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西方文化凭借坚船利炮动摇了中华文化之根，国人在民族危亡之际，钦羡于西方的富强国力，在救亡图存的意识下，“求新声于异邦”便成为迫切的要求。是时，打倒孔家店、抛弃传统文化成为最大呼声，域外思想被置于救亡的神坛之上。新时期以来，西方各种新旧理论纷沓而至，思想被禁锢的学界犹如大旱逢甘露，学人们饥渴地吸收让人眼花缭乱的西方理论，并凭借这一理论武器，在人文学科大显身手。西方理论本身所具有的深刻性、创造性确实为中国学者开创了全新的视阈，对国内的理论建设功用重大。然而，长久以来对西方话语的饥渴和倚重，不可避免地导致理论领域元语言的丧失。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曹顺庆先生就此现象提出“文论失语症”，指出言语表达背后的规则所暗含的学术主体性的丧失，是遗患深远的严重文化病态。近几年，学界对“失语症”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整个中国文论界看上去似乎众声喧哗，但“充其量只能扮演某种西方理论话语在中国的阐释者和实践者的角色”，最关键的原因在于缺乏具有民族特色的知识和理论话语，以致在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时时常处于“失语”的状态。“失语”一词的背后是国内学者的焦虑意识，在全球学术互动日益密切的态势下，有学术担当和责任意识的学者不断努力建构中国学术的主体性，通过追问自身的文化身份，思考着在意识形态层面如何对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行反弹，从而发出自己的声音。叶隽先生的《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以下简称《变创与渐常》），正是一部力图“守正求创”的著作，试图在汲取中国传统精华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聚四方之智”，创辟侨易学观念，“为中国文化开新景，为世界文明寻出路”。
　　侨易学是在李石曾“侨学”观念的启发下，以中国文化元典《易经》为源泉而进行的理论建构。《易经》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所在，其中不仅具有象数层面的具体推演占卜功用，而且具有宏观层面“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形而上的宇宙观色彩。在李石曾研究事物的迁移及其现象的“侨学”基础上，叶隽先生增加一“易”字，并非故作惊人之语的所谓“创新”，而是其在思想立场上与《易经》有密切契合之处。著者对侨易学的界定是“从一种解决问题、阐释现象的方法前提着手，来构建一种相对实用、便于操作但又具有相当宽阔拓展哲理思维空间的具体理论”，同时侨易学又具有能博且能容的世界性：以世界为胸怀，不分畛域，探讨异文化间关系乃至人类文化形成的宏观世界之谜。在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是民族成长发展的题中要义，以中国儒家和道家两大哲学主流的共同发端《易经》为维度，明确自己的文化身份，唤醒民族精神主体，建立属于中国的文化理论话语体系，这一方向是极具建设性的。当然，《易经》的元思维是多端的，学人可有多向度的阐释空间，而《变创与渐常》这本著作则侧重选取“交易”一端，在当下语境中将传统文化元典激活，探寻建立当代中国诗学的可能。
　　郑玄对“易”的解释为：“易一名而含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叶隽先生进一步变通，将之释为“易有三进，一为变易，二为交易，三为简易”。“交易”是变易过程中的关键性环节，在“乾坤相峙”的二元关系结构中，二元只有交互相关，才可能推动事物产生变易，进而得到发展。因为二元相交，所以产生侨易现象。侨易学的核心部分在“交易”层面，研究因“侨”而致“易”的结构性过程，探寻侨动过程中的主体如何通过“相交”，而在精神层面发生质性变易。从历史上看，大到人类文明的创生，小到个体思想观念的形成，都离不开“异质相交”，侨易主体与对象经由接触而发生碰撞、共鸣、吸收乃至创生的可能。对此，巴赫金指出：“我们给别人文化提出它自己提不出的新问题，我们在别人文化中寻求对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全球化语境的当下，不同文化或个体在质性文化差结构中的不同地域、文明或单元之间发生位移的情况更加频繁，交互相关而发生精神层面质性变易的现象愈加突出。具体说来，《变创与渐常》一书的完成，本身就是在全球化交易语境中侨易現象的体现：著者以《易经》为文化根基，在国外的研究经历又为其提供多元的理论资源，如李石曾的“侨学”概念、德国哲学思想等，这些理论资源各有长处，但毕竟“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在切身侨动经历的关照下，中西理论资源交互触发，从而创生了“侨易学”观念。中国现代学术之规模确立与范式成型，定不能闭门造车，只能在坚守民族中坚思想的立场上博采众长。正如宗白华所言，将来世界的新文化一定是“一方面保存中国旧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伟大庄严的精神，发挥而重之光，一方面吸取西方新文化的菁华，渗合融化”，从而“免去现在东西两方文化的缺点、偏处。这是我们新中国学者对世界文化的贡献”。
　　逻各斯中心主义使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建立在不对等的二元对立基础之上，在西方知识谱系中，“东方”长久被置于次要的、边缘的地位。而“五四”以来，“拥护—打倒”的二元对抗思维似乎成为中国的正统逻辑，新/旧、启蒙/愚昧、集体/个人、现代/落后等等成为水火不容的矛盾，出于政治的决策性考虑，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在短期内可以迅速为所拥护的事物打开局面，但将时间维度拉长，急功近利的简单化对立漠视了事物间复杂的关联性和互涉性，思维变得故步自封走向极端化，中国文化和思想受到深重伤害。思索中国文化贡献给世界的独特价值，发出自己的声音，必须打破二元对立的壁垒。叶隽先生“以学科史为根基，整合学术史的宏通视域”为治学立场，整合中西哲学思想，形成跨文化的对话及融合，这一立场超越了传统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正与十九世纪歌德所倡“世界文学”遥遥呼应。
　　突破二元对立构建当代中国诗学的学术主体意识，决定了侨易学的基本思维—“二元三维，大道侨易”。侨易学以《易经》的“乾元—坤贞”构成基本二元结构，将乾坤两卦合而观之，强调二元内部相互交感，从而形成处于二者之间的“流力因素”，如此便构成三维结构。“在二元三维结构中，这个作为三的第三维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就表现为作为流力因素的第三元，即太极图中处于阴阳之间的交互部分，它可以是和谐力，也可以是矛盾，包括冲突、战争，关键在于如何去把握它”。“流力因素”的重要性在于它在两元之间搭建桥梁，超越简单的主观—客观二元对立的方式，为二元构建第三者支柱，使之具有相互转化甚至变化的可能，最终形成具有稳定性的结构。在“二元三维”的哲学思维下，以“观侨阐理，取象说易，察变寻易”为方法，为阐释世界提供深度探寻的途径。将侨易学这一新的理论方法在一些研究颇多的领域进行实践，可能会别出手眼。譬如，胡适在留学美国期间就极力推崇白话文，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自绝于古典文学，但在表达深刻内容，或追求艺术效果之时，他却常常返身求诸自己在理论上驳斥的古典文。胡适的留学经历，本身就是典型的侨易现象。 　　侨易学强调整体性的动态思维，即是在“二元三维”的整体框架内纳入“变创”与“渐常”两个维度。“变”是万事万物的常态，但要“在变化之中求所创辟”。“常”是亘古不变的原则，即是老子所谓的“道”，但“常”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渐进之中求所守常”。“创变”与“渐常”是侨易学的二元，说到底是世间万物的原则，在“变”与“常”之间守正求创，在变化迅速的时代把握两元之间的深刻张力。不论是侨易理论的发覆，还是当代中国诗学的建构，其实也处于“创变”与“渐常”的张力之中，坚守传统承续的文化根基是“守常”之部分，而不断与其他文化系统精粹进行碰撞，经过复杂思辨进而吸收融合是“创辟”之过程，最終在具有超越性的第三维的作用下于“创辟”与“守常”之间建立协调之秩序。“二元三维的思维模式之根本就在于求得一种平衡”，建构和谐之秩序，达到对“道”的寻求，即人类文明结构形成的总体规律。在交易成为时代发展的关键性要素之时，建构中国的学术主体性及诗学精神，面临着在自我与他者（异质文化）的二元之间寻找“流力因素”的关键性问题，如何才能搭建起理想中的当代中西诗学的和谐秩序，这不仅是人文学科知识人的命题，也是侨易学在实践领域的验证。钱钟书先生早有论述，“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二元的共通点使各文明子系统的对话及融合成为可能。
　　新时期以来，国内急切引进西方新、旧文艺理论，现象学、符号学、形式主义、新批评、接受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欧美上百年的理论体系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是多元共时性地涌入中国。国人因之而迅速开阔眼界，积累了诸多思想元素，受惠良多，但同时也因匆忙地追赶西方风潮而造成对理论的囫囵吞枣和生搬硬套。作为全球一体化形势中的中国知识人，当然要以开放的胸怀积极学习汲取国外优秀理论，但首要的立场和任务却是思考如何构建具有原创性的中国理论体系，这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创新。诸多有学术担当的知识人开始不断反思以往的理论建构，明确自身的学术身份。此间叶隽先生以宏观的前瞻的理论视野，贯通古今，融会中西，以中国传统智慧为根底，旁征博引世界文明史，开创侨易学，建构中国话语诗学体系的尝试，可谓提供了一个启示颇多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有效途径。更可贵的是，叶隽先生的侨易学并非书斋冥想，而是直面当下，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关注中国现状乃至人类命运，执着探寻宇宙之真谛与大道，坚守学人“寻道者”的身份：“网络时代的蔓延、战争的此起彼伏的怪圈、金融势力的渗透、核泄漏事故的危害等等……人类如何才能摆脱这个自己造出的铁笼？仅仅靠‘铁屋中的呐喊’可能并不管用，侨易学或许可以提供一种有益的思维方式，即我们要能够在大千世界的变动不居中去把握其大道所在。”对“寻道者”身份的自觉意识，坚信知识人阐释世界的重要作用，在这一人文层面上，侨易学也具有积极意义。以民族文化为思想之根，坚守理论的原创性;以世界文明为烛照之源，探寻理论的普适性;以人文关怀为价值之基，追求理论的现实性，侨易学在中国诗学建构的过程中走出了极有价值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