是“在我写作时，能有一个稳定的家——好多年了，有不顺利的事，就得回家养息，靠家里人的安慰”。
　　歧视、倾轧有地域和族裔之别。哈金说：“南方厉害，那时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在艾默里大学人文科目任教的就只有我一个亚裔；波士顿大学这里亚裔多，相对来说就好一些。”哈金还介绍：“白人之间好一点，圈子大，资源多，出版社、媒体多半控制在他们手里；他们对黑人也不敢太过分——惹不起；亚裔中，印度人也不太受到歧视，印度人为何那么厉害呢？因为纽约文学出版界有个叫萨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