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医生

　　童医生在卫生院已经有十多年了，一直做妇产科医生。二十几岁的产妇叫她阿英姐，产妇的婆婆喊她阿英姐，连婆婆的婆婆也称她阿英姐。童医生成了没有辈分的人。我见过童医生年轻时的照片，除了两条粗黑的麻花辫不见了，其他几乎没什么变，连笑起来的神情都一模一样，没心没肺中弥漫着热情，好像岁月忘记了她，可能那些产妇把童医生叫年轻了。
　　我初来乍到，病人和产妇还在观察当中，看我的眼光含含糊糊，不清不澈，陌生中带着轻视。有的还会挑剔地打量我一番，那眼神似乎审视一颗小白菜长得老不老结，看得我心里没着没落。
　　那时我刚卫校毕业，十九岁的生日还没过。虽然穿着白大褂，自己也装得很沉稳，可依然无法遮掩脸上的青涩。别人多看我一眼，我会脸红，好像我做了什么亏心事让别人揪住了。别人开句不轻不重的玩笑，早逃得远远的。
　　如果做的是内科、外科，倒无所谓，而我偏偏做的是妇产科医生，迈进妇产科诊室的任何人都比我年长，她们有的比我母亲还大，自然有十足的理由怀疑我的能力。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来看妇科，一下子把我推向尴尬。有的先问阿英姐在不在，在得知阿英姐不在时疑疑惑惑地看我一会儿，像隔着一堵墙壁似的。我问她看什么病？她再次把犹豫的目光投向我，似乎徘徊在决断之间，然后说算了，下次再来看。有的在门口张望一下，见童医生的位置空着，问都不问就转身离开。更有甚者，一边在走廊里大喊医生怎么不在，一边阿英姐阿英姐的叫开来，响亮的声音在医院里像迎风招展的旗帜一样猎猎飘扬。
　　我跟童医生一起坐班时，她那边围着一圈人，我这边冷冷清清，特别是童医生从诊室闪到手术室，又从手术室奔到产检室，而我一动不动，恰似坐冷板凳。她忙碌得几乎说不上话，我孤寂得不想说话。产妇与病人偶尔嘁嘁喳喳，偶尔把目光飘过来，在我对面或坐或站，似乎居高临下。我坐立不安，如炙如烤，虚荣心与自尊心啃噬着我的内心，煎熬一般，可我又不得不装出若无其事，翻看摊在桌上的《实用妇产科》。遇上这样的情形，童医生很仗义，把病人匀给我一些，还不耐其烦地向她们推介我，甚至故意贬低自己，说自己没受过正规学习，对面的小干是正儿八经的卫校毕业，人家在人民医院干过。童医生有意夸大我的经历，把我的实习当成临床。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比较紧，计生办常常要派妇产科医生下乡，除了常规性的妇科检查，有时也做放环手术。童医生喜欢把这个任务划归自己，留下我坐门诊。没有童医生坐门诊，有些病人不得不找我，包括村里的婦女主任，她们没办法让一个好不容易做通思想的计划外生育妇女再回去。如果遇上个别妇女看见我做手术心里有疙瘩时，妇女主任无一例外替我说好话，甚至把我抬得比阿英姐还高。起初我觉得妇女主任有些势利，见童医生不在就说我比她强。童医生在的时候，她们一般不会把需要做手术的人领到我这儿，对童医生也是阿英姐长阿英姐短，声音里洋溢着信任与真诚，似乎有意让做手术的病人体会到自己的一番苦心与责任。
　　后来我慢慢理解妇女主任的工作也不容易，管别人家的房事，比管自己的家事还积极，三天两头盯着别人的肚皮，村里妇女的月经周期掐算得比自家母鸡每天下几只蛋还清楚。我跟她们说话时，她们的目光总时常闪过去一些不易觉察到的警惕，而且说着说着她们的眼睛不自觉地往下移，在衣服的下摆处停留。
　　镇上有三十几个村，每年有近千个育龄妇女，门诊量其实是不少的，光产检有三百多个。童医生因经常下乡，我坐门诊的时间就长了，无形之中跟产妇与病人增添了熟悉，再加上一些妇女主任在旁边敲边鼓，病人看我的目光自然多了，对一颗小白菜的审视慢慢淡化了，似乎我成了一棵树。所以，有时童医生不下乡，跟我一同坐门诊，个别病人慢慢不再找她，而主动找我。我发现童医生的神情有点不自然，脸上没有了明亮的光泽，似乎蒙了一层翳。坐在我这边的病人跟她打招呼，她寡淡地回一声，有时装作没听见，一个人哗啦哗啦做报表。我在手术室里忙忙碌碌，想让她搭把手，而她故意去药房，或串门聊天。
　　待我忙好出来，她手里捧着一本书在看。我坐在她对面，很想跟她说几句话，但她埋头看书，一本棕色封面的书，看上去很厚。童医生专注地翻着书，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我只好别过头，心里有些空荡荡的。也不知过了多久，我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发现童医生正笑眯眯地瞅着我，那种亮晶晶的光泽又回到了她的脸上，似乎刚才的那种隔阂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
　　她说，最近病人多起来了呃。我脸一红，说，多亏童医生帮我说话。童医生接着说，在农村就是这样，那些病人、产妇，还有妇女主任，她们习惯找熟人，你现在主要是不太熟悉她们，她们同样不熟悉你，过段时间她们就会认可你的。我说，谢谢童医生。童医生说完又翻开书。我趁机问她，在看什么书？童医生说是《圣经》。
　　后来，我注意到童医生读《圣经》读得比较勤快，只要没有病人，她就会捧起来读。有时我也能听到她唱赞美诗。童医生从不在人前唱，她躲在宿舍里唱，赞歌却顾自奔跑了出来。别人不解，以为她在哼歌曲。
　　冬天大家一起站在屋檐下晒太阳的时候，有同事要求她唱一首。童医生断然否定自己会唱歌的事实。别人不依，继续鼓动童医生，到后来成了起哄。童医生很智慧，三言两语，骗出李医生唱了一首歌。结果，李医生还没唱完，大家分头散去，李医生的歌声暂且不论，主要是他唱起来唾沫横飞，不管不顾地飞溅到旁人的白大褂上。李医生那时最喜欢唱的是《上海滩》：“浪奔，浪流，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李医生似乎很想唱完这首歌，只是往往唱到“不休”时，他身边几乎没有人。他嘴里的唾沫全面阐述了“浪奔”与“浪流”。李医生故意大声咳嗽几声，回他的内科诊室。
　　我没跟人说起过童医生在看《圣经》，在唱赞美诗，而且童医生也不去教堂，没有互称姊妹的教友，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大家才晓得童医生原来信了基督教。
　　医院里有一条不明文规定，谁值班，谁接生。那天正好童医生值班，一上班就来了一位产妇。产妇的产程进展比较慢，她的婆婆见媳妇久痛不生，便在产房外点起了香，嘴里不停地念“阿弥陀佛”。阿英姐正好出去拿产包，产妇婆婆对着产房的跪拜动作完完整整地闯入她的视线。她回到办公室时是气鼓鼓的样子，在位置上坐了几分钟就急急地走掉了。我有些不解，但也不便多问。 　　产妇的男人寻她好几回，都找不到她。我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于是我替她检查了产妇的产程。大约半小时后她回来了，一屁股坐到位置上，发了一会儿呆，似乎想了什么，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圣经》，捧在手里。这时产妇的婆婆又来问产程进展。童医生仍然虎着脸，有点爱理不理。产妇的婆婆立在童医生的边上，赔着笑脸问童医生今天会不会生？童医生的眼睛没有从书上移开来，表情紧绷绷的，似乎结了一层薄冰。产妇婆婆的脸慢慢转阴。办公室里的气氛一时变得僵硬起来。
　　我忙说，我刚检查过，还只开了三指。产妇婆婆瞅了我一眼，继续转过脸问童医生，我媳妇今天会不会生啊？童医生没好气地说，你问菩萨去。产妇婆婆一听，脸色沉了下来，说，阿英姐，你今天怎么了，好端端地问你，你这样的态度待我？我们是生小孩来的，不是来生你的气。我赶紧接过话，今天是我值班，你媳妇的生由我来接。也不待产妇婆婆回答，我赶紧推她出去。
　　童医生一连好几天没去产房，似乎对产房产生了某种芥蒂。有产妇要做检查，她就把产妇推给我，目光里含着些许求情。产妇不理解，但也只能挺着大肚子由我领到产房。产妇做好检查出来时，童医生又会主动跟她们打招呼，叮嘱她们左侧卧睡，注意多走路。童医生这么做，似乎想弥补自己不做检查的亏欠。像是击鼓传花，妇女主任，以及产妇的婆婆与母亲们很快知道了她们阿英姐信仰的事，再也不敢在她面前说大慈大悲这样的话。即使要念，她们也只是嚅动嘴唇，极其隐蔽。
　　童医生有一个女儿，那时还在念幼儿园，每天放学回来，只要童医生在就会过来一趟，嘴里叫着妈妈，声音很甜。童医生有时抱她一会儿，有时给她弄点吃的，跟女儿说话的声音比平时不一样，总是细声细气的，似乎在嘴里含了一会儿才出来的。有一天，她女儿来过之后，突然问我她女儿像她，还是像她男人。童医生的丈夫是屠夫，但身上找不到屠夫的影子，既没有五大三粗的杀猪胚身板，也没有震天响的喉咙，倒是长得瘦瘦弱弱，话也不多，看见你安安静静的一笑，因他们住在医院里，不熟悉的人还以为他是大夫。我认真地想了一想，说她的皮肤不像你们两个，你们都很白，而她长得黑黢黢，眼睛也不像，她是单眼皮，你是双眼皮，只有脸形很像，还有鼻梁处也很像。我说的时候，童医生一直咧着嘴。待我说完，她说，这个女儿不是她生的，是领养的。我愕然，一时接不上话来。
　　第二天，她女儿又到科室里来，童医生仍然抱她到膝上，教她写一会儿字，语气里充满着一个母亲的所有特征。
　　童医生后来调到下面的分院，跟分院的妇产科医生调换了一下。她虽说不是很情愿，但也没办法，举家搬出了医院的宿舍，用了一辆车子装上所有的家当。这时我才发现童医生的家原来非常简单。再后来我调离了卫生院，失去了跟她的联系，但从同事那边辗转过来的消息，让人唏嘘不已。
　　当时市里分院实行改制，所有的职工工龄都被买断。童医生领取的钱不多，因为她原来是赤脚医生，在县里培训了一年后被聘请到卫生院做妇产科医生，转正也没几年。童医生虽说还在分院里上班，但重新变成临时工。她跟别的卫生院下岗职工一直去信访。五年后市里又下了一个文件，说是改制后的医护人员重新招考，而童医生完全不具备条件，既没有卫校的毕业文凭，年龄也超过了。好在市里又补充了一条，像童医生那样的情况年龄一到就办理退休。
　　如今，童医生已退休，跟她女儿一起开了一家药店，店名是“阿英姐”药房。

阿花医生

　　阿花是医院里的外科医生。多年的临床经验，使阿花医生缝合伤口的能力卓尔不群，简直是炉火纯青。任何伤口，不管是开放性的，还是撕裂状的，他一把血管钳、一枚缝针，三下五除二就把伤口缝合得像订书机订出来一样平整、严密，而且从没有发生过溃烂或流脓的事。就凭这个技术，阿花医生可以迟到半个小时。别人老老实实七点半坐到了诊室，他八点时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咔嗒咔嗒才到医院，但谁也不敢扯他的后腿。
　　阿花医生曾经有一个淡如微风的故事。听上去，似乎很文艺，其实是一位小学老师送给他的奖词，类似于锦旗。小学老师的侄子有次不小心在脸上开了一个口子，被家人用拖拉机送到了医院。小伙子正准备找对象，现在脸上哗啦一下，将来只能找歪嘴塌鼻子的姑娘了，于是，那天不停地哭，泪水与血水在脸上纵横，弄得阿花医生的棉球擦了半杯，严重影响了他的出针与拔针速度。后来阿花医生向他保证，绝不会破相，一旦破相，一定负责好他的终身大事，把自己最漂亮的表妹介绍给他。或许是对漂亮表妹的憧憬，一下子封闭了小伙子的泪腺。一周来拆线，小伙子的脸上果然没有留下明显的疤痕。不仅小伙子的爹娘激动，連他的小叔也心头一阵阵发热，喜极而诗，脱口而出：曾经的伤口，如今淡如微风。听得懂淡如微风的人并不多，阿花医生自己当时也有些懵懵懂懂，不知眼前这位小叔吟的是哪个朝代的诗。小叔毕竟是老师，三言两语就启蒙了阿花医生。
　　淡如微风，后来成了一个故事，是阿花医生最得意的一个经典故事。只是，阿花医生的淡如微风并没有成为他的别号，也没有广为流传，像是戛然而止的乐音，倒有了一个不上不下的绰号——老军医。
　　对这个称呼，阿花医生刚开始并不在意，甚至还有些得意，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喜欢说说部队上的那些事，那些人。只是他的嗓子不太舒服，说几声就会咳咳，像是有人在他喉咙里挠痒。他总结这是在部队落下的咽喉炎。李医生故意寻根问底，咽喉炎除了感染，还有传染，你是哪一种？阿花医生白他一眼，说，当然是前者。李医生坏坏地问，你是老军医，怎么会感染的，怕是传染的吧？阿花医生再白他一眼，不再接他的话，继续聊他的激情岁月，脸上的线条生动而分明。
　　后来再叫他老军医，他可不愿意了。那时电线杆上贴得最多的是老军医广告，下面包治的内容五花八门，陈述的病情有点污秽不堪。渐渐的，老军医成了治疗性病的特殊代名词。有些病人不知情，本想用老军医的资历来讨好他，结果马屁拍到马脚，阿花医生拉下脸来，尽管手上的缝针没有停下来，可针扎下去的力度显然加强了。病人自然只能哎哟哟，老军医这个词无论如何也叫不出来。 　　阿花医生在部队里既没有提干，也没有上军校，所以他是复员军人，不包分配。他在卫生院拿的是临时工的工资。我到卫生院工作的时候他还没有转正，与他一起领临时工工资的人有五位，他排在最后，尽管他技艺超群，但论资排辈对院长来说是最安全的做法。每次发工资，他就会嘀嘀咕咕，发几句牢骚，情绪像他手中的丝线被打了结。牢骚过后，他就会钻到花坛里给花树松土，一钻就是半天。一年要发十二次工资，他就侍弄花树十二个半天。
　　那些花树也怪，只要他钻进半天，花花草草就会莫名其妙的精神一个月。这一个月里花枝乱颤，招蜂引蝶，医院里的空气不再是福尔马林的气味，而是暗香浮动，沁人肺腑。
　　医院里种了些月季、大丽花、桂花、栀子花、菊花、海棠，还有几棵上了年纪的广玉兰。原来一直由清洁工阿德负责浇水，隔段时间他提个水壶，往花坛里洒几下，按照阿花医生的说法是阿德浇花是给花斟酒。所以，花树大多时候处于干渴状态。除此之外，阿德根本没花多大的心思用在这些花树上，完全由它们自顾自地长。众花树好像见惯了病人，开出来的花也是病蔫蔫的，没几天就会落红满地，花期特别短促。阿德捉着扫帚，唰唰几下就把花瓣扫进簸箕，连同酒精棉球、沾血纱布倒进垃圾桶。
　　阿花医生专门买了一套园艺工具，放在他办公室里，跟他的手术器械隔了一张桌子。他不再是发工资的时候钻进花树，而是一有空闲就蹲在那里，像只猴子似的。
　　月季旁边是栀子花，桂花树旁边是大丽花，还有几丛兰花，他把这些花挪了位置，像班主任排座位一样，栀子花移到最东面，而把大丽花栽到最西侧。我们问他这是干嘛。他说，花跟花也会生气，不能把同一个季节的花放在一块儿，否则花会谢得很快，什么叫怒放，就是这么来的。
　　阿花医生对花枝的修剪特别勤快，只要花瓣一有枯色，他就掏出剪刀剪下来，那些花被他收集起来放到太阳底下暴晒，之后他又把卷成一撮的花瓣埋到花树底下。阿花医生的理由是花在枝上不能有残花之相，否则会把坏情绪传递给旁边的花，它们就开不出鲜艳来。
　　阿花医生还真把自己当成花医生了，不给人看病，倒给花看起病来。原来他有事没事练习外科打结，徒手打，双手打，都打得很漂亮，他还甚至一个人躲进食堂，在一块块猪肉上扎针。现在他捧起的是一本本《种花大全》《园艺栽培》。
　　阿花医生经常把食堂里的鱼肚肠、鸡蛋壳，还有吃剩的骨头汤全收集起来，埋到花树根底下。几只野猫闻到了鱼腥臭，跑到花坛里东挠西抓，拖着一条粗短的尾巴在花枝间蹿来蹿去。阿花医生一见，立马夺走阿德的扫帚，把野猫赶得无影无踪，嘴里不停地喊着“噢嘘噢嘘”。一会儿，猫又悄无声息地跳进花坛，把鼻子凑到花树底下，还伸出厚厚的肉掌扒拉几下。阿花医生正好路过，狠狠地跺几脚，猫回过头来，冲着他喵呜一下，并不逃走。阿花医生急了，让阿德把扫帚拿过来。猫不慌不忙地做了一个洗脸的动作，飞快地蹿出花坛。阿花医生跟几只猫一直作持久斗争。后来，只要他去花坛，阿德总下意识地把扫帚递给他。再后来，花坛那边的地阿德也不扫了。
　　医院里空闲的时候，同事之间会站到屋檐下聊天。这也成了一种习惯，大家捧着茶杯，咕噜咕噜，一边东拉西扯，扯着扯着话里就会带黄。这也没什么，医生嘛，对身上的器官不陌生，那些荤话根本不需要过渡。但阿花医生突然讲究起来，他不准我们在兰花面前说荤话，说是兰花是君子的代表，一看我们说话没尺寸了，就过来赶我们。见我们仍然不正经地笑着，他奔进药房，把空药箱搬出来罩在兰花上，以防止我们的话继续污染兰花。当大丽花、月季花等抽芽的时候，他却鼓励李医生他们说段子，甚至是引诱，故意挑出一些跟生殖器有关的词语。他的理由是那些荤段子可以让花苞更结实。我们说他乱七八糟，哪来的这些偏方。他一本正经地说，这些都是上书的。我们自然不信，还拿他开玩笑。他不气也不恼，索性自己讲起荤话，大尺度地聊男女之事，只是，他说着说着涨红了脸，仿佛那些事是他自己的一样。
　　也不知他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土方，问我要刮宫刮下来的东西，说是滋养花树。我对面的童医生不肯给他，原因是有一次童医生在花坛边坐了一会儿，起来时发现她的屁股压在了大丽花的花枝上。阿花医生似乎很恼怒，不管不顾责备起童医生来，俩人还差点发生口角。现在他要滋养他的花树，无论如何要为难他一下。阿花医生只好一趟又一趟跑到我这儿，脸上还堆着笑，白大褂里藏着一只棕色的小瓶子。有人跟他开玩笑，你要那些东西表面上是去养花树，暗地里是滋养你自己吧。阿花医生的脖子暴着青筋，一边连声说瞎扯，一边咳咳。
　　后来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阿花医生的兄弟造房，跟屋后的一位邻居起了冲突。阿花医生作为兄长出面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那位邻居跑到医院来骂阿花医生。那位邻居可能酒也多喝了些，再加上在医院里也不会有人跟他对骂，他像是受了鼓励一样。阿花医生起初还很冷静，坐在办公室里并没有出来。当那位邻居揭他父亲的短后，他坐不住了，几次想冲出去，几次都被我们死死地拦住。
　　院长不得不向派出所报了警。那位邻居被警察带走后，阿花医生的眼圈一直红红的。一连几天，阿花医生情绪低落，脸黑黑的，以往的那种海棠红完全消失，走路勾着头，似乎肩上背了一袋重物。病人找他看病，他居然把视触叩听四个程序都省略了，浮皮潦草，心不在焉。
　　有次來了位外伤病人，并不很严重，只是不小心被钝器割到了手。这样的小手术对阿花医生而言根本不在话下。可他那天缝好后被病人发现针脚歪斜了，到伤口的末端时皮肤已对不齐了。针脚不平整，对伤口的愈合是大忌，即使不感染，也会留下凹槽样的疤痕。阿花医生只好拆掉，重新缝合。病人自然有意见了，告到院长那里还不解气，又跑到镇政府分管教文卫的副乡长办公室。好在副乡长熟悉阿花医生，替他说了一些好话，病人的情绪才平息下来。阿花医生请了一阵子的假。
　　阿花医生不在的日子里，猫跑进又跑出，甚至还蹿到办公室里来，蹲在窗台，用一双玻璃球似的眼睛瞅你，眼神里充满着无所谓。花坛里的花一天天萎下去，似乎害了什么病。阿德提来水壶洒了几遍，花树仍然不精神。
　　跟往常一样，医院里空闲下来的时候，我们站在屋檐下聊天。说着说着，我们说到阿花医生，不知他家的事处理好了没有。说着说着，我们说到了花坛里的花，没有阿花医生的打理，那些花害起了病来。
　　一个月后阿花医生上班了，但不在我们医院里，他去了下面的一个分院。半年后，医院里再次飘荡起福尔马林、来索尔的气味。
　　阿花医生，并不是绰号。他原名叫林建华。小镇人的“华”发音跟“花”一样。阿花医生后来自己开了个诊所，专治痔疮。诊所的旁边有一个大花圃，种了许多月季。阿花医生把病人割下来的痔疮埋到了花圃里，那些月季吸收了坏死组织的成分后，开出来的花像糜烂一样的红艳艳。这是别人的说法，无考。
　　干亚群，作家，现居浙江余姚。主要著作有散文集《日子的灯花》《指上的村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