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戊戌政变”高层密电谈史证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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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研究有个重要原则“孤证不立”,[1]就是从多方史料中探寻、辨析彼此互证和印证的东西,正如傅斯年所倡导的治史一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关于史证教学方式颇多,本文另辟蹊径,从前人不多留意的研究视角出发,以“杨锐之死是被请杀还是误杀”为问史话题,依据高层密电渠道来观察清末深层次政治内幕和动向,进而在互动教学相长中培养学生的实证意识。
  对于戊戌变法的研究,因它是一次时间非常短暂的政治事件,只有少数人参与其间,加之知情者避嫌政变,所以留下完整文字记录不多。[2]而长期以来,形成的基本观点和大众认识主要来自以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著述为主。康、梁作为历史见证人,他们的著述可信度高,但又不可全信,故需广集文物、审定史料,以还原面目,激疑思考。
  最近,偶读历史学家茅海建先生的《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书中收集大量关于张之洞的往来密电,这对多维求证戊戌政变的另一面,探寻杨锐之死带来些许期待的曙光。现摘取《阅读笔记》中张之洞的三封高层密电,就康有为称张之洞“电请杀六烈士”[3]一事谈谈清末上流社会的一些内幕和看法,以希得到专家的批评与指正。
  透过事发因果看,杨锐之死是被南皮(张之洞直隶南皮人)请杀还是太后误杀?关于杨锐究竟因何而死,康有为有这一说。康有为极为悲愤,作《驳后党逆贼张之洞、于荫霖诬捏伪示》,称言:杨锐者,张之洞入室弟子,岁馈千金,养之京师,而一切托之者也。杨锐与刘光第之入军机,亦张之洞托陈宝箴荐之者也……张之洞本为新党,自恐不免,乃请杀谭、杨等六人,以求避党祸,其忍于杀帝党久矣。相同的说法又见于康此期所作《张之洞电日本外部书后》、《逆贼张之洞罪案》等文,称张之洞“电请杀六烈士”。[4]从康有为一家之言可否断定杨锐就死于张之洞请杀之中?我们后人不得而知,但有一事说明康有为的说法有些方面个人主观性较强,不一定可靠。如1898年9月14日后,光绪帝召见杨锐商议对策,授以“密诏”。可政变不久后,康有为伪作的密诏与王照、袁世凯以及杨锐之子杨庆昶公布密诏不同,而后三者公布的密诏在内容上却基本相同。
  透过人物心理看,杨锐之死是死不瞑目还是死得其所?“(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这是高中历史人教版选修一教材的描述,简单明了,令人看不出内在复杂的历史因缘。戊戌政变后,新政尽废,康有为、梁启超两个最显著的“首逆”败走海外,死里逃生。维新派成员杨锐却成为慈禧太后一怒之下被判死刑的六人之一。澹台卓尔著的《历史的底气》书中说,按照谭嗣同所言,“死得其所”。六君子果真都“死得其所”吗,先看看《文史博览》所刊发的《悲戚的“戊戌六君子”》,被杀的第五个是四川绵竹人、41 岁的杨锐,他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学生与幕僚,居京向张报告政治动态。杨锐下囚车时,问刚毅:“怎么不审问呢?”不久行刑,他说:“糊里糊涂地死,真是死不瞑目。”[5]再看《课外阅读》所刊发的《和而不同的戊戌六君子》,真正冤的是杨锐。杨锐是张之洞的学生,对维新派的一些做法很不认可,在给张之洞的信中说康有为“谬妄”,他更倾向于不改变政体的自强运动。军机处同僚高树后来回忆说,杨锐对同为军机章京的维新志士谭嗣同、林旭很有意见,私下里形容谭嗣同是“鬼幽”、林旭为“鬼躁”,声称“某君鬼幽,某君鬼躁,同列如此,祸可知矣”。[6]
  透过已有专著看,杨锐之死是被请杀还是误杀?康有为认为杨锐被杀与地方大员张之洞直接有关,究竟戊戌政变真相如何?历史考证很难,难在用于史料实证的历史记录捉襟见肘,况且遗留的史料大抵是康、梁所写,故有“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的说法。从治学角度看,康、梁的史料是真是假需要辨伪识真。查阅武吉庆、蒋廷黻、吕思勉、李侃各自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对此事均无大量史料予以详实阐析,只是“闻其声不知其详”。从张鸣主编的《重说中国近代史》看到一丝有价值的信息,说张之洞属于清朝地方官吏中清流派的干将,“洁身自好,对于营造关系最为鄙夷”,所以他在京城的影响力有限,远不及已被解职的李鸿章,他更没能力怂恿慈禧太后下旨杀害“戊戌六君子”,[7]颁布《著将康广仁等六犯即行处斩事上谕》(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8]可见康有为称张之洞“电请杀六烈士”与史实不吻合。
  下面以密电为入口,来阐释三封张之洞的密电,引导学生一同理解那段岁月张之洞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感悟戊戌变法时期各方人物之间不一般的关联。
  密电一:1898年9月26日张之洞发电瞿廷韶
  急。京。琉璃厂西门外武阳会馆。湖北臬台瞿: 杨叔峤锐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论议,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阁下所深知,海内端人名士亦无不深知。此次召见蒙恩,系由陈右铭中丞保,与康无涉。且入直仅十余日,要事概未与闻。此次被逮,实系无辜受累,务祈迅赐切恳夔帅、寿帅,设法解救,以别良莠。天下善类,同感两帅盛德。叩祷。盼即复。洞。真。[9]
  [注]杨锐(1857-1898),字叔峤,四川绵竹人,为张之洞第一亲厚弟子。瞿廷韶(1837—?) ,顺天府宛平县人,祖籍江苏武进,举人,戊戌政变时,湖北按察使瞿正进京聆训。“夔帅”,王文韶(1830—1908),字夔石,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户部尚书,时任军机大臣;“寿帅”,裕禄(约1844—1900),字寿山,满洲正白旗人,时任军机大臣兼礼部尚书。
  [析]这是一封张之洞派瞿廷韶去找两位清末重臣营救杨锐的密电。从密电中可见杨锐与张之洞之间关系亲密。张之洞对杨锐的生活与前途可谓无微不至,甚至操心杨锐家事。张之洞认为杨锐不是康党,因为杨锐平时十分讨厌康学,经常非议康有为的人品与学术。再之,杨锐受到皇帝的恩賜,是因得到湖南巡抚陈右铭中丞(陈宝箴)亟力推荐,与维新派康有为没有直接关系。
  密电二:1898年9月29日张之洞接到瞿廷韶来电:   昨日陛见后,分谒枢廷,未见。便见合肥,论杨、刘事,尚谓必有分别。旋见钱密缄,已云仓猝,虑难挽回。果于四点钟遽同谭、林等同时处决。在京多称杨、刘之冤,奈内旨迫切,于午刻迳由刚相奉密旨立办,措手不及。遗骸已由各同乡代殡。敬帅晚年难堪,闻湘人已电藩司矣。本司廷韶谨稟。寒。[10]
  [注]“钱”,钱恂,浙江归安人,晚晴著名外交家,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伯父,学精才敏,洋务博通。甲午战争期间,从法国回国,为张之洞帮办洋务。钱密缄是指钱的密信。
  [析]这是一封汇报杨锐被杀的密电。该电反映晚清名臣李鸿章说杨锐、刘光第与其他人性质不一样,岂料此案由刚毅奉密旨“立办”,措手不及,不审而诛。杨锐被杀显然出乎张之洞的意料。因为杨被杀前三天,1898年9月26日张之洞发电盛宣怀(李鸿章集团中的重要人物,时任太常寺少卿,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盛宣怀对此完全照办。包括当时晚清宗室重臣、主审官奕劻也有意搭救杨锐。据《梦蕉亭杂记》记载,奕劻说“杨锐系有学问之人,品行亦好,罗织一庭,殊非公道,须分别办理。”[11]慈禧太后仓促杀人,或许存在两个担忧,一是戊戌六君子的审判会受到英日等外国使节的干预;二是戊戌六君子会说出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真真假假的矛盾,家丑一旦外扬,后果不堪设想,不如索性杀人封口。
  密电三:1898年10月9日瞿廷韶回电张之洞
  两电祇悉,已转告张次珊。本司请训后电禀行期。拟纡道常,耽搁旬日,不请假。新藩司系文相庆之子,今早谒谈。据称菊杪出都,并云今早召对,慈圣谕及宪台,甚顾大局,上次内召,因沙案中止。余问奉天事。本司廷韶禀。迥。[12]
  [注]张次珊就是张仲炘(?-1913),字慕京,号次珊,湖北江夏(武汉)人,進士,清末江南道监察御史,以“敢言”著称。“新藩司系文相庆之子”,“今早召对”,是指慈禧太后召见即将离京赴任湖北布政使的新官善联时,对“宪台”张之洞的评价,即“甚顾大局”。
  [析]这是一封婉陈杨锐被误杀的密电。“戊戌六君子”事件10天后,慈禧太后借召见对即将赴任湖北新官上任善联之际,特意道出对张之洞的评价“甚顾大局”,这或许是慈禧太后误杀杨锐之后对张之洞的一种心灵安抚。该评价一方面希望张之洞不要过于纠结杨锐之死的内情和起因,一如既往效忠大清王朝;另一方面也缓解了张之洞因“坐京”杨锐被杀造成个人忐忑的心理压力。当时戊戌政变时,张之洞为防不测、引火烧身,已要求在京的情报人员焚烧相关的电报函件,同时张之洞又恐在京发电会泄露,特提醒其子张权、其侄张检将京中密电派人到天津发送。所以茅海建教授在“张之洞档案”中,说“杨锐被抓后,看不到此段时间张权等人的复电”,估计与张人为销毁电函有关。
  杨锐是否真的被误杀?历史选修一《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教师教学用书》,也给出佐证说法。对杨锐简介里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评价:“常以林旭所拟文稿过激,往往强令林旭易稿,而自己从未上过一折,担心朝廷有变,拟抽身而退。但又沉湎富贵利禄,恋之不能去。”[13]可以推断,张之洞得意门生杨锐之死是慈禧太后仓促之下的误杀,作为“忠臣”张之洞面对朝廷主子的误杀,以及杨锐被杀10天后老佛爷对他“甚顾大局”的赞誉,对他而言唯有无尽的悲情和无奈的催泪。
  以上三封高层密电体现戊戌政变后,张之洞托清末重臣营救杨锐——张之洞接到杨锐未审被杀的噩耗——慈禧太后对张之洞“甚顾大局”的心理抚慰,来认识戊戌政变高层之间内幕的较量。可见,戊戌政变不是表面上杀几个人就了之,其官场勾心斗角一点不简单。通过以上三封密电的解释与探究,意在引导学生接触一些贴近历史真实的新研究成果,对已成过往定识的观点予以质疑求证、对新发现的史料予以大胆、合理推测,如此守正才能创新,[14]才能让学生在历史审辨的活动中领悟探索历史的乐趣。
  【注释】
  [1]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解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59页。
  [2]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页。
  [3][4]姜义华:《康有为全集》第5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9、290页。
  [5]赖晨:《悲戚的“戊戌六君子”身后事》,《文史博览》2014年第11期。
  [6]《和而不同的戊戌六君子》,《课外阅读》(上刊)2014年第11期。
  [7]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6年,第137页。
  [8]赵增越:《戊戌变法后清政府惩处康梁党人档案(上)》,《历史档案》2018年第2期。
  [9]赵德馨:《张之洞全集》(第9册),湖北: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346页。
  [10]茅海建:《张之洞与杨锐的关系》,《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4期。
  [11]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0页。
  [12]茅海建:《戊戌政变前后张之洞与京、津、沪的密电往来》,《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
  [13]《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教师教学用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332页。
  [14]郑士璟、张汉林:《谈以理解为核心的史料考查》,《历史教学》201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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