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女上校、老红军战士何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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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授衔,女将军1人,女大校1人,女上校13人,校级以上女军官74人。何锐就是13名女上校之一,她曾随红四方面军三次过草地,参加过西路军战斗。
  1917年,何锐生于四川广元木门镇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太穷,又赶上荒年被地主逼债,根本无法生存,从小随父母逃荒到陕西省宁强县茅坪沟乡落户。1935年初参加红军,三次过草地,历尽了苦难,但对共产党、对革命成功的信念从未改变。她多次负伤,九死一生,曾被评定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被授予三枚勋章和多枚英雄奖章、劳动奖章,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是优秀工作者。

  新中国成立后,何锐曾任中央军委直属钓鱼台疗养院副院长,后随爱人调陕西任某陆军医院院长。1972年因病去世。根据她生前的英雄事迹和所立功勋,有关部门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毅然参加红军,立下“革命不成功,决不回家乡”的誓言
  何锐6岁那年随父母逃荒到陕西省宁强县茅坪沟乡深山落户,一家人生活十分贫苦。她母亲勤劳、勇敢、性格刚强,虽然贫穷,但教育子女们一定不能贪别人的东西,做人要正直,人穷志不穷,就是金山不是自己的也决不能拿。何锐一辈子牢记母亲的教导,在延安当商店主任(人称何老板)时,过手的金钱像流水,也从未动用过商店一分钱。
  何锐9岁时,母亲因病去世,家里生活不下去,只能给别人当童养媳,过着非人的生活,吃不饱穿不暖,做着连大人都难以承受的重活。何锐从小性格刚强,认定没错的事,决不低头,为此少不了挨打挨骂。有一次,婆家为制服她,把她捆起来,把裤腿子扎起来,里面放一只猫,拼命地抽打,打得猫在裤子里乱抓乱咬,抓得她两腿鲜血直流,但她没有告饶。后来,她不堪忍受婆家的虐待,逃离婆家靠卖柴草艰难度日。
  1935年农历正月,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路过陕南,驻在茅坪沟。何锐为红军做饭,亲眼看到了红军人人平等,官兵一致,土匪、地主、国民党官兵都怕他们。何锐认定这是穷人自己的队伍,积极要求参加红军。她在自传中写道:
  我参军的动机自认是很纯洁的,这是由于我的生活处境和出身来决定的。当我正因苦过着悲惨生活的时候,当然也希望得到幸福,摆脱这种罪恶非人的生活,但在那种旧社会下一切都是幻想,希望总是变成泡影而落空。在我幼稚的幻想中,没有人引导并不懂得什么革命。幸运的是红军来了后,听到女宣传员们讲:“男女平等,打富济贫,反对和取消压迫剥削等等”,我觉得是我的救星来了,经过十多天的考虑,终于参加了红军。那时我不了解更多的、革命的大道理,但我知道我翻了身,穷人的队伍是好队伍,我必须要好好干,这就是我入伍简单的动机。
  红军部队教何锐认字,学文化,唱革命歌曲。在吴朝祥(1932年参加红军,1955年开国女上校)、权卫华(1933年参加红军,开国女上校)、刘坚(1932年参加红军,开国上校)等人的启发开导下,何锐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她跟她们一起贴标语、搞宣传,毅然决定参加红军跟共产党走,并立下了“革命不成功,决不回家乡”的誓言。她随部队离开故土,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第2团,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跟敌人殊死搏斗,死里逃生
  何锐参加红军后,积极要求上进,加上她吃苦耐劳,精明干练,执行上级命令非常坚决,不久后就被提拔为班长。一次,她参加执行连夜押送被抓的当地土匪恶霸到会场的任务,准备第二天召开当地群众公判大会。在押解途中,一个膀大腰圆的土匪看她是个女孩子,又比较弱小,就伺机逃脱。当走到一条小河旁,那个土匪乘人不注意,离开押解队伍跳河逃跑。何锐猛追,只听押解队长高喊:“鬼子(何锐原名叫何桂芝,‘桂芝’与‘鬼子’谐音,战友们开玩笑叫她‘鬼子’,后改名为何锐,意在锐意进取)刺死他!”何锐就跳河与他搏斗。何锐不会水,也全然不顾。经过几个回合,何锐用长矛将那个恶贯满盈的土匪头子刺死在河中。她第一次杀敌,毫不手软,杀死了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由于她的果断、勇敢,她生平第一次受到了红军部队的嘉奖。
  红四方面军长征到金川,何锐加入共青团,任工作队副队长。一次,工作队在藏区做少数民族工作时,被敌人包围。敌人多次喊话,叫工作队投降。何锐带领队员坚决不投降,拼死反抗。敌人大刀向她头上砍去,她一躲闪,刀尖重重地划破左脸,顿时血流满面。这个伤疤伴随了她一生。她率领队员拼死反抗,杀死杀伤了几个敌人。她身上多处负伤,手臂、腿部也有刀伤。敌人一矛刺中她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她把肠子塞回去,忍着剧痛继续和敌人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工作队好几个同志被敌人杀死。这时天色渐黑,敌人的大刀再次向她砍来时,何锐一躲乘势就地一滚,从二楼滚到一楼牛棚里,躲在牛肚子底下。因为天黑,加上离红军驻地较近,敌人不敢久留,也没仔细搜查。同去的工作队员,牺牲的牺牲,被俘的被俘,结果就她一人脱逃。何銳躲过了一劫,但身负重伤,后被送往红军医院救治,奇迹般活了过来。
  重伤未愈,坚持随部队长征过草地
  不久,就传来了红军要长征过草地的消息。部队领导找何锐谈话,说你的伤这样重,肯定过不了草地,部队没法照顾你,所以决定你留下来,坚持地方武装斗争。何锐一听大哭,说我生是部队的人,死也要死在部队,坚决不肯留下,一定要随部队走。她为了证明伤口已大为好转,忍着剧痛,坚持为医院扫地、打扫卫生、洗绷带和伤员的衣服,为厨房洗菜、做饭。由于她一再坚持,坚决随部队长征过草地,部队领导只得同意她随队。长征过草地异常艰苦,拖着这样重伤残的身体,每走一步都会引起伤口的剧痛,她咬牙坚持,但还是常常掉队。她和战友赖清云(当年才15岁的女孩)相依为命,坚持跟在部队的后面一步一步往前挪,有时甚至在地上向前爬行。赖清云常常搀扶着她。就这样还要一路割些马兰草(一种比较结实的柔软的草,适合打草鞋)到驻地打草鞋送给战友。战友们很感动,常常力所能及地照顾她们。   在过草地的行军途中,董必武看到何锐艰难地拄着棍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得知她是一名重伤号后,就主动要把自己的马让给何锐骑。何锐坚决不肯,董老一再谦让,她就对董老说:“让我拉着你的马尾巴吧!”就这样,何锐一手拄着树棍,一手拉着董老的马尾巴艰难地往前走。借着马的拉力,何锐感觉轻松了许多,热泪从眼眶中涌出。红军中的阶级感情、阶级友爱、官兵一致、人人平等,处处都有体现。何锐终于能在马尾巴的帮助下和战友们同时到达驻地了。这段异常艰苦的长征过草地的经历是何锐终生难忘的。这段艰苦的经历锻炼了她的意志,增强了她的信心,也坚定了她决心跟共产党走的信念,终于胜利到达延安。
  何锐的丈夫袁克服是董必武的同乡,都是湖北红安(当时叫黄安)人。袁克服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是红安县委委员兼县大队队长,当时李先念为另一大队大队长。袁克服后任县工会主席,是当时参加暴动的县委中层领导人之一,后将自己的部下何连芝介绍给董必武为妻。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何连芝路过西安和何锐见面,何连芝说很冷,何锐就将自己的旧毛衣送给何连芝穿,同时在一起吃饭拉家常,无话不谈。何锐说,这么高级的领导夫人,一点架子都没有,毕竟是老战友啊!
  当时袁克服并不认识何锐。新中国成立后在董必武家,董老指着何锐说,这不是那个拉着我马尾巴过草地的负伤的小姑娘吗?这个女孩子很坚强!
  红四方面军二次过草地时,何锐的伤已经好了,但身体还比较弱。一天,在途中正走着,一个极微弱的声音叫道:“同志姐,救救我吧,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快饿死了。”发出微弱声音的是一名30岁左右的红军战士,脸黑黑的,满脸胡茬儿,由于长期缺少营养,脸色十分难看。红军长征过草地,十分艰苦,路上病死的、饿死的、被敌人打死的人很多,当时战士们已经没有力气掩埋战友的遗体,茫茫大草原,经常可见战友的遗体,情境十分悲惨。
  何锐摸了摸自己的干粮袋,已经干瘪得只剩下一小碗炒面,这一小碗炒面也不知道是今后几天的干粮,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出草地。由于她是苦出身,长期挨饿吃不饱,加上领导说这就是我们活命的干粮,大家一定要省着吃,所以她节省下了这点儿干粮。
  何锐毫不犹豫地从自己所剩的一小碗炒面中舀出满满的三勺,和水搅拌,慢慢地喂着这个素不相识、快要饿死的“同志哥”。有了这三勺炒面,何锐可能维持一天、两天甚至三天的生命,就可能走出草地;没有这三勺炒面,她可能就会饿死在草地。但是为了救素不相识的战友,她舍弃了自己可能生存的希望。“同志哥”慢慢地缓过来了,把碗舔得干干净净,有了一点儿精神。他对何锐千恩万谢,感激得热泪涌出眼眶,连声说谢谢“同志姐”,谢谢“同志姐”救命之恩!说着要下跪,何锐赶忙扶起他,默默地转过身,慢慢地走了。她根本不知道她救的人姓什么、叫什么,只知道他叫“同志哥”,是红军战士。
  西征后回到延安,成为“何老板”
  何锐随部队西征,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一路上荒无人烟,行军途中始终被马匪的骑兵骚扰。敌人倒是机动灵活,打一下就跑,红军没有骑兵,追不上。一路上人烟稀少,没有基本群众和百姓的支援,得不到粮食给养,加上南方人没有经过西北地区的天寒地冻,伤病号不断增加,弹药越打越少,根本不敢随便开枪,直到有把握才打,部队越来越困难。后来被敌人团团围住,也没有增援部队,部队在坚守了三天三夜后,领导决定突围。兄弟部队某连的一个排长,带领全连仅剩的战士向领导请命,说同来的兄弟们都牺牲了,我们要随他们而去。后半夜,他们向西北方向突围,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为大部队向东南方向突围创造条件。他们半夜突围,借着夜色故意弄出响动,向西北方向冲击,吸引敌人向他们奔跑的方向追去。大部队乘机悄无声息地向东南方向突围。这些素不相识的同志,明知这次吸引敌人是必定牺牲的。马匪对被捕的红军一律斩首,从不留活口。何锐说到这些事就淚流满面,他们素不相识,连姓名都不知道,为掩护大部队撤退,用自己的生命为素不相识的红军大部队的同志打掩护,如果没有这些同志的自我牺牲精神,这支部队就有可能全军覆没。
  在返回延安的途中,何锐他们昼伏夜行,也不敢生火做饭,怕烟招来敌人,实在饿极了,就揪一点戈壁滩上的沙葱吃。沙葱辛辣无比,对胃刺激很大,加上没有粮食吃,何锐他们吃了沙葱,胃钻心地疼,甚至痛得在地上打滚。就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何锐他们终于回到了延安。
  何锐到达延安后,经过在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女大学习,文化水平、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校一年多时间里,她学习非常刻苦。由于多次负伤,在艰苦的环境里精神也受到很大刺激,她得了神经官能症,学习中常常晕倒,但醒后继续学习,所以进步很快。在延安女大学习期间,何锐被评为工作学习一等模范和一等生产劳动英雄,均发有奖状。1943年,她调任军委卫生部商店主任。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边区物资十分匮乏,虽然经过大生产运动,粮食、蔬菜、棉花、油料等已经能满足边区的需要,但生活用品、药品和日用品依然十分匮乏。她以十五刀麻纸和一间破草房起家经营商店,干得稍有起色,但一场山洪将房屋和货物全部冲走。她带领职工从头再来,毫不灰心,摆路边摊,扩大经营品种,把边区生产的农副产品运到敌占区交易,把曾经生意惨淡的商店经营得红红火火。除满足卫生部200余人的办公福利费用外,还有多余商品出售。边区老百姓和中央机关的人甚至中央领导都来买东西,并夸“何老板”的商店品种多、质量好。
  在延安,何锐因工作积极,商店办得红红火火,又是劳动模范,上了报纸,是个小有名气的人,加上皮肤白皙、长相俊美,十分惹人注目。一天领导找她谈话,说给她介绍对象:这个人党性很强,革命意志坚决,作战勇敢很能打仗,能做思想工作,已经三十大几快四十岁的人了,还是独身。这样的同志是好同志,找爱人就要找这样的人,缺点就是脾气不太好。你考虑一下吧,三天后给个信。何锐工作繁忙,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三天后领导问考虑得怎么样了,没什么意见就结婚吧!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袁克服很穷,没有钱,简单的婚礼还是“何老板”用出差补贴买了点烟、酒、糖,吃了顿便饭,请领导和同志们热闹了一下。袁克服的战友们开玩笑说,老袁娶了个有钱的“老板”当老婆,以后烟、酒钱不愁了。就这样,两口子和和美美、磕磕绊绊、愉愉快快地度过了一生。   能上能下,不管干什么都是革命工作,一定干好
  1946年底,何锐由冀南军分区调东北工作,与先期到东北工作的丈夫袁克服会合。
  何锐到东北后,任吉东军分区管理股副股长,连降两级。她对此没有丝毫计较,说只要是革命工作,在哪里都一样为人民服务。她在新工作岗位上,踏实肯干,凭着精明干练,把工作干得十分出色,上级、下级都十分满意。为此,她多次受到嘉奖和表扬。
  1947年,何锐调任吉林敦化军分区野战医院政委。为改善野战医院的医疗条件,她想了很多办法,做了很多工作,并经常深入前线检查伤病员的救护工作。
  四野大军南下后,何锐任湖北军区野战医院副院长。她经常深入前线,亲自救护伤员,为伤员包扎伤口。同时她还发挥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经商特长,采购医院所急需的医疗设备、器材和药品,改善了医院的工作条件,为医院节约了大量经费。
  对乡亲、对战友如兄弟姐妹
  新中国成立后,何锐调任中央军委直属钓鱼台疗养院任副院长,负责筹建疗养院。她为疗养院的基建工程呕心沥血,既是领导又是现场指挥,有时还是基建小工,搬砖运水泥,哪里忙就到哪里,赶时赶工保质保量完成了基建任务。
  20世纪50年代,何锐回家乡宁强县茅坪沟探亲,实现了她“革命不成功,决不回家乡”的誓言。革命成功了,她要回家看看亲人。家里只剩下姐姐和弟弟,父亲和小妹在她参加革命后已先后去世。她要看看乡亲和童年的伙伴。虽然身为领导干部,但她待人亲切,平易近人,请乡亲们吸烟、喝茶、吃饭拉家常,拉着乡亲们的手问长问短。她把自己随身所携带的药分给有病的乡亲,给一个小女孩一下就打掉很多蛔虫。她还凭着自己多年在医院工作的经验,根据乡亲们的病情提出建议。
  1957年,何锐随爱人调到西安。袁克服任陕西省军区政委,何锐任某陆军医院院长。她经常帮助部下和周围有困难的人。有一次,军区管理处赵处长的爱人因病去世,家中孩子很多,何锐一次就拿出几百块,帮助他家安排丧事、补贴家用。
  当年在西路军负责后勤财务工作、为保卫西路军财物壮烈牺牲的郑义斋烈士,是袁克服的老战友、老部下。袁克服任川陕省委书记时,郑义斋任省委委员。郑义斋的遗孀杨文炬,在红军长征中与何锐同班,受尽了苦难,西路军被打散后流落到甘肃酒泉,身体很不好,生活上非常困难。新中国成立后,她千方百计打听到了袁克服、何锐的消息,告诉他们她找了当地组织,找了很多领导,都因为对西路军的偏见,政治上都不敢沾边。袁克服、何锐让其住在家中,顶住政治压力,通过有关部门,为其解决了生活待遇问题,并在西安回民街光明巷为其解决了住房问题。杨文炬住院动手术,何锐和袁克服还亲自送她进手术室,术后还多次看望她,使她十分感动。
  老红军女战士何智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在西安某办事处当主任,“文革”中被当作“走资派”多次批斗,头发都快被拔光了,经常挨打挨骂,差点被整死。她后来找到袁克服、何銳,被另外安排了工作和住房,才摆脱了危险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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