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提起郑和下西洋，人们首先想到的常常是“四海宾服”和“厚往薄来”。时至今日，国内对郑和下西洋的主流定性也大多停留在“入不敷出的政治宣传”上。虽说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目的显而易见，但对下西洋“劳民伤财”的评价则主要基于明代官员，尤其是刘大夏的言论：“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殊域周咨录》）
然而，下西洋起于明成祖的永乐朝，终于明宣宗的宣德朝。在永乐时期，明政府五征蒙古，四征交趾，又疏通运河并大修北京城。这对于一个刚刚经历过“靖难”内战的国家而言，其耗费是难以想象的。尤其是明太祖朱元璋定下了一套糟糕的财政制度，严重掣肘着明朝历代皇帝的收支，要像明成祖朱棣那样“败家”就显得更为困难了。
换言之，如果下西洋仅是一场赔钱的政治运动，那么朱棣远超其他君主的花销无疑解释不通（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明史·黄福传》）。但假若下西洋真的解决了朱棣的财源问题，它又是怎样实现盈利的？
元、明两朝的官营海贸与禁海政策
事实上，官营海贸和禁海政策都不是明朝首创。
早在元代，政府为了敛财需要，就曾经出资经营“官本船”。据《元史》所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蕃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不难看出，“官本船”创立之初采取的是一种公私合营的形式。官家出船、出本，雇佣海商代为经营，分利时官七商三。而且为了打击竞争者，还专门规定“权勢之家”禁止出钱参与海贸，一经发现即予以严惩。
到了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打击竞争对手的政策又进一步升级：“禁私贩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元史》）。”连普通私商下海，也成了非法行为。
为了垄断海外贸易，元朝政府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到至治二年（1322年）间，断断续续前后四次颁布禁海令。但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豪强贵族和普通海商的利益，遭到他们的一致抵抗。而且禁海间接造成走私流行，官府流失了大量税收，最后元廷不得不于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宣布：“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元廷的官营垄断贸易政策，落得个彻底破产的结局。
经济学有句名言：大棒打不倒经济规律。但历朝历代，甚至包括今天的某些政府，却始终不肯接受经验教训。郑和下西洋，正是类似“官本船”思维的经济活动。不同之处在于，“官本船”至少还是公私合营，下西洋则是纯粹的官营。
不过，朱棣有理由相信他的下西洋会比“官本船”更成功。元王朝虽然名义上是大一统王朝，但它的集权程度却堪称历代最低，执行禁海令的效率自然也高不到哪儿去。相比之下，明朝自朱元璋始，就建立起了空前强硬的中央集权制度，其禁海政策之严格，比元朝高到不知哪里去了。明太祖规定的禁海，不仅不许商船下海，连渔船都被禁止（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明太祖实录》）。并且还把禁海定为祖制，要求后世皇帝代代遵从。
有人曾以暹罗为例做过统计，在禁海最为严格的洪武三年（1370年）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的29年中，暹罗共计朝贡35次。而从隆庆元年（1567年）部分开禁至明亡（1644年）的78年中，暹罗朝贡仅14次。可见禁海固然有“防倭”的考量在内，但又何尝不是为了防备走私，强迫外商与官办市舶司贸易！
到了永乐朝，官家仍不忘强调禁海政策，对私人贸易继续采取消灭的态度（时福建濒海居民，私载海舡，交通外国。因以为寇，郡县以闻，遂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明太宗实录》）。即使是郑和下西洋开始后，也未见任何解禁举措。可知禁海政策实属官营贸易的“打手”，只针对私人，不针对官家。
奢侈品差价与市场饱和
郑和下西洋的规模可谓空前，集合了舰船240多艘，军士水手等船员2.7万余人。自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先后游历了从东南亚到东非的30多个国家，运回大批奇珍异宝。
由于郑和下西洋带回的货物主要是奢侈品，只能被上层阶级消化。故而长期以来，一直被部分专家视为“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此看法固不能全盘否定，但也可说是一种对市场的无知。
郑和船队购入的奢侈品中，最大宗货物为胡椒和苏木。依《瀛涯胜览》记载，胡椒在其产地苏门答腊的价格仅为0.01两/斤。而据《明会典》所述，胡椒在洪武年间的国内市值高达0.2两/斤，差价20倍于产地。这就意味着郑和船队购回的货物，拥有很大的利润空间。严从简在其《殊域周咨录》中曾记载道：“又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
距郑和下西洋70年后，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回程时所携带东方货物的所值超过来回途中所费60余倍。而达·伽马第一次驶抵古里（现印度卡利卡特）所渭的船队仅有一百余名人员，100吨的方桅船两艘、50吨的三角帆轻帆船一艘、200吨的储藏船一艘。第二次驶抵古里时，也仅有20艘上述三种吨位的小船舶。相比之下，可见郑和率领的二百多艘大舰的商业船队，能做多大的贸易？ 能赚取多大的利润？
学者郑广南在《中国海盗史》一书中，认为以海为业兴贩番货的海盗，尚且获利十倍以上。而徐晓望在《妈祖的子民》一书则认为，中国的出口货物都无法满足亚洲国家的需要，只要逃入海外世界，就可以获得几十倍、乃至百倍以上的利润……
尽管郑和下西洋的原始资料被刘大夏一把大火烧了个精光（一说是乾隆烧了，刘大夏把资料藏了起来），但仍可从明代人的笔记和著述中管窥一斑。马欢在《瀛涯胜览》一书中明确记载：“番人殷富者甚多，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张燮的《东西洋考》也明确指出：“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由此可以佐证，郑和下西洋不仅采取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而且也有直接用货币搞买卖的。郑和把用货币交易所得的银两购买当地黄金，并将黄金铸成五十两重的金块带回国来。湖北博物馆还存有一块当年郑和带回的五十两重的金块，可作佐证。 郑和远洋船队的贸易活动，在埃及马木鲁克王朝史料中也有记载。“马格里兹在他的《道程志》中记述了郑和第七次远航船队到达印度海岸，其中两艘到达阿丹港时，由于也门情况混乱，他们的（载来的）陶器、丝绸、麝香等商品无法进行交易。因此，那两艘戎克的首领便向麦加的埃米尔希朱夫、伯拉克特·本·哈桑·本·艾兰和秩达的纳兹尔、沙特丁·易卜拉欣·本·姆拉呈递了书信，要求准许他们前往秩达。于是，伯拉克特和沙特丁二人便请求（马穆鲁克朝）苏丹（巴鲁士贝）俯允，并说，他们（中国船）到来时将会获得很大的利润。”
可以说，正是郑和下西洋从海外赚回大量的金银，解决了中国自唐宋以来的贵金属紧缺的局面，从此银子方取代了劣金属与纸币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
可是，下西洋毕竟是官营贸易。其计划式的经营模式和官僚管理带来的低效，最终不可避免地走进了经济规律的死胡同。随着大量胡椒涌入市场，胡椒价格也因供货量的提高而持续走低。短短两年时间（即永乐五年，下西洋起于永乐三年），明朝国内的胡椒价格就已经下跌至0.1两/斤，较之洪武年间下降了一倍。如此一来利润空间大幅缩水，市场也趋近饱和。但下西洋的船队却仍在大量购入胡椒、苏木，以至明廷的国库里积压了一大批卖不动的货物。
折赏折俸与下西洋的终结
为了清理库存，解决货物积压问题，从永乐五年（1407年）开始，明廷利用“折赏”“折俸”的方式，把苏木、胡椒当成奖金或工资发给下层公务员，甚至上层文武官员（《明会典》）。在发放过程中，因政府拥有定价权，结果导致折价远远高过市值。永乐二十二年，胡椒的市值已经低于0.1两/斤的情况下，折俸时竟仍取洪武年间0.2两/斤的价位。本来明廷俸禄就是历代最低，胡椒、苏木折俸的做法无异于进一步克扣工资。自然而然地，明朝上下官员对下西洋产生了强烈不满。再加上连年大规模进口胡椒、苏木，利润空间日趋狭小。在相对仁厚的明仁宗继位时，就干脆停止了下西洋活动。
可惜“折俸”这个损招带来的经济收益实在太诱人，再加上没有了下西洋，国家就少了一项重要收入来源。等到明宣宗继位时，朝廷再次启动下西洋。而明宣宗九年的“折俸”也创下了历史新高——1两/斤（《明会典》）。这种差价已经不能再算作是克扣了，而是赤裸裸的掠夺！
下西洋从垄断海贸发展到定价强卖的地步，成祖、宣宗在位期间的朝臣却是敢怒不敢言（实质上，终明一朝，通过“折俸”克扣工资的做法从未停止过）。直至明宣宗朱瞻基去世，年幼的明英宗继位，辅政朝臣才有机会终止下西洋这一弊政。正统元年（1436年），辅政大臣以明英宗的名义（当时英宗年纪尚小，不足以親自执政）命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停罢采买营造（《英宗实录》），明初的下西洋贸易至此方才落幕。综上来看，也无怪乎明代官员会产生下西洋“劳民伤财”的观点。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贸易活动。但由于它“官营垄断”的性质，其经营思维严重偏离经济规律，即便在初期达到了盈利效果，后期也无以为继。假使明廷能够认识到元代“官本船”失败的必然性，采取放开私人贸易只抽取赋税的政策，则有明一朝严重的走私问题，包括晚明的倭寇问题都会得到极大的缓解。
但是，我们也不必太过苛责明朝政府这种“官营垄断”的意图。因为自汉武帝大搞“盐铁专卖”以来，中国古代政府就老是惦记着从利润丰厚的民营行业里分一杯羹，给自己争取一份额外收入。而官营经济在效率和竞争力上又总是斗不过私营，故而“官营”结合“垄断”就成了古代政府敛财行为的常态。这类做法看似达到了“富强国家”的效果，实际却属于杀鸡取卵，严重妨碍了相关行业的成长。只有摒弃垄断，自由竞争，放开对私营经济的过分约束，才能促进该行业持续高度向前发展。
更值得一提的是，与西方探险家哥伦布、达·伽马等人在本质上不同之处不仅仅在于是中国政府有组织的主动开拓海外市场、经营海外市场的一次经济活动；最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天朝上国下西洋远航船队的郑和，从言论到实践，都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他组织空前庞大的船队下西洋，不是到海外炫耀武力，而是一方面从事商业活动，追求巨大的利润；一方面按中国儒家的道德规范，向世界友好地输送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
然而，下西洋起于明成祖的永乐朝，终于明宣宗的宣德朝。在永乐时期，明政府五征蒙古，四征交趾，又疏通运河并大修北京城。这对于一个刚刚经历过“靖难”内战的国家而言，其耗费是难以想象的。尤其是明太祖朱元璋定下了一套糟糕的财政制度，严重掣肘着明朝历代皇帝的收支，要像明成祖朱棣那样“败家”就显得更为困难了。
换言之，如果下西洋仅是一场赔钱的政治运动，那么朱棣远超其他君主的花销无疑解释不通（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明史·黄福传》）。但假若下西洋真的解决了朱棣的财源问题，它又是怎样实现盈利的？
元、明两朝的官营海贸与禁海政策
事实上，官营海贸和禁海政策都不是明朝首创。
早在元代，政府为了敛财需要，就曾经出资经营“官本船”。据《元史》所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蕃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不难看出，“官本船”创立之初采取的是一种公私合营的形式。官家出船、出本，雇佣海商代为经营，分利时官七商三。而且为了打击竞争者，还专门规定“权勢之家”禁止出钱参与海贸，一经发现即予以严惩。
到了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打击竞争对手的政策又进一步升级：“禁私贩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元史》）。”连普通私商下海，也成了非法行为。
为了垄断海外贸易，元朝政府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到至治二年（1322年）间，断断续续前后四次颁布禁海令。但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豪强贵族和普通海商的利益，遭到他们的一致抵抗。而且禁海间接造成走私流行，官府流失了大量税收，最后元廷不得不于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宣布：“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元廷的官营垄断贸易政策，落得个彻底破产的结局。
经济学有句名言：大棒打不倒经济规律。但历朝历代，甚至包括今天的某些政府，却始终不肯接受经验教训。郑和下西洋，正是类似“官本船”思维的经济活动。不同之处在于，“官本船”至少还是公私合营，下西洋则是纯粹的官营。
不过，朱棣有理由相信他的下西洋会比“官本船”更成功。元王朝虽然名义上是大一统王朝，但它的集权程度却堪称历代最低，执行禁海令的效率自然也高不到哪儿去。相比之下，明朝自朱元璋始，就建立起了空前强硬的中央集权制度，其禁海政策之严格，比元朝高到不知哪里去了。明太祖规定的禁海，不仅不许商船下海，连渔船都被禁止（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明太祖实录》）。并且还把禁海定为祖制，要求后世皇帝代代遵从。
有人曾以暹罗为例做过统计，在禁海最为严格的洪武三年（1370年）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的29年中，暹罗共计朝贡35次。而从隆庆元年（1567年）部分开禁至明亡（1644年）的78年中，暹罗朝贡仅14次。可见禁海固然有“防倭”的考量在内，但又何尝不是为了防备走私，强迫外商与官办市舶司贸易！
到了永乐朝，官家仍不忘强调禁海政策，对私人贸易继续采取消灭的态度（时福建濒海居民，私载海舡，交通外国。因以为寇，郡县以闻，遂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明太宗实录》）。即使是郑和下西洋开始后，也未见任何解禁举措。可知禁海政策实属官营贸易的“打手”，只针对私人，不针对官家。
奢侈品差价与市场饱和
郑和下西洋的规模可谓空前，集合了舰船240多艘，军士水手等船员2.7万余人。自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先后游历了从东南亚到东非的30多个国家，运回大批奇珍异宝。
由于郑和下西洋带回的货物主要是奢侈品，只能被上层阶级消化。故而长期以来，一直被部分专家视为“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此看法固不能全盘否定，但也可说是一种对市场的无知。
郑和船队购入的奢侈品中，最大宗货物为胡椒和苏木。依《瀛涯胜览》记载，胡椒在其产地苏门答腊的价格仅为0.01两/斤。而据《明会典》所述，胡椒在洪武年间的国内市值高达0.2两/斤，差价20倍于产地。这就意味着郑和船队购回的货物，拥有很大的利润空间。严从简在其《殊域周咨录》中曾记载道：“又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
距郑和下西洋70年后，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回程时所携带东方货物的所值超过来回途中所费60余倍。而达·伽马第一次驶抵古里（现印度卡利卡特）所渭的船队仅有一百余名人员，100吨的方桅船两艘、50吨的三角帆轻帆船一艘、200吨的储藏船一艘。第二次驶抵古里时，也仅有20艘上述三种吨位的小船舶。相比之下，可见郑和率领的二百多艘大舰的商业船队，能做多大的贸易？ 能赚取多大的利润？
学者郑广南在《中国海盗史》一书中，认为以海为业兴贩番货的海盗，尚且获利十倍以上。而徐晓望在《妈祖的子民》一书则认为，中国的出口货物都无法满足亚洲国家的需要，只要逃入海外世界，就可以获得几十倍、乃至百倍以上的利润……
尽管郑和下西洋的原始资料被刘大夏一把大火烧了个精光（一说是乾隆烧了，刘大夏把资料藏了起来），但仍可从明代人的笔记和著述中管窥一斑。马欢在《瀛涯胜览》一书中明确记载：“番人殷富者甚多，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张燮的《东西洋考》也明确指出：“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由此可以佐证，郑和下西洋不仅采取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而且也有直接用货币搞买卖的。郑和把用货币交易所得的银两购买当地黄金，并将黄金铸成五十两重的金块带回国来。湖北博物馆还存有一块当年郑和带回的五十两重的金块，可作佐证。 郑和远洋船队的贸易活动，在埃及马木鲁克王朝史料中也有记载。“马格里兹在他的《道程志》中记述了郑和第七次远航船队到达印度海岸，其中两艘到达阿丹港时，由于也门情况混乱，他们的（载来的）陶器、丝绸、麝香等商品无法进行交易。因此，那两艘戎克的首领便向麦加的埃米尔希朱夫、伯拉克特·本·哈桑·本·艾兰和秩达的纳兹尔、沙特丁·易卜拉欣·本·姆拉呈递了书信，要求准许他们前往秩达。于是，伯拉克特和沙特丁二人便请求（马穆鲁克朝）苏丹（巴鲁士贝）俯允，并说，他们（中国船）到来时将会获得很大的利润。”
可以说，正是郑和下西洋从海外赚回大量的金银，解决了中国自唐宋以来的贵金属紧缺的局面，从此银子方取代了劣金属与纸币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
可是，下西洋毕竟是官营贸易。其计划式的经营模式和官僚管理带来的低效，最终不可避免地走进了经济规律的死胡同。随着大量胡椒涌入市场，胡椒价格也因供货量的提高而持续走低。短短两年时间（即永乐五年，下西洋起于永乐三年），明朝国内的胡椒价格就已经下跌至0.1两/斤，较之洪武年间下降了一倍。如此一来利润空间大幅缩水，市场也趋近饱和。但下西洋的船队却仍在大量购入胡椒、苏木，以至明廷的国库里积压了一大批卖不动的货物。
折赏折俸与下西洋的终结
为了清理库存，解决货物积压问题，从永乐五年（1407年）开始，明廷利用“折赏”“折俸”的方式，把苏木、胡椒当成奖金或工资发给下层公务员，甚至上层文武官员（《明会典》）。在发放过程中，因政府拥有定价权，结果导致折价远远高过市值。永乐二十二年，胡椒的市值已经低于0.1两/斤的情况下，折俸时竟仍取洪武年间0.2两/斤的价位。本来明廷俸禄就是历代最低，胡椒、苏木折俸的做法无异于进一步克扣工资。自然而然地，明朝上下官员对下西洋产生了强烈不满。再加上连年大规模进口胡椒、苏木，利润空间日趋狭小。在相对仁厚的明仁宗继位时，就干脆停止了下西洋活动。
可惜“折俸”这个损招带来的经济收益实在太诱人，再加上没有了下西洋，国家就少了一项重要收入来源。等到明宣宗继位时，朝廷再次启动下西洋。而明宣宗九年的“折俸”也创下了历史新高——1两/斤（《明会典》）。这种差价已经不能再算作是克扣了，而是赤裸裸的掠夺！
下西洋从垄断海贸发展到定价强卖的地步，成祖、宣宗在位期间的朝臣却是敢怒不敢言（实质上，终明一朝，通过“折俸”克扣工资的做法从未停止过）。直至明宣宗朱瞻基去世，年幼的明英宗继位，辅政朝臣才有机会终止下西洋这一弊政。正统元年（1436年），辅政大臣以明英宗的名义（当时英宗年纪尚小，不足以親自执政）命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停罢采买营造（《英宗实录》），明初的下西洋贸易至此方才落幕。综上来看，也无怪乎明代官员会产生下西洋“劳民伤财”的观点。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贸易活动。但由于它“官营垄断”的性质，其经营思维严重偏离经济规律，即便在初期达到了盈利效果，后期也无以为继。假使明廷能够认识到元代“官本船”失败的必然性，采取放开私人贸易只抽取赋税的政策，则有明一朝严重的走私问题，包括晚明的倭寇问题都会得到极大的缓解。
但是，我们也不必太过苛责明朝政府这种“官营垄断”的意图。因为自汉武帝大搞“盐铁专卖”以来，中国古代政府就老是惦记着从利润丰厚的民营行业里分一杯羹，给自己争取一份额外收入。而官营经济在效率和竞争力上又总是斗不过私营，故而“官营”结合“垄断”就成了古代政府敛财行为的常态。这类做法看似达到了“富强国家”的效果，实际却属于杀鸡取卵，严重妨碍了相关行业的成长。只有摒弃垄断，自由竞争，放开对私营经济的过分约束，才能促进该行业持续高度向前发展。
更值得一提的是，与西方探险家哥伦布、达·伽马等人在本质上不同之处不仅仅在于是中国政府有组织的主动开拓海外市场、经营海外市场的一次经济活动；最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天朝上国下西洋远航船队的郑和，从言论到实践，都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他组织空前庞大的船队下西洋，不是到海外炫耀武力，而是一方面从事商业活动，追求巨大的利润；一方面按中国儒家的道德规范，向世界友好地输送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